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井底观天原创】大国游戏，发帖者的一些说明 -- 金口玉言

花开花落（之三十九）

2008-09-22 15:43:07

七十七

正如在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乾之治后，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同样和这些朝代一样，要做到一是削强藩，对地方势力开始影响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倾向打下去，二是均贫富，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和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并防止在西部发展中，重复东部城乡差距扩大的错误政策。

而笔者提到的这种以新城市圈为核心的社会模式，可以说是学习了美国的城市经验，让大城市在经济生活中占领先地位，改变中国地方仍然以省作为主要经济单位，以行政手段带动经济步伐的行为。这种城市圈的建立，当然有些是要跨越当前的省市行政界限，就必须同笔者的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和如何建构合理的省区划界，来提高地方行政管理水平，连在一起思考。

如果我们将一个理想的省份人口，限制在3000-5000万，那么真正需要考虑的省份，就是那9个特大省。分别是河南，山东，四川，广东，江苏，河北，湖南，安徽，和湖北。

在河北省，首先是建立大北京特区，相当于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或者是大北京市。其范围应该包括北京，天津，廊坊，唐山，秦皇岛和承德。这里不光是包括了京津唐渤海湾地区，还包括了传统的北京后院承德和海滨秦皇岛北戴河地区。这个大北京的人口将是4100多万。而这个大北京市，基本上可以做到前面谈到的1小时经济圈的要求，从天津到承德，或者秦皇岛都在1小时内。

剩下的河北则由石家庄为首府，包括张家口，保定，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大约是5000万人口。这里以石家庄为中心，可以做到到北京，太原，郑州，和济南，都在3小时的车程之内。

山东的划分比较清楚，即是传统的齐国所在的胶东半岛，可以以青岛这个大城市做为领军之地。而已济南为中心的鲁国故地，划分已很清楚。具体就是以威海，烟台，青岛，潍坊，日照，临沂和东营为胶东省。而以滨州，淄博，莱芜，济南，德州，聊城，泰安和济宁为鲁中省。而青岛，到济南和徐州，也是3小时车程。

山东的荷泽，河南的濮阳，安阳，鹤壁，新乡，开封，商丘，和周口，应该以开封为中心，建豫东省。而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郑州，许昌，平顶山，和漯河，则为新的河南省（大致恢复到古代的河南郡），然后南阳，驻马店，信阳，加上湖北的豫方言区十堰，襄樊和随州，加上安徽的阜阳，建立新的豫南省。现在河南的总人口几乎超过一亿，而其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与相邻的大省山东差距太远，因此需要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的经济发展解决不了，整个中原的经济就是一盘死棋。相对于武汉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在华中的带动作用，河南的大城市郑州，洛阳和开封份量过轻，也许分而治之，是一个好的出路。

七十八

而山东的枣庄，江苏的徐州，和安徽的宿州，淮北，淮南，亳州和蚌埠，就建成以徐州为中心的江淮省。安徽的六安，合肥，巢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芜湖和铜陵，就是新的安徽省。而安徽的滁州，马鞍山，就加入南京，镇江，无锡，成为直辖的大南京市。而连云港，宿迁，盐城，淮安，扬州，泰州，和南通，就成为以扬州为首府的新江苏省。苏州则划入上海市。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最有影响的城市经济圈，将以现在的三大经济中心为基点。从大北京，东连沈阳，将大连市改为直辖市，然后西连大呼和浩特，西南连石家庄，南连济南，从济南东连青岛，从青岛北连烟台，过渤海口北边大连，然后再接上沈阳，就形成了大渤海圈的城市群。这个城市圈基本上应该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以大连为龙头，带动东北亚的经济合作，就可以从沈阳，南接大连，东南连平壤，东北连长春，然后再北上哈尔滨，和俄罗斯的远东区连在一起。

中国第二大城市圈是在长江三角洲，以上海南接宁波，西南接杭州，和西北接南京。从南京到上海，集中了中国一批非常优秀的城市镇江，无锡，常州，和苏州。建立大南京，希望可以将其功能扩大，可以带动合肥的发展，而发展徐州和连云港，就把整个江淮区域的城市群连起来，几乎可以和大渤海圈相比。而徐州3个小时到济南，就把两大经济区，接在一起。

而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大都市和繁华商业都市，北边的太原，东边的开封（和临近的郑州），中间的洛阳，和西边的长安，在经济上发展比较滞后，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加大在这个地区的政策导向和投资，尤其是河南的经济开发，才可以真正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从这里向南部的湖北，然后湖南和江西，则是第二个需要下重力的地区。

湖北则是个非常后期，在清朝才建立的省份，所以其地方色彩不是太浓厚，而且整个省的各区域，和邻近省份更为相似。最好的划分是将武汉，和黄冈，黄石，孝感，和鄂州变成直辖的大武汉市，将巴语区的恩施和宜昌，及神农架并入大重庆市，然后以荆门，天门，洪江，仙桃，荆州，咸宁，或者在加上湖南的常德，岳阳，建洞庭省（或荆州省）。

湖南可以暂时不分，但如果人口过多的话，建议以邵阳和益阳铁路线，将其分为湘西省和长沙省。

这个考量是以大武汉作为整个地区的中心，然后以武汉和长沙及南昌的地势接近，把这个三角区域发展起来，然后在将襄樊建成一个大城市，就和西安，洛阳和郑州连起来，而武汉又可以连合肥，从而带动中间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中国可以解决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中国经济真的是前程无量。

花开花落（之三十八）

2008-09-21 16:14:21

七十五

对这种新的城市圈的区域经济布局，牵涉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以及基本产业方向的大问题。因为高速公路无论在周转量、准时率、能源效率方面都是无法跟高速铁路比较，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必须建立在以高速铁路交通为主，以电力为基础的新能源（来源于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天然气，清洁煤），以城市化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以内需而非外贸出口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现在的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加工经济，在国际产品市场行低价，在国际原料市场行高价的双重压力之下，靠的是盘剥来自西部和中部的贫穷工人，污染沿海的鱼米之乡华南和江南，低效率消耗中国的能源来达到的。

在这个不可持续的过程中，中国的西部民众以他们宝贵的资源低价补贴东部的发展，因为要保证成本低，于是就要控制电价，这样能源如煤的价格，就必须控制。只不过到了2006年，煤才可以在10%内价格上调。这种人为定价，发展轻西重东的产业倾斜政策，就令中国的能源大省，反而变成了穷省，与世界上能源大国成为富国相比，完全是南辕北辙。煤炭价格不能反映出市场的真正需求，造成企业界不肯下重本投资，安全，清洁，和高效的开采煤炭资源，结果就是贪婪的地方官员和黑心矿主铤而走险，与他们东部的同样贪婪的地方官员和黑心工厂主一样，以环境牺牲为代价，靠招揽来自外地其他省份的农民为手段，以这些可怜的矿工的生命为赌注，来补偿被价格管制而损失的利润。

其实屡屡禁止但又屡屡发生的矿难，就是这样一种价格不合理下的畸形怪物。因为毕竟出事故的机率要低，“运气”好的矿主和支持他们的官员们就可以一路顺风的赚钱，直到一天走了霉运，出了个几百人丧生的大矿难，然后又是中央批示，省长坐阵，风风火火，一阵撕杀。大家就全部偃旗息鼓，不动声色，等这场疾风骤雨的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快速过去。因为所有人的心里都清楚，把不合格的中小煤矿停业整顿，带来的只能够是煤碳工业量的降低。而为了保持一定的电力供应量来满足低价出口的外贸加工业，就无法将这种整顿进行下去，只能是在对民愤和舆论有过交代之后，一切运作如常。

而煤碳好歹好可以涨10%，但发电和供电价格就被严格控制，而导致了其实高于煤炭定价的成本。比如说要拿到煤，或者是火车的车皮，和秦皇岛港口的装船等等，都加重了电力企业的负担。而电力企业就会找些这样和那样的借口，今天检修，明天维护，能少发点电就少发点，以减少对其利润的冲击。而这种缺电的情况，又带动了企业对柴油发电的需求，转过来将油价推高。

可见这样一个怪圈，来源于国家对低价外贸加工产业的政策支持，和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补贴。基本上全中国人民都是这个政策的受害者，只有东部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的经手官员，和主要来源于台湾和香港的加工业老板，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

七十六

当然各个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如美国和西欧，就同样享受着这个价格补贴。结果就是西方的消费者享受着低价的中国产品，每天痛骂中国人在污染这个世界，对劳工刻薄，和不人道。而东部的发财老板们，在享受着能源补贴的好处，就每天痛骂西部人的落后和无能。但一旦当中央政府决定提高对来自西部工人的待遇，推出新劳动法，这帮东部的受益者们，就立即发动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如张五常之流，出来抗议。

而日益坐大，在这轮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不平衡收益最大的地方，自然会以其经济实力为筹码，对中央政府任何改变这种不合理和不能持续的发展模式，进行抗衡。以经济衰退将带来大量失业作为恐吓手段，以香港和台湾商人大幅度撤离，转投越南作为杀手锏，对中央政府进行逼宫，在新劳动法实施上，汇率政策上，能源政策上，等等，进行博弈。

在思想上，则是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到底谁在绑着你，需要解绑和放开），以坚持“开放改革”为名，来抗拒要求重新洗牌，调整中国经济模式的“科学发展观”，和要求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和要求缩小城乡差距的“和谐社会”观。

那么中央政府有什么招数可以为此解套呢？就是以新能源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到能源可以自身依赖和对环境不带来重大损害。以新交通方式创建中国的城市结构，在发展城市化的同时，解决三个财富分配不平衡问题，提高西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

在产业升级换代中，依赖这些新能源，新交通和新城市结构，为中国重新定义产业导向，发展中国自己国产化的新型高端重工业和支柱产业，比如说电动汽车（如比亚迪公司），电动高速列车，风能设备，太阳能设备，水电设备，和核电设备等绿色能源设备制造业。在对这次行业的政策支持导向中，重点发展中国的过去的重工业区。

而在全国经济布局上面，如何应对美国梦的旧经济的挑战，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还是热衷于出口导向，以中国自身的污染承受，能源补贴，劳工盘剥和利润微薄的奴隶经济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阻扰，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如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中，下功夫，使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新的就业创造中心，一方面摆脱沿海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央政府的牵制，另一方面彻底摆脱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尾端运作的局面。

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挑战很大，机会也很诱人。在发展中碰到的主要有能源瓶颈，需要短期内靠开辟海外来源多样化来解决，但长期的治本方法还是要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以新能源作为一个基础，对宏观经济进行萝卜加大棒的调控，对地方抗命的势力，抚一批听话的，剿几个抗命的，把希望将中国经济引向美国噩梦的领头羊，打进冷宫，不要让中国的能源政策，由美国的石油大亨决定，和中国的金融政策，由美国的金融大鳄来指导。

花开花落（之三十七）

2008-09-20 17:11:55

七十三

从经济的角度上，伴随中国的不断城市化，城市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也会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在考虑这个新区划分之前，这里笔者要提到一个关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圈的概念。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和作家对城市发展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位是一个美国出生的加拿大女士简雅克布（Jane　Jacobs），她的最著名的著作包括“美国大城市的生死录”和“城市经济”。在她的“城市经济”一书（出版与1961年），已经很超前的看出了空气污染和汽车是城市发展的两大死敌。她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于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来源于城市的进口替代，即当一个城市开始生产它必须靠从外部进口的产品。这一过程造成的后果就是，一个城市发展了它自身的生产结构，创出了产业技术和提高的经济规模。而且这个城市的发展，还带动了附近的城市发展，加入这个替代出口的产业分工过程。雅克布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她认为城市经济先于农村经济发展，因为城市的发展，才带动了农村经济。她举了日本的农业发展作为一个案例。在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农业革新，但其农业产出完全不能养活全国人口，只是在1950年后，当日本大规模城市化后，其农业生产才真正起飞，养活了比战前多出的25%人口。雅克布在其后的另一本书“城市和国富”中，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政府是宏观经济的主要超控者，而提出了城市其实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从日本的情况看，对中国现在的发展最有借鉴性。日本从1950年到1975年，把城市化水平从37%到76%，在25年的短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100年的路程，似乎是中国发展从出口导向中转型的主要方向。而中国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似乎已应该考虑到如何合理的安排城市发展的问题，使农村到其中心城市的距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以保障城市的投放力可以带动邻近农村的发展。如何将农村发展，城市发展，新城市布局，中国行政区划改革，和新的能源工业，以及新的交通方式，放在一个系统里进行思考，似乎是中国能否保持下一个高速增长的30年，面临的一个重大机会和挑战。

前一阵子，和几个年轻的才俊聊天，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些很新颖的想法，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笔者的整体思考有相辅相成之效。在这里就乘机帮他们发挥出来，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就应该归功于这些年青的朋友，要觉得不好，就一定是俺拙嘴笨舌，表达得不好。看到后辈中产生出这样出类拔萃的思想人物，看来笔者对中国以下这一二百年的信心，没有放错，10年后当这一代人上重要岗位后，一定会为中国的未来增加动力。当然，如果今天在位置上的人物，可以听听他们的思路，也会为中国的发展集思广益，少走弯路，那么就算是笔者在这里洋洋洒洒，辛苦耕耘的一点收获。

七十四

这些年轻人所提到的最核心议题是关于城市经济圈所形成的区域经济。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3小时经济圈"，而另一个是"1小时经济圈"。之所以要以单程3小时作为一个界定， 是因为这是个单日可往返、可工作半日的一个门槛。比如说台湾和大陆直航后，从台北飞上海90分钟，再加上其他时间，就在这个3个小时内。因此一个商人就可以早上在上海的分公司开会，和客人共进晚餐，但就可以在下午在台湾的分公司工作，晚上会台北的家与家人吃晚饭。这种商业上的联系，就把台北和上海联在了一起，可以进行区域性的分工合作。除了通过天上的联系之外，在地上的联系就更要具有实际的经济意义。

把地面上的城市联系成一个大城市圈，现在基本上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高速公路，一是高速铁路。你城市能够连多远，在于你的时速有多快。比如在美国，当高速公路不堵车的话，你可以开65-70英里的时速（不被公路巡警截停罚款），3个小时就是313-337公里。但如果你坐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的新干线，就是2.5小时/550公里。中国正在兴建的高速铁路时速在350公里以上，3小时就对应1000公里。但是如果你把公路塞车，开车的疲劳情况（和坐3个钟头的火车无法相比），对个人来说，靠高速公路是画饼充饥。以笔者的观察来讲，任何超过1个小时的车程，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性。

那么1小时经济圈的概念，就不仅具有商业意义，而对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建成的京津高速铁路，从北京到天津只需30分钟，就把这两坐城市融为一体，可以当作一个城市来生活。将来从广州到香港的高速铁路只需不到50分钟，就可以将香港房地产的概念一直跨度到广州，而导致一个崭新的结局。

这个1小时的经济圈，基本上是把一群城市融合成为一个生活体系，对城市圈的分工和工商业布局都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打破城市间各自为政，恶性竞争和独立封闭的孤岛经济。当这个联系出现后，渤海圈的京津唐，长三角的苏锡常， 杭州湾的沪宁杭，和珠江口的穗深港，都变成了一个一体的结构。这个经济圈主要是照顾日常8小时上班的通勤族。这个经济圈的形成，基本上可以改变中国目前存在的邻近城市，为吸引外来投资，互相之间争相杀价，自贬身份的恶性竞争，也使房地产业的发展会走向比较健康的局面。

那么1000公里的3小时经济圈的意义就非常重要。笔者自己的看法是，全中国从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到另一中心城市不能超过3小时。即3小时应该是成为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经济区的基本计量单位。就像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可以将经济发展的火头互相传递，也像八百里连营，将中国整个经济联系在一起，将相邻各大区中心城市基本都涵盖。

这样的话，每个区域里的居民，都可以同时在三个城市圈里，进行其生活和工作的各种活动，而任何农村地区，都可以在三个城市圈的经济辐射之下，带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生活差距。

花开花落（之三十六）

2008-09-19 13:34:40

第八篇

有朋海之侧，笑谈天一方。

后生多可畏，前程不可量。

七十一

从这个数据，似乎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首先让我们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比一比，当然印度在人口上最具有可比度，但以其政府管理水平的低劣，似乎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我们可以先比比一下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大国。

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亿，划分成31个省级单位，而美国人口是三亿，划分成50个州级单位，在加上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不计的关岛，美国维京岛，北马里安那岛屿和美国萨莫阿岛，这样一看就大不一样。在美国的50个州中，人口最多，唯一超过3000万的是加利福尼亚州（3655万）。与中国中等省份相比，从1000万到3000万的州有6个，是德克萨斯州（2390万），纽约州（1930万），佛罗里达州（1825万），伊利诺州（1285万），宾夕法尼亚州（1243万），俄亥俄州（1146万），和密歇根州（1007万）。其他的所有州都要低于1000万，最小的怀俄明州，人口是52万。

那么再和日本比较一下，日本的人口是1.27亿，分为47个县。最大的单位是首都东京都，1237万人，超过1000万。日本500万到1000万的县有8个，分别是大阪府（883万），神奈川县（868万），爱知县（716万），埼玉县（703万），千叶县（602万），北海道（565万），兵库县（558万），和福冈县（505万）。其他县中，有10个县在200万以上，21个县在100-200万之间，最小的县是鸟取县，61万人。

而我们把注意力移到欧洲，除了俄罗斯的1.4亿人口外，超过5000万的国家（相比于中国的省）有5个，分别是德国（8221万），土耳其（7058万），法国（6447万），英国（6058万）和意大利（5933万）。我们3000-5000万的大省欧洲有3个，乌克兰（4639万），西班牙（4520万），和波兰（3811万）。而中等省份从1000-3000万，有7个，罗马尼亚（2232万），荷兰（1640万），希腊（1114万），葡萄牙（1060万），比利时（1044万），捷克（1024万），和匈牙利（1007万）。

这么一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省长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州长要难当，因为他们所管理的地方，几乎相当于人家的一个国家。也就是欧洲的一个国家总统或总理，放到中国来也不过是省长的才干而已。

那么以中国现在的人才储备，要想领导这些特大省份，比如说河南和河北等，我们有没有像德国那样的领导人呢？估计答案是否定的，以中国当前的省级领导的能力，要培养出如此大批的高素质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无论一个国家的政策多么合理，最后还是要交给人去执行，没有一个适当的人才队伍，任何好的政策都是空谈，而执政水平的低劣就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大障碍。

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省级单位显然是太少，一个省长负担的责任似乎太重，难怪给人力不从心的观感，如何将中国的行政区域合理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

七十二

即使是美国最大的州加州，也曾经出现过争议，认为其太大，需要分成南加州和北加州两个州。那么中国应该怎样优化其行政建制，而提高省级政府的行政水平呢？

首先要思考的是，中国一个省级单位的最好的人口应该是在那里呢？其实应该在3000-5000万之间，似乎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基本上可以把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保持在50个左右。在这方面估计有两条路可以考虑，一条就是所谓的扩省或缩省，即扩充省的数目，减小省的面积。另一条就是直辖市制，即将一个大城市上升为直辖市，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上，起一个带动周边地区的作用。前一种方案就是海南建省，后一种方案就是重庆建市。这两种行政区划改变的方式，因为当年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就带有不同的意义和后果，对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海南建省在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当年经济特区的试点作用，需要一个相当绝缘的地势，以便于控制。但其在改变中国行政区划，减少单一省份人口方面，没有什么贡献，更谈不上城市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因为本身海南岛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低。而重庆建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一方面减少了原四川的人口压力（相当于日本总人口），使重庆成为带动西南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为邻近的落后地区，如贵州等，都带来的助力。而且从文化传统来看，重庆又是巴文化的中心，和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传承不同，具有其独立成“省”的资格。

当然这样的行政区规划，是比较大的伤筋动骨的手术，实行的难度不小。虽然通过降低省级人口管理的角度上，可以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但显然是一个中期和长期的考虑课题，不能解现在基层的燃眉之急。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利用现在各大中城市政府行政能力基本尚可的优势，首先将各省的几个主要城市的管辖权交给中央，即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这些城市的市长和各级官员，将各省政府的精力腾出来，集中力量，将县一级的问题解决。而这些直接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城市，和直辖市不同，只是在官员任命上从其所属的省里分出来，但其财政等其他方面却不分灶，开始有点和美国的大城市与所在州的关系，比较相似。

如果将来中国的目标是70-80%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人口就会在9-10亿人口，一个理想的做法是，建立10到15个特大都市，每个可以容纳人口2000-3000万，这样争取将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集中在特大和大城市，然后由中小城市消化剩下的一半城市人口。

其实唐朝建立的府制度，就和今天的直辖市和大城市的观点比较相似。唐朝的府如京兆府，太原府和河南府等，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十个，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也为地区创造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

花开花落（之三十五）

2008-09-18 15:49:16

六十九

这种不求进取的姿态，如果上纲上线的话，令人怀疑有种得过其过的消极思想，缺乏主动解决问题的积极精神。中央政府的行为应该是走出去，到民众中去，上山下乡，拿出过去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人民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他们的实际苦状排困解难。

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中国进行的任何政治改革，如果在没有一个替代权威出现，来接收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权威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所谓多党制下的民主选举，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大乱和国家的分崩离析。从理论上来看，建立宪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体系，来取代中央政府的权威是一个方向，但除非这个理论假定，可以变成社会现实，光是在名词上兜来兜去，在实践中于事无补。

如果把中国中央政府和美国联邦法院做一个类似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制度的一个大缺陷。美国的联邦法院在全美国有12个地区上诉巡回法院，下属74个联邦地区法院，管理全美国的事务。所以说，一个美国平民可以很容易的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而针对联邦政府的法律条款寻求公正，不需要坐灰狗巴士，风尘仆仆的去华盛顿特区。相比而言，一个中国老百姓，就没有这么容易向中央政府诉苦，要求申冤。不要说冤民可能会风声走漏，被当地政府派出的打手一阵暴打，拖回去。即使千辛万苦走进北京，还可能在火车站被本省的公安堵回去而前功尽弃。就是最后找到了国家信访办公室，递个状子进去，那些京城的官老爷可能只是大笔一批，发回原地处理，有时一件简单的问题，就要拖个几年，除非等到胡锦涛和温家宝一个批示，才可以解决。

以美国作为例子，和仿效中国历代王朝的经验，在中国各地，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设立中央政府办事处，把信访工作搬到地方，似乎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相对于中国人口4倍于美国人口的规模，成立50个中央政府办事处地区常驻机构，和300个地方办事点，看来符合中国的国情。

那么这个办事处应该办些什么事呢？最主要就是调解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纠纷，和地方政府同百姓之间的纠纷。本来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解决地方中民众的利益冲突，但是民众和地方政府和官员之间的冲突，却缺乏一个调解机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大多的冲突可以归结到官员的问题，但也不排除有些情况是民众理亏。但由于没有一个权威性的仲裁机构，民众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说法，表示怀疑，都必须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调解这些冲突。

当然如果这个机构造成对当地政府部门正常施政的干扰，就会重韬唐朝监察制度的覆辙。对该机构的职能应该严格限制，才可以使其起到职尽其能的作用。

七十

笔者认为这个机构应该首先专注于4个大问题：一个是基层政府官员滥用警力，与黑社会勾结，鱼肉乡民；第二是基层政府官员，与不良商人勾结，抢占强卖，侵吞民众的利益和国家资源，造成群体纠纷；第三是地方重大安全隐患，如山西屡屡发生的矿难，和重大环境污染隐忧；第四是地方食品安全问题，如工业甲醇酒，大头奶粉和三鹿事件等。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各地的政府，包括省级政府，在事情发生后的反应上来讲，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同类的事情持续发生，屡禁不止？而这些省长大员们给笔者的感觉是有点疲于奔命和力不从心。在中国民间流行的顺口溜，把省级和以下的各级官员归结为“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形象地表达了人民对中下基层的官员，尤其是那些和民众接近，但私人利益开始困扰其执政能力的干部，极其不满。

其实如果设身处地的为这些官员考虑一下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为什么？因为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人民和各级官员（包括俺们省长大人）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即使是一个一心为公的人，都有太大的难处，更何况大家都是凡人，还有那小鸡肠子里，要按一按计算器呢！试想一下，以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一个省的人口太多，自然对省长而言，同样有天高大臣远的困境，加上城市是省里的重头，自然精力需要放在那里。当以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各省和全国的人口分布一样，即优秀人才向大城市集中，就形成了从大城市，到中城市，到小城市，到县里，政府执政能力逐渐下降。

结果就是越边远和偏僻的地方，政府执政能力越弱，而正是这些地方的群体冲突屡屡发生，导致了官民关系的紧张，要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应该从为省级政府大员卸担子，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可以暂时放开管理水平尚可的城市，而把精力集中到县城一级。

那么看一下中国各省的人口，你就会有个比较清晰的画面：中国50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省份,共9个 ，分别是河南（9613万），山东(9082万），四川（8673万），广东（7859万），江苏（7381万），河北（6735万），湖南（6629万），安徽（6338万），和湖北（5988万）。从3000万到5000万人口的大省共11个 ，分别是广西（4822万），浙江（4647万），云南（4333万），江西（4222万），辽宁（4203万），贵州（3837万），黑龙江（3813万），陕西（3674万），福建（3466万），山西（3294万），和重庆（3107万）。从人口在1000万到3000万的中等省份共8个 ，分别是吉林（2699万） ，甘肃（2593万），内蒙古（2379万），台湾（2227万 ），新疆（1905万），上海（1625万），北京（1423万），和天津（1007万）。最后小省人口低于1000万的小省共6个 ，分别是海南（803万），香港（686万），宁夏（572万），青海（529万），西藏（267万）和澳门（44万）。

花开花落（之三十四）

2008-09-17 14:56:17

六十七

元朝的省份是11个，分征东省（朝鲜），陕西省（陕西，及甘肃和内蒙部分地区）， 甘肃省（宁夏，甘肃大部，内蒙一部），辽阳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俄罗斯远东），河南江北省（河南，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四川省（四川大部，陕西和湖南部分地区），云南省（云南，及四川，广西部分地区，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地区），湖广省（湖南，贵州，广西大部，及湖北，广东部分地区），江浙省（浙江，福建，及长江以南的安徽和江苏地区，和江西部分地区），江西省（江西，广东两省大部分地区），和岭北省（外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和新疆阿尔泰地区）。除此之外，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一部分，称为“腹里”，由中央政府的中书省直接管辖。其他为建省的如吐蕃（藏区）和畏兀儿等地区，则由宣政院和大都护府统领。

明朝在行政上的变动并不是太大，只是成立了以11行省为基础的13个布政司，分管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北，山西和云南。在元朝时，由于忽必烈对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腐儒作风不满，因此元朝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而是以照顾贵族阶级为主的怯薛入官制，和提拔能干的吏员的吏员出职制来解决官员的选拔问题。从能干的吏员中，提拔官员，让这些具有实干经验的老吏们处理日常事务，保证了地区的稳定，但是由于吏员在一个地方任职过长，加上缺乏儒生的道德修养，导致的地方政治的腐败，造成了元朝政治长期难入轨道的恶果。

明朝的政治改革，在于有感于宰相的权力过大，造成了元朝皇权的衰落，和因此引发的猛烈内斗，遂取消了宰相制度，以皇帝亲自行宰相之权，主管六部。这个制度在英明皇帝的统领下，如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清朝的清圣祖康熙等治下，相当成功，但在解决不了无法保证皇帝的治国能力的情况下，这个体系就从客大欺店（强势皇帝，弱势官僚）演变成了店大欺客（弱势皇帝，强势官僚），然后由于无人统领，出现了各部之间互相扯皮，政令难出的问题。与宋朝皇帝盛产大画家和大书法家相比美，明朝皇帝盛产大木匠家，创出了艺术造诣高不可攀的明朝家具文化，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基本是交了白卷。

清朝同样延续了明朝的制度，只是在雍正年间，成立的军机处，将正常的官僚体系晾到了一边，为皇帝处理急务摆脱了繁文琐节的限制，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颇有相似之处。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则是把明朝建立的中央官员临时下地方的总督和巡抚固定化，建立了16个省的巡抚，主管民事，在其基础上又建立的主管军事，涵盖数省的8个总督。后来在台湾，新疆，和东北建省后增加至23个省。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采取了总统制，由总统直接领导各部。但在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后，为了限制总统权力，改行责任内阁制，以国务院总理领政，把总统便成了一个虚衔。这也是袁世凯后来取消国务院，并企图恢复帝制的一大原因。

六十八

当省级机构形成了与一个独立的势力集团，在中央权威衰落的同时，要求地方独立，或者是实际上独立的联省自治的呼声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连青年毛泽东也一度是这个主张的鼓吹者。好在毛泽东后来成功的重新统一了中国，不然以他的才干，搞联省独立，估计也会搞得有声有色。而在新中国建立的大区域制，则很快在1954年进行了削藩，将各路诸侯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和中南局的邓子恢等5位地方重臣，调入北京，增加中央政府的实力，并取消了大地区制度。

但在改革开放，以向地方放权为特征的政策下，由于各地区经济整合的需要，不时会传来重新建立这个六大地区的呼声。当然如何打破省级界限，防止各地画地为牢，进行经济上的同类恶性竞争，导致地区性行业分工的不合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还是应该以经济因素为主导，避免继续使用行政主导的方法。为本来就已经繁复的官僚机构，增加一个重要环节，似乎是一个错误的路向。

将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兵法上，做一个比喻，就像一字长蛇阵的长蛇，首位不能相顾。当中央政府这个龙头，不知道民间的具体疾苦，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人民的诉求，这个头就难领好了。再加上龙的身子里的地方各级政府，给你个南辕北辙，龙头往左，他往右，其结果就是可想而知。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的思路是，第一个将龙头和龙尾相连，变成一个圆形，即由中央政府自己走到民间，绕过所有中间阶层的干扰，自己处理基层的问题，以治理现在的底梁烂的局面。

在这个行政改革路线之争方面，自然会出现两派之争，一是中央继续放权，让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处理这些地方上的事务。这种主张似乎忽视了现在的基层，尤其是县一级发生的民众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事件。例如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官民冲突，不光是省级政府毫无知觉，而且是更下层的市级政府难逃玩忽职守的责任。

另一种思考的方法，则是笔者支持的加强中央权威的做法，利用中央政府在普通民众中的高度威信，强力介入地方的施政弊端。

笔者曾经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个比较，发现中国的中央政府和美国的最高法院在各自国家民众的心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美国人认为不公平的事情，会一直打到高等法院，讨一个公平的说法。而中国人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在征地上的利益冲突，不会到地方政府控制的法院里讨个说法，而是会千里迢迢的走到北京，到中央政府那里告御状，而中央政府现在的做法，基本上是守株待兔，等着苦主2万5千里长征后，到中南海大门口，击鼓撞钟，显然是一个太被动的姿态。

花开花落（之三十三）

2008-09-16 11:32:12

六十五

中国历史上的行政体制，在地方上基本是以州和县，或者郡和县，两级体制。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将用于监督郡县官员的刺史一职实权化，变成了州，郡和县三级制。到了隋朝的隋文帝，又简化成两级，改为州和县，后又改州为郡，但到了唐朝，恢复到州县制。

唐朝的州总共有358个，比汉武帝高潮期的郡总数要多两倍多。唐朝的县在唐玄宗时为1573个，比汉朝要多200多个。为加强中央权威，唐朝的地方长官权力要远低于汉朝，因此影响了地区的建设。在安史之乱之前，地方组织比较完善，中央宰相集体领导制度和政事堂议政制度比较开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处理得还行，加上以科举制为主的干部遴选制度，都使地方行政尚属良好。但当中央政治开始失效，安史之乱后变成了节度使横行的地方割据局面。

和今天的情况比较，中国现在有31个省市（直辖）区（自治），不计台湾，香港和澳门，大概省级市和地区级市的总数，基本上和唐朝相似，但人口却比唐朝的5千万多出了近30倍，显然对政府行政部门的能力要求更高，而当前的人才储备却严重不足，因此在管理上，自然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场面，而一些本来因为管理不善而下台的官员，就因为人才缺乏，又在另一个地方回收出任官职。

从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官员监察制度一直就未能固定。在唐朝时，采取了24个都督府以统天下诸郡县，由中央政府派使巡察地方。后来因为“权重难制”而取消。之后又将全国分为十道派出按察使（曾叫巡察使，及存抚使）， 根据全国地理特征分为关内道（治西京，即陕西西安），河南道（治汴州，即河南开封），河东道（治蒲州，即山西永济），河北道（治魏州，即河北大名），山南道（治梁州，即陕西汉中）， 陇右道（治鄯州，即青海乐都），淮南道（治扬州，即江苏扬州），江南道（治洪州，即江西南昌），剑南道（治益州，即四川成都），和岭南道（治广州，即广东广州）。这十道在唐玄宗治下，又从关内分出京畿道，从河南分出都畿道（治河南府，即河南洛阳），将山南分为山南东道，和西道（治襄州，即湖北襄樊），江南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即江苏苏州），西道和黔中道（治黔州，即重庆彭水），成为天元十五道，并派出固定的监察官员按察采访处置使。但又是4年后取消，8年后复置， 10年又放弃，17年又重立，总之屡罢屡置，屡立屡废，对官员的监察一直就是一个难解的困局。

这个困局在于如何界定对地方官员的权力，和中央的处置权。一方面要发挥地方官的自主性，解决地区发展中的特殊问题，另一方面又要监督官员操守，防止贪污腐败和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限太大，对地方官员太多制肘，样样以已成之法和祖宗之制对其限制，就会令官员不思进取，不敢负责，只是贪图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懒散行为。

六十六

而对官员过于放任，也造成胆大妄为之徒，置国法不顾，鱼肉乡民。这个尺度的拿捏本来就难，在加上官场中的党同伐异，集伙营私，也是造成监察之职有时沦落为党争的工具原因，因此不难理解其立而又废的反复。就会这种对官员的监察，历代在官员监察上，大多最终走上了歪路，即利用外戚和宦官力量，来限制官僚的滥权，在明朝时，就发展成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宦官特务组织，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崩溃。

而当时明朝因为宦官和官僚内斗，产生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不光在李自成起义和努尔哈赤坐大之期间，杀过你死我活，甚至在两派官员都降清后，仍然在顺治皇帝面前大打出手，弄得新皇帝啼笑皆非。

中国一个值得幸运的历史经验是，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调节社会再分配的角色，每当地方豪强强取豪夺，农民失去耕地的时候，中央权威可以对过度的贫富差距，进行均贫富。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社会，这个功能就体现在平均地权上。在中央权力衰落的时候，这个功能不再有效，其伴随的是地方势力的坐大，和地方经济的瘫痪，然后就是盗贼蜂起，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然后在大混乱中，玉石俱焚，荡污除涤，给一个新兴的领导集团重整河山，再行均田提供良好的机会。当然这中间对社会的破坏，尤其是生灵的涂炭非常严重，造成人口大幅减少。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保证了资源分配的宽裕，使社会发展可以休生养息。结果在几十年后，又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中华民族历经多次战乱，仍然枝繁叶茂，人口众多。

当一个地方势力，可以做到民富太平，其企图也是如何夺取中央政权，而非独立建国，就防止了中国走上欧洲那样越分越细，保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面貌。比如明惠帝削藩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唐朝没能解决的官员监督问题，经历了几朝几代，到了今天，似乎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以唐朝的十五道监察使为基础，经过金朝的临时“行中书省职权”政策，在元世祖忽必烈治下，变成了一直影响至今的行省制度。

忽必烈的省级制度，解决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距离过大，减轻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压力，将单一的监察功能，延伸到了整个政治权力，是中国政府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更。当时的元朝因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采取这个变更是大势所趋。

元朝的行省制度沿用至今，因为省既是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又是中央派出机构，本来应该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而且在行省的区域划界上，又考虑到互相牵制，通常不以自然屏障的天险为界，以增加独立控制的难度。但同样的由于权力的集中，就为地方势力的崛起造成了基础，加上中国人口的庞大，任何一个大省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可以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相比。

花开花落（之三十二）

2008-09-15 13:09:09

六十三

现在有种很时髦的说法，就是把现在中国的现状与大唐盛世相比，不光是中国人这样说，连西方人和日本人都开始谈论这个议题。那么现在中国社会和政府的运作到底和唐朝，有哪些相似，哪些不同呢？

一个最主要的相似点是中央政府的集体领导和集体负责制。唐朝实行的宰相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都是非常独特和优秀的。中国历来的国家机构，通常是政府组织系统混乱，政出多门，机关虚设，官冗吏杂，抢权推责，最后导致国无主宰，地方割据。而每朝每代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的话，就出现了这样之治，那样中兴，但最后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一劳永逸，就使中国历史上总是出现一个两三百年的兴而衰，治而乱的重复。

自从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后，关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争论。当时廷尉李斯力排众议，舌战群官，对那些腐儒提议以秦始皇诸子，仿照周制到各地封国为王，从而控制这些边远地区的提议大力反对。李斯认为，周封诸侯并未能防止天下混乱，主张实行郡县制，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有趣的是，当看到封侯无望的六国旧贵族，后来就发动了反秦起义，导致郡县制的秦朝，很快短命，比之分封诸侯的周朝的几百年，真是自惭形秽。

秦朝的政治制度基本是三级，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中的郡和县。既然不能以诸侯作为地方上的领袖，改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就面临着两个大问题：一是如何任人唯贤唯能，提拔适当的人选担任地方郡县的官员；二是如何对这些官员进行监督，尤其是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考察地方官的政绩，扬善惩恶，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都是需要在制度上的考量。

秦朝的做法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员是三公，除了处理政务的宰相，和军务的太尉，就是监察官员为主要功能的御史。这时的御史和后来的不同，地位极高，享受副宰相（即今天的副总理）的待遇。在官员的选拔上，则采用选拔的方式，在各类人才中和低级吏员中提拔。

汉朝基本在制度上采取了秦朝制度，虽然不得不照顾起来造反的各路王孙，恢复的封国制，就形成了郡国并行的双轨制度。当时的汉朝下属大致５４个郡，但在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１５个，其余３９个则是由分封的诸侯王国管辖。在１５个郡里，实行了郡县制，但就没有在诸侯王国里推行。当时的１５个由中央政府管辖的区域是大致围绕首都长安的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云中郡，广汉郡，南阳郡，汉中郡，南郡，巴郡，蜀郡，陇西郡，北地郡，上郡，上党郡，和内史郡。这些郡大致是今天的陕西，四川，河南，山西一带，但其他地区，如山东，河北，在汉高祖刘邦除去了异姓王后，分封的９位刘姓王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则拱卫着京都，其土地大致为前六国的封地，其面积和人口都大大超过了中央政府的规模。当初因为血缘关系，这些诸侯还没有造成干弱枝强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吕后专权，到文帝时地方势力羽翼渐丰，导致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的冲突。

六十四

汉景帝即位后，则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将诸侯大国分散，比如将齐王一国，分成了７个小国。当然这个做法最后就导致了７王之乱，当时领头叛乱的吴王，其属地包括今天的江南富足之地，盛产铜（可以铸币，好似今天的货币发行权），和盐这个基本民生物资（好似今天的石油）经济富足，可以不征民税，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可以和中央政府叫板。这种地方势力强于中央政府的情形，到了汉武帝时候，才彻底扭转了过来，可以说如果不是强藩被削，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国家变成了干强枝茂，汉朝是无法在军事上和强大的匈奴对抗。

而唐朝最后的衰亡，即是源于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地方节度使坐大。虽然没有了王爷的虚名，但那些节度使和汉代的诸王在权力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的现象在清朝时，就是康熙皇帝削三藩的成功，带来了康雍乾之治。而在同治中兴后，依赖于地方势力如曾国藩集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一身的救急方案以应付太平天国起义，就摧毁了传统上将这几个权力严格分开的惯例，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兴起，和１９４９年中国再次恢复中央政府权威之前的军阀混战。

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为主体，解决了地方割据的局面，但就造成了地方自主性被限制而一抓就死，导致了各地经济发展的停滞。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也看到了必须扩大地方的权力，给予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当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权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几千年都未能解决的大问题，不光牵涉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还涉及中央各职能部门在地方上的利益冲突，和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利益博弈。

即使在地方上，不同的省份之间，同一省份的城市和地区，县之间，都有同样的分权和利益分配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当时的领导人们，对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缺乏经验，和想法不成熟。

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采取了大区制度，即以刚开始各野战军占领的地盘，成立军政一体的区域政府。这个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各地百废待兴，各地政府行政人才极度缺乏，中央政府对各地的具体条件了解较少，必须依赖第二级的领导力量，发动主导性和积极性，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

当时的大区域分为东北区，西北区，华北区，西南区，中南区和华东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确实存在着区域经济的联系和融合。但如果将其以政府行政体制固定下来，自然就会对中央集权体系增加多一层结构，而导致中央权力的继续衰弱。而且增加的政府的中间机构，自然就会造成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情况的不了解，而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对中央大员和钦差大臣在视察民情上的忽悠，对地方舆论的捂盖子，以防备民怨上达，最终就会形成一个“上梁正，中梁平，下梁歪，底梁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