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大河入海处 延安之H 胡服前传 (上)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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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非常好,看后澄清了不少疑问
      • 家园 薄一波好像到最后也没写那个悔过书

        据说他就是怕将来说不清楚 所以宁可坐牢

        • 家园 薄一波等61人写了反共启事才出来的

          内容大略如下:

          XXX反共启事 XX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XXX

          当时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对北方局指示是履行“不反共不公开的简单手续”出狱的。这样的反共启事跟中共中央当时指示还是有一定出入的,但事急从权,最后中共中央包括康生等人在60年代前,都是承认薄一波等61人是奉圣旨假自首。文革开始,毛、康等人为了打倒刘少奇,才又将此事翻出来。

          刘格平是唯一一个没有履行反共启事而未出狱的人。后来日军侵略,继续坐牢到1944年才出来。为何未被日本杀害,按照康生的解释:

          “敌人占领了北平后,汉奸们以为共产党员都在1936年夏天一次‘集体自首’全部出狱了,就把刘格平当成普通刑事犯继续收监下去未予理会了,因此,他活了下来。”

          此人为河北回族,似为虔诚穆斯林。建国后曾任宁夏自治区主席,64年因在民族问题“反党”,被贬职为山西省副省长。文革后,又获重用,为九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建国后,刘少奇跟他谈话,说他未履行手续出狱,结果浪费了八年时间,没能在抗战时期为党工作,对党对个人都是一个损失(大意)。刘格平解释,说他清楚履行手续出狱是中央指示,但看到启事要求写明反共,他心里怎么也过不了这个坎,同时当时又以为随着形势发展,不履行反共手续也可以出狱,想不到国民党会将监狱直接交给日本人云云(大意)。

          • 家园 刘格平是虔诚的穆斯林,康生对他有个很有名的评价,令人震撼

            刘格平是虔诚的穆斯林,康生对他有个很有名的评价,令人震撼,大意是:刘格平同志是个老党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提到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

            宗教这东东,真是一言难尽啊。

            刘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另,他因为不肯登反共启事而多蹲了八年大牢,而登了的人后来多有身居高位的,时人多有为其抱不平者。

        • 家园 那位坚持到底的是刘格平。不是薄一波。
          • 家园 【刘格平直到临终仍然坚持并到处宣扬】薄一波就是叛徒!

            连宋平(那个半届常委)也劝阻不住。

            :“当代中国的政治要人薄一波在近年所写的回忆录说,他在出狱到达延安之后,曾经向刘少奇揭发了陈伯达'叛变出狱’的问题,可刘少奇却回答说:'他(指陈伯达)当个秘书还可以吧’。

            “按照薄一波的回忆录,刘少奇成了包庇陈伯达的包庇犯。因为刘少奇不仅不将陈伯达开除出党,反而认为他可以担当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秘书。人所共知,中央主席的秘书是一个直接接触党的核心机密的重要职务。中共对于叛徒一向有极严格的纪律处置。

            刘少奇既然接到了薄一波的揭发,却不按照党的纪律规定开除陈伯达的党籍,还要安排他当毛泽东的秘书,而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对于陈伯达当选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随后递补为中央委员),也不采取组织措施加以阻拦,这岂不都是咄咄怪事?

            薄一波还说他在延安见到陈伯达以后,陈伯达很尴尬。可是据陈伯达本人生前所讲,薄一波当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听陈伯达讲课,对陈表现得格外亲热。建国初期,他们两人同往天津搞调查时,同住一所房子,彼此亲密无间。

            而且还有不只一人亲眼见过薄一波在1965年专程到陈伯达家中,与陈伯达亲切交谈。更何况薄一波曾与陈伯达同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朝为官’十余年,经常同堂议事,对这些情况,薄一波又该如何解释呢?”

            文革中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革后得以平反。以陈晓农的说法,事实上薄一波等当年是在中共中央同意“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 的前提条件下,却发表了《反共启事》出狱的,陈晓农认为,当薄诬指陈伯达是叛徒时,实际上是为自己做过的事有点儿心虚。

            陈伯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他们平反是应该的。那件事责任不在他们。但是薄一波自己平反了,就说别人是叛徒,这就没有道理了。除了薄一波,其他人好像没有这样。七大时,薄一波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八大时,他的好朋友安子文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安子文又长期担任组织部长。我如果真有问题,他那时说一句话,我能当选吗?他现在有了权,就可以不讲道理了”。

            陈晓农写道:“笔者以为薄一波本不必为这个历史的环节感到心虚,毕竟那时环境复杂多变,难以不出纰漏。他已获平反,无人再议此事,可他偏偏放心不下,以为陈伯达接触情况多,是半个知情者,若不封住其口,心中总是不安。而封住其口的绝好办法,就是继续维持文革中给陈伯达戴上的'叛徒’帽子。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把人定为叛徒,才能抹杀他的一切,他所做过的一切有益的工作,他所说的一切话,统统都被视为假的,无人再敢相信。当年薄一波对不服从在'反共启事 ’上签字决定的刘格平那样耿耿于怀,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病

            • 家园 其实俺觉得这个问题。。刘格平是有错误的

              而且估计心里还有点不平衡,因为一则,他出来的晚,身体受到的摧残比较重。(那个时候的监狱条件,没有现在陈书记住的套房好,而且经常发生躲猫猫的游戏。。),二则,比他出来早的同志们,因为恰逢亟需干部这个时机,所以都提上了,他的级别和进步肯定要比别人差。三则,他出来后,估计,面子上,都夸他能够坚持,但是否在实质上因为他这份“坚持”而给予充分的奖励和认可?俺估计比较难,因为刘出来后,还是在薄一波领导的华北局管辖之下。

              所以,无论人情世故,还是所谓党的原则,刘格平自然有非常不爽的地方,加上文革的时候,他可能更是渲染一番。这事儿因此,就满拧了。

              • 家园 刘格平出狱后并非归华北局管

                是归山东分局管,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后,刘就归华东局管。

                另外,更正下前面一个帖子刘的简历,他是60年因为民族问题犯错误被调回中央党校学习,65年被贬到山西做副省长,文革后被重用,任山西革委会主任,并曾兼任北京军区政委。1971年4月下台。

                个人估计,刘的下台是跟陈伯达倒台有关。陈伯达任政治局常委时期,曾经分工华北,与李雪峰、郑维山、刘格平等人有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李、郑、刘等人在当时也因此被认为是陈伯达一伙乃至认为是林彪集团的人,均在1971年初下台。文革后估计搞清楚问题,都不算林彪集团的人。郑维山是比较纯粹的战将,后来还任过大军区司令员。李、刘毕竟是文革初期的诸侯大员,大约不为邓所喜欢,后来只是分别在六届全国政协任常委、委员。而刘后来似乎连中顾委委员都没当上。

                • 家园 俺也略微补充一下。。

                  山西这个省份,其实建国后应该算是政治大省。。薄一波,彭真,徐向前,(陈永贵?)乃至华主席等等,都来自该省。。因此,在文革的时候,当年山西老乡为之自豪的几个偶像,如薄,彭等人的倒下,必然伴随着另一些人的上升。。。。而刘格平似乎就是跷跷板的那一端。。。。

                  “1967年1月任山西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当然啰,象这样在文革里被擢升的文官,在文革后还能不动的。。。似乎极少。。。而且他们在文革那个情况下,是否有犯过错误,说过伤后来平反的巨头们心的难听话,都是很难说的。。。

              • 家园 刘是个挺倔强的人,不知跟他是穆斯林有关否?

                刘是个挺倔强的人,不知跟他是穆斯林有关否?康生对他有个很有名的评价,令人震撼,大意是:刘格平同志是个老党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提到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

                后来他还因为在“民族问题”上犯过错误而被贬。估计他内心也是很纠结的。宗教问题啊,真是一言难尽!

              • 家园 【这也是tg的干部政策】在薄一波领导的华北局管辖之下

                刘是4级干部,级别比薄高,先任民委主任。

                不过他的确不如小史平和

            • 家园 薄一波说陈伯达是叛徒确实不像话

              陈伯达这人,现在党史评价很差,但事实绝非如此。

              “叛徒”问题不用说,这纯粹无中生有,当时陈伯达狱中重病,且坚持说自己是互济会成员,才被保释出狱,而且未履行什么反共反省启事,严格来说,比起薄一波、陶铸等人都要“干净”,薄一波、陶铸都不算什么,陈伯达就更不算什么了。

              陈伯达是中共40-60年代许多重要文稿起草人,包括49年的共同纲领、56年的八大报告等等,特别是八大报告里面那句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矛盾(事先毛未看到),就是陈伯达个人意见,毛泽东对此句是很不满意的。之后在九大起草政治报告,陈伯达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等观点,虽被毛否决。但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共的主流观点。也因此,陈伯达在81年保释就医后,胡耀邦等人对陈伯达的态度与四人帮等人态度很不同,包括在建国若干问题决议上不点陈伯达的名字,将陈伯达释放后撰写的哲学文章发表在省级学术刊物等。甚至邓小平原来在某次讲话稿点了张春桥、陈伯达名字,但在正式收入文选时候,陈伯达的名字也被删掉,只保留张春桥。

              另外,彭德怀在文革中,在这么多领导干部倒台时,曾经发话提到的大略也只是两个,一是林彪,二是陈伯达。

              72年初,中央向彭德怀通报林彪事件后,彭德怀曾经非常激愤写信给中央:这样把林彪杀了,坚决不同意。我的案子要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来审。(大意,但由此可知,彭林感情还是比较深的,并无很大的矛盾,如文革初期,彭听到林彪代表中央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云云,只是无奈地说——林副主席又批评我了,而要求周董来审自己,则深刻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不信任。)

              也是70年代,彭听到批陈伯达的广播,也说了句:

              陈伯达,托派,好,好。(这句话有歧义,但个人分析,彭从自己遭遇和深知陈伯达历史,绝非批评,而是反讽。且彭与陈交往似乎也算可以,建国后,彭到陈家拜访有三次,这在彭不喜交往的人而言,是比较罕见的,另外,建国后,彭去林彪处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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