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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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十三章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中)

  其实说起来这个使命也不新。

  “开辟鄂南”,是李先念在去年新四军五师成立后不久就与他的主要军事助手刘少卿讨论酝酿过的蓝图——那时鄂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李先念将这个设想上报了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很快就得到军委的肯定:

  目前五师是处在敌伪和顽军双方夹击和压缩的紧张中,先念7日电提出坚持原地,开辟鄂南的意见基本上是应当的……进入鄂南的部队须依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着重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不要虚张声势,而耍切实工作。因此,同意派得力干部去鄂南掌握政策。②

  这里所说的“过去的经验教训”,是指鄂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在发展中经历的种种曲折。鄂南这地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鄂南局面要一打开,既可从地域上隔江与鄂东黄冈、蕲春、黄梅、广济连成一片,东接皖东、赣北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根据地,改变五师孤悬敌后的处境,减轻敌伪顽对豫鄂边区的压力,扩大五师回旋跳跃的范围,还可与天门、汉川、沔阳的新四军五师兄弟部队携手向南发展,形成对武汉日军的包围,实现新四军军部“控制长江下游的战略意图”,并创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基地。

  鄂南早就有党的组织在活动。武汉沦陷前夕,中共湖北省委、湘鄂赣特委先后派出何功伟、赵勤、刘青、许保民、黄全德等人到这里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的同时期,这里的民众还捡起溃逃的国民党军丢弃的枪支弹药,建立起一支支抗日武装,声势曾经相当浩荡,曾一度发展到5000人枪之众。可惜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那个“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一出笼,加上长江局当时那个“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干部的缺乏,党组织对这些群众武装没有及时地担负起领导责任,政策方面又存在着许多偏差,这些缺乏统一领导的武装又纷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特别1940年6月第二次“平江惨案”后,中共湘鄂赣特委被敌人破坏,鄂南地方党组织失去领导,抗日活动的局面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于是中央决定,将鄂南党组织转归豫鄂边区党委领导,并由红军老战士李平拉起过一支抗日武装——鄂南抗日挺进队,逐渐发展成为由红军老战士李平为首的中共鄂南游击地委领导鄂南独立五团,创建了樊湖、武北抗日根据地。独立五团辗转征战,扩大了根据地,也屡屡给日伪军以打击,对武汉的敌伪形成了威胁。

  就在李先念和刘少卿酝酿开辟鄂南计划的差不多同时,武汉的日伪军在特务汉奸的配合下,对鄂南地区进行了反复“扫荡”,独立五团因力量悬殊,鄂南党组织本身又存在着诸多战略战术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故而始终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在1941年7月的夏家塘战斗中,更是遭受了重大挫折,团长黄甦、政治委员兼鄂南中心县委书记黄全德等人被俘,被敌人残酷杀害,队伍也损失殆尽。鄂南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也因此遭受到重大损失,游击战争又一次陷入低潮。

  而这时应中共鄂南中心县委派主力部队支援鄂南地方武装发展根据地的要求,五师第四十一团政治委员罗通正率部从团风王家寨南渡长江,准备在鄂南独立五团配合下攻打梁子湖的独山、鲊州,不曾想一上岸却得到了独立五团严重受挫的消息。罗通掂量了一下形势:这里前有湖,后有江,地形狭窄不便大部队展开,也不敢贸然打无把握的攻坚战,拉开队伍围着段店、华容、葛店的敌伪据点绕了一圈示威后,又从葛店返回了江北。

  五师主力部队第一次南渡长江进入鄂南,就这样匆匆匆而去,匆匆而回。

  此后,为了迎接主力再次渡江,李平、雷同等人受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派遣,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武装,于1941年8月间重回鄂南山区,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恢复了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并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为主力南渡完成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1942年5月初——也就是五战区的国民党军执行蒋介石“三月密令”,向鄂中、鄂东根据地发起“进剿”,而日寇又发起浙赣线作战的同时。五师首长决定利用鄂南地处第五、六战区间的有利条件,实施“开辟鄂南”计划,扩大五师的战略回旋余地——吴林焕、张体学正在鄂东的第十四旅主力甩掉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分东西两路渡过长江,挺进鄂南,准备建立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

  5月26日,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联名向中央军委上报了鄂南的情况和开辟鄂南的计划,得到了军委的肯定。

  第十四旅这次过江带有战略侦察性质,没有打大仗,但一路宣传和组织群众,恢复党组织和地方政权,消灭了不少敌伪和土匪武装,粉碎了鬼子的“扫荡”,还清除了军统的几支特务队伍,缴获了电台和一批当时很罕见的美式武器。两个多月时间,就初步打开了鄂南的局面,东西路部队也于7月中旬在咸宁高槎桥实现了会师,随即便策划在谭家桥、傅定山和刘仁八地区打几个大仗,以进一步巩固鄂南根据地。 

  也是有意思,就在这个当口,顽“湘鄂赣游击挺进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田维中、第八纵队第一支队廖义华部陈兵谭家桥、傅家山一带,不断派出部队袭击十四旅后勤机关、学校和外出工作人员。在得知“四老板”主力尚未返回龙角山之机,田廖二部便倾其主力3000余人向刚建立的筠山、龙角山根据地的留守部队进攻,这时罗通正好率部返回龙角山,途中经三溪口、刘仁八时听到这个消息,便乘虚抄了田维中的后路,还顺手牵羊打到傅家山廖义华的司令部,差一丁点儿便活逮了廖义华。

  刘少卿就是在这个时候,率特务团来到江北,准备过江指挥这次行动的。

  6月间,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在讨论进军鄂南问题时,就决定在“顽军暂未向我大小悟山大举进攻之前”,“暂时停止与顽军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而派刘少卿化名“江岳洪”指挥主力一部向鄂南挺进,增强鄂南的力量。当时曾经给了刘少卿一个名义——“鄂南指挥部指挥长”[ 据刘少卿将军自述,这个职务没有正式宣布过。]。陈少敏则提议派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担任政治委员。而派刘杨二人前去指挥的背景是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决心把鄂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造成向赣北发展的形势”。

  但这次杨学诚没去成,他得了胸膜炎。

  杨学诚很是遗憾:“总长真对不起,40年开辟天西,跟你学了不少东西,这次下江南一定会更出色,可惜我却不能与总长同行……”

  刘少卿安慰他一阵,便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赶赴黄冈,准备率特务团渡江。

  到了黄冈的林家大湾(林彪的家乡),刘少卿立即电召已在江南的第十四旅旅长吴林焕和第四十二团政治委员罗通过江,商量下一步行动。吴林焕和罗通昼夜兼程赶到江北与刘少卿见了面,大家一致认为这田廖二人不知好歹来找麻烦,咱们决不能示弱,一定要彻底解决他们,否则无法在鄂南立足。于是决定,由刘少卿吴林焕罗通等率特务团配合第十四旅过江攻击谭家桥和傅家山,已在江南的张体学熊作芳则率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团从龙角山向刘仁八攻击,约定两路部队在8月2日同时打响[ 湖北版《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的记载与刘少卿将军的回忆有出入,刘少卿将军回忆谭傅刘战役发起日期是7月30日,7月31日即返江北。存疑。]。

  过江很顺利,这里是刘少卿的家乡,当年送他出逃的“淘气三爹”就在长江上撑船,此人在江湖上很有些声望,连汉奸都不敢轻易找他的麻烦。就是别姓的船,也听这位“淘气三爹”的招呼。刘少卿、吴林焕、罗通等率特务团分乘条“淘气三爹”招呼来的几十条船从长圻嶛启渡过,于藕塘登岸,悄悄穿过碧石、铁山、保安、金牛等日伪据点,抵达杨家垅杨桥。

  这时候,张体学率领的第四十一团、第四十二团也到达太子庙、大王殿和藕池等地,与刘少卿等所率特务团一起,对九宫山下的巴山姜、刘仁八的“湘鄂赣边区游击挺进军第五纵队”田维中部形成合击之势。

  因为罗通比较熟悉情况,刘少卿要他给特务团部署战斗。罗通部署一通,完了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都说没什么意见。罗通便请示刘少卿和吴林焕:两位首长有什么指示?刘少卿说特务团现在只有政委没有团长,这次战斗就由你来指挥特务团。

  “不要这样……”罗通认为我是第四十二团政委,岳林是特务团政委,这样恐怕不妥。

  “你怎么不听招呼!不听招呼就拉出去毙了!”

  刘少卿一下子就上火拍了桌子——他误会了罗通的意思,仗眼瞅就要打响你还推来推去?

  这位罗通是刘少卿的老战友了,也不是个等闲之辈,立马就跟刘少卿拧起了脖子:

  “我是团政委,中心县委书记,归上级党委管,你杀不了我。你让我代理团长可以,但队伍是你带来的,不是我带来的,应该你指挥不是我指挥,你叫我布置任务我布置了,对的你肯定,错的你指出,怎么不等人话说完你就发脾气?……”

  人家罗通说得真还是在理。这一年五师在敌顽夹击下处境困难,罗通率部队南北转战,从安徽泊湖回到黄冈,马上就过江来,一连两个月来泥里水里泡着,部队拖得很疲惫,罗通本人高烧未退就几经辗转过江到林家大湾研究部署战斗,结果跟这儿一句话没讲完就“枪毙”,怎么说,也差点意思。

  刘少卿着急也有可理解之处,他此来肩负重任,打好打砸都要一人承担责任,心理上压力很大,当然处理问题时也很急躁——或许也认为罗通是老战友,正是个渲泄的对象。

  两人被吴林焕拉开了。罗通带着一腔委屈投入战斗,打得特别勇敢。一个人冲在战士们前边,也不隐蔽,心想打死算了!结果敌人的子弹竟纷纷躲着他跑,他带着随身的两个班冲上一个山头缴了枪还抓了俘虏,他自己还亲自缴了两条枪……

  战斗很顺利,刘少卿亲自向第四十团第二营营长许凌云交代:“你带一个班,穿过敌人的岗哨,直插巴山姜,把田维中的司令部给端了!”这位许凌云是个广西人,在桂军当了8年的连长,去年初带着一个排过了投了新四军,在抗大十分校学习后回来当了营长。此人岁数比刘少卿大,是个老行伍,打仗十分骁勇。他按刘少卿的交代一家伙就插到了田维中的司令部,这司令部里的人还在睡大觉,被许凌云等拍醒了还梦里梦咚不知这是何方神圣从天而降。许凌云很得意洋洋地宣布老子就是你家“四老板”,刚从江北过来的,你们服也不服……

  田维中的1600多人枪,这回全送给了“四老板”,只跑了不在司令部的田维中父子等20多人。廖义华也被解决大半,战斗结果如预期那样还算圆满。要说美中不足就是刘少卿的粗暴的急脾气伤害了老战友罗通,好在打了胜仗罗通的气也消了,两人后来还是生死与共的好战友,战友谊患难情也一直延续了他们的一生。后来刘少卿回到延安住了疗养院,罗通去看望时还把身边仅有的28个银元和3000法帀与他二一添作五共了产,刘少卿虽然是个傑傲脾气但对这位老战友却怀着深深的久疚,直到八十年代两人在北京见面时还连连道歉不已……

  仗打赢了,刘少卿又盯上了梁子湖的“湘鄂赣游击挺进军”第四纵队盛瑜手下的马钦武部。这支部队吃的是敌顽两边的饭,还是军统的“别动军”——盛瑜的副司令成渠后来就当了汪伪的“鄂南保安司令”,还一直与盛部保持着热线联系。当地老百姓对他们那是恨之入骨,都盼着“四老板”能早一点把祸国殃民的汉奸军早点给拾掇了。刘少卿这时鄂南的情况也摸得比较清楚,就准备养精蓄锐狠狠打一仗,包了这帮汉奸的饺子。

  然而这时“友军”又来生麻烦了。8月5日,九战区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率川军第七十二军之新十三、新十四、新十五师和“湘鄂赣游击挺进军”等土顽部队约二万之众,越过崇(阳)(阳)新公路,兵分两路铺天盖地向刘仁八一带扑来,沿途竟声称“不打日军专打新四军”,而沿途的日伪军竟然也纷纷让路,幸灾乐祸地等着看他们又恨又怕的“四老板”吃“自己人”的枪炮。而江北的程汝怀部也向江边推进,要绝了新四军的退路。

  这时刘少卿召集大家讨论,讨论中有的说打有的说不打。最后还是刘少卿拿了主意:我们只有五千余人众寡悬殊有受夹击之虞,宁肯少打一仗也要保持主动不能硬拼,遂决定特务团政治委员岳林和罗通留下组成鄂南游击司令部,率少数部队或分散到各县组织地方武装或机动游击坚持斗争。

  刘少卿吴林焕等则率主力返回江北,暂避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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