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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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马甲兄真是认真啊

      只是想问一下,这里面的人物对话是实有其事,还是文学化的处理?

    • 家园 好!

      俺可要把这个留在龙门!

      • 好!
        家园 阿姨这回算逮着条大鱼

        只是不知道麦帅干不干。。。

    • 家园 沙发?
    • 家园 骑兵故事(二)

      38年5月,129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干部带着小兄弟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的: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正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间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马刀,没门。

      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楞,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说: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讲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是,大家都是新来的、都不懂八路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44年牺牲)和崔秉志(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别人吃得香,胡彦明(43年牺牲)看着眼谗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就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划,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新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

      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起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比方说: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某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象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弄熟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好象和天性有关系,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学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就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 64年少将,曾任沈阳通信兵学院院长)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总部(在南宫县城)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出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象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二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结果,六离会的“师父”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们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张马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这家伙,活得不耐烦了。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陈再道发现附近村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的,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大喊大叫地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什么的。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这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也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的领导是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地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红军听说以后都哈哈大笑。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火了,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响了。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

      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成立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做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什么的,把人家的大法师吓得直打颤。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顺手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自己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他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具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枝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拿出来:“大刘,军刀还给你,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跨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 家园 献花献到手软
      • 家园 骑兵故事(三)

        在南宫县,新兵营的战士都领到了步枪,配发战马的三十多人编为“乘骑分队”,其他的则属于“徒步大队”。

        发枪的第二天,有个骑兵自杀了。

        自杀的战士姓宋,家住乡下。那天他父亲生病,母亲连夜赶了几十里路来县城抓药,到了药铺才知道钱没带够,于是就找儿子想办法。可是,当八路的又能有几个军饷?小宋没能借到药费、班长又不许他出兵营,老母亲只得流着眼泪回去了。小伙子心眼窄,吃晚饭的时候就躲在房间里给了自己一枪。

        其实,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错,比如杜金波,家里见天送烧鸡来、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经常收到各类包裹,刘春雷的堂姐住在县城,一个月来探望了两次,每回都给他零花钱。关键是大家当时还缺乏真正的战友情谊,只觉得彼此的关系还没好到能借钱的份上,所以都挺抠门的。

        38年,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零用钱是法币一元,骑兵多一倍,两元钱,相当于银圆二角。可当时一双布鞋就要卖六角钱、一条毛巾也要二角五分,虽然大家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可是这薪水也确实太少了点,刘春雷私底下对师兄嘀咕:“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多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记在心里了。

        胡彦明是一班的,刘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贵(42年牺牲)都在二班,另外还有个三班。“乘骑分队”实际上是一个排,排长是李树茂(48年牺牲),每个班除了新兵,还有几个老红军。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受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团长王振祥(55年少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骑兵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42年牺牲)、郝传喜(42年牺牲)和苏昌太(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42年牺牲)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

        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这“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他就参了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哩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大刘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呀什么的。刘春雷很不以为然:“当伙计的替老板干活,天经地义。再说,‘估衣铺’ 买战马送你参军,够仁义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讲东家坏话”,于是就和师兄闹了些小矛盾。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42年牺牲)却挺喜欢新兵大刘。原因是有一次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大麻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比较身体协调能力),大刘把韩排长拽下马来了,一下子轰动了新兵营。

        韩永正人称 “韩猛子”,虽然是老红军,却比刘春雷还要小一岁。他是陕西米脂人,父亲是刀客、35年被地主杀害了,15岁的小伙子就揣着一把关山刀投了刘志丹。36年山城堡战役,韩猛子单人独斗白军一个排,成为红军战斗英雄;37年北马村战斗,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村、刀劈七个日本兵,成为八路军甲级功臣。最神奇的是,打了那么多硬仗,他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新兵们都见识过韩永正的刀法——路旁立着十棵高粱,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从顶梢砍到底端,刀刀都劈在梗结上——那准头、那功夫,真是没说的。

        “韩猛子”性情生冷、倔傲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可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玩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这韩猛子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一起来精神。

        俩人一起训练战马,可是不行,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顺,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象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坐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象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大刘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瞧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然后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就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高水平。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大,咱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38年7月,129师骑兵团离开南宫县,王振祥团长带领骑兵一连护送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政委邓永耀和副团长梁俊亭带着二、三连和新兵营到肥乡县、成安县发动群众。

        离开东纵总部单独行动,刘春雷才认识到骑兵部队筹措粮草的困难——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骑兵走一村吃一地,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补偿,群众负担很重,部队领导也很头疼。

        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50辆鬼子汽车,好象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刻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之间的公路是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有日军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50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邓永耀马上派人了解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下午,侯洪臣(他调到团部当作战参谋了)和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敌人汽车48辆、兵力100人左右(每辆车有一个押运),是去大名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喜出望外,决定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战机,在交通线上设伏,打击日军嚣张气焰、解决物资供应困难。

        伏击的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以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紧挨着公路,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春雷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永耀政委和耿协福营长反复叮嘱大家: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事先隐蔽好,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20辆车为伏击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人增援部队纠缠。

        7月21日拂晓,骑兵二、三连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新兵“徒步大队”在漳河店村放暗哨、控制战场周围环境,任何人许进不许出。而刘春雷他们“乘骑分队”的任务则是 “守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还必须根据战场情况,派出部分兵力看管、保护战马,这就叫“守马桩”。这一天的“马桩”在高粱地深处,距离伏击阵地只有四五十米远。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十分紧张。“一听见汽车的声音就有些慌了,只觉得车子不是在路上开、而是要开到高粱地里来”。

        战马是通人性的,士兵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也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几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哗啦啦直晃荡……”。新兵们控制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发现了。顿时,日军汽车喇叭齐鸣,加大油门往前冲,最前面的几辆车子迅速地冲进了漳河店村口。

        漳河店村里有“徒步大队”的战士,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不让老百姓接近战场。由于事前没有打阻击的思想准备,看见日军先头部队冲到跟前,新兵们吓坏了、慌乱地四散跑开。十几个鬼子立刻下车、上房,在屋顶上架起机枪朝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队通过埋伏圈。

        “子弹扫过来,高粱秆子成片地折断。有几匹战马被打中了,有个人被打断了腿,他第一次上战场,还没看清楚敌人就残废了”。

        伏击阵地上的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暴露了,于是也开打。中间的几部汽车被打瘫在路面上,把日军车队堵住了,后面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打枪还击。二、三连真不愧是老红军队伍,顽强勇敢,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后尾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

        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两挺机枪,邓永耀政委带领三连反复冲锋。他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坚持着不往下撤,硬是指挥战士们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高粱地里,刘春雷攥着步枪、牵着四匹战马,既紧张又激动。这时,身旁突然响起了枪声——小鬼子接近“马桩”了!乘骑分队的班排长一边紧急上前迎敌,一边命令新兵们赶紧把战马拉走,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那时候脑袋是木的,满耳朵都是枪声,也听见排长在喊话,可就是弄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吓懵了”。新兵不挪窝,老兵们只好推着他们走:“别慌别慌,有我们挡着,鬼子过不来,赶快把马牵到后面去”。刘春雷一不留神被高粱杆绊了一跟头,排长把拉他起来,随口骂了句“真笨”,大刘的脸“腾”地红了。

        这一跤把刘春雷摔清醒了,李树茂排长的责备更是伤了他的面子、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把马缰绳塞到崔秉志手里,拎着枪就朝前跑,心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刚才是有一伙日军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了“守马桩”的八路军战士,乘骑分队的战斗骨干立即进行还击,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春雷追上去放了两枪,看见胡彦明得意洋洋地举着一杆三八大盖,听说他拼刺刀杀死了一个鬼子,心里对师兄佩服极了。

        又打了一阵,八路军发现不对劲了。面前的这伙鬼子起码有二百多人,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如果再打下去,不仅消灭不了日军车队,附近县城的敌人援军也会赶过来,再想脱身就难了。

        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们烧毁汽车,趁敌人还不了解我军的虚实,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更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据战后统计,骑兵团阵亡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击毁日军汽车27辆,战绩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神经失常的日本兵在漳河店村里哭哭啼啼、瞎躲乱跑,被我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政府去了,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

        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遗憾之处:首先是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增加了两倍多。骑兵团战斗力最强的一连不在现场,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其次,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上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第三,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而应该把新战士分散到各主力连队中去。

        “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在漳河店吃了亏的日本鬼子很不服气,他们在邯郸宣称:“中共军在押运部队的反击下主动退出战斗,这说明即使是八路军的主力团,也不足以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消息传到骑兵团,指战员们愤怒了,都想找个机会再教训鬼子一次。

        38年8月,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冀南八路军各部进行了整编。耿协福营长奉命组建冀南军区三分区,“徒步大队”也离开骑兵团、改编为三分区独立营(耿协福是冀南三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但后来听说他和上级领导闹意见、脱离部队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129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升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长王振祥改任政委、副团长梁俊亭担任团长、三连指导员黄家景提升为副团长。梁俊亭和黄家景都是骑兵团的老人,听说他俩当上了正副团长,一些来自红十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很高兴,连着庆贺了好几天,有的人还喝醉了。

        原来,在38年2月中旬的时候,骑兵团团长夏云廷(又名夏云飞,骑兵团第二任团长)调到冀西赞皇县担任独立团团长,冀西独立团(后来编入129师新11旅)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夏团长大概是对这次调动不满意,就带着几个人跑到武汉去投了国民党(还好他很快就醒悟过来,又回到新四军重新从连长干起, 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虽然刘春雷从没有见过这位老团长,但他知道当时“团长开小差事件”给部下的精神打击是很大的。事隔半年之后,梁团长和黄副团长的这次提升给了大家一种压力解脱的感觉。

        也就在这期间,骑兵团组建了第四连。四连成员中除了“乘骑分队”的人,还有从主力连队抽调的部分老红军、从肥乡县大队参军的民兵骨干、以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旧军队骑兵,连长是李树茂。刘春雷分在一排三班,班长是胡彦明。

        整编结束后,冀南军区发起了“漳南战役”,一举歼灭“皇协军”及伪“自卫团”五千余人。9月10日,骑兵团奉命奔袭大寒集,那里是“皇协第二军”军长李台的老家,其实,李军长这时候已经被八路军俘虏了,只是骑兵们还不知道、还在四处追捕这个大汉奸。

        大寒集(今河南汤阴大寒泉村)位于安阳以东50公里。骑兵团出动不久,日军的十辆汽车就追了上来,骑兵们穿越青纱帐、淌过小河沟,想方设法甩掉敌人,刚进大寒集,鬼子的车队又追到了村子外边。

        侦察员报告说日军大约有二百多人,团长政委火了:“当真以为一个中队就能打我一个团呀,揍他!”

        一二连在村口阻击,三连在村里搜捕李台,四连的任务还是“守马桩”。

        四百匹战马圈在十多个院子里,刘春雷他们守在大门口。村外的枪炮声十分激烈,王立贵趁送午饭的机会去瞧了一眼,回来说:“村西头的日本汽车被打冒烟了,放心吧,鬼子打不进来”。

        正说鬼子打不进来,大街上就听见叽哩哇啦的日本话了。大家丢下饭碗就往屋里跑,大刘躲在门背后,有的人都钻到卧房里面去了。

        连长李树茂在大门外喊:“大家快出来,把鬼子打回去”

        胡彦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打枪:“日本人不多,三班的快出来!”。

        于是大刘他们又向外跑。

        刚跑出去,王立贵猛地惊叫起来:“鬼子,鬼子!”。刘春雷抬头一看,可不是,一个日本兵正在房顶上一蹦一蹦地往前窜呢,俩人连忙开枪。枪响过后,小鬼子歪了一下、想站住又没站住,“啪哒”一声掉下来,躺在院子里直抽抽。

        那鬼子正摔在刘春雷跟前,浑身血淋淋的,瞪着眼睛张着嘴,一个劲地吐泡泡。大刘感觉有些恶心,一股凉气从小肚子直窜上胸口,堵住嗓子眼说不出话来。扭头看看王立贵,发现这小子更没出息,天生的一张黑面孔居然被吓成了白脸,眼睛一眨一眨、嘴巴一抿一抿,都快要哭了。

        冲进村子的日军小队被三连和四连歼灭了,自不量力、穷追骑兵的二百多个鬼子兵被打得只剩下六十人,丢下四辆被击毁的汽车,狼狈地逃回了安阳。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说凭一个中队就能攻击八路军一个主力团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李树茂摆弄那具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日军尸体,翻衣服口袋寻找战利品,发现鬼子身上只中了一枪,从左肋打进去、前胸穿出来,就问是谁打的。胡彦明抢着回答:“刘春雷打的”。

        大刘愣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打中的,班长当时又不在场,凭什么这么肯定呢?正想解释一下,王立贵却也跟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是大刘打的”。于是,这份功劳就算在了刘春雷头上。

        这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消灭的第一个敌人,也是他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可是,直到晚年他依然心存疑惑,总觉得自己或许是冒领了战果,有点对不起战友。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 家园 新兵第一次打仗真的要好好准备,从心理上特别是

          人民解放军正是从战场上站起来的一支军队,可以上砍鬼子,下砍MD,苏修也不怕!!!

          当时的军队教育的也好,很耐心,只是牺牲太多,看到人名后面括号,牺牲的年月,很痛心、可惜啊。

          也许真的应了老毛的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 家园 鲜花换宝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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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好久没来了,一来就见好文啊
        • 家园 狠狠的花:)
        • 家园 花 更精彩了 遣送栈的李兄也舍不得了
        • 家园 赠人以花,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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