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接龙：友好的封建制度：西藏之谜 -- 译者序 -- 厚积薄发

译者注：关于翻译细节，罗嗦几句。

在以下的文章中多次出现把西藏说成是country。这个单词可以译作“国家，国土，乡村，全国人民，全民族” 等等。从原作者的倾向性来看，也许他心底里就是把西藏当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在翻译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是根据上下文来翻译，有一两个地方是译作“乡村” ，大多数的地方是译作“国家” 。其实就算原作者支持藏独也不要紧。拿来主义嘛，有用的东西不可放过。我相信毛太祖还在的话，是有这个胸襟气魄的。

另外，原文有“uprising” 一词，用来指59年的叛乱。我一开始译作“起义。” 可是觉得好象那帮人的形象没那么光辉。后来看原作者也对他们不以为然，所以就意译为“叛乱” 了。也算是没有偏离作者原意。主要是一说起义，俺就想起“衣衫褴缕，饥寒交迫”，实在是有损达赖他老人家的庄严宝相，嘿嘿。

再多唠叨一句，要看达赖的宝相，在纽约的同志们请注意。在麦迪逊大道和EAST 42街交口处有达赖的大头广告照，作双手合十状，目光炯炯地死盯着..............对面Coach店的包包。广告上大书一行字，“He not only wishes peace; he works for it。”( 大概如此，具体记不清了。) 俺译作，“心念和平，身体力行。” 这拐卖得，本山大叔也要汗颜啊。

跑题了，扯回来接着翻。

2。世俗化和精神化

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于1951年进入这个国家之后，西藏又发生了什么呢？那一年的条约给了一个在达赖喇嘛的统治之下的面子上的自治，但却给了中国军事上的控制权和唯一的对外交涉权。中国人还在内部管理上被赋予“推动社会改革” 的直接角色。在他们带来的最早的变化之中，包括降低高利贷，修建医院和道路。最初，他们前进得很慢，主要依赖于通过说服来影响重建。没有贵族或者寺院的财产被没收，封建领主们继续统治着他们基于继承制的农民。“和西方流行的观点相反” ，一个观察者宣称，中国人“注意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显示尊敬。”[25]

几个世纪以来，西藏的领主和喇嘛们看着中国人来了又走。他们与蒋介石大总统和他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维持着良好的关系。[26]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选择都要取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当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首次在拉萨加冕时，根据长达几个世纪的传统，是由中国的军队和一个出席的中国部长所护送的。使得1950年代早期的西藏领主和喇嘛们不安的是，最近的这些中国人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担心，这些共产主义者把他们的集体主义平等制度强加于西藏只是时间问题。

问题在1956-1957年间集中爆发了。武装的西藏人团体伏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团。这次叛乱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包括军事训练，在尼泊尔的支持营地，以及无数的空投。[27] 同时在美国，美国自由亚洲协会，一个中情局资助的前台组织，大力地宣传了西藏的抵抗事业。达赖喇嘛的长兄，Thubtan Norbu，在这个协会里扮演着活跃的角色。达赖喇嘛的二哥，Gyalo Thondup，早在1951年就与中情局建立了情报合作。他后来把这种合作升级为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游击队，并把招募到的队员空投回西藏。[28]

许多被中央情报局空投回西藏乡间的藏族别动队员和特务是贵族团体的首领或者首领们的儿子。根据中情局自己的一个报告，他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从此再无音讯，意味着他们极有可能被抓住并处决了。[29] “许多喇嘛和精英阶层的世俗成员以及大部分的西藏军队都参加了叛乱，但是人群的主要部分却没有参加。这确保了叛乱的失败，” 休.迪恩(Hugh Deane) 写道。[30] 在他们关于西藏的书中，金斯伯格和马瑟斯(Ginsburg and Mathos) 得到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就能够被确认的来讲，拉萨和毗邻乡村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民都没有参加到反对中国人的战斗中，无论是战斗首次爆发的时候，还是当战斗发展的时候。” [31] 最终，抵抗被粉碎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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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领主和喇嘛们(续)

对西藏历史的解读却显示了另外一个有些不同的画面。“宗教冲突在旧西藏司空见惯，” 一个西方的佛教徒写道。“历史否定了西藏喇嘛们和他们的信徒互相宽容，充满善意地共处的香格里拉般的形象。” 事实上，情况非常的不同。旧西藏非常象在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宗教战争之下的欧洲。[5] 在十三世纪，忽必烈可汗创造了第一个“大喇嘛”。这个大喇嘛就象一个全能的教皇统治着他的主教们一样统治着所有的喇嘛们。几个世纪之后，中国的皇帝派遣军队进入西藏，支持当时的大喇嘛。这是一个年方25岁，野心勃勃的人。他此后给自己加上了“达赖(大海)喇嘛，全西藏的统治者”的称号。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第一个达赖喇嘛是被中国的军队所扶持的。(译者：原文没有给出处。有谁知道这是来自于哪一段历史，可以在什么权威的文献中找到？)

他之前的两个喇嘛“转世”随后被追认为他的前生，这样就把第一个达赖喇嘛转入了第三个达赖喇嘛。这第一个(或者第三个) 达赖喇嘛夺取了不属于他的教派的寺庙，并被相信摧毁了与他自称的神性相冲突的佛教典籍。继承他的下一个达赖喇嘛追求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他拥有许多的情妇，和朋友们开派对，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也与一个转世的神明身份不符。他的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导致他被僧侣们谋杀。在170年之中，有五个达赖喇嘛被他们的僧侣或者廷臣所谋杀，尽管他们拥有广泛承认的神性。[6]

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彼此竞争的藏传佛教教派们进行了剧烈的冲突和毫不犹豫的杀戮。1660年，五世达赖喇嘛面临着后藏地区的叛乱。这一地区是与之竞争的噶举教派的据点，这个教派的最高喇嘛领袖叫做噶玛巴。五世达赖喇嘛号召对叛乱分子进行残酷的报复，并引入了蒙古军队来消灭他们的男女老幼，“就像以卵击石一般...一句话，毁灭他们的任何痕迹，甚至是他们的名字。”[7]

1792年，许多噶举教派的寺庙被没收，寺庙的喇嘛们被迫皈依格鲁教派(达赖喇嘛的教派) 。格鲁教派，也被称为“黄教” ，显示了很少的宽容和将他们的教导与其他佛教教派融合的意愿。用他们传统祈祷的话来说：“向您祈祷，黄教的暴力之神/您把污染和腐蚀格鲁信条的伟人，高官和凡人化为尘埃。”[8] 一个十八世纪西藏将军的回忆录描绘了在佛教徒之间的教派冲突。这些冲突和任何宗教冲突一样野蛮而血腥。[9] 这一阴暗的历史大多不被今天西方的藏传佛教徒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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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但与暴力密切相关，还与经济剥削密切相关。事实上，通常是经济上的剥削导致了暴力冲突。西藏的神权统治也不例外。直到1959年，在达赖喇嘛主持西藏的时候，大多数的可耕地都仍然被组织成农庄的形式被农奴们耕作。这些农庄被两大社会集团所拥有：富有的世俗领主们和富有的实行神权统治的喇嘛们。甚至一个同情旧秩序的作家也说“大量的地产属于寺庙，这些寺庙大多聚集了惊人的财富。” 这些财富的大部分是由“活跃的贸易，商业，和贷款活动” 所积累的。[10]

西藏哲蚌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之一，拥有185个农庄，25000个农奴，300个大草场，和16000个牧人。这些寺庙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高级喇嘛的手中。许多普通的喇嘛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对巨大的财富无从染指。达喇喇嘛自己“富足地居住在有1000个房间，14层楼的布达拉宫里。”[11]

世俗的领主们也过得不错。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西藏军队的总司令官。他是达赖喇嘛的世俗内阁的成员之一，拥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500个农奴。[12] 旧西藏被一些西方崇拜者错误地表述为“一个不需要警察的社会，因为它的人民自愿地遵守因果报应的法律。”[13] 事实上，它有一支职业军队，尽管不大。这支军队主要充当领主们的宪兵队，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财产，追踪逃亡的农奴。

年幼的西藏男孩们被定期的从自己的农家里带走，带入寺庙被作为喇嘛来培训。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就一生被束缚在那里。Tashì-Tsering, 一个喇嘛，曾谈及在这些寺庙里，农奴的孩子们被性虐待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自己就是一个被反复强奸的牺牲者，而这些事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了。[14] 这些寺庙还让这些孩子们终身服役，充作仆人，舞蹈者，和士兵。

在旧西藏，有少数的农民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自耕农存在着，还有大概一万户左右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商人，店主，和小的贸易商。上千的其他人是乞丐。此外还有奴隶，通常是一无所有的家奴，他们的后代也生来就是奴隶。[15] 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都是农奴。这些农奴们没有教育和医疗照顾，只比奴隶稍好一点。他们一生都被束缚在领主们或者寺庙的土地上工作--没有报酬，为领主们修房子，运送粮食，收集柴火。他们也被指望在需要时提供牲畜和运输。[16] 他们的主人们告诉他们种植什么作物，养殖什么牲畜。没有领主或者喇嘛的同意，他们不能结婚。一旦他们的领主把他们送到远方工作，他们也会因此轻易地与家庭分离。[17]

在一个自由的劳工系统里，与奴隶制不同，领主们对农奴们的维护不负责任，也不会把农奴作为一个昂贵的财产而对他或她的生存产生直接的兴趣。农奴们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而在奴隶制下，农奴们被束缚于他们的领主，保证了一个稳定而永久的劳动力。他们既不能组织起来，也不能罢工，也不能如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一样自由离开。(西藏的)领主们把两种制度下最好的部分都占全了。

一个22岁的女人，她自己是一个逃亡奴隶，谈到：“漂亮的农奴女孩常常被主人作为佣人带走，并被以主人想要的方式使用；” 她们“只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18] 农奴去任何地方都需要许可。地主们有法律权威去抓捕试图逃亡的农奴。一个24岁的逃亡奴隶把中国的干涉作为“解放” 来欢迎。他作证说在农奴制度下，他被迫从事无尽的耕作，饥饿，和寒冷。在他第三次试图逃跑失败之后，他被地主的人无情地毒打，直到血从他的鼻子和嘴里倾泻而出。他们随后把酒和有腐蚀性的苏打水倒在他的伤口上，制造疼痛。[19]

农奴们要为结婚交税，为每一个孩子的诞生交税，为家庭里的每一个死亡交税。

他们要为在院子里种树和畜养牲畜而交税。他们要为宗教节日和公共的舞蹈与鼓乐交税，要为被投入监狱和被释放而交税。那些未能找到工作的人会因没有工作而被收税。如果他们旅行到另外的村庄去找工作，他们要交通行税。当人们交不起税的时候，寺院就会以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利息贷款。有些债务从父亲传到儿子，再从儿子传到孙子。还不起贷款的负债人有着被变成奴隶的风险。[20]

神权统治的宗教教诲加强了它的阶级秩序。受苦的穷人被告知他们现世的苦难来自于前世的作恶。所以他们必须接受现世的悲惨来作为因果报应的救赎，以此来期待下世的情况能够变好。有权有钱的人把他们的好运作为对前世和后世的美德的奖励，同时也作为一种可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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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农奴们不只是对他们所受的压迫视而不见的迷信受害者。正如我们所见，有人逃亡，还有人公开反抗，有时遭受可怕的结局。在封建制的西藏，酷刑和折磨--包括挖眼，拉舌，抽筋，和截肢--作为对小偷，逃亡或者敢于抵抗的农奴们的惩罚而受到欢迎。1960年代在西藏旅行的斯图尔特和罗玛.盖尔德(Stuart and Roma Gelder) 采访了一个前农奴Tsereh Wang Tuei。他偷窃了两头属于寺院的羊。为此，他的双眼被挖出，手也被伤残到不能使用。他说他不再是一个佛教徒：“当一个神圣的喇嘛告诉他们把我弄瞎时，我不再相信宗教有任何的好。”[21] 因为夺取生命是违反佛教教诲的，所以一些违反法律的人(只是)被严重地伤害，然后被“留给神”，在寒夜中死去。“西藏和中世纪欧洲的相似性非常显著，” 汤姆.格朗费尔德(Tom Grunfeld) 在他的一本书中作出结论。[22]

1959年，安娜.露易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访问了一个关于西藏领主们使用的刑具的展览。这里有各种尺寸的手铐，包括给小孩用的小尺寸手铐，以及用来割鼻耳，挖眼，断手和抽脚筋的各种工具。还有烙铁，鞭子，和挖肘的工具。展览展示了照片和因为偷窃而被弄瞎和弄残的受害者的证词。有一个牧人，他的主人欠他元和小麦的报销，但是拒绝支付。于是他拿走了主人的一头母牛；为此他的手被截肢了。另外一个牧人因反对他的妻子被领主带走而被打断了手。还有照片显示共产主义活动分子被切掉了鼻子和上嘴唇，以及一个女人先被强奸，然后被切掉鼻子。[23]

更早的去西藏的访问者评论了西藏的神权专制。1895年，英国人A.L.瓦德尔博士(Dr. A. L. Waddell), 写到西藏的人们处于“喇嘛们令人无法忍受的暴政”和喇嘛们编造用来恐吓人们的魔鬼迷信之下。1904年，佩尔斯瓦.兰敦(Perceval Landon) 把达赖喇嘛的统治描述为“压迫的发动机”。大约在同一时候，另外一个英国旅行者，W.F.T.欧康纳上校(Captain W.F.T. O’Connor), 观察到“大地主和僧侣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实行着不容反抗的专制” ，而人民“被如怪物般增长的修道院制度和僧侣手段所压迫着。” 西藏的统治者“发明了可耻的传奇并在普通人之中制造了一种迷信的精神”。1937年，另一个访问者，斯宾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 写到，“喇嘛僧侣们没有把时间花在救助人民或者教育他们之上...路边的乞丐与僧侣们毫无关系。知识是被寺院们小心翼翼守护着的特权，并被用来增加他们的影响和财富。”[24] 和我们也许期待的相反，封建神权统治下的西藏远非浪漫化的，被西方的佛教徒们所热情歌颂的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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