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抵抗者(上)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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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抵抗者(下,完)

      先解释一下:

      虽然水族有自己的文字——水书,但“水书”仅有四百多个符号,而且与水族的语言不匹配,其实是无法用于日常沟通的。所以,水族人记帐本、出通告、甚至写自己的名字都必须使用汉字(当然这名字也是根据水语“音译”的,比如“潘晓”有时候就写成了“潘兴”或者“潘先”)。

      在当时的石板寨,潘秀辉是“文化人”,潘发也懂得汉字(85年,政协委员“潘老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语句很通顺),所以,寨墙残垣上的“抵抗者”的名字大概是出于这俩人的手笔。

      其实,石墙上的抵抗者的签名由谁代笔并不重要,抵抗的意志是以自己的生命写就的,它铭刻于人们的内心,这是永远也不会泯灭的。

      ————————————————————————————————

      1944年12月4日,日军开始从独山撤退。

      日本人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军事目的,可以班师凯旋了——这理由基本上说得通。因为对日军而言,进攻贵州的行动原本就是“计划外”的任务,什么时候停止前进都是可以的。

      但其实,日军的撤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有个方针,叫做“以战养战”——说穿了,就是日本军队要靠抢别人的东西来维持军需供应——这个方针一方面使得日军成为世上少见的野蛮队伍,另一方面也给日军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这种困难在富饶地区还不太明显,一旦到了贵州这样的贫困山区,难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旭军”是于44年5月份投入“一号作战”的,这时已到了冬季,可他们的士兵却还穿着夏天的军服。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广西冷得多,山区的湿气非常重,日本人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被冻得够戗,只好去抢难民的衣服穿。于是,各路鬼子兵的装扮都变得花花绿绿,以至于美军的侦察机在空中都无法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老百姓。

      贵州的农业比较落后,时至今日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但在抗战期间,贵州不仅要向前方提供兵源(全省总人口1050万,征兵实额46万),还要为内迁的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保障(仅独山县城内,可查的内迁单位就有六十二家),外来人口的剧增,使经济环境面临崩溃。遇到“黔南事变”,大量军队和难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贵州,立刻就造成了粮食紧缺。省城贵阳的集市上,一件苏绣旗袍换不到一个玉米窝头,其他地方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

      另外,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没有食盐资源的省份。在当时当地,从老百姓的家里找几坨鸦片很容易,想找到一点盐巴却十分困难——而日本人事前对这个情况毫无准备。

      所以,日军进入贵州以后,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军粮补给。最先进入独山的13师团104联队,翻遍全城也没抢到粮食和食盐、只找到了几麻袋白糖,气得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哇哇叫,无奈之下,104联队只好喝了三天的糖开水。于是,当其他日军联队陆续到达独山时,面对满城大火,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立即前进,或者立刻撤退。

      想前进,有困难。

      一方面,前方的都匀城已经被烧毁,再往前走也找不到粮食;另一方面,国军13军和29军在马场坪一线布置了防御,29军的阵地距离独山不到三十公里,日军即便能够冲过这些防线,估计也差不多要饿死了。

      于是只好撤退。

      29军的军长是孙元良。

      这几年,老孙头经常被网友们奚落,说他是“飞将军”什么的,但马甲我却要在这里帮他讲几句“好话”——孙元良在“黔南事变”中虽然没怎么打,却也没有逃跑,他和石觉(13军)把三万多人马摆在阵地上,最后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还算是有功劳的。

      讲完好话,再说坏话——孙元良这家伙太喜欢吹牛,他说的话大多和史实对不上,有些离谱。比如,29军有个所谓的“黑石关大捷”, 就是孙军长自己吹出来的。

      黑石关距离独山二十五公里,当时是 29军91师(师长王铁麟)的阵地,阵地左侧271团、右侧273团、272团是预备队。孙元良也在阵地上,另外还有独山县长孔福民带领的保安团。

      当时,企图进攻黑石关的日军是13师团的工兵第13联队(联队长石川省三中佐),问题是,在日军和黑石关之间还有三四千难民,日本鬼子一进攻,老百姓就往阵地上跑。关隘上的29军喊“站住”,百姓哪里站得住,于是国军就开了枪,当场打死三百多、打伤了千余人,一时间,黑石关前满是趴在地上号啕大哭的老百姓。

      日本鬼子看见国军的“抵抗”这么坚决,知道一时半会冲不过去,自己就退走了。

      站在国军的角度,枪杀“袭扰阵地”的难民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只要是个军人,都应该觉得这件事不大光彩——可孙元良却不这么想,他愣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阵地上明明是一个师,他说自己只“带领一个团”;敌军明明是一个工兵联队,他说敌人有“两个联队”;伤亡惨重的明明是中国的难民,他却对记者说“我军毙敌两千多”。名记者何毓昌知道孙军长素有吹牛的习惯,给他的讲话打了折,写成“歼灭日寇两三百”。于是,“黑石关大捷”就这么吹出去了。

      1944年,40岁的孙元良编造了“黑石关大劫”(这是老百姓的评价),到了2004年,100岁的孙元良居然还在吹嘘这场无中生有的功绩——只能说明这位长寿的国军将领从来就没有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眼里,真够混蛋的。

      日军占领独山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洞口大爆炸。

      “洞口”是独山城东的一个溶洞,洞里是“军政部兵公署44工厂”的炸药仓库。国民党军撤走的时候,大门是敞开着的,难民们不知道仓库里装的是炸药,就跑进山洞里住了下来。12月4日上午,日军104联队在城里大肆抢劫,难民见状就往溶洞里躲,鬼子兵点着火把追进洞里,结果就引起了大爆炸——洞口塌了,附近的房屋全都被震垮,巨大的声响几十里外都能听见。

      这场爆炸炸死了多少日本兵,不知道。日军的说法是11人,中国方面的猜测是“上百人”,众说纷纭,现在还有“专家”在研究。可是,究竟有多少中国老百姓在这场爆炸中死于非命,却从来没有人愿意统计过。

      可以肯定的是,被炸死的中国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兵,这些人都是难民——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籍贯,只知道,他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一步步走到这里的。他们曾经历经磨难,他们曾经渴望着能够逃脱侵略者的魔爪、得到自己的军队的保护,可是,在这里,他们被自己的政府抛弃了,最终含恨死去,连一块墓碑也没能得到。

      1944年12月6日,日军全部撤离独山。12月8日,国军第29军进入一片废墟的县城,宣布“收复独山”。

      这以后,日军一路向广西方向撤退,国军则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虽然没打什么仗,却可以够陆续收复失地、接连宣告“大捷”,真是得意极了。

      可是,12月10日,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突然在荔波县城停下来、不走了。这让跟进的国军将士们感到很棘手:打吧,怕惹来其他日军部队;不打吧,又被鬼子挡住了“反攻”的道路。他们只好守在县城外面观望,心里十分纳闷:这伙日本兵到底在这儿磨蹭什么?

      日军第34联队是在等待本师团的第6联队。

      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是唯一没能进入独山的部队。他们在山里转晕了,一直没有找到去独山的道路。但这帮家伙闷着头往前走,结果却跑到了都匀附近的茅草坪,算一算,超过独山约五十公里,居然成为了抗战期间突进中国内地最深的整建制的日军部队。

      12月5日,得知日军主力撤出独山,已接近都匀城的松山良政大佐急忙带领第6联队沿原路后撤——这意味着,这伙鬼子兵又要在水族的村寨之间再走一趟,而这一趟,就不象先前那么容易了。

      首先,在高山峡谷、羊肠小道上走了六七天,日军的体力已接近极限。鞋子掉了、衣服破了、腿脚瘸了、有很多士兵生了病,第6联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只能三三两两地搀扶着前进,还不时有人失足摔下山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的运动能力和作战意志都落入了低谷,走着走着,就有人躺倒在地痛苦的呻吟,要靠别人大声呵斥甚至殴打才能爬起来继续赶路。

      其次,沿途的山寨都已掌握了敌情。乡民们早就藏好了粮食和牲畜,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路口等候日军的,除了机关陷阱、就是弓弩火枪,各村各寨空空如也,鬼子兵若再想抢劫粮草、大吃二喝,已经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先前毫无准备、被动抵抗的水族山民这时已全面动员起来。他们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武装,主动向日军实施攻击,这就使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12月6日,“江月波自卫队” 在丹寨的营上坡袭击第6联队,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一枝、弹药一箱、驮马一匹(但江月波阵亡了);

      12月7日至8日,“九阡自卫军”在板纳寨一带连续截杀日军,夺得步枪十七枝、手榴弹多枚。

      12月9日,日军来到石板寨附近,潘文高指挥的“农民联军”又在十里长坡摆下了阵地。

      “十里坡”位于石板寨的东面,是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山道崎岖、易守难攻。农民联军在这里设置了路障,又把滚木擂石堆放在高崖上,二百多水族战士埋伏在草丛里,严阵以待。

      中午时分,日本鬼子来到十字坡前,观察了一阵,大部队停在半山腰,派出十几个人上前清除路障。总指挥潘文高一声令下,顿时,山上的滚木擂石全都砸了下来,一排排复仇的枪弹射向日寇,喊杀声响成一片,十里长坡尘土飞扬、硝烟弥漫。

      搬路障的鬼子全被打死了。别的鬼子虽然也有损伤、但大部分都钻进草丛里隐蔽起来。“十里坡”上的茅草很深,双方都躲在草里,坡上的乡民看不见下面的日军、坡下的鬼子也看不见坡上的抵抗者,大家只能瞎估计、乱打枪。

      日军的枪法好、经验也足,能够判断出村民射击的方位。潘烂手持“牛尾铳”、刚点了一炮,坡下就飞上来几颗子弹、全打在他的头上,不一会,其他几个炮手也相继中弹倒地。搞到后来,山上的人只是乱开枪、光听见热闹并没有效果,而山下的鬼子却是有的放矢、一枪一个准。没办法,潘文高只好下令停火,等看清楚了再动手。

      等了好一阵,日军的人马越来越多,远处的山路上聚集了一大群鬼子兵。潘发说:“糟糕,敌人可能要开炮,要赶紧想办法”,经过石板寨的教训,乡民们对日军的大炮都有点犯怵。

      这时候,蒙老拉自告奋勇:“我到坡脚去放火,把日本兵烧死!”,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蒙老拉就背起砍柴刀、揣着洋火,绕小路下山去了。

      下午三点钟,山脚下烧起来了。

      冬腊月间的茅草十分干燥,遇火则燃。蒙老拉有“烧山开荒”的经验,他选了两个地点放火,刚一点着,火苗子立刻窜起一丈来高,借助风威向山腰上蔓延,很快就把草丛里的日军围住了。鬼子在烈焰中奔走狂叫、抱头鼠窜,山上的农民联军乘机瞄准开火,打得敌人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火烧鬼子兵,乡民高兴极了。可是,开心了没多久,却发觉情况不妙——山火不认人,借着风势、又向农民联军的山头烧过来了——没办法,大家只好转移。

      打了半天,还是把阵地丢了,大家都埋怨蒙老拉“放火没水平”,气得老汉直跳脚。

      晚上,日本兵架起木头焚烧自己人的尸体,村民们发现,他们把没有死的伤员也丢进火里烧了。夜里,哇哇的惨叫声十分糁人,大家听了直打冷战,都说:“这帮鬼子真是恶魔”。

      日军把烧过的尸体剁下来一截带走,其余的就地掩埋了。事后,潘发他们在十里坡附近发现四个大坑,里面有八十九具尸体残骸,也弄不清哪些是被农民打死的、哪些是被日军自己烧死的。

      日军突破十里坡、进入了荔波县境,但依然不断的遭到沿途民众的截击。据统计,仅在荔波境内,就有八支水族武装对日军进行了袭扰,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得第6联队的行军队列被拖得很长,掉队的人员也特别多。

      于是,潘发和他的伙伴们又埋伏于关隘路口,放过大队人马、专门收拾零散掉队的日军。

      12月10日,石板寨的“农民联军第二大队”进行了三次战斗,打死七个鬼子和四匹骆驼(那些骆驼本来是活的,可水族人没见过这畜生,不敢靠近,干脆打死算了),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军用品。

      12月11日上午,轮到潘命到路口站岗。

      他正往山坡上走,看见路边上摆着一挺机关枪,“这是谁丢在这里的?”,潘命好高兴,伸手就要去拣。却没想到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个鬼子兵,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拎着手枪,嘴里呜噜哇啦地叫着,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潘命的耳边擦过,把他的魂都吓飞了,小伙子急忙跳下坡坎,连滚带爬跑回寨子向潘发报告。大家立刻集合,冲上山去、追击那个掉队的鬼子兵。

      一伙人追到山顶,没有发现鬼子的踪影,不禁觉得十分纳闷:“这跑肚拉稀的家伙也能跑这么快?真是奇了怪了”。

      就在这时,天上飞来几架飞机——三架小飞机和两架大飞机,转着圈在空中对射。

      大伙觉得空战很好玩,于是也懒得找鬼子了,专心看飞机打架。打着打着,一架大飞机起火掉了下来、还有人跳了伞(这是架美军的轰炸机,七名机组人员死了两个),接着,其他飞机就飞不见了。

      潘发他们本来弄不清哪边打赢了,突然发现山坡下面有几个鬼子兵又蹦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这才猜到或许是自己这一边打输了,顿时恼羞成怒。于是摸进树林,抄到鬼子的前头打了个伏击,一阵乱枪,把四个高高兴兴的小日本全都送上了西天。

      在树林还发现八个国民党兵,询问一番,得知他们是广西人,是被鬼子抓来搬运军需物资的。潘秀辉就指了一条小路,叫他们抄近道返回家乡去。

      二十多个水族汉子凯旋而归。走在半道上,潘发家的“追山狗”(产于黔东南地区的猎犬,学名“下司犬”)突然对着坡坎下面狂吠,大家跳下去查看,发现了一个日本军官。

      这家伙就是先前和潘命照过面的那个鬼子。也许是因为拉肚子拉脱了水,摔进路边的沟里就爬不出来了。这时候,他倒在地上、被猎犬拖来拖去,知道自己逃不脱,就朝脑袋上打了一枪。

      鬼子军官带着一挺轻机枪(没有弹匣)、一把军刀和一枝手枪,身上还有个公文包。后来,那公文包交给了县政府,懂日文的人看了,说这人名叫佳藤重好,二十六岁,是个参谋。

      这是石板寨的勇士们消灭的最后一个日本兵。

      以后的事:

      12月13日,遭受重创的第3师团第6联队终于和第34联队回合。

      12月14日,日军撤出荔波县城,12月18日,日军完全退出贵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线。国军各部持续跟进,不断收复失地、不断获得“大捷”。至此,历时二十天的“黔南事变”宣告结束。

      45年2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13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做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6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3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6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才开始着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马甲曾经见过潘让老人(应该叫“潘老让”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听他说的。

      潘老让瘦瘦的,个子挺高,穿着水族人习惯的黑布衣裳。他的汉话不大灵光,旱烟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哑,可说到“抵抗者潘让在此”的时候却是口齿清晰、语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响:“我们,汉子,不怕,顶得住!”

      那一天,潘让的老伴刚好有点不高兴,看见老头子得意忘形的模样,就给他泼冷水:“顶得住个屁!一看见酒罐子,你就抵挡不住了”。潘老让顿时显得十分气馁。

      在场的人都乐了,安慰他说:“真英雄都爱酒坛坛,梁山好汉遇到了美酒同样也抵挡不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闻听此言,潘老让立刻又振奋起来,黑黑的脸膛上泛出红光,就好象喝了美酒一样。

      嘿!这可爱的水族老汉,这可敬的淳朴的抵抗者。

      —————————————— 完 ——————————————

      关键词(Tags): #抗战#水族通宝推:西安笨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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