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八卦门神的收入——暴力简化计算初唐公务员工资 -- 森林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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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农业技术一直在持续发展，所以从秦汉到清代中叶，如果只看各朝代的繁荣稳定时期，那么粮食的单产（亩产）一直在提高，全国耕地总面积也一直在扩大，所以粮食总产量也是一个历代递增的过程。也就是说，清代高峰年间的粮食年产量高于明代，明高于元，元高于宋，宋高于唐，唐高于汉。

但是“粮食总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是同一个概念。明清的劳动生产率，现在有一个炒得比较热的话题，是黄宗智的“内卷化”或曰“过密化”。

引用我一个朋友的通俗解释：

“在技术条件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不大可以近似看做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源又有限，劳动力投入增加，产出却并不是一直直线上升，而是达到一个边界以后就基本上无法上升了，于是人均产出就自然会下降。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古代中国几千年来技术水平当然也有提高，但是提高不大，在漫长的时间段里可以近似地看作是不变的，同时可耕地的面积也是有限的。因此，在早期人口稀少的时候，增加劳动力投入，可以靠多开拓可耕土地来大大提升产出，从而使得人均产出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上升。但是，到了晚期，人口已经很多了，可耕地的开拓基本完成，那么再增加的人口投入到生产中，总产出的增加也很少甚至总产出无法增加，从而导致人均产出哗哗哗地下降。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普遍下降的，而且，还可能导致反技术进步的现象出现。因为劳动力太多，为了保障就业，会出现尽量维持劳动密集性生产的观念和现象，既然是劳动密集型，往往技术含量就不高，为了在一块土地上多安插劳动力，反而会去采用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同时因为劳动力便宜，所以地主也愿意在土地上多安插便宜的劳动力，而不购买开发使用相对较贵的技术设备。

于是呢，生产就陷入了一种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于是呢，后果大家也就知道了——BLABLA。”

PS.关于历代粮食产量、人均占有量的专业文章，个人推荐卜风贤的《传统农业时代乡村粮食安全水平估测》。这文虽然也有一些小错误，但基本避免了同类“历史朝代纵向比较文”特别容量犯的捧一个压一个、关注重点漠视其他这些毛病。

有一些作者本身专业是研究某个朝代断代史的，对本专业的研究成果比较熟悉，所以在写这种“历代XXXXXX”的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在写到自己主研方向朝代的时候，引用“最新研究成果”，而写到别的朝代，就照抄手头的前人成果了事，而不去下功夫关注别的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样造成的一个现象是，因为就俺了解到的情况，各个断代史的研究专家，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抬高——或者说格外重视自己研究领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家只知道网上各朝代粉丝乱掐，其实断代史专家们掐起来也同样热闹，呼呼 ），所以作者特别关注哪个朝代，一般就会造成哪个朝代的数据偏高。这样算出来当然是不公正不可信的。在这方面的例子，影响最大的一篇是郑正和王兴平2000年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的《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另外还有一篇网文《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历代生活水平》，是在郑和王的文章数据基础上写的，又加了上作者自己的修正（我个人觉得是歪曲得更深了）。

而卜老师这篇《传统农业时代乡村粮食安全水平估测》，首先它发表的时间比较晚（2007年12月），这就使作者有可能充分地搜集利用这些年来各个断代史和各个专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从该文的附注中可以看出来（转帖的文本去掉了附注，不过可以从上传的PDF格式附件里看到），作者也的确花了很多精力来搜集各方面的参考文章，而且他很重视通史类的研究成果，也就是那些不局限于某个朝代、而从古代史全局去分析整理数字的比较权威的文章书籍，我觉得这种态度应该说是比较端正的。

因为涉及到相关史实的各种原始史料之间，给出的说法经常相互冲突、相互否定，这就需要有能力有素养的专业人士，对这些史料做一个尽量全面的搜集、整理、辨析，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才能用来做基础材料，再去论证别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唐代经济领域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论题“租庸调”，各本史料原文记载如下：

《旧唐书·卷五十二》：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

《新唐书·卷五十七》：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

《唐会要·卷八三》：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

《册府元龟·卷四八七》：唐高祖武德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绢二疋（通“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

《通典·卷六·食货六》：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

看看上面这些史籍原文，租是二石粟还是二石粟三石稻，庸是二丈绢还是二匹绢，调是加役15天免还是加25天免，各种记载都有。如果不加分析地随便引用其中一处“原文”，出错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所以从宋至清到现代，一直都有史学家在做这方面的考证辨析，今人学者尤其注重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不少是唐代基层收租庸调时留下的原始帐簿）来对照史书记载，这样才得出了学界比较公认一致的结论，然后为《唐代财政史稿》这样较严谨的学术书籍所引用。

其实象唐史这样在史学界中相对热门的专业，几乎所有论题，都有前人留下的现成著作可以学习借鉴。前人成果，俺们当然不见得全盘接受不准质疑，但是质疑也应该在人家的基础上来做，而不是干脆无视之、自己闭门造车。

引用张国刚先生《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的一段话：

“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另，唐代前期的户均人口数，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卷》（全书总编葛剑雄）引地志和计帐史料计算，贞观十三年(639年)一般民户户均口数为4.6口，天宝十一年（752年)达到6.68口，唐代最高为乾元三年（760年)8.79口。（第六章第二节“唐代的家庭规模结构”）

您上引的那些人口数字，呃，我不知道出处在哪里，所以没法说什么

而且现在经常有一年N季，或者间作套种。但是这些品种古代未必有，所以古代的种田很可能比现在手续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