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十五）千古名文 -- 史文恭

做这首诗的人叫沈庆之，早在刘宋时期已经死了。毛大概跟陈庆之搞混了。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 年、1957 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

　　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 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 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

　　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 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 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

　　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

　　顶了20 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

　　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 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 人口对5 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 年就有办的，1958 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

　　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

　　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搞，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胶有三分。要垮就垮。

　　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 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 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人，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啊！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 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 万人上阵，补贴40 亿，“得不偿失”。

　　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于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地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 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

　　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 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 年大革命失败，等等。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 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

　　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

　　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1957 年12 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 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600 万吨（按：1958 年6 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1959 年钢铁指标为600 万吨，引起全国1959 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1958 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 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间下大祸，9000 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 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

　　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