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一)驰援赣西 -- numzero
家园 1981年四川石棉召开的重评石达开功过太平天国学术会议纪要 金钟 王洪峻
由四川有关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五日在大渡河畔的石棉县举行。来自全国八个省、市、自治区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七十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代表共提供了近三十篇论文、资料。这是继南京、苏州和两广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会议根据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集中讨论了关于石达开的评价和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石达开的评价
与会者一致指出，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应以1857年6月出走天京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对于石达开前期活动的评价，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石达开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太平天国的军事家、政治家，文武全才，深得众望，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在对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是为洪秀全所逼，责任在洪不在石；石达开出走和远征之后，一直把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坚持对清军作战，最后兵败被俘，慷慨就义，有始有终，保持了农民革命英雄的本色。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前期功绩卓著，应予肯定，但后期所犯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大搞分裂活动，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石达开始终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坚持反清，所以仍属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最后，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作，受骗被俘，投降乞死，晚节有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在后期走上了分裂主义道路，率部离开老根据地，企图到四川割据一方，从而，断送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好形势，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最后在大渡河紫打地全军覆没，投降变节，成为农民革命的叛徒。
二、石达开与“诛杨密议”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石达开在“杨韦事变”中的立场是正确的，表现是好的。当他全家被害，自己只身脱险后，仍能以大局为重，率靖难之军驰救宁国。后在平定韦氏之乱和总理朝政、力挽危局的斗争中都建立了功劳。但在石达开是否参与“诛杨密议”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根据《李秀成自述》，联系石达开事后对杨秀清被杀一事的态度，指出不能完全排除韦、石曾密谋杀杨的可能。同时，也主张不应把密议杀杨一事同后来韦昌辉借“密诏杀杨”乘机掀起的天京暴乱不分青红皂白地拉扯在一起，从而认定石达开是韦氏同党；但是也不应因为石达开后来采取了反对韦昌辉的正义立场，就将原来他曾同韦氏有过“诛杨密议”一事加以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参与谋杀东王只有《李秀成自述》中的一条孤证，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材料。而在《石达开自述》等材料中确可以证明，石达开事先对杀杨之事一无所知。其实，所谓“诛杨密议”不过是洪秀全事后推卸责任的说法。
三、如何评价石达开出走天京和远征的是非功过
这是本次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和远征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对石达开在这两大事件中的是非功过也应加以区别。在当时形势下，出走天京是石达开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杨韦事变”后，石达开毅然起兵靖难反对韦昌辉，合朝同举石达开主持朝政，迅速扭转了局面。石达开受到全体军民普遍的赞扬和拥护。这就招致了洪秀全的猜忌，受到安、福二王的掣肘和排挤，甚至“明图戕害”石达开。不仅使石达开继续“提理政务”成为不可能，而且身家性命也受到威胁。因此，洪、石交恶，矛盾急剧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石达开出走天京，避免同洪秀全兵戎相见，这使太平天国避免了一次危机和内讧，避免了又一次“天京悲剧”的重演。石达开出走天京是积极的办法，舍此一途，别无他路，责任主要应由洪氏兄弟负。石达开的错误，主要在于天京出走之后，率部远征，离弃皖赣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1857年6月上旬，石达开发布“为沥剖血陈，晓谕各军民”的告示，这是他走上既同天王分裂，也同太平天国分裂道路的起点。自此以后，石达开率部转战九省，开辟新的战场，牵制了大量清军，但却始终没有回到君臣携手的道路上来。一种纯然的内部矛盾，只因最初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而终致造成身死国危，全军覆没的悲剧。这一责任则主要应由石达开负。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和远征，不仅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是石达开本人的转折点。对此，洪秀全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石达开负。石达开骄傲狂妄，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不讲团结，不能象李秀成那样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忠贞行动”来争取洪秀全的信任，以后又率部出走，骗走二十余万太平军将士，大搞分裂活动。特别是在洪秀全削去二洪王爵、用实际行动表示改正错误之后，多次向石达开发出求援呼吁，石达开不仅坐视不救，一兵不发，而且斩杀来使，散布不满。从而，给太平天国造成了灾难和无可补偿的损失，也使石达开自己走向毁灭。
在分析石达开所以走上分裂道路的错误时，有的同志指出，不仅有石达开的主观原因，同时还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天京事变后，随着石达开个人的声望达到顶峰，他头脑膨胀，不可一世，大有收拾局面非己莫属之慨。再加上小生产者的狭隘和自私，使他不能正确处理同洪秀全的矛盾，不能正确处理他与洪氏兄弟的个人恩怨和农民革命根本利益的关系，以致个人主义恶性发作，铸成“干古遗恨”。在石达开走上分裂道路的问题上，他周围的助手和幕僚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多为封建文人，出于攀龙附凤、成为开国新贵的野心，热衷分裂，鼓动石达开“割据自雄”，独树一帜。这是不能辞其咎的。
四、石达开在大渡河是“投陷被俘”，“受骗被俘”，还是“投降变节”
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投降被俘，并用“其心也苦，其错也大，其死也壮”三句话来概括石达开被俘前后的表现。在被俘前，石达开把“舍命以全军”视为大义所在，并无卖身求荣乞求个人活命之心。但另一方面，由于石为失败主义情绪所支配，悲观绝望，愿以一死为其部下求降乞生。结果是自入敌人设置的圈套，本人舍了命，三军将士的性命也并没有保全。石达开的行动玷污了太平天国的旗帜，葬送了部下，也玷污了他自己。他虽然死得悲壮，但他的死又蒙上了一层投降的黑纱。对石达开这种错误行动，既不应盲目赞美，也不能指为叛变投敌。农民起义领袖往往集光荣与耻辱于一身，这是为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住所决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受骗被俘。石达开是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农民革命将领，为太平天国革命英勇战斗了一生，是同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陈玉成、洪仁?、赖文光等英烈并列而无愧的。面对失败，他没有丝毫个人“俎上求生”的侥幸心理，而是想用一己之死，换取部众的生存，以答谢天王，作忠臣义士。他堂堂正正、正气凛然地前往清营商讨“善后”，结果为敌所俘。在清朝的法庭和刑场上，他“神色怡然”，视死如归。石达开舍生取义的行为是悲壮的，但又是极端错误的。舍命非但没有“全三军”，反而使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分裂出走，在大渡河紫打地陷入清军重围。在此形势危急关头，石达开一面命令将士放下武器，一面写信向清四川总督骆秉章乞降。石达开由分裂出走到最后投降变节的这段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
五、关于石达开失政的原因
与会者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对石达开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大家一致指出，必须看到石达开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遭到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有一些起着不可忽视作用的偶然因素。而“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页)
(一)从石达开1857年开始远征之后，特别是进入1862年以后，全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的各种弱点充分暴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失败已成定局。(二)石达开在屡受挫折之后，迷信天命，心灰意懒，悲观绝望；在战略上也犯了严重错误。他走上分裂道路后，避开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江南地区，远离主战场，企图到清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南地区另辟根据地，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于一时。这种战略思想纯属幻想，只能为清军提供各个击破之机。(三)石达开率部远征之后，必然如鱼离水，如鸟离群，石达开部必然成为一支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孤军。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失去支持；在军事上被动挨打，节节失利，处处败北。将士离心，一部分人返回天京，斗志涣散，叛变投敌之事常有发生。当石达开部抵达大渡河时，已成强弩之末。(四)轻信土司千户王应元受赂让路的许诺，上当受骗，孤军深入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陷于绝境。又恰遇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而石达开对此却毫无估计和必要的准备，终至失去抢渡良机，被清军合围而失败。
上述一些因素和矛盾的产生，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石达开大搞分裂主义。石达开既不可能在分裂道路上悬崖勒马，这些矛盾就无法解决，其结果必然导致分崩离析，以至全军覆没。石达开个人的才能，也无助于这一结局的改变。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抵销了石达开赖以战胜敌人的种种条件，使得他的耀眼的才华，在远征整个期间完全黯淡无光了。
此外，会议还就如何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太平天国的史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还学习两广会议边讨论边实地考察的办法，参观了大渡河紫打地、松林河等古战场和遗址。
家园 [文摘]石达开“远征告示”解惑三篇 疑问之一：矫诏欺骗将士否？(文：王庆成)
“密诏”，即古代帝王发给的秘密诏旨，其词似始见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在太平天国史中，韦昌辉杀杨秀清，是否有洪秀全的“密诏”，成为―些论者有兴趣的争论问题。据香港《中国之友》1857年1月15日、21日、30日连载的《镇江与南京――原始的叙述》报导，韦昌辉曾对秦日纲说，他收到洪秀全的信件(Letters)，命令他杀掉杨秀清。这些“信件”大概也就是争论中的“密诏”．由于“密诏”从未公布过，因而有的论者认为这是韦昌辉创造的谣言，并且说太平天国史上有过伪造天王密诏的实例，这个伪造者就是石达开----石达开伪造天王密诏，蒙骗广大将士追随他的分裂主义路线。
这里不去讨论对石达开的评价，只来辨别石达开有没有伪造天王密诏。
石达开同洪秀全分裂以后，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而入广西，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形势局促，部下有几批人先后脱离石达开，其中有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等一支回到天京。吉庆元等因与童容海不睦，上奏天王，要求不受童容海管辖。奏书中解释了他们当年何以追随石达开脱离天京，说： “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继则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所以他们就“万里回朝”了。人们认为，这就说明了石达开曾伪造密诏。
吉庆元等脱离天京后几年又回到天京，向洪秀全上书有所请求，对过去的行动作一些解释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他们的解释是否都是事实，研究者自然不能盲从。
石达开脱离天京时，是否欺骗将士说他奉天王密诏到广西去招兵买马？最足以判断这件事的，是石达开脱离天京时公开张贴的布告。布告有两种抄本，文字略异而内容相同。布告中有这样的话：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
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
.....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
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
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石达开的布告曾到处张贴，清方疆吏抄得后进呈清廷，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书均曾收录。此外，当石达开出走时，他的礼部赞书吕姓与安徽六安州总制的掌书陈凤曹谈话，告诉他： “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陈凤曹将这番谈话写信报告六安州总制陈姓。这封保存下来并早经公布的信，也进一步证明了石达开出走时的公开表示。
既然石达开在布告中和其他场合都宣布了洪秀全对他的疑忌和他要出师远征的决心，哪里还有可能去“欺骗”将士说他是奉洪秀全“密诏”出京的呢？石达开幸而有自己的“分裂”告示流传下来，不然，洗雪“密诏伪造者”的冤案就费事多了。
疑问之二：为何有两个版本？(文：史式)
1857年5月底，石达开被洪秀全及其两兄安福二王逼迫离京，
前往安庆。行军途中曾经公开张贴一份《五言告示》，说明他被
迫离京的苦衷，希望太平天国军民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随他出
征。这份告示有两个抄件流传至今。二者之间字句略有出入。本
文不拟探讨拱、石之间的功过是非，也不拟评价这份《五言告
示》，只想就一个问题略抒己见。这个问题就是：这份《五言告
示》哪一个抄件是初稿?哪一个抄件是经过修改的改稿？
我们首先见到的钞件发表于《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渝
版五号，是从《何桂清秦稿类编?卷二十七军务》中转录，有商
承柞先生跋文。全文如下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近年来不少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在提到《五言告示》时，
都是转录这一抄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所
收的也是这一抄件。在辗转传钞中，只有一个字产生了分歧，即
“力酬上帝德”一语有时又作“力酬上帝徒”。在笔者另一篇文
章《五吉告示中‘力酬上帝徒’一语考误》中，已列举理由指出
“徒”字之非，请参阅。
后见的另一个钞本来自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福济等奏金
陵内讧语饬鄂赣相机防剿折》。福济、郑魁土在奏折中说：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邾瑛等等禀称，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
映带其党与数干、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
其词意．因供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奏折附有“石达开张贴于无为州之告示”，全文如下：
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自愧无才智，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
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谆谕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现将两个抄本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在全文160个字中间．二
者有出入的地方共有13处。为便于说明问题，对来自何桂
清奏稿的钞本何文，对来自福济奏搞的简称福文。二者不同之
处是：
1。 何文是“为沥剖血诚”，福文是“为沥剖血陈”。
2。 何文是“自恨无才智”，福文是“自愧无才智”。
3． 何文是“天国愧荷思”，福文是“天恩槐荷深”。
4． 何文是“下可质古人”，福文是“下可质世人”。
5． 何文是“自谓此愚忠”，福文是“自谓此愚衷”。
6． 何文是“定蒙圣君明”，福文是“定蒙圣鉴明”。
7． 福文有“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何文无。
8． 何文是“用是自奋励”，福文是“惟是用奋勉”。
9． 何文有“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福文无。
10． 何文是“惟期妖灭尽”，福文是“惟期成功后”。
11． 何文是“诏告众军民”，福文是“谆谕众军民”。
12． 何文是“照旧建功名”，福文是“各自立功名”。
13． 何文是“亦足标元勋”，福文是“亦一样立勋”。
笔者认为，在判断何文与福文谁是初稿，谁是改稿之前，我
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时张贴这份告示的过程。石达开是1857年5
月底离开天京的，6月9日到达安微无为州，这份告示已到处张
贴，被清方官员发现，潮报清廷。这一事实足以明，这份告示
不可能是在短短几天的行军途中印制，只能是在天京预先印制，
带出来张贴的。也就是说，初稿是在天京写成。初稿告示贴出之
后必有反应，改稿必然是在听到一些反应之后进行修改而成。在
仓促的行军途中，很难从事这一工作，估计改稿告示的印制是在
到达安庆之后完成的，如果是这样，初稿的文字一定比较粗疏
叙述问题也会不很周到；改稿的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成熟，叙述问
题经过深思熟虑也会周到得多。
根据这一思路，笔者认为：福文是初稿，何文是改稿。理由
如下。
一、就张贴告示的时间地点而言福文是“石达开张贴于无
为州之告示”，时间是咸丰七年五月十八日．即公元1857年6月9
日，此时上距石达开离京不足十日，所贴的告示只可能是初稿，
不可能是改稿；而何文是“青阳无为等处伪示”，发现于皖南的
青阳等地时间自然晚于福文，因此只可能是改稿．不可能是初
稿。
二、就文字而言，显然何文高于福文。从文义与平仄相比较
， “天国愧荷恩”比“天恩愧荷探”要好得多；‘定蒙圣鉴明”
也不如“定蒙圣君明”；文白夹杂谈来拗口的“亦一样立勋”远
不及“亦足标元勋”的典雅。
三、就内容而言，福文独有的“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
两句显然是石达开在对洪家私党极为愤懑的情绪下写出来的。这
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是太平天国自己人都知
道，连敌方也知道。据当时围攻九江的的湘军将领李续宾所得的
情报说：
“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
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
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见《李忠武公遗书》书牍
卷下第18页)
不过，太平天国内部这种严重的内耗虽然已是公开的秘密，到底
还算是“秘密”。初稿告示把这个“秘密”完全公开出来，可能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产生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冷静下来的
石达开为了顾全大局，在修改时删掉了这两句，另加了“精忠若
金石，历久见真诚”两句。这就是这两句为何文独有福文所无的
原因。再举一例，福文的“各自立功名”的写法显然欠妥，使人
读来会产生一种错觉，即太平天国的队伍是否已经各自为政， 各
自为战，不复是一个整体。改成“照旧建功名”就好得多，不论
继续留在当地还是跟随石达开出征，都是为太平天国出力立功，
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从告示内容进行推敲
，何文显然比福文说得周到。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不难推断：福文是初稿，何文是改稿。
有关太平天国史的一些著作中大都转比较成熟的何文而不转录
福文，是正确的。
疑问之三：为何用五律形式？(文：史式)
如果诗人吟诗不限于律，绝，则石达开离京出征时所公开贴出的一份《五言告示》，也可以说是一首好诗。如果石达开不是能文之士，这份告示自然由军中的老夫子代笔；他既能诗能文，而这份告示却又用了很特殊的韵文形式，且一韵到底，这就不同凡响，绝非一般只会写“等因奉此”的老夫子所能胜任。因此，很可能是出子石达开的亲笔。公文应该明白晓畅，本不应该使用字数受限制的韵文。为什么这篇告示要用韵文，而且要用句子很短的五言韵文？其原因不难推想而知。石达开既有无限愁思要向大家倾诉，但是又不能说得过于明显。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如果把话说得太明显了，就会增长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他把“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修改为“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就是为了把事情说得更加隐诲一点。既然希望说得隐诲，五言韵文正是最好的形式，可以言有尽而意无穷。
石达开虽然能文，但在离京之时，由于历经国难家仇又被逼出走，自然心乱入麻。所以用语不够讲究，文义也不够含蓄。到达安庆之后，再来仔细斟酌，就觉得有修改之必要。《五言告示》前后出现字句略有出入的两个不同的抄件，原因在此。
我们认真体会一下这篇《五言告示》作者的思想感情，就会相信它确出自石达开之手。他对太平天国事业已片忠心，洪家私党却一直对他猜忌排挤；他一心要为国出力，洪家私党却处处掣肘，阴谋陷害，逼得他非走不可。他当时的满腔悲愤，不下于被放逐的屈原。他的处境，也和昔日的屈原相似。因此，他的这篇《五言告示》，也就成为太平天国时代的《离骚》。全篇所言，都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充满了真实的感情。从形式上说，《五言告示》自然赶不上《白龙洞题壁诗》；但从真情的流露，“言为心声”，“诗言志”这一方面来说，《五言告示》正是感人至深的诗篇，应在《白龙洞题壁诗》之上。”
家园 石达开的惟一过错是他失败了 石达开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选择。“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留在天京，必死无疑。出走要背上分裂的罪名。
这让人想起30年代中共党内斗争时的罗章龙、何孟雄辈。要么忍辱偷生，要么出走，前者的结局是个人生命的终结（在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下，能不能偷生还是疑问，近来不是有人说何孟雄、林育南被捕是王明、康生有意出卖的吗）；后者的结果是分裂党。怎么办？
第五次反“围剿”时，一些红军将领明知博古、李德是瞎指挥，但是他们除了服从命令，还有什么选择？抗命甚至兵谏吗？
以前看过一道公务员考试题目：如果你的上级的决策是错误的，执行后会给国家带来损失，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石达开的惟一过错是他失败了，成者为王、败着为寇，用在石达开身上极为贴切。
最后再请教numzero兄：那首“投鞭慷慨莅中原”据考证是南社诗人假托石达开名义写的，请问这位诗人是谁？
家园 兄台说的是南社创始人高旭，但“扬鞭”诗的始作俑者是梁启超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刊登“石达开遗诗”五首，拉开了近代中国伪造“石达开遗诗”的序幕(有人曾说在被伪造诗文方面有史以来历代千千万万的名人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石达开相比)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序曰：
“太平翼王石达开，其用兵之才尽人知之，而不知其娴于文学也。近友人传诵其诗五章，盖曾文正曾召降彼，而彼赋此以答也。”
这也就是所谓“石达开答曾国藩诗”的由来。
梁启超又点评说：
“此诗自述履历，兼述志气，所谓名山一卷，著作千秋，盖亦有所自负已。前后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诮，独第三章，即以诗论，亦不愧作者之林。”
梁启超所说的“第三章”，就是“扬鞭”诗。“饮冰室诗话”中的这段点评是“扬鞭”诗为许多文人所流传称道的最初原因。
四年以后，南社创始人高旭(字天梅)出于革命宣传的需要，在《大风旬刊》上“残山剩水楼主人”的名义抛出所谓“石达开遗诗”二十五首，其中五首就是《饮冰室诗话》的那五首，其余二十首是高旭以“一夕之力”作成，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会误传高旭伪造“扬鞭”。
又过了三十四年，南社另一位创始人柳亚子发表澄清文章，说明那二十首诗是高旭为“激发民气”所伪作，但《饮冰诗诗话》中的五首诗真伪却仍未辩。
罗尔纲先生认为五首诗都是梁启超伪造的，因为诗中所言的少年中举，献芹于君王而终不得志的身世与从未参加科举考试的石达开完全不合，却与梁启超本人的身世差不多。但也有人认为，这几首诗除“扬鞭”一首以为，其余水平不高，不应出自梁启超之手，而且如为梁本人伪造，当不必在评论之时故弄玄虚，或系他人伪作被梁启超记录也未可知。这些几乎已成定案。
但是唯独“扬鞭”一诗又有下文--当初罗老认为此诗系伪作，依据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严禁“怨天”，石达开不可能写出“只觉苍天方愦愦”的句子，但八十年代以后，已有史学家考证指出，石达开远征军入川后已完全放弃了宗教信仰，如果此诗写于远征军放弃宗教信仰以后，那么出现这样的句子就不足为奇，所以罗尔纲先生的推理实际并不能证实此诗系伪作。而这唯一一首与石达开身世没有明显出入的诗，又偏偏是当年唯一被梁启超评价为“不愧作者之林”的一首，于是又引起新的质疑：是否伪中掺有真作，或者是有人得到真作后将自己的伪作混入其中一同流传？(就像高旭那样)此外上此诗版本也颇多，如“莫凭赤手拯元元”一句又作“欲凭”，“我志未酬人已苦”一句又有“人犹苦”“人亦苦”版本等等，也使人怀疑是以假改假，还是有人对篡改真作？
总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觉得对“扬鞭”一诗的真伪存疑是比较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