主题：【原创】大国的失落 -- 语迟

　　欧洲文艺复兴反抗宗教的最终结局，就是使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极端地肯定了人类的私欲，将其当作第一人性。这个结果在亚当·斯密那里成了“看不见的手”，推动了近现代西方的科技爆炸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在理论上最早客观地认识人类私欲的不是近代欧洲的理论界，也不是中国的商鞅、管子——商鞅等并未在理论上使之明确化，而是著名的司马迁。

　　司马迁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经历了东周的大乱之后，人类的公心与私欲形成了相持的格局，而且从此以后公心逐渐衰退，私欲日益强大，又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还是在伊朗，私欲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一人性。

　　在中国的传统中是没有进化论的，哲人们从来看到的都是社会在衰退。一代不如一代。孔子更是明确地表明，最好的日子是在过去，而不是现在，更不是将来。根据历代特别是北宋的易学家们严密地推理论证，人类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其乐陶陶”。幸福的本质是内心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在上古时代十分丰富，以至于上古时期在历史上悄然无声。孔子这样描述那个时代：

　　“...与三代（尧舜禹）之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上古的时候，天下为公，公心是第一人性，毫无私有观念。社会管理者都是公选的贤能，人群“讲信修睦”，说的是高度的精神文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个个本分，女人皆有归宿。那时候的人节俭却不吝啬，勤劳而不自私。因此机谋谋略没有市场，更没有盗窃乱贼。家家户户的外门只是一条横着的杠子，并没有后来的门。这种社会形态叫做“大同社会”。这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

　　没有什么是不变的，这个宇宙中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在上古时代持续了不知道多久的大同社会终于分崩离析，私有观念从无到有，渐渐坐大。与任何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兴力量一样，瞬间爆发了巨大的威力，孔子形容乱世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城郭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到了西汉初的时候，社会私有观念已经足以与传统的公心分庭抗礼。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首先提出要客观正面地对待人类的私欲。《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先哲们提出的治世理想，类似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司马迁认为人类私欲已经壮大，再想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了。“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想挽救现在的社会风气，堵塞民众的耳目（使民众无欲无求），则几无行矣，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从西汉开始，2000年中，中国的政治无非就是在社会公心与私欲的对抗中寻找平衡，并且力图回归上古时代。中国政治所采用的方法，第一是顺从私欲，第二则是以礼教束缚社会意识形态，从而有效控制私欲的泛滥。这就是所谓的“黄老（顺从私欲）为里，儒术（限制私欲）为表”、“内黄外儒”的政治模式。

　　上古大同社会的时候是没有礼教的，什么忠孝什么的说法都没有。这就譬如如果没有一个人违法，那也就没有法律了，法律的存在毫无意义，没必要存在。作为一种道德律，礼教的形成正是因为礼教的丧失，正因为道德沦丧才产生了道德律来进行约束。孔子云，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简单解释一下就是，礼教的作用是正君臣、睦兄弟，和夫妇，根据礼教设立制度，奖功罚过。这样的社会如果操作的好，社会井井有条，叫做“小康社会”。相比老子的“至治之极”与孔子的“大同社会”，在私欲已经无法消灭的历史条件下，小康社会是一种符合现实的退而求其次的政治理想。

　　中央集权时期的皇帝和学者们，他们的政治追求是什么呢，杜甫的一句诗可以作为代表，

　　致君尧舜上（帮助君王达到尧舜的高度）

　　再使风俗纯（使民风回归上古）

　　2000年中，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复古。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古中国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目标与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治国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古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再使风俗纯”，回归上古，重塑“和谐社会”，人民“其乐陶陶”。而现在大多数国家只是单纯地追求富裕。

　　过去夸耀皇朝或者是帝王个人的功绩，有“文治武功”四个字，这个说法很早，“...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后来这个武功好象指的就是除暴安良开疆拓土等，指国家的军事能力卓越。而文治就不那么好理解了。从以上的引文来看，文治武功的目的是“去民之灾”，武功指暴力手段，军事手段。除了暴力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同样可以达到目的，这就是政治手段，文化手段，即所谓的“文治”。譬如一个偷盗的小贼，抓他起来坐牢挨鞭子，使他因恐惧而不再犯，这是“武功”。而或者教育感化他，培养他的羞耻心，从此也不再去偷盗，这就是“文治”。

　　所以古中国的政治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对人民的教育上，来追求“文治”，力图“涂民耳目”，使人民摆脱物欲的诱惑从而无欲无求。这样就完全可以理解慈禧为什么不愿意修铁路了。

　　东周与近代西方的科技爆炸对于中国来说，是历史渐变积累后的两次突变。第一次突变迫使中国抛弃土地国有制度，而进行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尝试，第二次突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方向，从追求道德彻底转变为追求利益。毛泽东对于这样一个趋势从心底里是不认的。虽然孔子都没办法改变历史的大势，司马迁也没办法，前面2500年那么多思想者都没有办法的事，毛泽东偏不信邪，他要试一试。所以毛泽东“厚今薄古”，认为古人缺乏气概。全世界都在“进化”，毛泽东却偏偏要复古——“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林彪语）。

　　英语“Empire”被翻译成“帝国”。我在百度问了一下，“Empire”的原意是什么，有两个答案，１、“绝对统治”。2、“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鉴于此，“Empire”本该翻译成“独裁国家”，而不是什么——“帝国”。

　　在甲骨文中，“帝”这个字象花蒂的古“蒂”字，不朽的王国维先生也说“帝者，蒂也”。在周以前，君王不称为帝，死后才称“帝”，在生前则称为“王”。活着正式称为“帝”乃是秦始皇。假如“帝”这个字就是来源于花蒂，那它所代表的又是什么含义呢？“

　　花蒂这种事物是花的根本，花就是从花蒂引出来的。如果花是我们这个世界，那么花蒂就是世界的本原。所谓“帝”，就是感知了世界本原的人，发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的人，觉悟的人。这个词在佛学里面就相当于“佛”。“佛”=“帝”。

　　在东汉佛学正式传入中土以前，没有“佛”的名谓，此时中国人就将佛称为“帝”、“圣”。譬如《太平御览》记载，“（东方）朔曰：...可试问西域胡帝（指佛陀）”。《列子·仲尼篇》记载，“丘闻西方有圣人”。

　　由此可见，“帝”、“王”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职位的称号，而是一个类似职称的叫法。譬如李部长是高级工程师，“帝”相当于“高工”，而并不仅仅相当于“部长”。这个字是中国文化对某人的觉悟、修养、道德等到达一个相当的高度以后，给予的尊称。譬如孔子后来又被尊称为“素王”，没有王位的王。那么“帝”与“圣”有什么区别？有国家元首职位的叫做“帝”，也可以称“圣”，没位子的只称为“圣”，譬如孔子。

　　《说文解字》解释“王”字为，“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划而连其中为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古语讲“内圣外王（读旺）”，如果内心的修为达到了圣人的境界，那么自然“天下所归往也”。

　　东周及以后，可以真正称为“帝”、“王”的国家元首，在中国不超过3个人。譬如唐太宗，就不能称为“帝”。唐太宗虽然一时达到过“帝”的状态，但是综观其一生，没有达到“帝”的状态的时候还是居多。“帝”代表的是一种超绝的精神高度，一个人只要达到这种高度这种境界，那么一定的，“天下所归往也”。清代的启蒙教材《幼学琼林》中毫不隐晦地写道，

　　“三皇（天地人）为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帝。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官天下，乃以位让贤，家天下，是以位传子。”注释还说，“五帝官天下”。可见，帝才是真正的民选领袖。是经过自然的优胜劣汰而胜出的天子。而且跟随的这些个民的素质也很可观。而如今西方的所谓民主，其中的“民”又都是些什么呢？是一群被享乐主义彻底洗脑的智障、只认识棒球明星、只阅读黄色杂志，连中国在地图上的位置都不知道。是一群这样的民。这样的民，他们的所谓民主，意义何在？

　　写这些还是要澄清一个概念，世界上只有一个帝国，那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我们还是应该自豪地告诉全世界，我们是中华帝国。只有这么一个帝国。虽然中国历代国家元首大部分没有达到帝的高度，但是其中有作为的无不孜孜以求之。在这种追求的表象背后，则是一种强大的无与伦比的文化，那就是“帝”的精神。这种精神从黄帝、尧帝、舜帝、孔子、老子那里传承下来，几千年里征服了无数人类，形成现在的中华民族。所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因为文化而凝聚成的，多少英烈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究竟在捍卫什么呢？他们捍卫的无非就是这么一种文化。

　　政治问题还得写一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