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 gaogeli

高戈里，山东掖县人，退役军人，现就职于四川省某机关，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为抢救史料，截止2007年3月，已经采访近200人，其中国民党起义、被俘官兵116名，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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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中国人习惯于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认知方式。现实生活并非这样绝对。“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一位曾下令残杀逃兵的某团长，率部起义后，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和政治斗争的考验，在起义一年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政治整训期间，中共派来的政治工作干部组织起义部队召开了“对事不对人”的控诉大会，并与某团长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这位一辈子铁骨铮铮的铁血军人，当年与日本鬼子拼刺刀时没有畏惧过，当年残杀逃兵时没有手软过，此时，却在士兵群众的哭诉中，浑身上下发抖了！

　 某团长的灵魂是用士兵的泪水彻底洗涤干净的，而他的思想反省与灵魂革命又是在士兵群众予以谅解的掌声中通过的。

　 1984年，一位当年面对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吓得浑身发抖的小新兵，登门拜访了从前望而生畏的老长官。来人提着五粮液和板鸭，先作自我介绍：“我以前是你手下的兵，今天专程来看望当年带领我们参加革命的老首长。”

　 “你叫什么名字，先不要说，告诉我你现在的职务。”“老长官”打断了来人的自我介绍。

　 “师职。”来人答道。

　 “呼”地一声，76岁的“老长官”从沙发上猛然站了起来，一把握住来人的手：“唉呀呀！我早就听说我们团出了个师领导。没想到，没想到，真没想到，师首长就在我的面前！你是我们团的骄傲，给我们起义官兵争气了！”

　 “不敢，不敢！当年起义时，老首长是掌握实力的主要将领，没有你的支持，起义不可能成功。”来人惶恐地接过话，赶紧把荣誉还给了当年率领自己参加革命的“老长官”。

　 “对呀，对呀，对呀！”“老长官”的爽快，依旧不减当年，不掩饰，不做作。

　 一会儿，“老长官”从书柜里翻出一本花名册，随即点出了来访者的姓名。这一天，“老长官”特别高兴，亲自下厨房为客人炒了几盘拿手的家乡菜。

　 趁着“老长官”兴致盎然，席间，来访者斗胆地吐出了憋在心里40年的疑团：“老首长，你那个时候，杀逃兵怎么那么狠呢？”

　 “不狠咋行？一个是部队没法带，不杀一儆百，都跑光了，谁来打鬼子？再一个，古今中外治军都要严，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本质不同，国民党治军习惯这个，也只能靠这个，没什么道理可讲。”

　 “那也不能太狠啦！”来访者还是没想通。

　 “咳！在旧军队你没带过兵，你不知道。不那样，行不通，吃不开！唉，都过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感谢“老长官”的坦诚，他为晚辈留下了一把打开认识旧军队大门的钥匙。

　 “不狠，吃不开！”这样的话，中校副团长李峥先也说过，上校副师长李佐、上校兵站支部长张官迎、中校副团长王伟略他们都说过。

　 国民党军官带兵的“狠”，不能单纯地、绝对地、片面地理解为人性的冷酷与残忍。作为一种严厉的惩戒手段，它维系官长的权威，维护部队的纪律，也维持内部的秩序。在通常情况下，是用于约束所有官兵的，有时，对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

　 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有一位亲戚，叫梁启义，在暂编第21师师部任军需官。1948年困守长春时，他丢失一张面额不小的本票。陇耀得知后，在师部驻地的电力局礼堂内集合师直属队全体军官，当众下令师部副官处胡主任责打梁启义50军棍。胡主任再三替梁启义求情，陇耀执意不允，非打不可，一棍也不能少。打完之后，当众验伤，若打轻了，胡主任还要重抡军棍。50军棍打得梁启义皮开肉绽，路都走不动了，养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

　 旧军队的军官，也不是个个嗜打成性，也有不打士兵，不克扣士兵粮饷的。

　 第60军起义后，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军官未进东北军政大学，留在九台随部队参加政治整训。这部分人，多数军阀作风较少，否则，面对众多士兵的泪血大控诉，他们根本呆不下去。

　 由于带兵方式的反差，在国民党第60军内部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士兵可以自行“跳槽”，只要不离开本军，换个连队未尝不可。士兵“跳槽”方式，一种是作战受伤治愈后，发一个“归队证”，归到哪个具体单位就不管了，士兵往往借机名正言顺地换一个打人少、能吃饱饭的连队；另一种，是自己偷偷跑到一个新单位，悄悄干上一段时间，既成事实后，再抛头露面。

　 士兵“跳槽”之所以能够合法化，是因为它能带来皆大欢喜的喜剧效果。士兵的原单位少了一个兵，连长可以多吃一个空额；士兵的新单位“捡”来一个兵，在编制数额内能据实增补粮饷；在上面的头头看来，只要我总兵力不减，何必自找麻烦？

　 李佐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时是连长，步兵连编制180人，他的连队实有286人。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李佐升任营长，步兵营的军士编制最多170至180人，他那个营里的军士多达300余人。李佐说，从外单位跑来的兵大部分是伤愈归队的。开始，自己还挺高兴，可是超编后，上面又不增发粮饷，找了好几次都没解决，跑来的兵赶又赶不走。只好消极地等待作战减员，恢复编制数。从那以后，谁都没有积极性多要兵了。

　 暂编第21师第3团重机枪连士兵龙培在辽宁抚顺时，一天，遇到一位在师通讯连当上士的老乡，老乡当下就劝龙培：“你不要在下面呆了，一天到晚打仗，今天不知明天是死是活。来来来，到我这儿。我在师部无线电台，工作就是用手摇发电机，成天干活都在屋里。”龙培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跳了槽，半年多后，移防吉林时开始露面，原单位的长官见了也没说啥。

　 在国民党军队，不但有不打人的军官，而且打杀士兵的军官，也绝非都是那种不仁不义之徒。

　 旧军队自有旧军队的旧道德。

　 龙培在暂编第21师第3团重机枪连当兵时，曾挨过排长扁担，痛得哭了整整一天，差点又挨排长一顿打。排长叫岳炳清，贵州人，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作战经验和生活经验都非常丰富，别看他带兵严厉，不苟言笑，却是面冷心热。

　 1945年底，部队在越南驻防时，龙培患上了“赶水病”，就是猩红热，一连发烧半个多月，无医无药，又吃不下去饭，人都瘦成了一把骨头。一天，排长岳炳清又到床边来看龙培：“小龙，起来，跟我走。”

　 龙培不知排长叫自己干啥，欠了欠身：“排长，我病得不行了，实在走不动了！”

　 岳排长火了：“妈×的，叫你起来你就起来，磨蹭什么？”说罢，一把将龙培从床上提了下来。

　 岳排长把龙培拉到营房外，见四下无人，拿出自己的烟枪递给龙培：“你抽点大烟，病就好了。”

　 岳排长用自己的钱买了鸦片，让龙培吸了两次，病真治愈了。龙培说：“要不是岳排长，自己可能活不下来。”

　 第546团邓团长，下面的兵都说他杀人不眨眼，见了他，一个个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他也有仁义的一面。长春被围困的后期，部队普遍缺粮，士兵几乎天天以豆饼充饥。邓团长下令将全团坐骑全部杀掉，自己的也不留，并集合全团宣布：所杀骡马全部分给士兵，任何军官不得克扣。

　 在国民党军队，有些军官打骂士兵虽然相当凶狠，但外人要动他手下士兵一根指头，那可不行：我的兵，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绝不能让他在外面受欺负。

　 士兵在外面打架是不允许的，可一旦打了，就只准打赢，不准打输：我的兵，决不允许当软蛋！出了事我顶着，大不了替你们挨一顿板子。若是有人欺负了你们，告诉我，我来替你们出气。在我手下，不会让你们吃亏！

　 国民党第60军的云南籍士兵，几乎都有一个共同感受：部队到东北后，军官打士兵明显少了，轻了，伙食也大为改善。

　 有的士兵猜：是不是军、师长们向各级提过这方面的要求？

　 军官们异口同声：从来没有。

　 实际上，自离开家乡那天起，官兵们就不约而同地油生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绪感受，在浓郁乡情的基础上，强化了彼此间互相依赖、相依为命的行为趋同。军官们认为，我的兵，还是家乡人可靠。士兵们则幻想，要回家，只有跟着当长官的老乡。

　 对于滇军内部盛行打骂士兵的风气，起义将领李佐是这样解释的：滇军起源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而早期讲武堂启用的教官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自然承袭了日本军阀野蛮的治军方式，以至于多少年来，军校教官一直向学员灌输“不打不成兵”的治军理念。

　 实际上，这其中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

　 在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极强的旧中国，控制和管理私有属性的军队，必然是色彩浓重的宗法家族式统治。长官是家长，士兵是家族成员。长官对士兵有不容动摇的统治权和支配权，士兵对长官只有盲从的义务。在维护等级森严、个人权利极不平等的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各级长官才肩负起维护“家族”整体利益或“家族成员”个人利益的道义责任。

　 由于官兵之间缺少平等的利益基础，更缺少公平的理想目标，彼此自然“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由于“没有道理可讲”，不同阶层的人权，只能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排序，于是，统治者残暴的施虐心理与被统治者麻木不仁的受虐心态，在蛮荒的生存环境里滋生起来，强化下去。于是，几乎所有的旧军人都习惯于依自己的社会地位，扮演相应的主子或奴才的角色，并麻木于主子对奴才人权血淋淋的践踏。

　 由此，不仅心狠手毒者有了畅行无阻的通行证，身体力行“仁义”道德的“夫子”，也难以脱离这种野蛮的行为轨道，甚至投身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也要运行于这种腐朽制度的路基。

　 抗战初期，国民党第60军由昆明出征抗战。全军4万余将士由云南经贵州入湖南，徒步跋涉50余日，行程2000余公里，部队所到之处，买卖公平，借物归还，露宿郊野，不进民宅，更不准有丝毫扰民害民行为。

　 部队开拔时，军、师、团均组织纠察队检查纪律执行情况。尤其是安恩溥师长，平素极力推崇孔孟的“仁义”说教，对部属要求最为严格。若有人借物不还，铺草不捆，只要被发现，“安老夫子”都要惟带兵军官是问，喊来营、连长，当众就是一顿皮鞭。鞭子抽在身上，不准躲，不准叫。你治军不严，就该尝尝皮肉之苦。营、连长们回去之后如何“传达贯彻”，不言而谕。

　 国民党军“习惯”的带兵方法，靠其自身力量是难以革除的。

　 长春起义后，曾泽生军长将军部直属辎重团与暂编第52师并编，任命原辎重团团长凌发启为该师第3团团长，掌握、控制这支他很不放心的部队。

　 凌发启的经历颇为曲折。刚到东北时，他是第184师师部副官主任。潘朔端率部起义后，他向潘朔端“告假”离队了。回到第60军不久，为曾泽生重用。

　 山不转水转，凌发启转了一大圈，又转回到两年多前他不愿前行的起点。他未尝未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一类的懊悔。这一次，他下决心跟曾军长走。军长派他带一个团，他要把队伍牢牢掌握在手里，再完完整整地交给解放军。

　 凌发启上任伊始，遇到的头一个难题，就是逃离部队的士兵急剧增加。一天，连队抓住一名开小差的东北籍士兵，请示凌发启团长怎么办？凌发启犯难了，按旧军队的办法，理当借他的脑袋祭刀，以震住其他鞋底抹油——想溜的士兵。可如今给共产党干，能行吗？他心中一片茫然。为慎重起见，他请教了共产党派回来的李峥先：“八路对开小差的枪毙不？”

　 “解放团开小差的被俘军官，抓住后都不枪毙，八路自己的逃兵，我想就更不会枪毙了。”李峥先猜测。

　 “抓住以后怎么处理？”凌发启再问。

　 “教育，讲道理。”李峥先的回答十分简洁。

　 “讲什么道理？”如饥似渴的凌发启又问。

　 “老实告诉你，我也不会。我现在带兵是新旧方法一块用。”李峥先能传授给凌发启的只有这些了。他虽然是解放军派回来的，但派回之前，他除了“解放军官教导团”外，并未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呆过。

　 凌发启取不到真经，只好跟着李峥先的感觉走，集合全团，押上逃兵，以军棍大刑“侍候”。一顿军棍下来，逃兵的命没丢，但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

　 第3团开小差的减少了。然而，共产党并不买凌发启的账。解放军干部到来后，仍把这件毒打逃兵的事，列为控诉旧军队的内容，让被打士兵在全团军人大会上作了典型控诉。

　 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懂得为劳苦大众的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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