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驴谈中国人事?D?D玉儒病逝 -- 神仙驴

　　一九三九年布赫同云曙碧去延安后，乌兰夫的妻子带着乌杰及他的二哥乌宾（后改为乌可力）东渡黄河，到了乌兰夫身边。当时，乌兰夫在国民党傅作义手下的新三军从事中共统战工作。

　　一九四一年，由于胡宗南下令杀掉乌兰夫，中共得密信后决定调乌兰夫去延安。四月下旬，乌杰同哥哥乌宾、妈妈云亭随同父亲西渡黄河，长途跋涉四个月到达延安。

　　乌杰生于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到延安时祗有六岁。据他本人回忆，在去延安的路上，他妈妈又给他生了个弟弟，但因为带着终日啼哭的婴孩无法夜行军，于是他和他的二哥乌可力就地找了个最高的沙丘，把这个刚出世的小生命永远留在上面了。

　　从小想当“反革命”

　　到延安后，乌杰先是就读于中共在延安五十里外开设的安塞小学，后又就读于延安抗日子弟学校。

　　四二年中共开始“延安整风”时，乌杰所在的学校里也在孩子里面抓特务。校长在全校“整风”动员大会上号召说：“坦白光荣，谁是特务，站在凳子上。”于是，年仅七岁的乌杰和另一些中共首脑的小“接班人”个个抢着往上站。

　　事后，乌杰祗是感到中共做这种事情十分可笑，却没有想到“文革”开始后，他却真的被打成了“苏修特务”和“反党叛国份子”，并为此坐监狱数年，吃尽了苦头。

　　受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教育

　　乌杰可能是中共高干子女中唯一一个先后受过苏联修正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双重教育的“太子党”成员。中共建政后，他随父进了北京，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五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接受了一年外语培训，五五年被送到苏联留学。

　　从苏联回国后，除了“文革”坐牢期间，乌杰先后在工厂和科研部门工作。一九八零年，乌杰又得到了去美国进修管理科学的机会。八二年，他妻子给他去信说有人告状说他要留在美国不回去了。中共有关方面曾为此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最后才证明了他的忠诚。据乌杰自己说：倒是那个告他状的人真的是留在美国不回去了。

　　到天安门广场为周恩来献花

　　乌杰在其生平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他六二年结婚时，周恩来夫妇及贺龙、陈毅、聂荣臻等几位元帅都出席了他的婚礼。当时因为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所以周恩来提出要亲自为乌杰主持婚礼，但又不能讲排场，所以乌兰夫就决定用一只牛头宴请所有出席婚礼的中共军头、政要。

　　乌杰回忆说：“文革”中又是周恩来接到他妻子的求援信后下令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所以，他对周恩来的感情十分深厚。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后，他也带着妻子孩子到了天安门广场，同百万北京市民一起在松树墙上扎上了寄托哀思的小白花。

　　八八年十二月八日，乌杰再访苏联，乌兰夫逝世时他正坐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三天后，大使馆人员才将这消息告诉他。他后来回忆说：“同是丧事，这一次却平静多了。”言下之意，他对周恩来的感情比对他父亲的感情要深得多。

　　回内蒙为长兄佐政

　　乌杰于一九八二年从美国返回内蒙，八三年随着他哥哥担任自治区主席，他出任了赤峰市副市长，主管工业。一九八五年，又升任包头市市长；八九年九月，调任山西省副省长。

　　因为在美国加州大学学的是企业管理，所以乌杰对控制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颇具兴趣。回国后也一直没有间断这方面的研究。一九八八年，他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系统辩证论》，并以此为题在两年后出版了专著。据说他的研究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曾打听乌杰何许人也。当有人告诉钱学森乌杰是“蒙古王”的幼子时，令他大为惊叹。

　　包头市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被称为“草原钢城”。按理说乌杰分别从“苏修”和“美帝”那里学来的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知识正好可以大派用场。但是，他在任包头市长四年，并没有给那里的老百姓留下好印象，祗是给继任者留下了一副“城市待业率”居全国之首的烂摊子。

　　乌杰的继任者叫王凤歧，一接任就发现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待业青年却达四点五万人，待业率达百分之六点七。全市每户有两名待业青年的达二千五百五十三户，有三名以上待业青年的有七百七十九户，家中有待业子女的基本上都是一线的生产工人，而且待业青年还在继续以每年一点二万人的速度增加。

　　王凤歧上任伊始，无论走到城市的哪个角落，听到的都是对旧市长留下的劣迹的满腹牢骚。他到包头炼钢厂，厂领导见面第一句就是“全厂一万多名待业青年怎么办？“他到石拐矿区，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听说新市长来了，找上门哭诉说：“王市长，我自己已经退休，但全家有五个待业青年，最大的已经二十九岁了。你帮帮俺吧!”

　　不知道这位新市长对其前任留下这样一副烂摊子却还能高升心里是什么想法，但他上任后即抓紧制定了包头市政府《关于劳动就业若干问题的暂行办法》，根据这个办法，一年时间即解决了八千名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此后的三个月里又安置了七千名。为此，包头人称赞王凤歧“当官心里装着老百姓”由此也可以见出他们对乌杰这位“蒙古王”后代在当地任“父母官”四年的政绩起码是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