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赖永初(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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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沙发.那种劈甘蔗到底就可以免费的促销方式我小时

        在老家还见过

        • 家园 我也见过

          不过在我印象里不是免费的,就是大家比比身手,而且规则也不太一样,

          具体办法是,双方事先约定好蔗杆的价钱,然后由顾客用刀竖着砍
          ,我们当地是单手持刀,刀刃朝天,用刀背压着甘蔗的顶部,然后猛的引刀向上,趁甘蔗没有倒下时迅速翻转刀身下砍,这的确需要点技术的。刀离开甘蔗顶端的距离要掌握好,太远了甘蔗倒了,太近了刀下劈的力道不够。

    • 家园 【原创】赖永初(二)

      对文史资料的判读,时常会出现疏漏,而这样的失误很容易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比如先前我有关“盐巴”的说法就是不准确的。经西西河“朗朗天”兄提醒,应当改正为:

      四川南部自贡(自流井)、犍为(五通桥)产的井盐,产成后呈块状的叫“巴盐”,贵州人称其为“盐巴”;未结成块,结晶细小的散盐叫“花盐”(贵州人同时也把来自淮、粤的海盐叫“花盐”),另外,根据熬盐燃料的不同,用天然气的叫“火花”或“火巴”,用煤的则是“炭花”或“炭巴”。

      “朗朗天”兄曾经研究过四川盐业史,并且还访问过赤水河上的老船夫,他对相关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马甲,但他却很给面子,没有公开发贴表示置疑、而是用短信的方式悄悄给予了指正。马甲对此非常领情,但公开的失误还是应当公开纠正才对,所以赶紧把自己这个因不求甚解而造成的错误更正过来,既避免误传,也向热心善良的河友们表示感谢。

      好了,继续讲故事。

      ——————————————————————————————————————————

      初五刚过,赖永初就整装上路了。这位十五岁的少年肩挑行李卷、头戴呢毡帽、身穿黑棉袄、脚踏硬底靴,外套底下还衬着一袭“百宝褂”, 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俨然一副行脚商人的模样。

      “百宝褂”是客商出门时候的装备,那玩意是用土布制成的连体套装,款式跟现在的“高科技游泳衣”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前胸和后背都缀满了大大小小的口袋,可以用来携带钱款。对成年人而言,这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但对于体格较弱的少年来讲就显得太笨重了,“百宝褂”里塞满了银元,那物件加起来足有五十来斤,硬绑绑的把衣服撑得跟盔甲一样,搞得人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想蹦蹦不高、想跑也跑不快。

      小赖老板的身上揣着六百块大洋,这笔钱是向“跑街”们借来的。在当时,小本买卖筹集资金的主要手段是“搭老虎会”,这种“会”的头大尾巴小,发起人吃头一注,头注的金额是后面各期的十倍(当然还钱的时候也是别人的十倍),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到比较多的资金。不过,也正因为“老虎会”的权利义务是不平均的,所以发起人就必须要有特别的担保。可谁都明白,赖永初的这趟买卖是“奔波儿灞吃唐僧肉”,搞好了能捞到油水、搞坏了连小命都要出脱,担保人的风险实在大得很,因此在商议“起会”的时候,一帮好朋友都推推让让的显得十分犹豫,最后反倒是交情泛泛的戴蕴珊和伍效高主动站出来承担了责任。

      戴蕴珊是麻江人、伍效高是普定人,这两位小伙都是刚到省城不久的土布贩子,平日里沉默寡言,并不引人注意,却没想到能在关键时候豪情万丈地为朋友两肋插刀,确实很够义气。感动之余,赖永初就和他俩交换了生辰八字,从此结成了金兰兄弟。

      初六这天,赖永初在沙子哨呈验行牒,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商旅。

      行牒是商人出行时的文书,跟现在的身份证或者介绍信有点相似,文书的正面是“黔中道”(贵阳县当时属黔中道管辖)的关防,背面写着持有者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出行目的……

      为了这张行牒,赖永初的母亲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从情感上讲,赖时氏是百般不愿意让儿子去冒贩盐的风险的,但现实的困境却又让她不得不有所妥协——除夕过后,赖家的掌柜就彻底病倒了,家里的生意也陷入了瘫痪,店铺的资金断竭、存货无几、债务缠身,就连帮佣的工钱也发不出来,几个伙计相继告辞而去,老板娘只好亲自上柜照顾门面。这样尴尬的景况落在同行的眼里,大家都猜想世代经营的“赖兴隆”老号恐怕是要支撑不住了,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所起色,墙倒众人推,上门催帐的债主肯定就会纷至沓来……贩运私盐固然是一条生死未卜的冒险,但这场赌博却也是赖家目前唯一的生机。所以,经过痛苦的权衡,赖时氏终于还是拿出了仅存的一对金耳环,将它细密地缝在儿子的裤腰中,“儿啊,路上遇到抢贼,不要钱也不要货,只管自己跑,一定要保住性命回来呀……”

      沙子哨是省城北面约40里的一个卫所,走出这里就等于离开贵阳了。

      哨卡的路口聚满了等待验关的人群,有的是在省城拜亲访友之后准备返乡休息的过客,也有的是节后出门赶着做新年的第一趟生意的商贾。走北路的人们大多以遵义为终点,当时,从贵阳到遵义需要步行四天左右,虽然不能通车,但因为经常有马帮过往,所以这条路还是比较安全的。

      贵州本地马帮的规模很小,一般只有三五匹马,力量不够强大,大家通常都愿意跟随那些从外地来的大马帮。大马帮的人多势壮,而且配备有自卫武装,能够抵御零星蟊贼的袭扰,但这种远道而来的运输队伍行无定期,什么时候能够等到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

      从初五开始,赖永初就守在沙子哨关卡外的山坡上。初六过去了,初七过去了,初八也过去了……直等到初九的上午,日上三竿,远处终于传来了“叮令当啷”的清脆悦耳的铃声,有人高喊“大马帮来了!”,大伙于是纷纷欢呼雀跃起来。

      大马帮都是从云南过来的,少的有七八十匹马,多的有上百匹。“头骡”额戴红绣球、颈扎绸飘带、耳挂绒缨花、驮鞍的饰配五彩缤纷,胸前一副硕大的铜铃,“叮咚嗡嗡”,发出低沉而威严的声音。领头的汉子魁梧剽悍,身穿灰白色的擀毡大氅、腰挎户撒刀、手擎一杆迎风招展的锯齿三角旗,神情矜持而骄傲。其他的“马哥”也很威风,头扎黑包头、腰系黑布带,上身的褂子敞开着,露出灰白的衬衫和密密麻麻的袢扣,下身黑长裤,肥大的裤脚宽如裙子,再配上肩头的火枪和背上的砍山刀,更显得潇洒雄壮。

      马帮行进的队列是不容许被扰乱的,商贩们只有守在路边看着那马队以检阅般的步伐庄严地走过。队列中的“二骡”“三骡”也挂着红飘带,胸前的响铃虽然没有“头骡”的那么漂亮,却也叮当叮当的十分悦耳。马帮的驮马是那么的多,队伍是那么的长,前面的头骡早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的骡马还在一匹接一匹地从哨卡那边徐徐开来。最后,好不容易等到一只神气活现的猴子登场亮相,众人这才欢呼一声,蜂拥而起,背筐挑担地跟在了“弼马温”的后面。

      猴子可以管理马匹。马帮行进时它守在队伍的末尾、防止马匹走失,马帮宿营时它跟马群歇在一起,负责放哨报警。“马哥”吃饭的时候把锅巴留给猴子,那猴子啃完锅巴就把铁锅往脑袋上一扣,跳上马背又开始“站岗值勤”。说实话,这“弼马温”的工作还是很认真的,马队在山间蜿蜒跋涉,它就在队尾纵横来去,看见走得不好的马儿就窜上去敲打几下,有时感觉身后的客商走得没章法了,它竟然也会龇牙咧嘴的“唧唧吱吱”警告几声,俨然象是个调度人马的大将军。

      赖永初跟在这只精灵的猴子后面走了两天。虽然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山路,虽然日饮山泉、夜宿荒野,生活非常艰苦,但他的心里却充满了快活。马帮从容不迫地在商道上挺进着,铎铃“咚咚”、马蹄“哒哒”,队伍里不时地回响起马哥们高亢的“赶马调”,那悠扬的旋律给人带来一种安详的感觉,让赖永初几乎以为,未来的旅途也将会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度过。

      只可惜,人们的期盼很快就破灭了。

      第三天的中午,商队走到了息烽县的核桃箐,这是乌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村头的山坡上满是野生的核桃树。在村寨前,马帮的“锅头”挥舞着三角旗,示意队伍停下脚来歇息打尖,人们于是在道路的两旁分散开来,有的掏出了干粮,有的准备埋锅造饭,可正当这个时候,山坡上突然响起了一阵凄厉的号角声,紧接着,就从树林里冲出了上百个荷枪实弹的黑衣汉子。

      “土匪来了!”——商贩们吓得四下奔逃,连那只猴子也“吱溜”一声跑得没了踪影。但过了没一会,却又听见远处有人高声呼喊:“不要慌,是官军”

      定睛一看,还真的是官军。拿枪的兵丁穿的是巡防团的制服,领头的那位头戴大檐帽、手持驳壳枪的黑脸胖子是“贵州清乡总司令”和继圣。

      这和继圣(字绍孔)原本是黔军第六标的标统(团长),曾经因为上表拥护袁大总统,得了一枚“四等文虎勋章”。后来护国战争爆发,贵州宣布反袁,和继圣却不干了,他认为“袁世凯待人宽厚,实不忍与之开仗”,于是就退出黔军,组建了一个“清乡司令部”,专门负责扫荡鸦片——在当时的“革命观念”中,危害中国的祸首有两个,一个是君主专制、另一个是鸦片毒品,和继圣既然不愿意去讨伐洪宪皇帝,那就只好去找鸦片开刀了——说起来,在贵州清查鸦片其实并不困难,因为城里的烟馆多得很,省里抽大烟的官宦士绅更是数不胜数,但那些人却都不太好惹,所以,身为“四等文虎功臣”的和大司令也不得不放弃对城市的监管、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乡下。

      初六过后,巡防团就出门了,他们先是漫山遍野地搜索烟田,发现罂粟就抄家罚款(罂粟是两年生草本植物,没有开花的时候有点象油菜),等把各村各寨都敲诈得差不多了,又躲在路旁的树林里“突击检查违禁物品”。

      赖永初所在的马帮就是这样被和司令的队伍“突袭”了。

      巡防团的态度非常蛮横,一冲上来就掀箩筐、砸箱子,东翻西翻。茶叶垛子要戳两刀、桐油罐子要闻一闻,腊肉检查过后就短了半截、棉布搜查之后也少了几匹……有个货商的行囊里夹带了烟土,当兵的二话不说,拖到路边一顿暴打,然后“嘭”的一枪就毙了,把周围的人们吓得魂飞魄散。

      虽然谁都知道云南马帮的货物里肯定有鸦片,但“大锅头”却显得满不在乎,他十分亲热地拉着和继圣说了一通摩梭话(和继圣是云南纳西族人),最后也不知谈成了什么条件,反正只见他俩互相拱一拱手,浩浩荡荡的马队就放行开路、继续前进了,倒把一帮小商贩留下来接受审查。

      审案的大堂设在一棵核桃树下,和继圣端坐上首,老百姓都跪在脚下。行牒、货单、保票,一件件呈上去验看,随身的物品也都拆开来检查,总之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几处毛病,然后再问一通、骂几句、打一顿,态度好的交罚款走人,态度不好的就捆起来吊在树上。

      审着审着就轮到赖永初了,小伙子的棉袄早已经被扒了下来,“百宝褂”和行牒也落在了和继圣的手里。

      “赖姓小贩,携带巨资,去四川做甚?”

      “我去买盐巴……”

      “没得盐引,擅自贩盐,当以走私论处!今本官裁定没收全部赃款,你服是不服?”

      “不服!我不是走私,我这是革命!”

      “狂妄少年!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和继圣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革命”这个新词是辛亥之后才流行起来的日本外来语,在当时的西南地区非常敏感。因为那时候中国公认的“革命派”是国民党,而掌握云贵政权的“进步党”却常常被别人讽刺为“假革命”,这让梁启超和蔡锷等人非常生气,于是就发表论战,说孙文的“驱逐鞑虏”不过是低级的“民族革命”,而自己的改良主义才是高级的“政治革命”……双方为了谁的“革命”更加正宗而吵来吵去,互不相让,以至于在战争期间,对“革命”一词的不同理解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盟友”或者“间谍”的政治标准。

      “不是胡说,我就是革命”,小伙计赖永初哪里知道这敏感词语的严重性,他这时满脑子只想着要保住自己的六百块大洋,于是一着急就把何辑五先前讲过的话全都抖搂了出来:“革命就是用新的办法做事情!譬如盐巴本是天地间自然的东西,取之不尽,但前清朝廷规定官商包销,造成商有不尽之利、民有不足之需,盐价飚起好高,老百姓还吃不到盐,所以为了民生,我们就要革命,废除定额配引,实行无限制自由贩运,让人人都可以当华之鸿!”

      说来也怪,听过这么一通声嘶力竭的豪言壮语之后,和继圣呆了半晌,居然不怒反笑,原本凶恶的态度也转而变得和蔼了起来。

      “哈哈哈,好小伙,有魄力”,他亲自拣起百宝褂给赖永初穿上,并且还掏出一块黄澄澄的小竹牌,拍着胸口说:“老弟敢到四川去干革命,老哥我也为你助一臂之力”

      赖永初稀哩糊涂的接过竹片,只见那金黄色的衬底上刻着一行漆黑的馆阁体小字:“四等文虎勋位,陆军上校,清乡总司令,贵州常备军第六标统领和绍孔”——原来是和继圣大人的名片。

      和大人这前倨后躬的做派不仅把赖永初弄得莫名其妙,也把巡防团的兵丁搞得目瞪口呆,周围那些战战兢兢的客商们更是看傻了眼。号称“和屠夫”的清乡总司令居然被赖永初三下两下就说得转变了性子,大家都觉得这貌不起眼的小伙计一定是使了什么魔法。

      其实,赖永初的“魔法”不过是那几句“盐业革命”的大话而已。

      前面说过,贵州盐务的陈规是“官商包销”。这个规矩是光绪初年由四川总督丁宝桢定下的。丁宝桢是贵州织金人,按照清朝的制度,生员不能在本省当官,但丁总督却又很想为家乡尽点心力,他看见贵州的官吏昏聩糊涂,官府收不到税、百姓吃不到盐,叫苦连天,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协理盐务”的方案,具体办法是先选择某家商号做中间人(盐务观察),然后由四川官府以这家商号为中介、全权代办贵州的盐业,川省每年再划拨三十万两银子给贵州作为盐税的返款……这样一来,贵州的官员既不用干活也不用负责,却能够有钱进帐,自然是开心得不得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全省的工矿商贸也全部移交给四川了。

      丁宝桢开了头,其他人也就照着办(继任四川总督陈夔龙也是贵州人),这样从光绪年到宣统年,贵州每年的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左右,其中只有不到四十万两是自己征收的,另外八十万两都要靠四川“协理”。这办法虽然省心省事、收入稳定,但搞得好也是这么多、搞得坏也是这么多,于是贵州的各级官员更没有了办事情的动力,因此,当周边各省都在“创办洋务”的时候,惟独贵州这里阍阍噩噩、无动于衷,工商业规模日益萎缩,生产力水平也就越来越落后了。

      这样七混八混的混到了辛亥年,清廷垮台、各省自治、天下大乱。四川那里打来打去,一年要换好几个督军,根本顾不上什么“协饷”,贵州的收入立刻减少了三分之二,政府没有钱、军队没有钱、学校没有钱、甚至连派代表去北京请愿的路费也凑不齐,这下子可就惨了。

      不过“穷则思变”,人急了犯浑、政府也差不多。贵州穷极无路,只好动起了抢劫的主意,可是放眼四周,找谁下手才好呢?东边的湖南太剽悍,不敢抢;西边的云南兵力强,抢不了;南边的广西跟自己一样穷,抢了也白抢;想来想去,只有北边的四川最合适。所以虽然当时贵州政坛对“革命”的理解比较含糊,但对于“革命的目标在四川”这个大方向却是非常的明确。

      说到抢钱,武将有武将的办法,文官有文官的打算。比如“黔中道尹”王伯群就提出一个“废除定额配引,实行无限制贩运”的口号,要求改革以往的盐务政策,实际上就是想由云贵两省控制四川的盐场,把征收盐税的权力抢过来。那王伯群是王文华的哥哥、刘显世的外甥,在“兴义帮”中很有号召力,何辑五这样的兴义学生自然是经常在他的身边厮混,什么“人人都当华之鸿”之类的言论也全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而如今,当这样的话语突然从赖永初的嘴里冒了出来,却把和继圣吓了一跳。

      和继圣是云南人,辛亥革命前是贵州团防营的管带,既非“党人”也非军校生,甚至不是新军的成员,作为外乡的“客卿”,官场的根基并不牢靠。他在政治上主要依附同样是团练出身的刘显世,所以也就对当时正炙手可热的“兴义帮”颇为忌惮。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王伯群准备“破除旧规、新办盐务”的事情,虽然弄不清这赖永初究竟是不是王家兄弟的“探路官”、“耳报神”,但他断定刚才那番“革命的语言”绝不是一个杂货铺伙计所能想出来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不仅立刻归还钱物、予以放行,并且还派了几个亲信兵丁,把这位懵懵懂懂的少年一直护送到了遵义。

      对于和继圣心中的小九九,赖永初自然是无从知晓。在当时,他只是觉得这位清乡司令一会儿显得很凶一会儿又显得很客气,样子十分奇怪。

      隔天下午,赖永初住进了遵义丁字口的吉家客栈。这时候的遵义城里堆满了各类山货,成群的商贩正急得焦头烂额。北面已经开仗,省城的商队走到这里就不敢前进了,而四川那边的商人又过不来,想卖的东西卖不掉、想买的东西买不到,大伙不由得茫然失措、一筹莫展。

      情急之下,有人打算挺而走险。他们知道赖永初准备独闯四川,并且也都听说了头天商道上的种种传闻,于是纷纷跑来请求结伴,不仅转弯抹角地打探这位年轻小伙到底具有什么“背膊”(后台),并且还十分希望能在他的生意里“搭上一伙”。

      “哎呀呀,我哪有什么背膊?一个光棍汉,两边肩膀扛颗脑袋,你们莫要乱猜了”

      这些话,赖永初不知说了多少遍,但无论他怎么解释,其他人却总是显得半信半疑。

      夜里掌灯时分,客栈外突然来了一位戎装严整的军官。他一手摁着军刀、一手举着名片,进门就问:“请问哪位是赖兴隆商号的赖老板?”

      “我是……”,赖永初莫名其妙的站起身来。

      看见对方居然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那位身形强壮、神情精练的军人显然有些意外,但尽管这样,他还是很客气点了点头,微笑着问道:“本部不日即将开赴四川,不知赖老板是否愿意同行?”

      “你看你看,还说自己是光棍,背膊简直好深哦……”还没等赖永初答话,周围的客商们先就议论了起来。

      可赖永初却是一头的雾水,他完全不知道面前这位素昧平生的军官为什么会对自己如此关照,愣了半天才呐呐地支吾着说:

      “啊,那就道谢了……不知长官贵姓?”

      “免贵,鄙人王家烈”,说着,那军官递上了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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