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普利策小小传（一） -- 梦秋

普利策小小传（三）

《纽约世界报》创建于1860年，一度有过良好的口碑。在1880年代激烈的报业竞争当中，《世界报》落了下风，平均每年的亏损达到4万美元。普利策倾注全力，不惜借债，以34.6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份报纸。从报纸的经济状况来看，《世界报》并不值得这个价钱，加上纽约报界的情况错综复杂，普利策选择此时进入纽约报界并不被人看好。

当时的纽约仿佛像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是个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实现美国梦的天堂。在1880-1890年之间，纽约的人口增加了50%，成为美国对外的窗口和经济中心。这个城市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消费能力。在普利策进入纽约之前，竞争主要在下面几家报纸之间展开：《纽约先驱报》，这份报纸一般有12-16页，售价2美分；达纳的《纽约太阳报》，4页，售价2美分；《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时报》，两份报纸都是8页，售价4美分。《世界报》的版面是8页，售价为2美分，在价格上占据一定优势。

有一个个人因素推动普利策进入纽约报界：他的弟弟阿尔伯特.普利策也来到了美国。阿尔伯特以25，000美金为资本，在纽约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新闻早报》（Morning Journal）。普利策兄弟俩之间的亲情非常淡薄，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似乎远远大于兄弟之情。两人在平时业务上几乎没有往来与合作，彼此之间就像竞争对手。阿尔伯特的这个举动无疑刺激哥哥要在纽约作出一番大事的雄心壮志。

1883年5月11日《世界报》易主之后正式发行了第一份带有普氏风格的日报。在此之前，《世界报》每天的发行量是15000份。在发行当天，普利策要求的报纸印发数量达到22000份。到了中午时分，所有的报纸全部卖了出去。

一炮打响的背后，普利策的营销策略其实不让人感到陌生。他在首份报纸上大量采用了哗众取宠的新闻内容，配以夸张的笔法，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好奇心。在报纸的首页上报导的是新泽西一场损失达到100万美元以上的风暴灾害。其余版面报导的消息也全都是读者看得心惊肉跳的东西：采访要上绞架的杀人狂；华尔街投机者跳楼的故事；匹兹堡执行死刑；海地发生暴乱；还少不得对某个误入情网贻误终生的女仆发表一番感慨。

首日成功，《世界报》在5月12日发行的第二份报纸当中用了足足两个专栏来感谢好奇的纽约人对报纸的支持。这封感谢信的感谢对象下至商店里的女售货员，上至纽约市长。别以为这是在讨好纽约市长和政府官员。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普利策重拾“与政府斗，其乐无穷”的信条，找到了开炮的目标：纽约市新建成的布鲁克林大桥——《世界报》声称该大桥不应该收过路费。

普利策的自由主义倾向在《世界报》的社论专栏当中得到了彻底而充分的表现。在这个版面上，普利策鼓吹加税政策，加税目标隐隐有水泊梁山的遗风：遗产要加税、高收入要加税、垄断要加税、有特权的公司要加税、贸易利润要加税。除此之外，普利策还弹起批评政府的高调，抢占道德制高点，要求改革政府的服务机构、惩治腐败官僚、严肃处理选举中的舞弊行为等等。要说这些话题现在看来也不新鲜。只要一个民主的政府存在，这些高调就是唱上一百年也不会有人敢说个不字。至今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大家也不都拿着加税和减税说事吗？

这就是普利策的高明之处。1880年代的纽约，有五分之四的居民不是海外直接移民就是直接移民者的第二代。这些移民者大多来自欧洲，出身社会下层，对普利策在报纸上揭露的社会阴暗面感同身受，自然也会对他的社论观点表示赞同。报纸本身需要大众化的读者，所以普利策坚决反对特权阶层，批评美国社会当中出现的贵族化倾向，他公开宣称，劳动、智慧、责任和道德才是真正的贵族气质。瞧，如果再引用一下《资本论》，《世界报》差不多就成为第二国际的机关报了。

除了社论版的自由主义，或者说左翼风格之外，《世界报》也是美国新闻史上独特的“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的始作俑者。现在我们都知道中文当中的“黄色淫秽内容”这个专有名词的意义。这个词语的源头可以上溯至此。但是黄色新闻的主要卖点在风气保守的19世纪末倒还不是女人的胸脯和大腿，按照新闻学的定义，它指的是：

有人总结说，普利策创造了美国的新新闻风格，也有人评论说，普利策开启了黄色新闻的潘多拉魔盒，因为黄色新闻是没有灵魂的新闻。按理说，鼓吹道德至上主义的普利策不太可能采用这样的办报风格。别忘了，作为实业家，普利策是一个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的人。后人评论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就是指在他在新闻工作当中既表现得道貌岸然，又喜欢跋扈张扬的双面表现。从《世界报》转如普氏手中后发行的第一份报纸上我们就可以找到黄色新闻的痕迹。真正的，有着社会价值和新闻意义的东西都被挪到社论版去了，其余版面全部是噱头，以便吸引眼球。对于一份要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报纸，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战略。在《世界报》易主后一个月里，头版标题上常见的字眼包括“死亡”、“毒药”、“爱情”、“尖叫”、“怜悯”等等。总之，标题语气必须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什么“女英雄还是罪犯”、“华尔街的恐怖”、“小洛塔的情人”、“在鲜血中的洗礼”——在此只能说，国内新闻网站社会版的八卦历史足足比伟大的美利坚同行落后了一百年。

有了黄色新闻和社论版的自由主义立场这两根柱子支撑，《世界报》的销量迅速上升。普利策经营《世界报》三个月后，报纸发行数量达到39000份，年末达到60000份。1884年的年初，《世界报》星期日版创刊，很快销量就达到了100000份。为此，普利策奖给每位员工一顶丝帽，并在纽约市政厅公园鸣放礼炮100响以示庆贺。单单是礼炮规格，恐怕后世没有哪位国家元首能够享受这种待遇。

《世界报》一跃而成为纽约最成功的报纸，成功的故事说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如何让成功的故事继续延续，这才是普利策最成功之处。

普利策在经营当中不仅注意报纸的短期发展，对报纸的长期发展也具有独特眼光。他建立了一支出色的人才队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从《圣路易斯快邮报》带过来的老员工，为首大将就是那位有点不安分的科克里尔。此后，普利策采取了挖墙脚的商业惯用政策，先后从《波士顿先驱报》挖来社论主编梅里尔，从《纽约先驱报》挖来执行主编史密斯，从对手达纳的《太阳报》挖来了著名记者卡尔瓦罗。普利策甚至把墙角挖到了他弟弟的《新闻早报》，弄来了一名执行主编。后来发现此人不堪大用，遂将其爆炒。

在圣路易斯办报时期，普利策因为树敌太多，以至于报社被暴民围攻。他充分吸取了此事的教训，以《世界报》的名义在纽约开展了一系列成功的公关活动。除了对通常所见的公益慈善事业大撒钞票之外，普利策重点开展了几次公关活动，其中有两次成效非常明显。

1885年，为了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法国专门塑造了著名的自由女神雕像准备赠送给美国。美国人早早做好了打算，要把自由女神像建在罗德岛上。不知道什么原因，美国国会半天不肯拨款在罗德岛上建立一个雕像基座。总不能让自由女神像戳在罗德岛的烂泥里吧？普利策瞄准了这个机会，通过《世界报》号召全纽约人募捐建造雕像基座。五个月后，共有120，000位《世界报》的忠实读者捐了款。这笔总额达到101091美元，大部分都是硬币的捐款成功地垫起了自由女神像，至今仍在牢牢地支撑着这个美国的象征。

1889年，受到全球探险风的影响，《世界报》提出赞助美国女探险家奈丽.布莱进行一次环球旅游。此次环球旅游的真正亮点在于奈丽能否打破科幻小说《环游地球八十天》的时间限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环游地球。实际上，奈丽是《世界报》的专栏记者，胆子奇大无比，曾经伪装疯癫混入疯人院里进行调查采访。她此行果然不负众望，仅仅用了72天就完成了环游地球的使命。在这72天里，《世界报》用足了资源对其行踪进行跟踪报导，并开展了一个预测比赛，看看谁能够猜对奈丽环游地球的准确时间。一时间全国有上百万人参与了这个预测比赛。《世界报》也因此声名远扬。

办报之余，普利策依旧深深地卷入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1887年，普利策当选为纽约州众议院议员，但是很快他就退出了政治前台。在普利策的影响下，《世界报》的社论于1888年和1892年两度发表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夫兰的言论。有些言论的表达已经达到露骨的程度。1888年，报纸社论在说明支持克里夫兰的原因时使用了“脑白金”广告似的重复句：他是个老实人；他是个老实人；他是个老实人；他是个老实人。

1888年克里夫兰在总统任上输掉了选举。1892年克里夫兰卷土重来，再次成功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届任期因为选举失败被隔开的总统。不用说，普利策的政治嗅觉帮他弄到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但是他的对手达纳的脑袋就搭错了一根筋，没有看到美国政坛两党制的发展趋势，转身去支持一个第三党的总统候选人，把自己的政治资本赔了个底朝天。

普利策办报的自由主义原则有时候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1892年，匹兹堡钢铁工人大罢工，钢铁大王卡内基雇佣了著名的平克顿侦探所侦探来看家护院，在和罢工工人的冲突中开枪打死了几个工人。出事的时候普利策在欧洲旅行，他手下的社论主编梅里尔完全站在工运人员一边，在社论版连续发表攻击卡内基的文章。这种做法已经越过了自由主义立场的底线，表达出某种激进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么做的结果是普利策发现报纸受到了空前孤立。一俟欧洲归来，他立刻把报纸从梅里尔的激进立场上带回原来的立场上。

1887年，普利策的《世界报》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达纳的《太阳报》，成为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天的发行量达到250，000份。这是普利策已经进入了巅峰期。但是这一年也是普利策最不幸的一年：他因为劳累过度，完全丧失了视力。一代报业大王成为了目不视物的瞎子。

普利策小小传（二）

祝各位五一劳动节快乐！

发了财的普利策衣锦还乡，回到欧洲遛达了一圈。1874年他回到圣路易斯，立刻又从另外一笔生意当中大捞了一笔。在那一年里，芝加哥的一个著名的报人约瑟夫.麦库拉创办的《环球民主党人报》（Global-Democrat）想要在圣路易斯打开市场。为了开局考虑，麦库拉必须获得美联社在圣路易斯的代理资格（exclusive membership）。普利策老爸没有白白给他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他早早就作出了精明的预见，先以低价购买了圣路易斯的一家二流报纸——这份报纸的唯一的特点就是拥有美联社的代理资格——然后转手卖给麦库拉。后者给普利策开的价钱是两万美元。

普利策不再是那个两手空空的孱弱退伍兵。他变得有钱了，而且以他的经营手段来看，他会从买空卖空的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活动中成为一个著名掮客。商业掮客没有任何历史价值。普利策没有向这条路走下去。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促使他选择了另一种事业的起点，并成就了他终生的荣誉。

在1874-1878年间，普利策的生活轻松闲适。他四次前往欧洲旅游，结了婚，加入了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1876年，他再次投身政治当中，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塞缪尔.蒂尔登（时任纽约州州长）摇旗呐喊。这次选举几乎就是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选举的早期版本，整个过程充满了争议和政治交易。蒂尔登获得的总选票约为51%，眼看可以成为内战之后的第一任民主党总统。这时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对选举发难，认为蒂尔登在选举当中有欺骗嫌疑。最后在一个倍受怀疑的跨党派委员会的裁决下，蒂尔登被判获184张有效选举人票，他的对手得到185张选举人票。蒂尔登最后以联邦军队全部撤离内战后的南方各州为条件，放弃了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权利。在选举之后的法律行动中，普利策投身于报界大亨查尔斯.达纳的《纽约太阳报》，全程报导了整个选举争议的裁决过程。达纳没预料到，他手下这个和他一样近视得很厉害的记者将来会成为他的强劲对手。

1878年，普利策回到了圣路易斯。这一次他不用费劲心思地寻找合适的工作，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他对未来的蓝图了然于胸，事业的起点已在脚下。

普利策瞄准了一家名为《快报》（Dispatch）的破产报纸。在1878年的12月9日的拍卖会上以2500美元将它买到手。同时到手的还有美联社给予这份报纸的代理资格。普利策没有像从前那样找个机会把这份报纸转手出去赚钱，而是利用代理资格打动了另外一份报纸《圣路易斯邮报》的老板，两份报纸合而为一，成为在未来75年里美国报界报界独占鳌头的《圣路易斯快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也许是因为自己在军队中的遭遇，也许是因为他的视力实在太糟糕，普利策在平时是个不容易接近的人。但是他具备一个实干家所有必须的能力：敏锐的新闻感觉、丰富广博的社会知识、卓越的管理能力、知人善任的眼光以及近乎疯狂的工作激情。普利策的言行举止给刚刚上路《圣路易斯快邮报》注入了最核心的精神内涵。

虽然从建国伊始美国新闻界即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完全的新闻自由（1791年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新闻自由的旗帜之下，新闻媒体走向成熟并真正成为一个国家除分立的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明确这一点：新闻自由并不能绝对导致新闻监督的实现。事实上，内战前后的美国新闻界对于新闻的报导非常类似于当时英国中产阶级那些温情脉脉的小说。想一想《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针对这种状况，普利策对《圣路易斯快邮报》定下了不同的调子：“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某个党派；成为真理的喉舌，而不是共和主义者（Republicanism）的喉舌；成为政府的批评者而不是支持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欺诈和蒙骗行为；宣传原则与思想，而不是偏见和党派之争……”

高调唱得如此之响，执行风格自然需要步调一致。普利策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crusading），需要深挖新闻所具有的全部意义。他在给编辑写的信中说道：“在你把一件新闻事件彻底挖透之前绝不能放弃。要继续！继续！继续！一直到它完全结束为止！”

公正地说，普利策的办报宗旨或者办报风格在当时美国新闻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的这些思想是“客观”、“公正”和“中立”等新闻原则的早期概念之一。虽然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说法已经有陈腔滥调的嫌疑，甚至成为新闻媒体误导受众的遮羞布，但是有一点必须牢记：“客观”、“公正”和“中立”并不是新闻自由的直接正面产物，而是新闻自由产生了过多的负面影响之后，一个民主社会对这些负面影响作出的矫正。

《快邮报》尽可能地贯彻了普利策的办报策略，从此翻开了美国新闻史上“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篇章。头一年里，《快邮报》的报导让逃税的富人们坐卧不安；让一家公用设施公司通过非法手段竞标的事实曝光。此后，《快邮报》还和受到警察庇护的赌博集团恶斗了三年，把自己的社论版变成了腐败政客们的生死簿。

普利策惯于直接对记者们发号施令。在这个家长作风横行的报社里，他是最高统治者，不但有高超的经营战略，也有着精明的业务战术。这种独断作风可以在他晚年时一个备忘录里给记者们的战术指令当中看到：

“伦敦《泰晤士报》报导说，1910年纽约有150人自杀身亡。如果报导得当，这个数字可以作出非常出色的新闻特写——但是需要找到最有意思的部分进行报导：自杀是怎样进行的？谁自杀了？动机是什么？需要列出一张动机表，写明他们的社会身份、年龄和国籍等等。报导的事实要可靠，文笔要有震撼力。但是不要用感伤性的语气，而是要站在道德的高度上进行报导。要将自杀的数字与巴黎、伦敦和其它欧洲的大城市作比较。要提到各个国家的司法部门和它们处理谋杀案的方式，里面要包括起诉、认罪、死刑和无罪释放的数据……”

很难想像普利策手下的编辑和记者们是怎样忍受这种唐僧似的唠叨。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像小妖们那样口吐白沫晕倒在地，而是尽全力照办。成绩是最好的证明。《快邮报》几乎在发行当年就有了赢利。1881年《快邮报》已经成为圣路易斯的顶级报纸，年净收入达到45，000美元，风头盖过了竞争对手《环球民主党人报》。

一份成功的报纸不仅需要卓越的领导者，更需要出色的记者和编辑。在《快邮报》初创的日子里，普利策得到了来自主编约翰..科克里尔的全力支持。科克里尔与普利策性情相反，他是个性格温和，热情友善的人，有着一线新闻记者丰富的经历。他在辛辛那提、哥伦布、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当过记者。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他是优秀的战地记者。科克里尔被普利策从《巴尔的摩公报》当中挖过来后，在未来的关键十年当中成为后者的左膀右臂。

但是，也正是这位与普利策须臾不可分离的助手兼合作伙伴差点毁掉了《快邮报》。

1882年，圣路易斯的一位著名律师在与科克里尔的争斗中中弹身亡。

此人生前常常在《快邮报》专栏的黑名单中坐头把交椅。《快邮报》在过去几年里只顾一心快速发展，公关工作忒有点差强人意，加上办报宗旨当中的“与政府斗，其乐无穷”的教条，导致报纸的敌人多如过江之鲫。事发之后，《快邮报》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有人煽动暴民们闹事并包围了报社，纷乱的场面仿佛西部片里匪徒们袭击警察局。整个报社在闹哄哄的气氛里差点给拿去祭了火神爷。

幸运的是，法院裁决作出了有利于科克里尔的裁决：这位小肚鸡肠的律师无法容忍报纸对他的批评和曝光，携枪前来报社找科克里尔的茬。前战地记者的功夫也不是三脚猫，在“自卫”过程中把律师给崩了。既然是自卫，那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科克里尔自由了。《快邮报》摆脱了丑闻纠纷。

长期的工作压力和这个突发性事件的打击差点打垮了普利策。他的神经因为长期紧张变得羸弱不堪，视力也变得更差。他需要休息，需要给自己注入新的活力继续他的事业。如同以往一样，他怀着朝觐般的心情再次回到欧洲大陆，在远离事业纷争的地方舔舐自己的伤口。

1883年5月，他从欧洲回到了纽约。有一份经营状况不佳的报纸，《纽约世界报》在这儿待价而沽。这是普利策事业的又一个起点。从这儿开始，他逐步走向了事业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