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 沉睡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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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公认的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屈辱的时刻开始的。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砸开,中国人终于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天朝上国,或许以前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超级强国,但是那些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凭借一些奇技淫术已经追赶并超越了我们,而且更让国人郁闷的是,那些奇技淫术原本中国还远远领先于西方。原来,中国人视那些洋人为“番鬼”,“蛮夷”而现在,凭借手中的洋枪洋炮,这些蛮夷们堂而皇之在中国走动,行商,甚至能面见皇帝,甚至还把圆明园烧了。现在的中国已经不能再用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待世界了,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时代,不再是中原和北疆的争战,不再是游牧和农耕民族的争战,而是一个新的时代――工业时代。

    中国并非没有能人志士,即便被西方打败,中国还是有站起来的机会,西方列强虽然强大,但是毕竟地处欧洲,离中国太远了些,而且欧洲强国众多,相互牵制,他们的重心永远是欧洲第一,不太可能以全力远征中国,即便是横跨两大洲的俄国,还是以欧陆事务为主,只要中国能保证中等强国的地位,以中国的实力,在东亚称雄并不是难事,尤其是60年代的洋务运动,同治确实中兴了一下。真正给予中国致命打击的还是日本的崛起。

    东亚毕竟还是要东亚和太平洋沿岸的这些国家来角逐,如中,日,俄,美,欧洲列强因殖民地的关系也参与了,但是欧洲内战爆发之后,再无暇东顾,而上述四国成为东亚争雄的主体,尤其以中日两国,交战最为激烈。

    回顾那段历史,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我想,就从那个被后世称为洋务运动,同治中兴的时候说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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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我们的变法

      我们先从日本那边转回来,看看我们的国家,甲午的战败对于日本是一次腾飞的开始,而对中国来说,是绝大的打击,为了筹集巨额赔款,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借款,财政自主权遭到破坏,军队战败,领土被割,清政府威信受到怀疑,各国列强看到中国的虚弱,开始加紧瓜分。

      尤其这次输给的不是高鼻子的西方列强,而是原先在自己之下同一文化同一人种的日本,这使得许多人开始怀疑清政府的统治,这些人后来分化为两种,一种主张革命,志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制度,如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这些革命派很早便开始反清活动,其中不单是有民主思想,更有民族思想在内,而甲午的战败使得革命派得到了第一次壮大,这暂且先不提,我们先说这章的主角,维新派。

      维新派其实早有动作,如康有为早就1888年便向光绪上过书,主张变法,不受重视便回两广讲学,鼓吹变法,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几本书,借尊孔之名宣传改制变法。

      应该说,康有为这几本书在学术上实在是毫无价值,胡编滥造,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伪产品,他的意图是改造儒学为自己掺进新货的儒教,再确立儒教为国教,借孔圣人的名义变法,或许是试图仿效基督新教改革,为了自己的变法说壮大声势。只是这样为了政治不惜歪曲历史事实的事,实在根本不能说是一个学者所为,只能称之为政治家,而后的历史表明,他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政治家,后世虽然以“康梁”并称,甚至还称康有为为“康圣人”,但是无论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康有为都远远不及梁启超。(当然用一句老话来说,这是历史局限性)

      还是先看历史上的维新吧,本来康有为是打算在民间讲学宣传,确立变法的思想基础,从下及上,掀起变法运动,这样的办法虽说缓慢,但是其实是最有成效的,假如康有为踏踏实实做十几到几十年的宣传鼓吹,变法的阻力可以小的多。但是甲午战败,群情激愤之余,也给他带来了希望。

      观康有为一生,他还是老牌的做法,是想做大官,由上至下,进行变法的,虽然后来进行讲学宣传,但是这是因为得不到上面的支持逼不得已而为之,目的还是希望能得到上面的支持,甲午战败正好给了他机会,此时民意愤怒,尤其是此时正值会试,他便联合各路在北京的举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些上书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当时的清政府是绝无可能同意的。)此举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打响了知名度,引起了光绪慈僖,各路地方实力派,士大夫的注意。之后他又创立强学会,筹办报纸,大肆宣传变法维新。

      此时甲午战败给国人一记闷棒,谁都想知道为什么小小的日本能战胜自己,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康有为鼓吹的变法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要。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维新吸引住了,连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也来表示自己的支持,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在宫廷,光绪皇帝,居然也倾向变法了,但是,这不一定是好事。

      自同治开始,西太后便把握着朝政,光绪虽然有亲政之名,但是无亲政之实,光绪一直被太后压着。甲午之战,虽然是日本蓄谋已久,但是不能不说也是光绪渴望的一次战争,他想借着这次战争,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战争的结果糟糕透顶。中国战败,丧权辱国,光绪不得不屈辱的在和约上签字。甲午的战败使光绪要找到一条能快速恢复国家实力的路,也是重新树立自己的信心还有权威的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致的。但是,过于急迫的心情,使得他和他信任的维新派们毛躁的开始变法,而且,忽视了那位暂时退居幕后的女人。

      1898年,光绪先是令翁同???p荣禄?p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及弟子之后又上书,请求变法,终于,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这就是出名的百日维新。

      维新的内容主要是在: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其实,这些变法内容并不出奇,康有为主张的国会宪法都不见了,一些内容还没之后的立宪运动改变更大,但是其受到的反弹却如此之大,使得维新只经过百日便告失败。

      应该说,这还是维新派自己的失误,维新派都是一些书生,即便其领袖康有为也没正经的做过官,管过事,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根本无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些富有政治军事经验的领袖相比,甚至和清政府的官员比起来,都远远不如,他们只能提出一些理论性的政策,但是却缺少能够将其实践的官员,而那些官员呢?

      维新派没有政治经验,自认为有了皇帝的支持便可借天子令诸侯,(这也有维新派自命清高的因素,如李鸿章想入强学会,这本来是借机拉拢的好机会,即便因为李鸿章名声不好也要敷衍一下,但是康有为马上拒绝,使李鸿章下不来面子。)但是此时的清朝已经趋向分裂,地方官僚实权极重,即便慈僖出山,也要花一番力气才能压得地方官僚服心,何况没有实权的光绪?即便尊重光绪,那些多年宦途的官员会愿意在这些嘴边无毛的书生指挥下变法吗?而且,变法很多内容如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损害官员的利益,自然要受到反弹。当然,也是因为变法不受官员支持,所以光绪只好依靠维新派这些年轻人,如同当年王安石变法在资深大臣中得不到支持,只有依靠中下层官员,但是王安石变法至少支持他的神宗握有实权,而光绪有什么?

      光绪没有实权,变法下达之后,地方大臣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阳奉阴违,大都观望,等着那幕后的太后发话,即便表面上支持变法的张之洞也不例外,光绪对此惟有电旨催问而已。光绪手中无人,帝党实力不足,就连自己的老师翁同??也保不住,新上来的维新派没有根基,只有理论和舆论,没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手中无兵,慈僖已将荣禄调回,谭嗣同居然指望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政变成功的机会实在太小了,而且即便政变成功,如何处置慈僖?如何应对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呢,维新根本没有基础,

      甚至连读书人也反对维新,他们要取消科举,取消八股,但是读书人已经读了十几几十年了,就这样取消,他们怎么能不反对?那些官员也是读八股上来的,心有戚戚啊。还有旗人的特权,旗人是清政府的基础,突然维新连这些旗人也要涉及,甚至康有为还要求断发易服,还要改国号为中华,这自然会引得旗人大怒,言康有为的保国会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了。(此时的康有为如此激进令人侧目,与他后来的保皇复辟完全不同,实在是难以想象。)要求慈僖政变,让光绪下台了。

      戊戌失败了,这是没有经验的一群读书人制造出来的变法的失败,而且这次失败还延续到1911年,清政府宣布立宪一度带给维新派立宪派希望,但是“皇族内阁”的出现使得大家终于明白,清政府只是满族的政府,依靠他们是不成的,这样历史只有选择革命派了,虽然那是一场半成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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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戊戌变法主要还是败在没有威信

        商鞅变法,首先百金立木,以示政府威信。康梁变法却只靠皇帝。未免给人以狐假虎威之感。而这个皇帝本身又是个光杆司令,别人又怎会服气?何况康梁搞的事业教育之类本就是各地洋务大臣的旧业。而断旗人世禄,废科举等等在实际从政经验丰富的老政客们看来件件都不切实际。对别人来说,变法派的这些表现正是三鼓之后黔驴技穷。谁还会和他们合作?

        • 家园 还是太急

          急于一步登天,完全忘记了基础

          • 家园 俺认为不急也不可能成功

            根据俺中学政治课学到的知识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革命,但那时中国哪有资产阶级,胡雪岩这样的只能算是大款,离资本家差远了,中国的帝国专制根本没有资本家的活动空间,这和日本有很大不同。所以就算帝后齐心,军师狡诈他们搞出个王安石张居正一样的变法也就顶天了。

            • 家园 没错,慢也没戏。

              戊戌变法好比是一出戏,三心二意的演员们比划几下就各奔前程,该保皇的保皇,该革命的革命去了。

            • 家园 那到未必

              资产阶级未必一定要完全成熟占据主导才能成功,不然日本德俄也就不用改良了,何况维新运动那些也算不了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最多算洋务运动升级

    • 家园 【原创】维新的背后(19世纪中叶至20年代初的日本)三

      倒幕的主力是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主,再伴以土佐肥前两藩,自然明治政府也以萨长土肥四藩组成联合政权,其中又以萨长两藩为核心,萨摩藩代表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长州藩代表是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便是“维新三杰”。其时新政府的四藩在实力上是日本群藩之首,尤其箱馆战争获胜之后,所有敢于反对新政府的地方势力已经被削清,形成中央集权的机会已经成熟,维新志士本来的目的便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尤其在四藩中,维新志士已经掌握了权力,尤其因为“王政复古”,对藩主名义上的忠心也转移到天皇上来,于是在大久保和木户孝允的说服下,四藩藩主主动提出奉还版籍,其他各藩纷纷效仿,随之,在武力镇压的基础上,施行“废藩置县”,藩主给予“华族”身份,发给俸禄,这样和平的结束了千余年地方割据的局面,初步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样也为下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随便说一下明治维新和我们国家的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的区别,明治维新的几个主脑都是在地方藩府拥有相当地位的人,对处理政府事务人际关系娴熟,又在长期的倒幕战争中确立了武力后盾,还有外交手腕,政治上也是不择手段。(比如长州的那些志士要不想着火烧英国公使馆嫁祸给幕府,要不就想火烧京都挟持天皇,比起这个,百日维新的谭嗣同想的政变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百日维新中那些书生大都毫无从政经验,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处理人际关系,都是满腔热血莽撞至极,又没武力后盾,最多也就做做吉田松阴这样的思想家罢了,做政客还不够格,谭嗣同想做月照,望梁启超做西乡,可这位西乡隆盛说起来也还不算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假如做大久保那样才叫政治家呢。辛亥革命的革命派虽然有武力后盾,但是也没有什么执政经验,所以政权很多被原清政府官僚夺取,也不足为奇,直到孙中山在广东确立地方革命政府,培养自己的政府官员和军队,才算上了轨道。

      再回过来,明治维新虽然官员有相当的经验,但是毕竟是次大规模的变革,反抗在所难免,原来地方藩的反抗已经被武力镇压,那剩下能对抗政府的只有下层武士了。

      下层武士很多原来是尊王攘夷派的,明治政府的西化让他们极为不满,而“废藩置县”后,设立“华族”“士族”,只对原来的上层武士有部分好处,下层武士却失去了经济来源,所谓的公债不知如何使用,很快就穷困潦倒。这些武士大都身无长技,只会动武,这样一来,反而比一般的平民商人还要不如。尤其明治政府推行军制改革,军队不再只限于武士参加。(这也是学习近代军事制度,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力,尤其日本军废除了武士,但是武士精神却保留下来,把平民也改造成了拥有武士精神的军人,而且规模大大增加,或许个体战斗力不如原本精选的武士,但是整体战斗力提升了。)这样的改革自然不利于下层武士,而且“废刀令”的颁布,使得武士最后一点尊严也消失了。(不过这也是必然的,假如整天有一群特殊的人拿着刀走来走去,那还能建立什么现代国家。)这样下层武士就要蠢蠢欲动了。

      而西乡隆盛就是看到这点,为了摆脱危机,提出“征韩论”

      这里先说说日本的经济,毕竟,一国内政最关键之处便是经济,近代各国战争,究其起源,都是国内经济的问题。

      1868年明治政府开始维新运动,改革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向近代化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如我们现在看的那般顺利,虽然自1853年黑船到来日本被迫开国到1868年十余年间,如萨摩长州等地引进西方技术,改造自己,已经小有规模,但是许多地方各藩还是停留在旧时代,而新政府取代幕府后,就要面对众多财政已经破产的各藩,身为中央政府,就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尤其是在加强中央集权,“废藩置县”后,地方政府的负债就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此外,和平废藩后大名和藩士的收入还是需要发放,这就加大了明治政府的负担,此外,明治政府的军制,教育改革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新政府在初始阶段就面临巨大的困难,为此,不得不使用公债来代替给予武士的俸禄。

      公债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实在是个很熟悉的名词,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个公债就等于白条。(当时的中国也不敢随便发公债啊,传统思想是要收支平衡,藏富于民的,负债这种事想也不敢想,宁愿捐官,这也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不同了,当时的日本也没好到哪里去)收入变成白条,上中层武士还不担心,毕竟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着,即便没这点收入也不在乎,甚至有头脑的还可以收罗公债以后发家。但是下层武士就不同了,他们唯一的收入便是俸禄,还不象一般百姓有一技之长,甚至拉不下面子和原本看不起的平民一起工作,这般下去只有贫困一途,西乡隆盛便是看到了武士的穷困,为了拯救武士,又不伤害自己建立的新政府,提出了“征韩论”,目的就是为了用战争所得来弥补,毕竟出征时可以选用武士作为主体,这样武士有饭吃,战利品也可以使日本经济好转。当然,朝鲜中国的苦难他就不必考虑了。

      应该说,西乡的这个想法是相当冒险的,当时日本国力远远不及中国,以武士为主体,战斗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很高,(不过随后的西南战争立刻否决了这点,)日军能不能战胜打败太平天国气势鼎盛的清军还很难说。而且刚刚建立的新政府威信和实力都不足,一旦受挫,幕府残党就很容易卷土重来,即便初战胜利,以还没改造后日本工业和海军,能保证远征军的后勤吗?(即便是甲午日本的国力,也被折腾得够戗)西乡为了下层武士而不顾日本国力,实在过于自私了点。(至于说危害朝鲜中国就不提了,毕竟西乡是日本人,不可能从中国朝鲜人的角度评价。)

      正是因为如此,维新三杰的另外两位大久保和木户孝允在起初支持的情况下,反对西乡的“征韩”,确立了先发展国力的策略,这也导致西乡的下台,大久保独裁制度的建立。

      不久之后,西乡在鹿儿岛士族的簇拥下向明治政府进军。不久被政府军打败,西乡隆盛于1877年9月24日战死,之前木户孝允在同年5月病逝,而三杰中最杰出的人物大久保利通于此年五月被刺杀。(日本刺杀乃是常事,不少豪杰智者死于刺客刀下。)

      在这里我说一下维新三杰,说维新三杰说的主要是明治初年这三位奠定了明治政府的基础,当然,要说明治政府得以成立,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功劳不下于三人,但是维新的话,却是三人之功劳。其中西乡隆盛虽然在明治政府的成立,初期的废藩置县,军制改革下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改不了军人的脾气,虽然因其爱惜乡友同志受后人景仰,但是对日本后世发展,影响不足,而木户孝允作为长州代表入阁,但是初期受到萨摩藩排挤,之后遇到大久保独裁,而且身体多病,所得权力有限,不过他也是政治中心人物,出了大力,而且作为民权派代表,他致力于日本的宪政,日本之后保留的那点民主色彩,实在是他的功劳。接下来就是大久保利通了,这位独裁者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打败旧势力不是难事,没有西乡,也有其他人完成,鼓吹民权,也不是只有木户孝允才能作到的,高杉晋作更为激进,但是要论到处理政务外交,整顿经济,确定发展方向,实在就非大久保莫属了,之前推行公武合体,成功,之后合作长州倒幕,成功,和英国开战,失败了反而加深英国关系,出师台湾不利,还能通过外交拿回50万白银,他能团结同志,进而独裁(他的独裁应该说是俾斯麦的那种独裁)实在有过人的魅力和能力。日本之后的方向,实在是由他奠定的基础。(中国维新和革命,前两人或许都不缺,大久保就很难找了)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大久保虽死,但是他确定的发展国力,再图谋朝鲜中国的方针一直被确立下来。

      在这里,我们要认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要对外侵略。这并不是说一个民族贪婪和好武这样的习性就能解释的,要知道,同样是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还有更早的室町幕府时期,并没有对外用兵。

      我前面说,日本一统是个前提,只有一统,才有余力对外,但是也不能证明日本就必然要对外侵略,一统并不代表要对外侵略,只是拥有实力而已。

      那是为什么要对外侵略呢?其实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日本当时是受到压迫的二等国家,他们要自强,但是国力又太弱,而暂时不能对付强者,只有先侵略弱者才行。用一句话来说,因为我打不过英美,所以先打败比我弱小的朝鲜,从他们那里抢饭吃,把自己养肥了,这样和各国交涉或是对抗就有实力了。(当然,这种弱肉强食的做法从实利角度看也不错。自然其他国家也没被你这样欺负而不还手的道理。)

      象吉田松阴,早就提出,要“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把“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 吉田松阴的弟子有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还有伊藤博文,日后日本政府基本遵守了这一准则。

      此外,还有福泽谕吉,这位日本思想家鼓吹“脱亚入欧”,“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对外侵略。他说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保国,这点到是也不错,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弱肉强食,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只有富国强兵,才是正途。但是“脱亚入欧”不免有些自欺欺人了,他认为西方优于东方,而日本人优于中国人,应该脱离亚洲,而成立西方文明的一分子。这更象是日本受到冲击时处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卑感说出的。不过当时日本确实有许多人相信这点,甚至为了证明日本人有欧洲血统,制造各种证据,这更象纳粹德国的血统论。这也是为了打击原本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汉学,将日本人从低人一等的地位刻意拔高。(现在亚洲不吃香了,自然要进入西方,但是就没想到这样还是低人一等吗?)让日本人更快的接受西方文化,不过也造成极大的副作用,便是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大,甚至不把外国人当人看,战争中的大屠杀便是由于这个关系。自然这也和日本的民族性格有关,崇拜强者,歧视弱者。(还喜欢挑战强者,打胜就歧视,被打败就崇拜。)

      福泽谕吉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比如当时弱肉强食的情况,日本想自强,确实要对外扩张,只是处于太强烈的民族自尊,他蔑视生命,尤其是外国的尊严和生命,甚至歪曲事实,为了国家荣誉,甚至否认旅顺大屠杀,辩解杀的平民是伪装的武装人员,妇女儿童是误杀。(很象现在南京大屠杀的辩解,本来嘛,福泽谕吉就是日本思想的一面旗帜,被现在的政治家学习再习惯不过了,一脉相承)这不是东方的思想观,更不是福泽谕吉鼓吹的西方文明思想观,万一是福泽谕吉为了日本利益而编造出来的思想。所以说福泽谕吉或许是站在日本角度上的民族主义战略家,但是说是思想家,就过于夸张了,至多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家吧。

      不管怎么说,福泽谕吉为了日本转变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在思想上做了准备,但是这还不是完全。

      前面说到,福泽谕吉认为当时的情况弱肉强食,日本只有富国强兵才能自强,这确实没错,当时的历史情况就是如此,列强对立,有时分有时合,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准则,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没有一定的规则,只要有实力,就可以改变规则,而殖民地经济才是财富的来源。这直到二战后才有变化,美苏两强实力相同,又有原子弹作为后盾,划分了各自势力范围,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定下了准则,或者说规矩,秩序(这种准则有些类似以前的罗马帝国,东亚朝贡体制,是相当稳定的秩序体制)这种秩序是建立在不触犯美苏利益上的,但是有了这样的秩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弱肉强食,混乱不堪,以武力为基础的情况,小国也有了和平发展的机会,日本便是这种秩序的受益者,被美国保护,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在军事上,又有战前积累的智力资本,所以恢复极快。

      当然,那时的日本自然不能象战后日本那般,而且没有战前日本的积累,即便得到了战后那样的条件,也不能快速发展,而且,此时的日本还要考虑生存问题,不然随时会成为殖民地,那战后还是一样无法发展。

      日本当时要保护自己,必须壮大军队,增加国力,这就需要军工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但是这就需要大量的积累,以中国这般强于日本的国力,也需要百般筹集,以利诱之,甚至官办。以日本来说,自然是要节衣缩食,无所不用其至了,公债(以买公债为爱国精神体现也有),币制改革(虽然奉行金本位的纸币,但是毕竟比真正的金银铜钱货币要廉价许多,也是变相的筹集资金),外出打工。(咳咳,这个嘛,打工据说大多是女子。)应该说,日本在这方面做的已经很好了,日本建立了相当可观的工业基础,(而且培养了一批财阀如三井三菱,但是应该说这样的财阀对于日本发展还是很有利的,一方面避免了官方的浪费,有民间资本运作,二来财阀和政府的关系密切,在关键问题上可以牺牲部分利益支持政府,当然,政府也会回报之。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中小企业太多,虽然解决就业上容易,但是要支持政府计划还有税收上,还是大企业方便,所以中小企业只有在和平时期才能快速发展。)但是问题还是来了。

      日本国土资源有限,市场有限,一切资源都要进口,产品都要出口,但是日本就遇到一个大问题,重工业,他生产的东西竞争不过欧美,自己消化又消化不了。轻工业,日本也消化不了,而推销到周边地区比如中国朝鲜,一来市场不容易进去,(而二战后就轻松了,市场和资源有美国建立,日本跟进)二来而且受到当地民族工业或手工业的打压,此时经济已经达到极点,单靠技术进步让日本自己市场消化是不行了,只有向外开拓,此时对朝鲜中国的开拓就摆到了现实的地位上来,尤其和中国国力的差距,就需要再加大军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这自然要国民积累大大增加,于是一方面投入近60%的财政作为军费,以军工业带动经济,一方面提倡爱国精神,以中国为假想敌,号召日本民众节衣缩食,支持这次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

      假如甲午战败,或者战争进入相持,日本那样脆弱的经济就会崩溃,工人会得不到工资,农民会没有粮食,那用不了多久日本政府就会垮台,即便是再强的民族感情也不能改变那样的情况。

      但是日本赌赢了,战争很快结束,马关条约实在是不能再好了,市场打开了,朝鲜得到了,台湾也得到了,最关键的是两亿白银的赔款,一下就重新把日本的经济扶上了轨道,相比而言,领土还在其次了。(割地自然也要,但是毕竟得到的土地需要驻守防卫,还要整治开拓,不可能马上得到收益,所以最划算的还是赔款了。)

      日本之后将赔款用以稳定经济,建立近代工业体系,最关键的还是义务教育的推行,这使得日本国民教育素质飞速提高,这也使日本的军队还有工人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是日本战后能够恢复的最大基础。(抗日战争,一边不识字不会开车的中国兵,一边是甚至会土制炸药的日本兵,两相比较,战斗力就看出来了,工人也是同样,只会体力活和会技术修理的工人素质是不一样的,日本二战虽然战败,但是人还是留下来的。)

      日本经济因为是以重工业为先导,积累过甚,消费难免不足,所以日本本土的消费水平并不见得提高很多,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加强,但是随之就因为经济危机崩溃,而且甲午战争得到的巨大利益使得日本再度加强军事工业,就象前苏联和纳粹德国一般,而资源的贫乏更是促使日本不断的发动战争,甚至走上了和美国对抗的路。自然,这是以后的话题。

      现在回到这个时代,甲午战胜,日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取代了中国原先在东亚的地位,但是“三国还辽”事件使日本发现,自己还不是真正的欧洲人,一个北极熊比自己还要雄心勃勃,只有打败他,才能真正的为欧洲列强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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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对这段不能同意。

        那是为什么要对外侵略呢?其实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日本当时是受到压迫的二等国家,他们要自强,但是国力又太弱,而暂时不能对付强者,只有先侵略弱者才行。用一句话来说,因为我打不过英美,所以先打败比我弱小的朝鲜,从他们那里抢饭吃,把自己养肥了,这样和各国交涉或是对抗就有实力了。(当然,这种弱肉强食的做法从实利角度看也不错。自然其他国家也没被你这样欺负而不还手的道理。)

        并不是富国强兵都要进行弱肉强食的,看看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历史,中国走向强大的时候,可没欺负穷困的邻居,而是面对面和压迫自己的敌人作艰苦的斗争。

        这样才是条汉子!

        古代史也一样,汉朝走向顶峰也是因为在和匈奴的正面硬扛中获胜...

        再次鄙视日本人。

        • 家园 鄙视日本人吧,嘿嘿,不过我觉得也没选择错啊

          弱肉强食乃是公理,和大国抗那是英雄,欺负小国那是权谋,你说我们现在打仗,愿意和美国苏联打还是愿意和某个不知名的小国打?哪种把握最高?:)我想一般都选择后者。

          日本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西方列强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选择从弱到强的次序,朝鲜,中国,俄国,再到美国,很自然的选择。

          汉朝嘛~~~~`唉,除了匈奴他还有谁可以打啊

      • 家园 明治维新志士的政治手腕确实普遍比戊戌志士高

        这两国的维新, 其实都既需要革命者(忠於理想有见识者), 又需要政治家和政客(有政治手腕能纵横捭阖者)。 中国参与维新的人, 多前者少后者; 而日本维新中, 即便是西乡隆盛(三杰中政治见解最差者)在倒幕过程中也是很有机谋权变之能的。 还有就是对军队的掌握, 倒幕志士对於萨(西乡大久保)长(高杉木户大村山县)土(板垣)诸藩之军的控制领导, 远非中国维新志士之于袁世凯之辈的关系能比。

        • 家园 有热血的没经验,等有了经验就没热血了,唉

          近代历史多毁于这些书呆子和阴谋家手里,

          孙中山热血,但是经验才能....袁世凯有才,可惜黑心了点

          • 家园 一般来说,斗志和经验是成反比的

            要么富有斗志却缺乏经验;

            要么富有经验却缺乏斗志;

            如果两个都不具备,那叫青年学生;

            如果两个都具备了,而其本人居然还活着,那就离老大不远了。

            如果最后做成了老大,那叫做开辟了新的时代;

            而如果最后没有做成老大,那叫做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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