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1969年珍宝岛 -- 逐日夸父

对于太祖为何采取主动行动将中苏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公开化，前苏联的官员认为中国通过珍宝岛战斗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说通过珍宝岛战斗中国试图拉拢同苏联对抗的西方国家。

珍宝岛战斗之后，苏联国内两张宣传画。一张是中国的举动引起美、日、西德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鼓掌；一张是中国用带血的手同西方帝国主义握手。

国内也有人认为太祖是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境冲突打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调整中国外交战略，以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新中国外交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缓和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说白了，这种观点认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就是中国向美国提交的一张投名状，就像有的说法认为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中国为了同美国建交而纳的投名状。当然，还有不少人认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文化大革命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背景下，太祖对苏联不断制造边境冲突的一种反应，而由此带来的中美关系缓和只是珍宝岛冲突带来的一种副产品。当然也有的说法认为太祖利用珍宝岛冲突来缓和国内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以来，国内各地武斗不断，通过珍宝岛战斗可以将国内各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中苏冲突中来，消除国内的派系斗争，稳定国内局势。珍宝岛战斗刚发生以后，美国不少报纸以及官方人员都持这样的看法。

至于太祖真正的策略何在，现在只能猜测一番了。先看看最后一种观点，以斗争求得国内团结。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典型的西式思维，而且也小看了太祖对局势的控制力，武斗虽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但太祖也不至于利用制造对外冲突来转移国内视线。就事实来看，在1968年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就已经开始慢慢平息下来，不至于到了1969年3月还要利用中苏矛盾来转移国内视线。

至于太祖是不是有意识地利用珍宝岛斗争来调整新中国的外交战略，缓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现在还看不到有力的证据。当然不排除太祖有这样的考虑。在珍宝岛战斗后，太祖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到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一个题目，好做文章了。此外，在6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太祖也在不同场合说过，美国直接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已经下降了。在1964年，太祖同安娜．路易斯等人的谈话中，指出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得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手指头按住了十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后来，太祖针对有人提出的“短期内，苏联时美国的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日本要打中国就得拉上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此外，在1968年底，中国已经准备恢复同美国的华沙会谈，向美方提议在1969年2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后来，因为中国驻荷兰外交官廖和叔叛逃美国，这次会谈被取消。

上面的这些证据虽可以说明太祖在判断中国受到的主要外来威胁方面，有意识地认识到北方苏联将是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而来自美国的威胁将会降低。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太祖有意识地制造中苏边境战争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毕竟中美之间在1949年以后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而美国在越南的存在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虽然约翰逊总统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向中国传达了美国无意侵犯和轰炸中国。而事实上是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中美之间的冲突还是不断的，1968年前几个月，美国的军用飞机还多次进入中国领空，中美之间的空中冲突还是比较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岂能轻易地无视美方的现实威胁，而主动地制造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边境战争来表明自己有意缓解同花旗国的关系。在1968年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中国在中美关系上一贯坚持两项原则，一是美军从台湾撤出，而是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绝不以原则作交易，如果美国方面不能就这两个原则同意中方的立场，不管美国哪个政府上台，中美的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一表态表明了当时的tg在中美关系上还是坚持了意识形态方针，不像后来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实行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因此，就个人的观点来看，虽然中苏之间的珍宝岛战争打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立的局面，对新中国在70年代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有重大意义，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太祖有意识地、有目的制造中苏之间的边境战争来向美国纳投名状。这也不符合太祖一向高度自信的性格，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会见太祖时，基辛格这样写道“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税利而微带嘲讽”。珍宝岛战斗后，中国与美国关系慢慢走向缓和，不能由这种结果来认为太祖有意识地制造和利用中苏战争来向另外一个国家示好，事实上从珍宝岛冲突到1969年底中美走向缓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一个战略调整过程，这个问题后面再说。这个结果只说明了太祖在外交战略上并不死板，并不是一味地受理想主义的支配，也讲究灵活性和策略性。

那么太祖为什么有意识有准备地挑起珍宝岛战斗？ 其目的更多地还是对苏联方面在边境地区军事压力的一种反应。在1969年7月10日，太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we must not show the slightest timidity before a wild beast”（这句话从美方的解密资料上看到的，不知道太祖的原文是什么，不敢轻易地翻成中文），从这一句话对太祖的目的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60年代初中苏之间关系恶化后，双方之间开始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中苏两党都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是后来，苏联逐渐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纠纷，1962年苏联策划伊犁事件，6万多名中国边民冲击地方政权机关，并逃入苏联境内，其中还包括两个少将。同时苏联还逐步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1966年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在中苏边境的东中西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在1966年至1968年期间，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地面军事力量增加了一倍，而且所有的师都是齐装满员，火力密度可以与在西欧地区的与北约直接接触的前线相比，同时沿中苏边境地区改善和新建了一批机场，尤其是在外蒙古地区新建了10个针对中国的机场。在增强武装力量的同时，苏联方面还不断挑起边境摩擦。从1964年到1969年3月，中苏边境的摩擦事件达到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在这些摩擦事件中，勇敢的中国边防军人是这样与苏军相对抗的。

骄横的苏军。

小木船对炮艇，棍棒对装甲车。对这些勇敢的军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在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在太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口头上或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而是切切实实的现实了。苏联会不会对中国也来那么一次突袭？这是摆在太祖等人面前的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同时苏军对中国领土不停地挑衅行为对于当时极力维护我国领土完整的领导人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毕竟太祖、先总理等人是受到过19世纪末“时局图”的刺激的。

在这样一种现实威胁面前，如果单纯采取退让的策略只会更加刺激苏联人的野心，而对于追究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一步步的退让最终只会损害自己的大国地位。

以我个人之浅见，太祖主动挑起珍宝岛战斗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在威胁面前，通过珍宝岛冲突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显示出自己无惧于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随后通过珍宝岛战斗之后的大规模战争动员和准备表示出了抵抗到底的决心。另外一个意图就是测试苏联方面的反应，看看苏联方面是否会真的发起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孙子有句话叫“侯之，而知动静之理”，美国人将这句话翻译为“agitate the enemy and ascertain the pattern of his movements”(不是我卖弄英文，而是我先看到英文再查到孙先生的原文的)。毕竟苏联长期在中苏边境地区部署重兵，现在来主动挠它一下，看它究竟想怎样？当然，也有人对这样的看法持怀疑，这样做岂不是给了苏联人动人的理由了吗？我不这样看，如果苏联人真的想对中国动手，还怕找不到理由，即使我不挠它，它也会千万百计地找到借口，中苏边境的摩擦太多了，随便就可以编出一个理由。

在这样的战略目的之下，珍宝岛战斗在3月2日和15日打响。这两场战斗的具体过程就不细说了，网上有很多。

当然，太祖这样的战略动机也有可能适得其反，积极主动的姿态可能也会引来苏联大范围的报复。从中苏冲突发生后的情况来看，苏联方面确有不少人是这样考虑的。由此而引发的中美苏三方的互动才是珍宝岛战斗之后发生的更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