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瞎说内阁变动（移自talkcc） -- 神仙驴

上面说历史，这里讲人事。

先从地方看起：减副之前，省委副书记中除必有一位兼省纪委书记外，往往有一人还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减副后，则是省委政法委书记由一位省委常委兼任，政法委副书记则由省政府中分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出任。减副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政法委书记纷纷兼职省公安厅厅长。这样虽然突出了公安部门的地位、加强了政法工作效率，但也不容易使人理解这样错综复杂的工作关系。实际上，类似于党委和政府的角色是决策者－执行者，政法委和政府系统的公安等部门，也是这一关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常听到的词组“公检法”，还是多少说明了长久以来政法系统的不平衡现象。虽然法院与检察院的政治地位较高，其领导人必须由人大任免，配备规格为副国级而公安部只是部级，但在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却远远比不上强力的公安机关。这也是普通民众甚至不少政法干部长期来忽视检法、而过分看重强力执法单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到中央层面，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乔石，其职务在不同时期分别有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93年乔石出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其后政法委书记由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任建新出任，任建新此前此后的国家职务一直是最高法院院长。到任建新卸职去全国政协后，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罗干出任书记一职。罗干此时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应该说，无论是乔石短暂时期的副总理，还是这时的罗干国务委员，在中央党务系统是听取下级汇报、领导指示工作无错，但考虑到他们在国家机关的任职情况，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我们知道，检察、审判、执法机关，汇报的对象应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三者本并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这个现象，在乔石和罗干有政治局常委的正国级身份时，是不成问题的，但当中央政法委书记有具体的国家机关职务，如任建新的最高法院院长或罗干的国务委员时，上面说的问题就多少显露出来了。（假如――这里是假如――政法委书记出任同级人大常委会副职，从表面看就说得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十六届中央政法委的组成，书记罗干是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这届中央政法委惟一副书记，政法委其他委员有肖扬、贾春旺、许永跃、吴爱英，以及秘书长王胜俊。

与前两届相比，政法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常委是一个突破。更早时虽然乔石已贵为政治局常委，但当时的乔石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执纪检、政法两项大权于一身，情况不完全一样。十六大政治局常委数扩大到九人，客观来说，新增加了意识形态和政法工作主管，分工更加合理，但也有当时的环境条件作用。十七大常委数增减问题，可以留待今后讨论。这里假定仍按十六届中央基本布局。

政法系统三部两高，其上有政法委书记和有国务委员身份的政法委副书记。

到十七大，年龄最大的政治局常委罗干，其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也将至迟在退休时一并交出。而周永康如果接替罗干，其目前现职就将让出。而最高法院肖扬、最高检察院贾春旺也会因年龄到点离任。因此，即使周永康留在政法系统，也将至少有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空缺。

近两任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罗干，都是由副书记任上升任。

周永康的经历不多说了，由外行领导内行，确实出人意料。但从近来对干部的任命看，在中央、地方多个部门工作、有较强综合工作经验的 干部越来越为人看重。周永康有中石油、国土资源部、四川省三个重要部门一把手的经历，得到提升是一定的，但分配到政法部门，加强政法工作、换个思路方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国务院领导名额有限、综合考虑后的结果。本来，按其专业，周似乎应该成为分管能源、建设等工作的副总理更合适些，不过，这与曾培炎的角色重叠了。与曾相比，作为大省书记的周的可用面要大得多，因而最后落脚在政法上，也算不错。

按照通常培养路线，周就在政法委这里等接罗干班好了。

这里说到外调干部来政法委的可能性。政法委这块确实是比较能锻炼领导干部能力的岗位，从地方上看，虽然从公安部门出身的居多，但也不乏由其他部门调到政法委工作的例子，这里不多说。以周永康经历看，下届主管政法工作的国务委员（很可能仍兼公安部部长），也就不能仅盯着政法系统内部了。

十六大高层中，政治局委员里并没有纯粹从纪检口、政法口、外交口出身的干部，何勇委身中央书记处书记，贾春旺调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唐家璇出任国务委员。这点上，与各地诸侯大批进局形成鲜明对照。新晋政治局委员15人中，不算早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吴仪，有军方2人，党务系统2人，国务院1人，其余9人都是大省省委书记。这是这届中央的一大特点，即看重能在大省独当一面者。国务院系统的综合管理部门中，只有第一大部国家计委（当时是国家发计委）主任曾培炎出头。

有周永康先例，外调来一位省委书记取代周就不是无的放矢。看到过有朋友预测新疆一把手王乐泉可能会担任此职，不无道理。王乐泉主政新疆13年，必然离疆。从年龄上讲，是不会去其他省市任职了。以他的经历经验，若去国务院，农口的回良玉与他同龄没必要卸职，最好的安排确实是政法口。新疆反恐这点上，他功不可没。当然，这里有一点小问题。中央很少安排同资格者的直接上下级岗位。周、王二人同时进入政治局，而王的正部资格甚至远比周为长，两人安排为有上下级关系的政法委书记、副书记，不是完全不可以，只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十六届更是没有。当然，以王的资历经验，届时中央统战部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地方上统战部部长进党委常委的越来越多，王乐泉的政治局委员也就不必可惜，随和谐社会的经营，象十三届那样统战部部长进中央书记处的可能性也就大了。

现在来看，当时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为何没有直接升任国务委员反而调来周永康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贾的年龄。贾虽在47岁时就升任正部，但一坐18年，十六大时已到正部级官员退休年龄。贾与罗干同龄，不能形成有效接班梯队。可以想见，到十七大时，政法系统可能来不及培养出合适的人选，顶多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层次即副国级，却难以能由正部一下跳到正国级。之前，任建新任书记时，有年轻的罗干任副书记。罗干任政法委书记十年间，头五年不设副书记，一是他本身还在国务院系统，二是并不需要别人来接班；后五年罗干升常委，设副书记一是弥补中间层次，同时也是加强接班环节。贾春旺甚至张福森没有坐到周永康的位置，原因主要也在这里了。

不过，象周永康那样，从地方直接入京分管政法的，人选可能就多了，可以比照周先前的经过。年龄上，他要与周有相当的差距；资历上，应该有较长时间的正省部级正职经历；他在地方上时间不宜过短；最好有过国务院部委工作经历、熟悉中央政府运作。假如用这样的限制，江苏李源潮、福建卢展工的可能性较大。

当然，无论如何政法系统内部上调是天然选项。但现政法部门中，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年龄行不成梯队、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有性别“劣”势，但不要忘了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王胜俊。

王胜俊，1946年生，安徽宿县人，曾任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1993年起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5年后出任现职，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中央委员。

王的突出优势表现在：资历足够、专业对口，自出任安徽省政法委书记以来，二十多年一直在政法战线；年龄合适，十七大召开时仅61岁，小周4岁。另外，他的安徽籍贯及出身，应该有一些加分作用。

不过，考虑到罗干任国务委员分管政法的情况，也不能完全排除由一位国务委员甚至副总理兼管政法工作的情况出现，虽然个人认为这种局面反复的机会微乎其微。

除国务院外，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席位也将出缺。两高一把手是国家领导人。

这里暂不考虑党外人士出任两高之一的情况。（但不排除，比如民革中央副主席万鄂湘将来出任最高法院院长。）

由高法高检的专业化要求，这两个位置的最高领导人仍需要较对口人士出任。

上面讲到许永跃进局的可能性受制于其过高的年龄，但出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还是有可能的。这里近期有一个例子，上海市国安局局长蔡旭敏经过两年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后，回到上海任市检察院检察长。但注意他是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平调到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许永跃要一步到位就得有更好的机遇了。

而吴爱英虽然有年龄优势，但女性在政法系统内却不见得是优势，况且她成为正部的时间晚、又是半路出家，虽然是国务院系统的亮点，但客观来说，在仅作两年司法部部长后就进一步高升，资格及专业补缺上可能还不够。

再说到王胜俊。前段时间，曾经有人在网络上假冒中央名义，臆定王胜俊全盘接收周永康现职、除了把政治局委员变为候补委员外。当时我就说，这帖子纯属造假，但作者水平还是有一些的，毕竟能看到王胜俊有晋升的本钱。

两高的人选多会由政法口出，其中最高检察长由纪检监察口出的可能性也不小。原先说过，李至伦如不早逝，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很可能的。另外，以何勇的年龄，假如进不了政治局，最高检也是好去处，最差也该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还有种可能，就是司法部离任老部长张福森升最高检察长，这有点类似于唠叨多次的盛华仁和郝建秀的情况了。还有一些可能。比如因为财政审计监察角色的日益吃重，而由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告别正部职务后晋升国家领导人――可能是最高检察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情况。

总之，两高的人选多不为外界关注，但细究起来，是不错的一线国家领导人了。

此外，还有几位正部级官员，与政法或法制工作有关，中央综治委办公室主任陈冀平、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白景富、国务院打击邪教办主任刘京、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全国人大常委会胡康生、乔晓阳、最高法院曹建明、最高检察院张耕等。其中有些即将到点，有些或许会转到其他岗位。

按照前例，王胜俊一旦转任其他角色，其担任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一职很有可能由副秘书长、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冀平接任。

公安部实际主持工作的二把手白景富现为中央候补委员，年龄问题可能进不了中央委员会了，这点可能象他的前任田期玉一样，满65岁后退休。公安部兼职副部长刘京，其主要工作还是打邪办，并以主任职当选中央委员，足以体现中央对此项事务的重视，十七大仍可能连任一届中央委员。

国家安全部的候选部长，从前面几届看都不是从部内提拔的，这个部的副职默默无闻却是十分紧要――部长还是外调来的可能性大些，这就包括了上述那几位正部级执法官员。

而司法部已经有专篇，不多啰嗦了。

• 只是有兴趣而已

政法系统

本帖只探寻政法系统近期发展变化，侧重人事变更领域，其他情况不作深究。

这里说的政法系统，大致包括国务院系统的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三部两高，它们统归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既然说内阁，重点本该就是三部，其中司法部前面已经基本谈过，但提及渊源和现实，这里不得不花些工夫先讲讲中央政法委。

中共向来是党管干部，这是历史，也是现实。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类似，中央政法委是中央工作机构，是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目前除三部两高外，中央政法委成员单位还包括解放军总政相关单位。但与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的首长负责制不同，政法委是委员会结构，目前，书记即同级党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副书记是政府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委员包括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部队相关负责人，以及主持政法委工作机关的负责人即政法委秘书长。政法委对其成员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业务指导关系。这点经常被攻击为党政不分司法不独立等等，这里不作讨论，还是那话，仅谈人事。

中央政法委在1980年恢复之前，中央有政法小组，但其性质，多为研究、指导、协调，难以称为职能部门。

1980年1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决定彭真、黄火青、江华、赵苍璧、程子华、魏文伯、武新宇、黄玉昆、刘复之为中央政法委委员，彭真为书记，刘复之为秘书长。（政法委甫一成立，即与当年审判“林、江集团”密切相关，这里不谈。）

由此通知，我们也由此得窥中央政法委的大致构成。

这期间的中央政法委并没有副书记设置；书记彭真在复出后，一直领导中共法制工作，后来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时其他委员职务是：黄火青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江华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赵苍璧是公安部部长，程子华是民政部部长，魏文伯是司法部部长，武新宇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黄玉昆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复之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到十三大为止，政法委的构成有了下面新的变化。

中央政法委书记由彭真传递给陈丕显，再在1985年由党政干部年轻化交给乔石，后者始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身份，后来晋升十三届政治局常委。

刘复之在出任公安部部长后不久，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提升为副书记，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一职由公安部副部长顾林昉兼任，需要指出的是，顾林昉并不具备中央政法委委员身份。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则转到中央政法委出任副书记，位于刘复之之后。委员单位因新设国家安全部，部长成为政法委的当然委员。

十三大之后的变化，一是民政部不再是政法委的组成单位，其部长不再是政法委委员；一是不再有象武新宇般的来自全国人大的委员；还有一个是，88年中央提倡的党政分开，使得中央政法委机关停摆，新设立了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仅作为协调机构存在下来。

但是，中央政法委停止活动时，正是全国范围内大动荡的特殊时期，西藏、北京等地的巨大风波震荡，为日后中央政法委得以顺利恢复建制提供充足理由。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任建新，此时出任中央政法委惟一的副书记并兼秘书长，他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十四大后，任建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接任了政法委的副书记位子；副秘书长束怀德出任中央政法委委员及秘书长。此时的结构，是党委、政府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分别出任政法委正副书记，这样的格局影响至今。

十五大后，罗干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委员；副秘书长王胜俊出任中央政法委委员及秘书长。

十六大后，罗干和王胜俊在政法委的职务不变，组成单位的委员则因正常人事变更而相应调整。而政法委副书记重新设置，周永康出任此职，周的党职包括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公职包括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以十四、十六届看，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就是国务院系统内分管政法工作的国务委员。

地方上政法委的发展则有不同，稍待会提。

中央政法委历任秘书长有刘复之、顾林昉、任建新、束怀德、王胜俊等。

刘复之先后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检检察长。

顾林昉由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晋升秘书长，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这是跟公安部门在政法委系统一枝独大的历史和现实有关。顾卸任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

任建新先后任最高法院院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离任后转全国政协副主席。

束怀德就任政法委秘书长时已经60岁，一届任期后出任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胜俊出任政法委秘书长距今将近10年，应该会在政法系统谋得好位，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会意外。

随着政法委地位日渐提高，政法委秘书长角色也越来越吃重。王胜俊十五大时预备出任政法委秘书长，因此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十六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表示适龄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今后在中央委员会将长期占据一席之地。

再简单说说公安部的发展。

建国来公安部因其特殊作用，不时有部长由国务院领导兼任的高配现象。建国伊始是罗瑞卿大将，其后是谢富治副总理兼任直至逝世。华国锋就任部长也是具有副总理身份。后面10年历经赵苍璧、刘复之、阮崇武三任部长后，王芳又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公安部部长。再过陶驷驹、贾春旺两任部长，周永康同样以国务委员兼任公安部部长。

我们说，与其他部委类似，文革后大批老干部复出，使得一线工作岗位以老干部居多，80年代中期大幅度、越级提拔大批年轻人取代老人，而这批年轻人又多在80年代末随胡耀邦下台而去补充经历去了。公安部同样有这样情况。

赵苍璧、刘复之都属政法战线上的老干部。80年代中期，刘复之让出公安部部长位置，专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此后出任最高检察长。当然，85年时，刘也是67岁的老人，照现在任职规定是过了正部级的点了。新任公安部部长的阮崇武，时年52岁，两年前才跳级提拔为上海市副市长，但此前并无多少政法工作经验，而一直在科技领域工作。阮到公安部，既无资历又无人脉，根本压不住阵脚，到留下外行领导内行的口实。86年底学潮风波，直接导致胡耀邦下台，阮崇武也由公安部部长改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算是回归本行。到1989年，复出任劳动部部长，93年外放海南省委书记、省长。当时这种一肩挑的方式，又颇令人注目。不过这已经是公安部之外的话题了。

阮崇武卸任后，自八路军时期就在保卫、公安战线工作、曾负责审理张春桥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奉调进京就任公安部部长。88年七届人大，王芳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此前中纪委书记乔石短暂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是王芳的顶头上司，此时已经卸任。前面说过，88年中央政法委取消，另设松散的政法领导小组，但大环境上，已不仅仅是一个部门就可以控制当时局势的了。

89大潮过后，王芳也年满70，正式卸任公安部部长，只保留国务委员职务。1990年底，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越过年龄偏大的顾林昉，正式就任部长。陶在此任上一直到1998年九届人大。王芳1993年从国务委员离任后，国务院内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不再由公安部部长出任，而是由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继承。98年后罗干更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保留国务委员职务。

98年陶驷驹卸任，公安部部长由任职长达13年的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出任。贾在更早之前，由北京市委常委、市团委书记到海淀区委书记，再到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85年就任安全部部长时才47岁。到98年，贾春旺在安全部部长任上已超过两届任期，必须转任，公安部是最合适的去处。5年后，作为政法战线资历最深的一线领导，贾春旺顺利当选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步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这里提到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从渊源看，通常是归于政法类的，但因其业务关系，也与纪检部门交叉。韩杼滨便是中纪委副书记去兼最高检察长，保持了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惯例。这个在纪检监察系统讲过。

最高法院院长则多与司法部相关。从业务上，二者一是司法审判机关，一是司法行政机关，关联性更高些。

二高不属国务院系统，不在这里赘述。

国家安全部则是秘密战线。83年成立后不久部长凌云即因故下台。借80年代中期的大幅提干风，年轻的贾春旺出任安全部部长，并一待13年，才又转去公安部。贾之后许永跃出任部长，时至今日也到了65岁退休大限。比之前任贾春旺辗转公安部部长再去检察院检察长，许永跃不进则退，能否前进一小步就不好说了。

• 只是有兴趣而已

上面讲过，中纪委书记入常后，排名第一的副书记有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障，这是合情合理的。

首先厘清一个概念，我们通常将广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里暂不包括军方领导人）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政治局常委，也包括不是常委的人大委员长如万里、政协主席如邓颖超、中央军委主席如2002至2004年的江泽民、国家副主席如荣毅仁，所谓正国级领导人；另一个层次是除此之外的政治局成员、书记处书记，还有一个层次是不具备上述身份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此两层次为副国级领导人。

其次，中纪委副书记是正部职别，中纪委常委至少是副部职别。监察部虽然只是通常部级，但与之合署办公的中纪委，其高层则是高出通常部级单位半个级别。我们稍后会谈。

现在，中纪委书记入常、即成为第一层次的正国级领导人后，在副国级层次会安排一名中纪委副书记。通常情况下，这名副书记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在中纪委书记不入常、仅仅是进局即成为副国级领导人情况下，中纪委系统很可能不会有其他人也进入第二层次。上面两说。

十四届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头衔，照上面说属于第二层次。注意到尉健行在十五届时已经跻身政治局常委行列，提升到第一层次的正国级，此时副国级的二三层次间出了一位兼职中纪委副书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韩杼滨。

韩杼滨这个例子实在特殊，原因在于检察系统之前之后都是政法线上的人，只有韩杼滨，长年在铁道部，主抓的是党务。

如果非按海外说有政治斗争在内的话，也不会象他们说的那样看，我真见不得就这么说不到点上。十五大是江总确立权威后召开的换届党代会，政府系统是朱总大权在握，国务委员罗干让出国务院秘书长，专任政法委书记（这样的结构是有点问题的，回头说）。法院院长肖扬年龄正好连任一届，张思卿年龄比较尴尬，赶上社会对检察系统不满，就去了政协。一方面政法委书记仍然是罗干，另一方面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直升政治局常委，空出来的最高检察长一职，没有循例从司法正职干部中提升，而是委任了铁道部韩杼滨，并当选中纪委副书记，若按海外政治斗争处处在时时在的观点，就该指出是将历来公检法部门为政法委管的检察部门划出、削弱政法委势力、又安排进中纪委、牵掣尉健行来。不过，好像不记得谁说到这个程度上来。当然，话说回来，我这么想虽然确实唯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等到韩杼滨70下课，检察长又恢复为正职政法部长出任的老路上来，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出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但从地方实践看，地方纪委书记的来源无疑又多了一条。而从职能上说，检察系统与纪检监察系统相关性还是极高，因而归于政法或纪检都有道理，只是长时间的公检法的说法比较深入人心罢了。

说起来最高检对领导人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韩杼滨转行跳跃之大，当时颇令人惊讶。十届人大换了贾春旺，算是回归正常轨道，今后单讲检察院应该会把上面部分内容再重复一遍。

下面再回来考察监察部。

合署办公后，监察部部长是天然的中纪委副书记（若有党外人士出任则另说），但并非天然的排位第一的副书记。

这里，首先在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前，监察部部长尉健行并非有中纪委副书记的兼职，要到93年合署办公后，一名中纪委副书记兼任监察部部长才成为定例。其次，党外人士出任政府正职的呼声较高，在科技部部长率先示范后，不排除将来监察部有实现民主党派监督执政党的愿景。这个情况下，党外人士当然不会有中共党职身份了。再次，监察部部长并非天然的第一副书记，甚至有可能连排名第二的副书记也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纪委副书记已经是正部职别。

中共十三大选举乔石任中纪委书记，副书记是陈作霖、李正亭、肖洪达；监察部部长尉健行；

十四大，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副书记是侯宗宾、陈作霖、曹庆泽、王德瑛、徐青；监察部部长曹庆泽；

十五大，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副书记是韩杼滨、曹庆泽、何勇、周子玉、夏赞忠、刘丽英；监察部部长何勇；

十六大，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副书记是何勇、夏赞忠、李至伦、张树田、刘锡荣、张惠新、刘峰岩；监察部部长李至伦。

以上有部分是届内增选，十六大后就增选过马馼、干以胜为中纪委副书记。

中纪委副书记是正部级别，同为正部的监察部部长在中纪委副书记序列中就不见得一定在首位，相反，中纪委副书记多是以资历排序。

也正是由于中纪委副书记的正部级别，即便一届任期未到而该人已达到65岁的正部退休年龄，按惯例仍然是要把这届任期做满。因而十六大时年满63岁的夏赞忠和张树田，二年后不需辞去中纪委副书记职务。

按照十六大标准，2007年十七大时，现有中纪委副书记中不满63岁者皆有望连任，若是这样，则只届内增选的马馼、干以胜符合要求。但如考虑一位副书记有望跻身副国的情况，那么条件还可以放宽。

通常情况下，换届时不满68岁的副国级领导人可以连任。1940年10月生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在十七大召开时正在这个线上，前进至政治局或退居人大政协二线都在两可间。

前面讲过，监察部部长在中纪委副书记中位置可能不会很前，这是因为，中纪委副书记通常情况下仍然以资历排序，而作为政府部委正职的监察部部长，是有65岁到点离职的较严格限制的，排在监察部部长之前的，年龄上总处在前后两届部长之间。

由于中纪委书记入常，只是正部级的监察部部长直接晋升中纪委书记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们看看近期地方实践的话，也会发现，近期换届的省市，其纪委书记也多半是由一位省委常委转任，而由省监察厅厅长直接出任的，几年前有不少例子，现在基本看不到了。在中央，中纪委书记由一位现职副国级领导人升任的可能性更高，这才有十六大中纪委书记由吴官正罗干而不是由何勇或其他什么人出任的分析。

话说回来，监察部部长直升中纪委书记是相当困难，但却是晋升副国级领导人的良好通道。

上面说了，中纪委书记由一位副国级领导人转任并升常委的可能性较大。假如不是由已经身在中央书记处、主持工作的中纪委副书记升任的话，自然会由其他系统领导人转任――通常与纪委系统工作交叉大的是组织部门，这是后话。如果是遇到象吴官正这样此前与纪委系统相关性不大的官员转任的话，主持工作的那位副国级中纪委副书记，还是由纪委系统内部产生较为合适。这样的话，监察部部长任期届满，即便达到正部级退休年限，仍然有希望进入中央书记处主持纪委日常工作。有正部实职和仅仅是正部级别，还是有些区别的。

象1993－1998年的监察部部长曹庆泽，年龄已经太大，而尉健行是确定还要连任一届中纪委书记的，即使此后尉健行升任政治局常委，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的使命，也注定不会由曹庆泽完成。曹之后的监察部部长何勇、李至伦，都是监察部恢复组建时的重要成员，尉健行任部长时，两人即已分别是副部长和部办公厅主任，按他们的资历及年龄落差，相继接任部长是自然的事。

监察部部长李至伦在十七大召开前病逝，为新部长的出台吸引了足够眼球。其实，即使李部长身体足够健康，由于他已经到达正部级65岁退休的年限，可想见明年政府换届也一定会辞去部长职务。但是，照我上面所说，李至伦仍然有较大希望向上前进一步、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纪委干部的职级配比，是图钉形状，大的部分就是副部级领导，而能够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层的适合位置实在寥寥。中纪委机关与其他部门差别不大，而中纪委派驻部委的纪检组长是副部级领导，再往上，中纪委副书记都是正部长级别，再高，就几乎没位置了。

前面说过，中纪委书记位居政治局常委高位，因而在实际执行层次，应该有一位中纪委副书记至少在中央书记处，仿何勇例。何勇目前已是67岁高龄，这个岁数有点尴尬，他的出路有二：继续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以现职进入政治局；或者退居全国人大或政协的二线职务，这方面的先例如任建新。

在第一种情况下，比何勇小不了两岁的李至伦，可能不得不去人大政协的专门委员会，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李至伦就完全可能取代现在何勇的位置。毕竟，主持纪委日常工作的，还该是纪委内部出身较好。

逝者长逝，李至伦的逝世令人惋惜。温家宝首任内阁，成立不久即损失了商务部部长吕福源，即将完成使命时又损失了监察部部长李至伦。但距下届政府换届还有十个月光景，新任部长随时可能产生，也可能在十七大确定新一届中纪委成员后决定。但从以往规律看，除首任部长尉健行外，其余都是纪委系统内部产生，而除曹庆泽是地方纪委调任外，何勇、李至伦都是监察部老资格的副部长，因此，我们的视角，也多投放在纪委系统、尤其是监察部自身。

如果不是刚出了党外人士出任国家部委正职的先例，我们这里也极可能讨论不到党外人士出任监察部部长的情况。实际上，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与中共“互相监督”，这个监督权放在监察部体现是再好不过了。

冯梯云，民建中央副主席，1988年出任文革后首位担任中央政府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任监察部副部长至98年。冯的民建后辈陈昌智，则同样担任监察部副部长。到2008年时陈昌智不到63岁，从年龄上看也是说得过去的。等任期一满，陈自然有资格去人大政协晋升国家领导人。只是从党派界别看，民建在人大、政协都有副职席位，全国工商联主席往往也由民建成员出任，如再有民建人士出任正部长，可能需要考虑平衡其他大的民主党派，如最具指标性的第一大党民盟。这样情况下，可能会象网上有朋友预测的黄孟复转任民建中央主席进入人大，这样工商联主席还由民建人士出任就不一定了。但不管怎么说，党外人士出任监察部部长总是个选项。

现任其他副部长里，能有希望坐正的是黄树贤，也不排除李玉赋，后者由中组部、监察部，一直跟随尉健行。

现任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曾在何勇手下担任过监察部副部长，是希望较大的部长候选人，惟一缺陷是年龄偏大，明年换届将到63岁。相比之下，中纪委副书记马馼也是不错人选，只是没有在监察部工作的经历。

另外，在赵洪祝调去浙江的时候，我曾发过帖子，之前一度认为赵是监察部部长的合适候选。不过确实，监察部部长不如地方经济强省的浙江一把手更抢眼、也更有挑战性些。

由于某些原因，领导干部对籍贯家乡或在家乡工作过的干部更容易上眼些，这也是海外媒体常说的某帮某派的主要来源。作为中纪委这块，有一条小线路，浙江人乔石卸任中纪委书记后，浙江人尉健行接替该职；尉健行离任前，浙江省纪委书记刘锡荣当选中纪委副书记；十七大前，中纪委出身的中组部副部长赵洪祝出任浙江省委书记。而除了浙江这条线之外，十六大前的天津、上海的人事安排也很值得咂摸，其中也包括了在中纪委的安排，这个今后合适的时候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