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旧文：走向共和 -- 冷逸

如果说李鸿章在历史上还算是个争议人物，“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那么袁世凯就一点争议也没有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做过些什么事？借武昌起义的炮火轰倒了清廷，又玩弄权术骗取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后来利用强权当上了正式大总统，最后还贪得无厌地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总之，没干过一件好事，从头到脚坏的流脓。可是，如果中华民国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和首任正式大总统就这么个德行，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是不是也很没面子呢？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和张之洞当仁不让地成了洋务运动的领袖。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当然还是必须肯定的。洋务运动自然不会有人提出太多批评。那么，对于袁世凯这位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也就必须承认它的积极作用。作为权倾朝野、圣眷深重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推行洋务与新政有着较少的阻力，因此他的辖区内呈现出一片“开风气之先”的景象。洋务的规模从军工而至民用，从官办而至商办，从重工业而至轻工业，从器物而至制度，进度虽然缓慢，但在当时的中国已是难能可贵、蔚为大观了。如果后人要批评的话，在清朝的大小官吏中，他也应该是最后几位才轮到。如果不考虑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部危机，那么这些点点滴滴的进步未必不能成为中国“积跬步以致千里”的开始。中国的革命与改革，都不可能是“外科手术”式的外来移植，只能依靠于自己的土壤，而正是袁世凯与张之洞等人所推行的种种举措，改变了中国社会，从客观上培育了未来的革命土壤。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所依赖的力量只是百余名三合会，失败之后他也未得到人民的同情，仅被视为“蟊贼”；到了辛亥革命时，已经有了一个规模较大、比较坚定的革命团体和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武昌义旗一举，十七省立即响应。这样的转变，与其说是因为孙中山屡败屡战的精神和在海外不懈的宣传感动了全国，而是因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土壤已经形成。而土壤的培育，袁世凯、张之洞两人都功勋卓著。再打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辛亥革命中的袁世凯与其说被全国人民视为革命的镇压者，还不如说被视为革命的实干家，而孙中山只是宣传家。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很快把只坐了三个月的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仅仅是由于袁世凯玩弄权术吗？事实上，袁世凯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以他为代表的治国思想的胜利。我们不能否认，一九一二年三月的袁世凯，正是“众望所至，天命攸归”。原因何在？首先，中国的改良与革命，其最主要的参照系和示范者就是近邻日本，并且革命者也是以留学日本的学生为主，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专制势力依然强大，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而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漫长的专制统治的国家，因此在当时，强人政治的治国理想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其次，长期所遭受的列强侵略和压迫，也使广大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自强雪耻之心，准备着“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于是，对军事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对军事强人更加推崇。最后，中国人建设共和、建设宪政，在当时都是将之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工具理性而无价值理性。我们要宪政、共和是因为西方有而我们没有，于是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我们有了宪政、共和的话，就和西方列强一样了，便可以富国强兵了。因此，中国将作为舶来品的共和、宪政，消化在了自己的“救亡富强”语境中，而失去其本来意义。在专制传统依然强大、军事救国情绪还很浓重、对共和与宪政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办洋务素有“开明”形象、精于权术而能用铁腕推进制度变迁、建设并控制了中国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口头上也积极鼓吹共和与宪政的袁世凯，自然成了民国总统的最佳人选。较之袁世凯在国内宦海沉浮数十年塑造的实干家形象，孙中山的海外奔走似乎仅仅是一个“孙大炮”，因此，孙中山除了让位之外别无选择。可以说孙中山当时让位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他向全国人民体现了他的大公无私，而袁世凯则应天顺人成为了众望所归的民国总统。民国人民为一下子有了两个共和伟人而欢呼。而如果此时孙中山拒绝让位的话，内战与民心的失败者都将是他。也正是因为孙中山此时的无私，开始他在日后袁世凯称帝之时能东山再起，最终成为民国国父。

虽然说袁世凯成为总统是历史的选择，虽然说中国还保留浓厚的专制残余，可封建的冰层一旦融化，要想再重新冰冻三尺就不再可能。人民已经无法接受一个为所欲为的总统，更不能接受一个皇帝。可袁世凯不这么看，在他看来，华盛顿是伟人，拿破仑更是伟人，只要推进中国现代化、走向共和这个目的的合法，哪有什么手段合法性的限制？“历史是不会谴责胜利者的。”在他看来，只有推行铁腕政治才能实现中国的“强制性变迁”，而干扰了他这个总统的治国方略就是干扰了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进程，所以宋教仁等人要搞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参议员们对内政外交的处处掣肘，唐绍仪想发挥内阁制总理的权威、制约总统，那都只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孙中山、黄兴搞什么二次革命，更是犯上作乱，只能格杀勿论。最后，他觉得，华盛顿再铁腕都有掣肘，还是当拿破仑方便，索性穿上龙袍当起了“洪宪皇帝”。但是，人民不答应了。蔡锷的三千护国军面对他十万北洋精锐，居然战无不胜，只能说是“天命”已经不再垂青于他，历史已经抛弃了他。

袁世凯的问题不仅在于手段合法性与目的合法性的冲突，而是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具备目的合法性。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不同，袁世凯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他的走向共和有他的基本原则，首先就是要“坚持袁家的统治不动摇，坚持袁家的利益不动摇”。面对不当总统去修铁路的孙中山、不当总理去当县长的唐绍仪，他实在是相形见绌。对私利的过分追求与对权术的过分玩弄，使袁世凯在短短三年之内，把曾经属于他的民心丢得精光，当他称孤道寡的时候，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章太炎将袁世凯称为“枭鸷”，无疑是相当准确的判断。如果说李鸿章道德上的污点还只能遮住他的部分光彩的话，袁世凯在道德上的缺陷则彻底毁掉了他的功业。其实，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不穿龙袍的皇帝还多得是，像袁世凯一样玩弄权术、贪恋权力的人也多的是，只是他们至少比袁世凯做得漂亮。

曾经有一个成为伟人的机会摆在袁世凯的面前，但他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然而，上天已不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历史的机会给了另一个人――孙中山。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内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的这首遗诗，无疑是理解这位在历史祭坛上背负了千年骂名的“汉奸卖国贼”的一个引子。

清王朝是不幸的，它赶在了封建社会的垂暮之年，完全异于往昔的文明冲击令其手足无措。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同时，清王朝又是幸运的，在其日薄西山之际，一个杰出的人才群体的崛起，如同诸葛亮的祈禳之法，令其至少延长了五十年寿命。在这个杰出的群体之中，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当然也少不了李鸿章。自从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崭露头角之后，李鸿章就成为了垂危的清王朝的一名消防队员，从北京到广州，从旧金山到圣彼得堡，始终“劳劳车马未离鞍”，真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尽管他被称之为“清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东方俾斯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敬，却改变不了在自己祖国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的悲剧命运。

李鸿章所遭受的举国唾骂，最主要的原因及来自于它的外交活动，具体来说即1885年《中法新约》、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在朝野“清流”看来，我中国地大物博，国力强盛，天子圣明，将士用命，岂当输给各“蕞尔小邦”、而割地赔款求和的道理？原因无它，只因为李鸿章卖国求荣、避战求和。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的确在滇、越战场的陆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海军在马尾海战中的失败不是陆战的胜利可以抵消的。是役，整个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左宗棠苦心经营的福建船政局与水师学堂也灰飞烟灭，对中国现代化萌芽打击极为沉重。而在现代战争中，来自海上的威胁远胜于陆地，在法国取得海上战场的主动权之后，利用陆战的胜利以胜求和，只是一个正常的战略抉择而非卖国之举。而基于当时的战争态势，在法军随时有可能沿海而上直逼首都之际，换了谁能签订一个平等的停战条约？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尾海战中指挥作战的张佩纶，正是坚定反对李鸿章的清流党人，长期鼓吹“人心可战、战必胜之”，但当他作为前线指挥者目睹英勇的中国海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不仅不能战胜敌军，甚至不能给敌军造成多少损失时，他终于认识到“临事方知一死难”。战后，他从清流中坚变成了洋务主将。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的覆灭与《马关条约》的奇耻，是李鸿章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也是他被诟骂最多之处。但是，战前他的避战方针也是基于国势的无奈选择。在与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争论中，他早已清醒地将日本作为中国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并为此作了长期的准备，以求有朝一日与日本决战。但是“塞防”已经耗去了大量军费，颐和园工程更是雪上加霜。不懂得现代军事的王公大臣只知道北洋水师已经成军、吨位亚洲第一，而不知道舰艇武器老化、弹药不足、急需补充经费备战，却只管催促出兵。满朝衮衮诸公，有谁知道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航速接近“定远”、“镇远”两倍，火炮射速更是超出4倍。？更有谁知道，这些军舰是日本天皇带头，举国捐款而购买的？战并非不可以战，但只有知己知彼方可战，只有准备充分方可战！而且，当时中国出兵朝鲜，还存在一个道义问题。由于中国驻朝官员干涉朝鲜内政问题，逼迫朝鲜模仿中国对外开放，并且介入朝鲜统治集团开放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甚至卷入朝鲜的宫廷政变之中，在朝鲜大失民心。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是东学党起义，同时也是因为朝鲜国内反华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将中国势力逐出朝鲜。如果中国出兵朝鲜的话，无疑是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悬军海外作战，显然不能与后来的“抗美援朝”相提并论。

基于对当时的国际局势的判断，李鸿章做出了“避战求和”的决策，准备放弃朝鲜，将朝鲜由中国的藩属变为俄日两国争夺的战场，以朝鲜的开放作为中国的缓冲，换取一段时间的缓冲期整军备战。应当说，这一意图是可能实现的。以日本当时的实力，与中国作战已是倾尽全力，如果不战而得朝鲜，对于日本来说可以接受；而俄国自然不会放弃对远东出海口的谋取，朝鲜半岛由此将成为俄日两强博弈的战场；而中国则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然而，这样的计划，一心图治的光绪不会接受，夜郎自大的满朝文武不会接受，只在乎自己生日的面子慈禧也不会接受，在他们看来，日本绝非我“天朝上国”之对手，而我们既然是天朝上国，则应对自己长期以来的附庸国朝鲜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于是他们一再指责丁汝昌“逡巡畏战”，责令其率舰出击、主动求战，强迫李鸿章以萌芽中的中国现代军队与日军做一次你死我活的赌博。

漂亮话可以由清流们来说，可仗还得要李鸿章来打，于是他无奈地赌上了大清帝国唯一的骄傲――总吨位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惨烈的黄海海战之后，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清流们依旧可以说漂亮话，扬言天朝上国必胜弹丸小岛，而为国捐躯的丁汝昌棺材上还要加上三把锁，李鸿章求和方针更是成了失败的唯一根源。对此，事后诸葛亮其实也不好作，当时无论是积极求战还是消极避战，胜败都无定数。求战固然体现了爱国精神，李鸿章的避战方针也没有错，更谈不上汉奸。中国的失败正是因为求战与避战的矛盾没有得到协调造成指挥混乱，作为军事上的最高指挥的李鸿章固然要承担相当责任，但是那些夸夸其谈、大言炎炎却又不能发挥任何实际作用的清流们何尝没有责任？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而这正是日本所欢迎的，因为双方沿着既定轨道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日本的劣势将逐渐体现而无法超越中国。正是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三点四亿两白银（赔款加掠夺）加上台湾，这样的收获成为了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没有《马关条约》，若是十年后中日开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当然，日本肯定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会竭力寻求早日决战，但并不能断定当时中国除了被迫一战便别无选择。有人可能会说，后来我们八年抗战不是战胜了日本吗？为何断定甲午不能胜呢？但是后来的抗战，是在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级强国、决心彻底灭亡中国的情况之下，别无选择的背水一战，而且如果没有“屈原”、“苏武”，不要说八年，十八年能否求得全功、恢复金瓯都很难说。并且，八年抗战也是“以空间换时间”，将神州大地打得“山河破碎风抛絮”的焦土抗战，是三千万同胞的生命凝结的胜利，任何理性人都不会主动去寻求这样一场战争。

目光转回1895年，当威海卫的旭日龙旗伴着残阳落下，数千将士的忠魂伴着冷月告别，战争终于结束了，烂摊子还得李鸿章来收拾。登上春帆楼的他，除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无奈，还能说什么？除了在慈禧和光绪都已认可的条约上签字，还能做什么？战场上失败的国家从谈判桌上还能得到什么？然而，正因为签下的是李鸿章三个字，他就成了汉奸、卖国贼！不过，如果我们联想到没有签下任何不平等条约、仅仅是成为第一个驻外公使的郭嵩焘所遭受的辛辣的讽刺，就能够理解这种可怕的天朝上国的心态。顺便说一句，在中国历史上，语言上的爱国者比起行动上的爱国者要好当的多，也要多的多。

至于《辛丑条约》，更是愚昧的慈禧、载漪、徐桐、刚毅等人一次疯狂演出的后果。完全背离现代轨道的义和团，依靠从关云长到猪八戒的种种神灵来迎战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只能是螳臂当车，无数无知且无辜的中国百姓在邪教的煽动下无谓地献出了生命，导致了中华民族又一次灾难！而如果义和团取得了胜利的话，那将是中国更大的不幸：现代文明将在中国被荡涤殆尽，整个民族将陷入愚昧的邪教狂热之中，而不甘失败的列强们将会展开更加疯狂的反扑，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印度。当然，从义和团的表现来看，这种可能性只能说是极小概率事件。

在整个中国北方陷入疯狂之时，李鸿章与张之洞、刘坤一联手推行“东南互保”，无疑是明智之举。“东南互保”体现的不是臣下对君主的背叛，而是现代性萌芽对落后的传统的背叛，并且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萌芽已经有了一定的成长，可以对抗传统势力。这一事件，还体现了中国现代民间社会的发育与制度变迁的社会基础的形成，也使中国有可能走上联邦自治的道路，因此得到了孙中山以及同盟会的支持。对此，我将视之为李鸿章生命中最灿烂的一笔。然而，在风波过去、慈禧回京之后，李鸿章放弃了东南自治而北上议和，为历史再次留下遗憾。就如同当年他的老师曾国藩在攻克南京之后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样，李鸿章没能逃出他那个时代的禁锢，最终还是做了一个清王朝的“文忠公”而不是梁启超与孙中山所希望他出任的共和国总统。既然李鸿章上了祭坛就再也没有下来，那么就由他继续作为祭品，签下最后一个也是最屈辱的条约――《辛丑条约》。

洋务运动，在李鸿章的生命中是不能抹去的亮色。他苦心孤诣地推进洋务建设，小心地润滑僵硬的体制，在其中添加一点现代成分，顶着顽固派的强大压力来呵护中国的现代化萌芽。这种努力，不会因为北洋水师的失败而全部化为乌有，他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从而为未来的变革作了一定的准备。但他所办的洋务，只是按照老师曾国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仍然停留于器物层面而非制度层面，因此是一种相对简单的事功，对中国进步的作用也没能达到应有的程度。故尔，后人评论“合肥南皮规模皆不出湘乡”。而且，它所推行的“官督商办”体制也成为了腐败的温床，他本人即从中牟取了数千万的财产，这无疑为他在道德上留下了一个令人诟骂的重大污点，较之两袖清风的曾国藩相去千里。正是针对被人赞许的洋务运动，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不学无术”，而对他的外交却并无指责。“不学无术”，对李鸿章而言诚为诛心之论，也揭示我们，中国问题的解决，关键还不是从道德上而是从制度上寻求出路。然而，梁启超之后的评论者，却似乎都表现得头脑简单，一味地给李鸿章标上汉奸标签，似乎他一个人的道德败坏就成了中国近代种种失败的渊薮。李鸿章在历史评价中的坐标，一路走上了下降的曲线，不过，如果我们联系到那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伟人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曾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的话，这个问题也就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的。

1901年，在“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的惆怅之中，李鸿章终于走下祭坛，撒手西去，他告诫人们：“海内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对此，他向清王朝推荐了他的继承者袁世凯。曾国藩选择了李鸿章，而李鸿章选择了袁世凯，三个人的忠诚与道德依次下降，但有一点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把中国推向现代化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为清王朝打下了棺材上的第一枚钉子，而袁世凯则成为了最后的掘墓人。因此可以说，李鸿章对袁世凯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所需要的并非一个史可法、文天祥似的独撑危局的忠臣。而正是一个代表现代的传统反叛者。当北洋水师的“千帆劲旅”变成北洋六镇的金戈铁马之后，李鸿章的背影告别了中国历史，历史迎来了下一位主角――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