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中国政府对萨米人的悲惨遭遇表示关注 -- Emyn

接上贴，讨论董事长之前先探讨一下庆王，说实话庆王更难捉摸，主要是因为大师李的关系，网上关于庆王的信息完全淹没在新唐人发起的讨伐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真伪难辨，很容易就被误导。不过就只说一下看起来还比较靠谱的几个细节：一是他去过韶山也去过广安（这一点是无误的）。二是据海外媒体传（不一定绝对正确，不过看起来还比较可信）他既争取过乱帮诞辰的待遇，帮鲍彤解决过房子，也提到过安排远新的事。这两者结合起来，从阴谋论的角度，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庆王看重“术”要远远超过“道”，或者说，庆王的理念并不占重要地位（也可能他根本不在乎理念），不会有特定的，预设的立场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在17大的时候，董事长名分的确立同左派右派的“道”是没有关系的，更多的是权力的因素。

既然如此，在17大的时候，董事长被确立更容易让人相信是由于平衡权力的需要，而不是平衡左右的需要。毕竟，至少在17大的报告里，右派占尽了优势而左派奄奄一息，实在看不出左派有什么力量可以影响到人选的确立。

在17大之后，董事长有几处偶尔显现出来的地方。一是在中央党校“特别提到”前三十年，二是在出访时说过“吃饱了”。我倒是仔细看了一下有关这两处的报道的内容，发现在党校“特别提到”同上下文相比起来比较连贯自然，可以判定是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董事长对前三十年多多少少有一定感情的，不会同意“改旗”。不过，在说起“吃饱了”的时候，如果仔细观察视频，感觉同上下文联系不是很连贯，仿佛在一段话里特意夹杂了这几句有意要说出来，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外强硬可能是思考过或者同身边的幕僚讨论过后才对外放出的信息。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说董事长至少是可以保证不改旗的中间派，有很大可能是中左派，还有一定可能是左派，但是中左派或者左派的方向是不能够100%确定的。

不过，要提到的一点是，董事长同三少爷还是有不同的。三少爷的投名状已经递出去了，没有了别的选项，也再没有回头路了。而董事长现在还只能较为肯定的是反对改旗，同Wavelet Lau等普氏有矛盾，对拥护打左灯向右转路线的那一批人还没有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条选项对董事长是存在的，在特定的形势下退守到只反对改旗的中间派也是有一定可能的。当然这又回到以前的帖子的关于政客“权力大于理念”的判断上了（有时间再详细讨论一下）

• 这个不是强势

再来胡乱半仙一下候任的董事长。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根据个人经历瞎猜一下他的理念。当然阴谋论也是不可少的一道菜。

相比于三少爷与总经理，董事长要复杂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董事长以前过分低调，对于外界来说，能够得到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像三少爷在90年代初在大连就已经比较高调了，一举一动在放大镜下，总会有一些有用的信息流出来。而总经理在90年代末下放以后，也已经被人留心上了，这些年得到的信息也不少。倒是董事长，一直到了浙江，都没有惹人注意。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董事长不象三少爷那样高调，另一方面，太子党的身份倒是为董事长打了很好的掩护。

为什么太子党的身份反而变得不醒目了呢？这要同90年代以后的形势相关。由于春夏之交的风波是以反官倒起来的，在风波过后，太子党在整个90年代的名声颇为不佳。不但有一些太子党退出政治舞台，留下来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5大的时候，按照得票排名的中央候补委员，最后几名是：“。。。王岐山 由喜贵 刘延东（女） 袁伟民 邓朴方 习近平”。有了这样的印象在先，想高调也难。所以在董事长到了浙江以后，还有不少人以为他是打酱油的。直到17大才大吃一惊。记得17大揭晓之前，有人拿着名单采访香港某有民运背景的机构，那个机构看到了董事长的名单，还颇为愤愤不平拿15大候补得票说事。

以上原因，再加上当年电视上董事长的镜头非常少，就造成有用的信息很少，很难对他做出评价。在董事长名分确立的17大以后，信息当然是多了起来。不过，这时候董事长已经处在放大镜下，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想从这么多信息中挑出到底那些是实在的，那些是有意为之，在没有以前的信息作为参照物的情况下，就变得十分困难起来。

在董事长刚调任上海，还没有将17大联系起来之前，倒是某海外媒体无意透露出一些浙江的某些官员对董事长的看法。原话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大意就是董事长力度不足，开会的时候大家说好，他就说好然后去办，不如“朝鲜”同志有冲劲。不管怎么说，信息还是太少，这也只能算是小注脚，很难因为这一句评价决定。

换一个角度，考虑一下董事长名分确立的原因吧。我们都知道，今上同总经理是曾经共事过的。可以想象，在80年代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总经理同今上畅谈之后，今上深深地为这个有志青年的远大理想所打动，从此之后，对总经理的仕途多有照顾，在20年后名分确立的时候，今上心目中的人选应当是总经理可能性最大。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有一些同志有不同意见。最后的结果，按照海外某媒体的说法，大家决定采取党内中央委员加上老同志们共400多人民意摸底的方式来考察一下民意，当然结果就是董事长的民意最好，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在大阴谋论当中再穿插一点小阴谋论的花絮。大家都知道书记处是党中央的执行机关，由于中央委员及老同志分散在全国各地，而老同志们年龄普遍比较高，很难长途跋涉，于是，民意摸底最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有书记处负责组织，有中组部具体执行，最后结果的上报估计也是书记处汇总。书记处到中组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灯记的某位巾帼英雄来。

（小阴谋论有一些偏题，回到正题上来。）在17大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常委中的庆王高风亮节，正如他本人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可退可不退的情况下主动退下，给大家做出了榜样。当然，作为曾经石油系统的一员，庆王退下来后，又有两位石油系统的同志进入了常委。有人说这是一拖二，也有人说董事长也是庆王属意的人选，因此算是一拖三，还有人说庆王对董事长只有推荐之情，最多只能算是一拖两个半。不管是2.0，2.5，还是3.0,庆王在这里应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庆王处于什么样的动机，对明白董事长的理念，还是很有帮助的。

（题外话说了不少有点偏题，主要还是董事长以前的信息太少，有时间再继续阴谋论）

扯过了三少爷，再来扯总经理（候任）。在谈到三少爷的时候提到，因为唱红相当于彻底得罪了另一派，就不用过多关注他内心的理念了。到了总经理这里，要想看他将来怎么做，还非要先关注一下他内心的理念不可。

先从总经理（候任）的出身谈起。总经理的出身当然不算是太子党，但总经理也不能算是平民子弟出身，他的父亲跟老丈人都是中层官员，相比薄一波习仲勋同志，还有刘瑞龙李干城同志自然是相去甚远。不过总经理（候任）的父亲跟老丈人属于在同等级别官员中资历要老一些的。换句话说，就是活动能量要大一些，或者说，总经理（候任）得到的帮助会比同样级别的干部子弟得到的帮助稍大一些。

这样级别的干部子弟一般有相似之处，一是做人比较谨慎，不象某些太子党那样张狂。二是为人可以变通，当然这个变通有时候也可以看作立场不坚定。三就是有一些有想法的父母对子女要求会严格一些。另外就是做事一般不会太极端。综合起来，再加上总经理毕竟是货真价实上的北大，应当说，基本素质至少不是很差的。以他的家庭背景，如果本人素质差的话，就算能推他一把，要推到很高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

说完了他的家庭出身，再说一下他的成长时期。这个就是疑问最大的地方了。总经理（候任）经历过文革末期，上大学的时候正是78-82年。这一时期的大学生的特点，就像以前一篇帖子提到的，有两种特性，一是这一时期由于西方的冲击比较大，对中国历史文化处于全盘否定，对西方的民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推崇，河殇，特别是Wavelet Lau，其实就是在这一时期上的大学，当然更不用说伤痕文学在这一时期也是最多的。另一种特性，就是由于85年之前腐败还不那么严重，而大学生从上山下乡出来，整体上社会还是有一种向上的气氛的，不少人那时候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还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比如说胡同志83年的时候20岁大学毕业就主动到西藏去就是一例。

回到总经理（候任）身上来，到底他是有河殇的特性，还是有理想主义的特性，外人很难搞清楚。从他在团中央可以上去来说，至少对外向别人表现了一些理想主义的特性（内心还很难说），同时，没有被别人发现明显的河殇的特性。否则的话，团中央处处都是太子党（除了刘瑞龙李干城之外，好像陈毅何长工也在那里），对外没有表现一些特别之处，今上很难对他关注；而政治上象河殇那样过于极端的话，可能又不容易过关。

再说一下他在河南辽宁的大火矿难。有人因此而以为他的运气不好而不希望他掌握最大的权力，这倒是无可厚非，就算大家不信鬼神，运气也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另外国运放在运气欠缺的人手里还是很忌讳的。不过如果因此而断言他无能我到以为是苛求了。中国的官场大家也心里有数，除了极少数特例之外，本质上不外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他也不是位搞权重的太子党出身，也还是正正经经上的大学，这样的人上去也不是坏事。否则的话，象日本那样形成“首相世家”，与国家可不是什么好事。从我听到的一些信息，他在辽宁确实没做什么，棚户区改造也就是准备进京之前走一走过场，倒是在河南好象还是做了一些事的。

将这些综合起来，其实到多多少少可以看作马英九的另一个模版。马鹤龄不能跟连郝比，但在国民党内部却也属于很有“活动能量”的。马鹤龄的“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如果对马英九有影响的话，应当说马英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定理想的。但马英九最大的问题，就是立场不够坚定，少了一些“担当”，从马英九对大陆的政策就可以看出来，对统一属于有心思无胆量，保全自己为先。借鉴到总经理身上，不坚定只怕也有一些。

再来说一下最关心的左右问题。从总经理（候任）的大学时期来看，由于不可避免的时代影响，政治上的政策他对民主应当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这一方面中右的可能性较大，也有可能是正右，但是象Wavelet Lau那样的极端可能性小一些。另一方面，从他的家庭出身入手，经济上的政策应当有一些平等的理想主义思想，可能不是左派的平等，但同厉以宁的想法还是会有很大的距离的。

那么总经理接班之后，位居董事长之下，又会是朝左还是朝右。这里要先提一下总经理（候任）同太祖的交集。在总经理（候任）上大学之前，是“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从这一点是得不出什么结论的，那时候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估计大致等同于后来的三好学生，同是否走太祖路线，是否相信社会主义绝对联系不起来的。

在09年左右争论比较激烈的时候，总经理（候任）去了一次韶山，这倒是有一些意味。虽然08年他也去过广安，不过广安属于政治正确的行为，而在敏感时刻去韶山，从一贯阴谋论的角度，多少还是有传话的意思在内。展开来说，我以为总经理（候任）去韶山的意思是要向他人表明，他并不是立场坚定不可动摇的右派，如果大家都向左，那么他向左也不是不能接受的。当然，他这种向左是建立在民心或者多数向左的基础之上，否则的话，只怕总经理（候任）还是倾向于右的。总经理（候任）的不坚定性这一点是从他的家庭出身得出的结论，就是有“保身”的含义。一定意义上，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不过，总经理（候任）本质上是78-82年的大学生，对西方民主暧昧的可能性很大，他在政治上是不会主动向左的，除非中国的政治环境普遍向左。在经济上，从他的家庭出身，平等的思想反倒可能让他采取一些欧洲的“社会主义”（非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措施，而不是厉以宁的自由资本主义。

当然，也不排除总经理（候任）是真真正正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过这种可能性同中彩票大奖差不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有时间再接着胡乱说一说候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