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分散发动群众，红军小连长当了乡苏主席/筹款有办法，九头鸟又得夸奖/要打赣州上上下下都很高兴，毛泽东孤掌不能鸣/铁赣州名不虚传，马昆是杂牌却不是菜鸟/双方演练坑道战，红军输了一筹/黄克诚是近视眼看不清路，被背着抬着沿途组织反击掩护撤退/万分危急，特务连与敌人白刃相搏，一身“三大件“的红五军团救了急/应该改攻城为打援，小连长有想法却不敢吭声/上红校要过考试关，“九头鸟”中了头彩/优等生留校任教，有了几个“巩固费”却被人打了“土豪”，陈云任弼时也跟着沾了一光/分校校长没当成，刘伯承隔山绕水电报撵上了来了/上了前线，面有菜色的新任团长上阵就打了个圆满的胜仗

　　粉碎了三次“围剿”后，红军主力开始“分散以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

　　此前，红三军团在会昌禾丰进行了整编，取消了军一级建制，军团直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红七军。刘少卿所在的一师师长李实行负伤住院，原三师八团团长侯中英接任了一师师长。

　　不久，吴溉之政委也调任军团组织部长，原红三师政治委员黄克诚调任红一师政治委员。

　　刘少卿所在特务营，也缩编成了特务连，还是大连，有三个步兵排，一个工兵排和一个侦察排，有二百多人，相当于一个小营了。会昌整编后，特务连就奉命到会昌地区乡村中去发动群众，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

　　红军小连长，这次也去当了地方官——乡苏维埃主席。

　　那是江西会昌县筠门岭一个叫车田的小镇子，刘少卿这会儿的角色就类似于当年黄冈的邓斌，也是发动了车田小学的四五十个学生娃，到处去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那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尚未到达苏区，王明的“左”倾政治军事路线在苏区暂时还未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主持下的苏区土地革命还是很有声色，而且也已有了相对成熟的土地革命纲领。这时还不象“左”倾土地政策那个“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而是对地主富农分了浮财和土地后，也给出路分土地，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政策对头，下边工作也相对顺手。刘少卿当了几个月的“乡苏主席”，群众就发动起来了。

　　筠门岭这地方位于赣粤闽交界地区，而相邻的闽西地区虽然也成为了苏区的一部分，县级苏维埃政权也建立了起来，但尚未完全巩固，还有不少土军阀和地主武装活动。刘少卿他们在这“红白分，阴阳界”上走来走去“发动群众”，那也不是消消闲闲平平安安的太平活计。

　　虽然红军名头很响，跟着“朱毛”惊涛骇浪也算是闯过不少。不过对于那些地头蛇土军阀，时不时还是有在阴沟里行船的尴尬。刘少卿他们面对面的福建武平，就有一个土军阀叫钟少葵。要说这家伙那“军阀”是“土”的，还真是一点也没冤枉他。他比土包子成堆的“赤匪”还要土，比如他一纸“活捉苏维埃，赏洋三万”的布告，就是土得掉渣出尽了洋相的笑柄——他当这“苏维埃”是个姓苏名维埃的“匪共”头子哩！

　　土是土，却还是有点土道行，红一师二团部队去武平筹款，就跟这土军阀干了起来，结果款没筹着，还让人家给打了回来。

　　这“筹款”是当时红军的一大重要任务。经过三次“围剿”，苏区遭到了很大破坏，生产亟待恢复，红军也要扩大发展。除了缴获外，还要与白区进行贸易以及打土豪或从工商界筹款来解决经费问题，所以那时应运而生了很多“红色富翁”——不过这些“红色富翁”可不是在给自己拾掇钱匣子，而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卖力，那现大洋什么的，都是“苏维埃国家财产”，他们也就是过过手的“过路财神”。

　　说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刘少卿们在前头打仗，敌人就常常把现大洋成箱成箱地抛撒在路上，指着这“赤匪”士兵会象那些个军阀部队的“丘八”一样，一拥而上去抢现大洋而不再跟在自己屁股后头一路撵着催命。谁知这些“赤匪”队伍不知道是着了共产党什么魔法，竟然只认得枪炮认不得满地的现洋，不依不饶地就是要撵上来“缴枪不杀！”

　　其实共产党也不是不识人间烟火，他们也心疼银子心疼现大洋。前头冲冲杀杀的刘少卿们屁股后头，就是一大堆手里攥着纸币的“红色富翁”，他们就是拿这些纸币在那些捡了洋落发了洋财的老百姓手中去把现大洋给淘换回来，而且就靠这些现大洋硬通货支撑起了“苏维埃国家”的红色金融红色财政。

　　光这个还是不够，不打大仗了，筹款就成了敛集硬通货的主要手段。

　　红二团没筹着款，侯中英黄克诚又把这筹款的事儿交给师特务营一连连长刘少卿。

　　刘少卿为这个很动了些心思，他跟沈指导员和万副连长商量合计一番，决定先不去部队，而是派侦察人员着便衣带短枪悄悄地进村，把调查研究搞了看准了谁是土老肥再去跟他计较。方法是先礼后兵，这边部队准备接应，实在不行再动家伙。

　　到了武平一个村里住下开始摸情况。很巧，一家地主恰好在张罗娶媳妇接亲，来客的也多是体面人家。这里老百姓可能对红军很了解也不害怕红军都没有乱跑，还给刘少卿们说道了许多情况。刘少卿认为这家地主可能还比较开明，便找上门去跟他宣传了一番“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然后和和气气打商量：我们是红军，经过三次反“围剿”经济比较困难，到贵地筹些款子，以后革命胜利再还你。

　　主人亲自出面接待了这伙和和气气的“赤匪”，还请入席吃饭，很是客气看来确实还算开明：

　　“红军是为百姓办事的队伍，鄙人自当略尽绵薄，不知官长所需多少？“

　　刘少卿也不说具体数字，只说是你们量力而行，看看能出多少。

　　互相客气一番，主人再和那些体面的客人商量妥当，几家一起，出现大洋400元。

　　“赤匪”们还是和和气气也不讨价还价：第一次来，弄到这么个数字，不错了。

　　这时候，土军阀钟少葵千余人的队伍打来了。

　　“开明地主”很是义气，建议“长官”把队伍分作四五股分散从小路撤回，由他派人带路，并承诺喜事办完就把大洋筹足，到时候送信给你们，你们派人来取便是。

　　部队安全撤回苏区，“开明地主”果然也有信誉，两天后就传信让红军派人去取现大洋。

　　“这九头鸟有点办法！”

　　苏区越来越红火，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很是重视。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党中央走马灯似的换领导。换过来换过去，一个比一个“左”得厉害。到了六届四中全会，干脆就换成了几个二十来岁毫无革命斗争实际经验的书生。这些书生大都啃过洋面包理论水平那是大大的厉害，马列经典那是倒背如流讲起来头头是道，很多人小小年纪就成了“红色教授”。洋面包自然瞧不上土包子，瞅着这山沟沟里的那些经典上找不着的“野路子”，心里边就总拿“无产阶级祖国苏联”来参照。这时候，那一套不顾中国革命实际而盲目照搬苏联的“左”倾政策，不仅步步在政治军事路线上逐渐统治苏区，而且在组织上也逐渐形成宗派，开始排挤毛泽东等原苏区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11月，全复制苏联模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担任副主席。同时建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则成了其中一位委员，逐渐被临时中央作视作“加里宁”而排斥于最高决策层之外。

　　“朱毛”这面旗帜也逐渐被仅仅当作了旗帜。

　　刘少卿那时是基层军事干部，当然不了解不明白上边儿的这些磕磕绊绊，他和大家一样，满眼睛满脑子装的都是“革命力量大发展”。苏区扩大了，12月间，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又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领导下举行“宁都兵暴”，一万七千多名官兵携带全部武器装备集体参加了红军，编为红五军团，红一方面军呼拉拉地一下子扩大到近七万人，这能不让刘少卿们欢欣鼓舞么？

　　翻过年头，一个很让刘少卿高兴的消息传来：要打赣州了！

　　多年后，回首赣州那场难以忘怀的血战，刘少卿将军认为：这是彭总的一个失策。

　　其实这是临时中央的失策。早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就接二连三发来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来电要“首取赣州，迫吉安”。心中那个小九九，自然是看上了赣州的这个水陆码头商埠中心的富庶，想打下来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在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毛泽东是反对马上就打赣州的。他认为赣州是坚城，敌人势在必守，而红军虽然有了发展，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却并未根本改变，以红军的技术条件论，很可能的局面是久攻不克。他还形象地比喻：“真正要打赣州只能把四周的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现在何必着急。”

　　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毛泽东建议，请前线指挥员回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这就把彭德怀请进了会场。按毛泽东的想法，彭德怀从前线来，更了解实际情况，会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谁知彭德怀劲头很足热情很高，认为二十天打下赣州不成问题。彭德怀是红军中的一员战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中也就只有他率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占过省会城市。这个本钱拿到会上份量极足，形势更是一边倒，大多数人都主张按照临时中央决议和指示，攻占赣州让它做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都。

　　毛泽东意见被否决。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指挥红三军团并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指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以游击战争配合主作战军攻占赣州。

　　事隔多年我们客观而言一把：其实就是把打不打赣州放到下边儿来民主讨论，恐怕毛泽东的意见仍然会被否决。那时节红军一年内粉碎敌人三次重兵“围剿”，一路打胜仗缴枪抓俘虏，苏区还大大扩展，革命形势那是一片大好大好一片，全军上下正是心气儿足得了不得的时候。得陇望蜀得寸进尺那就是当然之念。而且苏区群众听说要红军要拿下赣州也热情高涨支前非常积极。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刘少卿将军本人，那会儿跟大家一样也是高兴着哩！而且高兴得还比别人稍多一点——他在赣州当过兵，在那里遇到了“贵人”赵聘三，埋下了参加这支革命队伍的契机。

　　而毛泽东高于众人的卓识，恰恰就在于他能见众人之不知。

　　赣州的确是个坚城，闽赣人士有“铜上杭，铁赣州”之称。该城地处赣江上游章、贡二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城高且固，易守难攻，城中驻有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直接指挥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马昆部3000余人，另有赣南17县地主武装17个大队5000余人。此外，在赣州以北吉安、安福、峡江地区有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一、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五十二师和万安地区的第二十八师；赣州以南赣粤边境大庾、南雄、始兴、仁化地区还有粤军余汉谋第一军指挥的第一、第二师、独立第一、第二旅等十余个团。一旦赣州遭到攻击，蒋、粤两军均可随时增援。

　　红军在赣城外围的进展还算顺利，1月中下旬，主作战军红三军团、红四军分别从会昌、石城地区向赣州开进。开进途中，林彪红四军主力于新城附近将驰援赣州的粤军独立第一旅第三团大部歼灭。同时陈毅所指挥的支作战军各部亦分别进至指定作战地域积极活动，牵制敌人，警戒援敌。

　　2月6日前后，攻城部队主力全部进抵赣州城郊。

　　马昆这家伙很有头脑，一看“赤匪”大军压境来者不善，而守军兵力有限，即主动放弃外围，收缩战线，依托城垣固守待援。红军乘势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准备攻城，具体部署为：红三军团第一师进攻西门，第二师进攻南门，红七军进攻东门，第三师渡过章水占领水西街附近制高点，控制北门。

　　这后边就打得很艰苦很残酷了，一打打了33天，打得让刘少卿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赣州城那可真叫结实，城墙恁厚，红军没有能轰开它的家伙什，只能一面把工事作成吊楼状和敌人城墙一般高，地下挖坑道准备放炸药爆破城墙，一面开展政治攻势每天用大喇叭嚷嚷“白军弟兄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最逗的是红二团政治委员方强，他竟然在大喇叭里向“白军弟兄们”热炒热卖他可能也是圄囵下肚没几天的“唯物辩证法”，云山雾罩自己人听不懂“白军弟兄”更是一头雾水。

　　这政治攻势还有一些不妥之处，那就是声称要“夺城杀马昆，消灭赣南豪绅地主”。马昆也好城内地主武装也好，都感到这城守是死不守也是死，横竖是个死，别无生路可择，不如死守以求生存，所以守得很是坚决一点不含糊。

　　也许对打下赣州信心太足，红军在宣传中竟然还透露出正在挖坑道炸城墙的信息。

　　2月14日和17日，红七军和红二师分别用土硝、木炭、生铁土制的炸药爆破城墙，效果不佳。东门的红七军炸开了月城的城门洞，都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两次突击均未成功。

　　刘少卿那会儿是红一师“挖坑道突击队”队长，领着手下那个工兵排昼夜不停扮演土行孙，在地下勇敢掘进，挖得个把月不见天日胡茬老长，眉毛头发都变白了。那时黄色炸药（硝铵炸药）非常金贵，只能用作引子，一付棺材装了300公斤土炸药，最后填装炸药都是彭德怀亲自到场指挥操作。

　　23日，红三军团曾经发起了一次总攻。9时，南门红二师首先爆破，红五团团长叶长庚率200多名突击队员预伏在城墙下准备突击，结果土炸药药量计算不准，城墙向外倒下，把突击队全给活埋了（仅叶长庚一人幸存）。待再组织突击队时，敌人火力复活，死死封住了缺口。东门红七军倒是把月城炸开了，一度还攻上城楼，却被优势反扑之敌扭住，激战4小时后大部牺牲，少数撤回。马昆紧接着将东门内整条铁匠街拆毁，连夜用沙包垒起了第二道城垒。

　　同一天上午9时，红一师也对西津门发起爆破攻击，刘少卿率特务连的一个排担当红一师爬城的冲锋队，他就是队长。但是一师的爆破炸塌了西门月城左角，却只炸开一层第二道城没有炸开，刘少卿率冲锋队首先登上月城，后续部队也紧紧跟上，在月城上与敌展开激战。然而敌人从鼓楼上和两翼工事里喷出密集火力的拼命拦阻，冲锋队和其他部队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激战1小时后仍然只好撤回。

　　红军被阻于坚城之下。

　　最要命的是，陈诚率两万多援军来了，而且很快就推至赣州城郊。

　　多年后，刘少卿将军回忆说，这时他认为应该把重心调整过来，改“攻城”为“打援”。

　　作为基层军事指挥员，他这个想法应该说是有道理有见识的，而且在战役战术层面来说的确想到了点子上。但我们真正根据当时的全面情况综合考量起来，“打援”其实也无补于大局，这是整个战略方针的失策所至，绝非个别战术措施所能挽救，在坚城环水方寸之地，与装备精良的蒋系部队对阵，“打援”谈何容易。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迅速放弃攻城计划，另觅有利于已之战场，来日方长，不必计较于一时一城之得失。

　　最笨的招，就是继续攻城——其实就算攻下来，捡了马昆几千人枪，也守不住还得不偿失。

　　黄克诚这时也屡屡建议撤围，但“彭德怀不理睬”，执意继续攻城——最笨的招。

　　红三师参谋长彭绍辉甚至已经拧着脖子跟彭德怀跳了一回脚了。

　　然而这已经不是“彭德怀不理睬”的问题了。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彭德怀他已经作不了主了。实际上，就在总攻未成的当天，他和滕代远已经给中革军委发电，婉言：“攻城希望很小”。然而中革军委却执意要拿下赣州毫无商量余地，甚至还于3月1日将总部移到赣州城外，直接指挥攻城。刚完成整编的红五军团也被调来充当预备队。那时节，“右倾”的帽子就在临时中央钦差们手里备着，一般干部谁也不敢乱提意见“散布消极情绪”，象黄克诚彭绍辉这种胆儿就已经算很肥了，也就只是跟彭德怀吵吵嚷嚷。象刘少卿这种基层干部，那就是有意见也不敢出声——哪怕这想法是“打援”，基本的意思还是“打”。

　　于是继续攻城。

　　一面要攻城，一面要对付援敌，这仗打得就很勉为其难了。

　　援敌来势很凶，29日第十四师即占领赣州西北章水以北之赤珠岭地区，第十一师占领赣州西南章水以西之杨梅渡、南桥地区。这赣城北门外贡水很浅，可以徒涉，敌人很快就架起俘桥，与赣城被围守军取得联系。红军还当是马昆要从浮桥突围，却不料敌第十一师主力第三十三旅黄维却从浮桥偷渡入了城，增厚了守军兵力。这马昆虽是杂牌却非菜鸟，采用的方针是“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击，以解赣围”，很是上路子，大大增加了红军攻城之困难。

　　为了阻止敌人架设浮桥，红军想了许多办法。火力太弱压不住敌人，彭德怀便想用“火船”去烧浮桥。刘少卿带着特务连找来四只木船，装满劈柴倒上火油，由人驾船顺水而下，到了浮桥点着后驾船人再顺城垣跑回来。

　　第一次还算成功，火把浮桥点着了。

　　但第二次就不行了，敌人把浮桥断开，用撑杆把“火船”叉入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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