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井底观天原创】大国游戏，发帖者的一些说明 -- 金口玉言

大国游戏（之二十七）

2008-06-30 00:20:10

五十三

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在过去的农奴制下，大部分的藏民必须承担领主和高级僧侣的奢侈生活，导致自身的消费物资非常缺乏，再加上工作条件恶劣，医疗卫生落后，导致藏族的婴儿出生死亡率高，藏族平均寿命大约35岁。而在共产党执政后，在国内的领主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许多僧侣还了俗，达赖喇嘛和他的一批领主和活佛们，逃到了印度，吃上了美国政府的供养，都使藏族农牧民的经济负担大幅度减少。加上中国政府在公众卫生上的努力，而藏族又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结果是导致了藏族人口增长了180%，从1950年代初的200余万人增长到今天的550万人，其平均寿命增长到了72岁。可别小看这个72岁，因为世界最富裕和发达的美国人均寿命也是72岁。

但是，人口的增长同时也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脆弱的天然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以青海为例，本来藏族牧民依赖天然的草场，可以靠自己放养的牛羊群，而有很好的生活。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放牧的人增多，草场在过度的放牧中开始沙化，这就要求限制牧民的放牧活动，必须把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牧民的职业训练和心理辅导尤其重要。把他们从传统的生活中转型，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都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其中的一些人出现像美国的黑人社区和印第安人社区的状况，使很多人即使住在政府提供的免费房屋内，但由于工作和前途没有着落，就会成为不满的根源。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藏族人口平均年龄很低，大约在20岁（维吾尔族也是这个情况）。通常这种年龄结构的社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动乱。中国平均年龄20岁时，大约在70年代，我们大致都知道那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也存在着大规模的年轻人打群架的社会现象。而美国平均年龄20岁时，正是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以反越战，吸毒和嬉皮文化为特征的年轻人向整个美国次序掀起了挑战。如何将年轻人的骚动情绪通过一些正当的渠道，如流行文化中的反叛行为，或者投身于体育运动中等等，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不对这些问题有防范的做法，这两个因素就会很容易被海外藏独势力利用，来配合由部分格鲁教派寺庙的喇嘛的分裂主义行为。如果看一下历次西藏和藏区的骚乱，主要的闹事者都是以黄教格鲁派尤其是拉萨三大寺庙里的部分喇嘛为主。而班禅喇嘛治下的后藏地区，则不会参与这些分裂活动。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如噶举派，宁玛派和萨迦派比较关注于自身的宗教实践，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持支持态度，也不关心世俗政治的权利分配。

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闹事的寺庙时，由于过分在意西方国家的舆论和西方政府的态度，在政策上过于软弱。主要表现在没有杜绝达赖喇嘛的海外宗教势力，通过派出人员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寺庙。另外就是通过来自其他藏区的喇嘛学徒到这些大寺庙学习的机会，向其他藏区的寺庙渗透，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藏区的寺庙里有配合拉萨的响应活动。

五十四

其实这是藏族社区在历史上很传统的方法，通过宗教上的师徒传承关系而达到政治上的控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控制如果过于放松，等于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允许了一个地下的影子政府，而这个政府就通过美国控制的藏独势力，闻鸡起舞，通过散布精心编制的谣言，来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冲击当地的社会次序。

中国政府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即认为西方的舆论和公众之所以轻信达赖藏独势力的谎言，是因为他们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情况并不理解，如果中国政府耐心的想他们介绍事实，他们就会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西藏问题。

而残酷的现实是，现在的海外藏独运动反而是完全由西方政府在背后运作，而作为海外藏独的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反而只是一个傀儡，并无对这些势力控制的真正能力。在美国的藏独操作是由两个组织进行的，一个是国际支持西藏独立组织，得到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势力如国会议长佩洛西等人的支持，而加入了很多好莱坞的过气明星来增加声势。另一个就是自由亚洲电台（具体又其藏语和汉语部门）。这个电台号称民间组织，但其实是由美国共和党内的右派控制。这次其本上所有西方其他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都是通过这个电台提供的假消息。

这两个组织的资金来源都是美国国会下的民主基金会，而具体操作都是由中情局的退休专家发挥余热。笔者的分析是，之所以在3月14号发动动乱，主要原因是利用这一事件影响台湾的大选。即使这个主要目的没有达到，美国在今后的操作中肯定会加大砝码，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最终达到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苏丹，伊朗等能源地，向美国输送利益。

现在海外的藏独势力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家族。虽然达赖喇嘛在中情局的宣传攻势中，成功的建立了以达赖喇嘛灿烂的带点童真的幼稚笑容为形象的西方商业品牌，以他带口音的英文，高深而朴素的佛学哲理，把傻乎乎的西方普通人忽悠的死去活来，他的家族还是要考虑他圆寂后的敛财方式。如果能够通过和中国政府成功的谈判，而使达赖喇嘛可以重建其在中国的尊贵地位，他的家族不光可以继续享受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巨大商业利益，还可以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事务中占最大的股份，直到下一个达赖喇嘛家族的产生。当然在下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选择权上，还是会有一场争夺和政经利益重新洗牌。所以可以说，达赖喇嘛的家族是海外藏独势力中最想和中国政府谈判和达成妥协的。

第二个势力是以西藏的流亡政府主席桑东活佛领导的老一辈流亡藏人。这些人完全靠打达赖喇嘛的旗帜生活，当然其中的一些活佛也通过自己在西方国家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保证有一日三餐。这个势力主要参与了当年中情局支持的武装暴动和之后的游击骚扰，因此对最后被美国抛弃有惨痛教训，在配合美国的行动时，比较注意是不是只是被人当枪使。第三个势力即是年轻一辈在海外出生的藏人，以西藏青年大会和自由西藏学生协会为代表。这些年轻人其本上是在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和欧洲各国长大，完全受西方的势力操纵，而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现在海外藏独势力的内部斗争中，主要是以这个势力攻击桑东政府贪污腐化，而想抢权，使他们在配合西方政府时，更方便行事。

大国游戏（之二十六）

2008-06-28 21:47:01

第六篇

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

--【近代】王国维

五十一

其实种族问题，在世界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敏感问题。最近在美国的南部各州，就发生了中学里非洲裔学生和拉丁裔学生的大规模打斗事件。这两个种族的冲突，主要原因是两族青年人的教育水平都比白人和亚裔要低，所以在低工资和非专业的职位上竞争，而这种工作反而机会少导致竞争激烈。再加上作为少数族裔的拉丁裔，加入享受政府有限的少数族裔优先计划，在本来黑人垄断的福利大饼中，虎口夺食，而增加快速的拉丁裔人口，就引起了非洲裔的忧虑。

另外一个种族冲突就是发生在黑人社区，曾经有犹太人去开商店，赚了黑人的钱后，就到富人区买房买地，完全对发展黑人社区没有贡献。而当犹太人撤出后，韩国移民又故计重施，从而引发了在洛杉矶的黑人针对韩国人的冲突事件。

其实中国的各种族间要和谐得多，比如在多民族区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地，很少听到这类事件。而在青海和甘肃发生的藏回之间的不合，也不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身出现，在于中国开放改革后，从严格限制的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发挥的市场经济，对藏族这个传统从事农牧业，社会讲求等级次序的民族，会产生某种失落感。而对遗传基因里充满了商业细胞的回族，撒拉族等等，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很快就会在藏回的生活水平上，出现差距。再加上回族的商业活动像犹太人和韩国人那样，走进了藏区，就使这种情绪上冲突逐渐蔓延。如果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处理不好，就会有知识精英或者宗教人士在其中操作，通过对藏民中知识文化水平低的农牧民，散布量身定做，精心编造的谣言，然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事件。

解决这个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必须明白，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和自由竞争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所有的56个民族。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缺乏足够的训练和教育，在职业竞争市场上本来就没有一个公平的起点，而且很多少数民族在基本的工作要求上，比如说定时的工作时间，按照工作成绩而定的奖金制度，从事服务业工作，顾客至上的商业道德等等，都不太习惯。比如说藏族通常是单纯和友善，但当一个顾客要求这样那样时，有的藏民就觉得自尊受到了影响。所以不能完全用中国东部理所当然的企业制度，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似乎在把“落后”的藏族逼进现代化的好日子。如果我们可以反感西方人那种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用人权，自由和民主来教训我们的时候，对他们竖中指，我们就应该将心比心，站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角度上，认真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合作解决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可不可以在藏区新开设的服务业，不是采取汉族，回族，或者撒拉族独资的方式，可以采取和藏族合股的形式。而政府可以做的就是为这些多民族企业提供贷款上的优惠，并以雇佣当地藏民为主。如果当地缺乏足够的合适人选，就应该成立有针对性的职业训练计划，为藏民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就业计划，使他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和其他民族的致富速度比较接近，就不会有在经济地位相对降低的感觉。

五十二

多民族合作企业的方式，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本来，马来西亚的华裔，人数虽少，但却掌握了马来西亚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和马来族裔的关系一向紧张，通常在社会不安定时，成为马来裔贫苦的平民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实行了华裔向马来裔让利的计划，即将华裔企业中分出少量，比如5%-10%的股份出来，分给马来裔人。当初，华裔对这个政策很反感，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却不得不免费去养一些好吃懒做的马来裔。但是后来，他们很快发现能够拿到那些让利的马来人，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是马来裔社区里宗教和民意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在清真寺里的几句话，或者在当地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可以引发马来平民的大规模骚动。而当这些人成了华裔商业的生意伙伴后，不光是这些精英人物不再挑动骚乱，而且还经常出来平息可能发生的种族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了不同民族的合作，大家开始利用不同方面的能力，齐心合力，进而推动了整个社区的发展。

对走进藏区做生意的回族，甚至汉族，应该明白如果他们能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也让当地的藏族分利，其实对生意的长期发展更有利。而享受这些分利，和参与合作的藏族，必须是支持国家政策，拥护民族团结并在社区的民众中有影响的宗教和世俗人士。支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人士，理所当然要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鼓吹分裂，民族冲突和扰乱社会次序的人士，就必须在各方面受到打击，这个政策决不能因为国外一些敌对势力的大声喧哗而有所改变。这也是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政策，硬的一手太软，对西方国家的杂音太过关注，而投鼠忌器，反而鼓舞了国内的一些分裂分子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解决不好青海和甘肃的藏回冲突，其后果非常重大。一方面，海外藏独势力可以将藏族经济生活提高慢于回族的情况，归罪于中国政府，并攻击中国当前的民族自治制度，认为如果藏人真正当家做主，比如说独立的话，就会真正的保护藏人利益。另一方面，某些宗教界人士在煽动民众情绪时，往往用不可调和的宗教情结来代替容易妥协的具体的经济诉求，使情况容易失控。比如在藏区普遍流行的，其实是某些宗教人士编造的谣言，指回族在餐馆的面条汤里面，放进了洗澡水，甚至是阿訇的骨灰，这样喝了汤的藏族就会很容易被从佛教皈依成伊斯兰教。其实局外人听起来，认为很荒唐，但是对青海和甘肃的藏族，曾有过当年军阀马步芳用刺刀逼藏人改变信仰的历史，又有当年伊斯兰势力在印度和中亚横扫佛教势力的痛苦记忆。这样就把回藏之间的问题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信仰问题，而不是经济的政策这些容易解决的问题。

随着中东在油价高涨而造成钱包鼓胀，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对中国的投资会越来越多。而与阿拉伯人文化，宗教和血缘上都有紧密联系的回族，靠娴熟的阿拉伯语，将会成为他们的经济伙伴和雇员。当年被解放军打败的马步芳就是率全家族流亡沙特阿拉伯，并最后入籍，而老死在客乡（当然也可以说宗教上真正的家乡）。可以想象，如果回族看到海外的藏独势力背后的印度和西方的大力支持，一旦冲突升级，他们的阿拉伯人里的支持者就会相应号召针对西方和印度的又一场圣战。而藏族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的行为，又是非常气愤，看到美军打击塔利班感到很过瘾。这些问题落到了国际颠覆专家的手里，又是一个火烧连环船，搞乱中国的一个契机。

大国游戏（之二十五） 2008-06-26 15:48:41

四十九

在这些地区里，如何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和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将来的10-15年间，中国必须从农村转移出3亿人口，使中国的城乡比例大约达到70-80%城市人口的小康社会，使乡村人口从目前的7亿水平，降低到4亿水平，城市人口从目前的6亿水平增加到9亿水平。

如果我们以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得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远景。发展大中型城市群，建立5百万到1千万人口的城市，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必须防止出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美国的纽约之类的贫民区。在人口分布上，中国的地质和环境基本上合理，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西部的人口数目虽然少，但人口压力却很大，反而是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反而有移民的空间。

从东部沿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似乎应该考虑到三个区域。第一就是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河南地区。这里加上山东西部和南部的内陆地区，安徽的北部和江苏的北部，以及陕西和山西，是中国人口的主要集中地。 在这个地区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利用郑州和徐州的交通枢纽，连带附近省份，而且通过连云港作为出口港。这里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便宜，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比较靠近中国的能源基地山西，内蒙和新疆，如果在节能和环境保护兼顾的情况下，这里应该可以作为中国低价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第二个考虑的地方是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其人口也在1.5亿上下。这里虽然南北有京广铁路线和京珠高速公路，东西有长江，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辐射方式，不能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龙头产业。似乎利用武汉的科研水平，发展汽车，精密仪器，机械设备，微电子，激光等等制造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区域就是成都和重庆，需要大量的工作机会，带动附近地区的就业市场。这里建立的消费品生产地，可以供应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还为这些区域和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支持，还可以通过滇缅通道，提供产品到南亚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东部。

由于中国西部的环境条件不适合人口居住，尤其是西北的沙漠化和干旱都限制了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的西部政策必须是以输入工作机会为主，而不是外来劳动力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竞争。在新疆，如何建立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苏面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商品基地，和伊宁，塔城面向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商品基地。中国在这里的政策要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避免形成汉族由于教育水平高而拿到高收入工作机会，而少数民族由于教育水平低而只能得到低工资收入，要提高优惠计划，培养出少数民族的技术工人阶层，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二是杜绝私人企业中招聘的歧视现象。在中国其他地方，不乏针对省份民工在职业市场被某些私人企业主歧视的问题。但这个做法在少数民族区域就会比较容易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做文章的主要武器。

五十

在中国西北的另外一个区域，即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和航天工业基地，二是为西藏以及尼泊尔，不丹提供旅游等消费用品。如何在这一区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而防止各族人民的争夺，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认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是中国稳定的大患，而事实是这些势力，尤其是海外支持的势力，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真正令中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在青海和甘肃这个地区存在的中国最紧张的民族关系，即回族和藏族的关系。如果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族群冲突，笔者认为这里应该是首选。

本来藏族的藏传佛教从印度传入时，正是伊斯兰势力东扩，对印度的佛教势力带来毁灭性打击之时。看一看今天印度超过1亿5千万的穆斯林，以及更多的巴基斯坦人口，和孟加拉国人口，可以想象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冲击。所以当时的佛教中对伊斯兰教的仇视是可想而知，而藏传佛教的理想香巴拉也是关于佛教打败伊斯兰教后的极乐世界。而当中国的回族在跟随成吉思汗的大军东侵，在西北住下来后，由于蒙古族接受了藏传佛教，所以在蒙古族的治下，回藏两族的关系可以通过蒙族的仲裁而相对平稳。在元朝灭亡后，不同的蒙古部落，如来自天山南麓吐鲁番的和硕部，仍然控制青海，并通过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在剿灭了西藏的其他藏传佛教派别后，建立了黄教的法权和蒙古族的政权，直到满族替代了蒙族的统治地位。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灭亡，西北的控制权落得了回族军阀马家军的手里。在青海的马步芳对藏族的统治很残酷，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外，还包括强行令藏族的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当时的甘南藏族头人，通过层层贿赂国民政府官员，终于有机会觐见蒋介石，要求把藏族地区从青海划归甘肃，以逃脱马家军的统治。

可以想象的是，被藏族视为“汉藏一家”的共产党军队开进青海时，藏族的欢迎程度。当时有一个藏族部落赶着牛羊要到西宁交税，见到了绵延不绝的解放军部队，当被告之是汉人军队时，年轻人全部欢呼雀跃，要求参加攻打马家军的战斗，而部落头人当场决定要把税交给解放军。年老的部落长老则比较谨慎，要求解放军，可不可然他们看看有没有1千骑兵的实力。当时的解放军指挥员则让数万骑兵列阵经过，使这些长老消除了疑虑。

当然对当时的藏族头人来讲，解放军关于民族团结的主张令他们有些不解，因为他们记得曾有汉人的军队在西北被回人杀得很惨。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共产党终于让回藏民族丢弃前嫌，并修好了藏族不同游牧民族中的世代冲突。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增大，在加上一些有心人士的不断传谣，回藏之间以藏族挑起的冲突有增长的趋势。如果不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共产党在1950年代所作出了民族和解的努力就白费了。

大国游戏（之二十四）

2008-06-26 11:07:16

四十七

在中国今天的快速经济发展中，人民不再受过去的户口制度的束缚，可以因为投资和工作的原因，在全国流动。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地区性的产业分工，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以出口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多集中在沿海的东南部和南部，虽然解决了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但就造成了铁路春运的大问题，出现年初的大风雪导致的交通瘫痪。而且这种消化劳动力的方法，对汉语语言能力相对较弱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苗族等等，都起不了太大的帮助。而中国政府在西部的部分地区的投资，又会将中部的大量劳动力吸收入新疆和西藏，而导致与当地人造成职业上的争夺。再加上各民族的语言，风俗和文化上的区别，更容易产生误解而增加矛盾，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笔者的看法是，不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进行全国一盘棋的规划，而应该利用中华民族的特点在于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的特性，利用中国区域经济的特殊情况，对中国的主要地区在工业分布，和创造就业机会上，进行一个中长期的规划。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基本上抢占了世界的低档消费品市场，靠在土地，能源，原材料和人力越来越昂贵的沿海地区，继续靠价廉商品去开拓国际市场，在今天北美和欧洲逐渐陷入衰退的短期和中期展望上，几乎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依靠大力开拓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中南美和非洲的市场，也只是权宜之计。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增加内需，在持续的基本建设上，再增加内部的消费，而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就要看中国的低档品制造业是否可以转移到成本相对便宜的中西部，而中国的沿海地区是否能发展出中高档消费品来满足中国自己的市场。

如果以中国的大都市为中心，我们可以大致的划分出这样几个都市圈：

一是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天津，大连和青岛在内的环渤海圈；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宁波在内的大长江三角洲；三是以香港为中心，包括澳门，深圳，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这三个地区应该是中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本钱所在。这些地区要做到两个方向的转变：

一是发展高附加值，高资金积累型的新型工业。利用在科研和教育上的优势，发展新型的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化技术，纳米技术，电脑和人工智能等等朝阳工业，并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地区中心，发展出影响亚洲的金融贸易文化中心。

二是发展以占据中国未来中高档消费市场为主的消费品牌工业。以中国文化的5千年底蕴，中国从来都是世界高档消费品潮流的领导者和生产者，以中国人在吃喝玩乐上的高尚品味，应该能够创造出引领世界消费市场的衣食住行文化。在中期内，尽量以满足中国的内需为主，防止这个丰富的市场被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垃圾品牌抢占。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新一代消费阶层是以80后为主导，因此缺乏上一代人无可救药的盲目崇拜欧美风尚的习惯，再加上这次由西藏骚乱引发的对法国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反感，都是中国这个工业发展的助力。

四十八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由中央政府牵头，但是具体的事务应该由地方的各级政府协调，讨论如何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支持。而中国的文化和娱乐界则在这个建立自己文化风尚上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体系来看，北方的汉满蒙朝鲜亚文化圈，可以建立以大连为窗口的时尚中心，发展出自己系列的文化产品。例如以满文化为基础的旗袍，在吴越文化的上海的变更下，产生出影响全球的服装潮流。如果以北京的雅文化和艺术家的创意，建立起以文化为核心的高档消费品系列，不光可以涵盖中国的北方，还可以辐射外蒙，俄国的滨海，朝鲜，韩国和日本。

而东南的吴越徽闽亚文化圈，本身已经有很多精品，例如徽州的文房四宝的书法文化，宜兴的紫砂壶和闽浙徽的精品茶叶的茶文化，苏州的园林和盆景的园艺文化等等，都可以通过上海这个中心而集大成，发展出清雅细致的服装，饰品，家居用品等等系列。

而南方的岭南文化，本来在香港已经具有世界一流的研发，生产，包装和行销的水平。唯一可惜的是香港雅文化的缺乏，而导致英国式的狗仔队窥探私人隐私的庸俗市民街井文化横行。这就造成整个南粤人民以自己的文化为耻的自卑心态（颇似韩国文化界），而盲目崇拜欧洲和日本。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香港政府大力支持艺术家和本土文化，就非常有可能成为东方的一个时尚中心。

从这次与西方媒体对抗中，产生出来的民族消费主义，可以在发展中国自身的中高档消费品产业中起很大的助力。其实利用民间的力量，保护自身的工业，在欧洲和美国从来都是家常便饭，中国人需要好好学习而加以利用。美国这些年来民间不断有社会团体，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风潮，而欧盟就不断的单方面破坏中欧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配额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中国的消费者也应该形成一些影响团体，以非政府的形式出面，对危害中国自身发展的欧洲高档消费品进行阻击，利用这些企业在损害中国人民感情上的行为，如巴黎市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表彰，英国某大学对藏独的支持，某些品牌对藏独人士的钟爱等等，发起不同规模的抵制行动来针对这些地方的商业品牌，不只是对这些行为抗议，而是要趁机支持中国的替代品牌抢占自己的国内市场。这些行动需要长期的跟进，而不是三分钟的热气。笔者建议中国自己的企业家应该看到这个机会，向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和韩国学习，在资金上捐给这些非政府，非赢利的中国消费者组织。今天的国家之间，除了合作，更多的是争斗，商场如战场，如何减少内斗，一致对外，是企业界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重要城市圈的转型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以武汉为中心，涵盖鄂湘赣的楚文化区，以西安为中心，涵盖陕晋豫的中原文化区，以重庆为中心，连成都，拉萨的巴蜀羌藏亚文化区，以昆明为中心，包括滇黔桂的壮苗缅傣亚文化区，以银川和西宁的包含中东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以及汉文化的伊斯兰亚文化区，再加上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伊斯兰突厥亚文化区。

大国游戏(之二十三）

2008-06-24 23:47:45

四十五

那么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来应对这个新的挑战呢？

通常在施行这些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软和硬的两手。硬的一手打击在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势力，软的一手为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包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的政策才可以使所有赞成国家政策的人士可以得到实际的好处，使所有反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分裂分子受到打击。

笔者个人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在新疆软的一手不够软，而在西藏硬的一手不够硬。相对于西藏，国家的投资资金比重似乎有提高的必要，在投资的项目中，也应该有所调整。除了技术密集型的石油，化工和能源工业外，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大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农业人口提供脱贫和就业的机会。

中国在解决新疆的问题上应该比西藏更容易，因为疆独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而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得到的周边国家的支持，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都使疆独势力无法建立起有规模的基地。再加上疆独势力缺乏整合和有声望的领袖人物， 都影响了其行动的能量。美国已经试图在这方面下功夫，包括去年布什接见热比亚，和欧洲企图争取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努力，都可以看作加大干扰中国新疆稳定的一个前奏。

而现在美国国会运作的企图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与阿凯达和塔利班作战时，俘获的17名东突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从古巴的美军关塔纳摩监狱释放出来，也是考虑到疆独组织势力太弱，而需要把这些曾参加了车臣对俄军的苦战，甚至让美军吃过苦头的战士，放出来咬中国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背书了中国新疆政府在反恐上的成绩可观，使美国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补充疆独力量。

对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警惕。这些恐怖分子最终不排除手持美国或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护照，最后潜入巴基斯坦，阿富汗或者其他中亚国家，操作对中国的恐怖活动。中国的反恐人员应该在这些地区布置，争取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些恐怖分子清除掉。

中国政府还需要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不能仅仅依靠民族自治，还需要倡导民族融合，鼓励和提倡汉族人民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风俗和文化，把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作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在学校教育中，不光要鼓励少数民族学生以民考汉的方式，提高其汉语水平，还要提供优惠为汉族学生提供汉考民的机会，使在将来可以做到真正的双语和多语的机会，使各民族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任意使用多种语言，而没有交流和理解上的问题。这样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的施行民族自治。

四十六

在民族教育上，中国政府不光要推动基础教育，而且还要大幅度的依赖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普及职业学校，通过和各种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合作的方式，为少数民族的农村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技术培训，使少数民族在技术工种上的比重增高。另外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对多民族的合作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争取可以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形成一股维护社会稳定的富裕的中产阶层。

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新疆的宗教阶层，基本上对政府政策持拥护政策，而和西藏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由于新疆的各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尊贵，而且对群众的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比政府还要大。如果宗教阶层在社会中享有其应得的地位，就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反之，如果宗教人士觉得在现代社会中有被边缘化和被冷落的感觉，就会变成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

这里就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的改革问题。笔者其实不光不赞成一党政治，更反对西方的多党政治，而喜欢中国传统的无党政治。其实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是一种笔者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的极不平均，盎格鲁萨克森式的资本主义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而最终造成阶级的对抗引发国家的崩溃。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每产生一个李嘉诚式的大亨，就会导致几万家庭的无屋可住。而多党政治所代表的为各个经济利益的强势集团而瓜分国家利益，不光会导致恶质政治而造成中国的实际地方割据，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导致下层人民赤贫化。

但是如果中国不想向西方式的多党政治发展，而使中国共产党转型成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儒家阶层的方式，即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代表某些基层的利益，而是变成一个专业化的精英阶层，代表全社会各族和各界人民的利益，使各种利益之间的协商都可以在党内达成妥协，而不会如西方社会一样，在选举中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最终是以一党之利玩零和游戏。

这样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工人党，农民党，开始接受知识分子，企业家等等，而最终包容一切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力量。而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力量，理所应当的应该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已经有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中重用宗教人士的先例。开放党员给信仰宗教人士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在党章中，将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是实现中国成为一个和谐，均富，包容和公平的社会，而自身的宗教信仰和这些目标不仅不冲突，而且还对达到这些目标更有益处。当然，任何一个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势力，都应该被包容进现有的体系中来，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一个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