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卢瑟经济学——开始的话 -- seesee0

选择只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谎言。

——Choise is an illusion created between those with power and those without.

金字塔不仅仅向上吸收财富，向下转移损失和人员。如果仅仅停留在此，未免太小看这个金字塔了。金字塔的上层的行为，对下层的行为有密切的影响。或者说，小猪跟着大猪跑。大产是大猪的话，小产就是小猪。

在博弈论中，“智猪博弈”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很长，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 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按钮就会首先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槽边，大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那么，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结果是小猪选择等待。

按照博弈的解释，在具有体型优势的大猪面前，小猪“搭便车”获得收益最高。现实的情况却不这么含情脉脉，与具有体型优势的大猪博弈，不是小猪吃多少的问题，而是小猪能不能存活的问题。

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的数据是精心安排的，而且本轮博弈的结果，不影响下一轮博弈的初始条件。如果换一换数据，外加本轮博弈的结果直接决定下一轮博弈的初始条件，那么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按按钮需要两个单位的成本，小猪勉强能够承担。如果这个按钮的成本需要五个单位呢？小猪根本按不动这个按钮呢？如果小猪不肯等待大猪按按钮，而是自己按按钮，投入了两个单位的成本以后，才发现后面还需要三个单位的成本，而小猪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拿出哪怕一个单位的成本了。

这样的情况下，小猪主动按按钮的结局就是找死。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按一下按钮会有十个单位的饲料，如果出现的是一百个单位的饲料呢？只要花五个单位的成本就可能获得一百个单位的收益。小猪也知道按下按钮有丰厚的利润，但是小猪按不动按钮。按按钮成为大猪的特权。

这样的情况下，小猪要么挨饿，要么等大猪按按钮之后，分一杯羹。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大猪先到槽边，大猪小猪吃到食物的比例是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如果大猪小猪吃到食物的比例分别是99：1，97：3，96：4呢？大猪比小猪力气大，能把小猪拱到一边去。小猪个子太小，根本没于能力挤到食槽边上，只能吃大猪吃食时溅出来的饲料。

这样的情况下，小猪能否吃到饲料，完全看大猪的意思，如果大猪吃相好一点，小猪就会挨饿。随着两者之间体型差距的扩大，小猪能不能活下来，越来越仰赖大猪。

可以得出结论，大小猪之间的体型将越来越悬殊，小猪如果想分一杯羹，最后就不得不依附大猪，必须对大猪百依百顺，唯大猪的马首是瞻。

结合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如果投资门槛越来越高，如果投资的收益越来越丰厚，越来越集中，那么大产就能把小产排挤出市场，小产要么死掉，要么成为大产的依附。前两个条件存在，后面的结果就无法避免。

同样开拓一个市场，或者开发一个产品，小产需要的投入的成本和大产一样。但是，小产获得收益的能力却弱于大产。大产能够承担开拓的费用，小产却力不从心；一旦开拓成功，赢者通吃，收益更加集中；下一轮新的开拓中，两者的差距更加明显。小产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臣服于大产，或者在大产力所不及的夹缝中求生存。

小猪之间的搏杀将越来越激烈。有大猪支持的小猪，比一般的小猪有更强的希望在小猪群中胜出。小猪在博杀中的死活，很大程度上仰赖大猪的意愿，这是小猪臣服于大猪的第二个理由。

不依赖大猪的小猪，则将受到大猪和其他众多小猪的双重打击，如果不是死掉也是苟延残喘，难以发展。

当猪的体型相差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博弈的关系，只有一种选择没有什么搏与不搏。这时，只有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竞争死掉了，只有臣服。产的规模相差到一定程度，结果也将如此。

有意思的是，大稳往往也是选择等待。不论大产是否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所有的收益也都是大产的。既然能如此，何必花五个单位的成本去搞开发呢？城市里只有一间面包房的时候，面包还有必要提高性价比吸引消费者吗？大产关心的不是怎么研制新产品，而是怎么修高城墙，提高面包价格，或者向面包里掺白垩。大学食堂的包子，第一口没咬到馅，第二口咬过了。只要和负责后勤的领导搞好了关系，这样的包子就能统治学校的餐饮市场。

大产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竞争就死掉了，便不再存在开拓。这时大产更关心的世如何享受，而不是开拓进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当产的规模相对于竞争的成本于收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就不再存在，剩下的只有统治。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一切死气沉沉。这时大产花天酒地，小产卑躬屈膝，卢瑟苟延残喘。所以，这时的社会虽然接近帕累托最优，却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这时，不要问小猪为什么这么做，而要问大猪在干什么。不要问小产为什么这样，而应该考虑大产在做什么。

美国人对此早就有认识。经过南北战争，美国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期。二十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大批的托拉斯。虽然有保护私有产权的美国宪法，有保护私有产权的传统，但是美国政府这次却坚决不放过托拉斯。1890年，国会通过了反垄断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1902年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宣布将调查并控告北方证券公司，理由是北太平洋和大北方的合并违反了《谢尔曼法》。垄断公司不服，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垄断寡头败诉。

老罗斯福曾经表示：“在对付我们称之为托拉斯的大公司方面，我们绝对必须拿定主意，按渐变而不是革命的办法行事。……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取消法人公司；正相反，这些大集合体乃是近代工业制度不可避免的一种发展。……我们要想调节和监督这些公司，就须先在我们的思想中明白确定，我们不是攻击它们，而是力求消除他们的一切弊害，否则我们就做不出任何有益的事情。我们对这些公司并无敌意，只不过是决心要使它们经营得有利于公众。”

没有微软，大家不会有方便的视窗操作系统。有了微软，其他操作系统就很难发展。只有微软，大家只能买微软，微软就能卖到天价。所以，既不能关闭微软，也不能放任它独大。

自由市场，绝对产权，完全竞争就会一切万事大吉这样的傻话，美国人是不相信的，上当的是俄罗斯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刺激经济，实行激进的私有化。三五年之间诞生出一群大猪。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积极生产的热潮，相反经济下滑，人民生活困窘，另一端的寡头则花天酒地。有报道说，俄罗斯高档色情产业发达，各色尤物质量高价钱也高；俄罗斯人消费奢侈品的能力让西方人惊讶。不知真假。但是俄罗斯经济停滞，国力下降，却是有目共睹的。对寡头来说，瓜分国有资产即可富可敌国，何必去发展生产？对小产来说，打不过他就加入他，与其自不量力地对抗寡头，不如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和产品。

当年积极推动私有化的俄罗斯副总理丘拜斯，自己也成为了大猪。丘拜斯也许是上当，也许是看到了，却故意如此，不论哪种原因，结果只有一个，而倒霉的则是多数俄罗斯人。

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大猪小猪按按钮的成本，在于饲料的总量和分配，最终则取决于猪的体型。猪的体型越悬殊，按按钮的成本越高，一次获得的饲料量越大，饲料分配越不公平。这样的结果又将影响下一次按按钮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不是小猪悠闲地等着大猪去支付成本，然后“搭车”获得收益，而是一只巨猪率领若干听话的迷你猪，迷你猪的脚下若干听话的蚂蚁。迷你猪的命运取决于巨猪，蚂蚁的命运取决于迷你猪。

理想的社会中，即使蚂蚁也有能力按动按钮，每次获得的饲料足以弥补按按钮的成本外略有盈余。这样的社会，是按劳配为主的社会，大猪的体型优势在这里发挥不出来。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大猪喜欢的社会。

产发展到极限，不是竞争而是垄断，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只有臣服和奴役

霸王龙的食谱很宽，不仅仅包括各种其他种类的恐龙，也包括同类。产也不会放过同类。

交易中不断侵夺对方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产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产之间。产的形成，第一是原始积累；第二是榨取劳动力；第三是资本之间彼此的吞噬。对个别资本的增殖来说，资本间的彼此吞噬比积累还有效。

需要牢记的是，马太效应无所不在。

同行之间，占领对方公司的市场，窃取对方的商业机密，挖对方公司的墙角，提前垄断紧缺的原材料，压低产品成本和价格，最终达到挤垮、吞并同行的目的，这是每个公司高管都在考虑，都在提防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是大地主吞并小地主。现在背景下的例子，比如银行之间，大银行拥有网点优势，就可以对小银行的跨行收费采取高标准，封杀小银行的客户。小银行则针锋相对，降低各种服务的手续费，甚至免费，挽留客户。为了生存，小银行主动让出了一部分大饼。

规模小的产，受到的打击不仅仅来自同行。

前一节我们分析了农民与地主的例子，米行先生训斥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这一节不妨把视野转变一下。如果要粜米的不是农民而是大地主会如何呢？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大地主不会去米行的，而是米行先生来大地主家。米行先生满脸堆笑，大地主闭目养神，地主管家开口：“糙米十块，谷八块。”。米行先生大惊：“这么贵！”管家训斥先生：“你们万盛米行嫌价钱贵，不要买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不缺钱，有的是大米，不卖你们，有别人的好卖。你们看，范墓米行的人也来了，城里的米行也来人买米了。”

怎么能够不买呢？米行的铺面的店租是要缴的，钱庄的借款是要还的。为了打点应酬各种官长，借下的债是要还的，米行上下的员工的工资是要开的。不买米，米行没有米卖，这些钱从哪里来？米行先生只好央求管家，最后成交。大地主自始至终闭目养神，不动如山。

淡定要有淡定的资本。地主与米行之间的抢大饼游戏结果，取决于双方数量。米行多，还是地主多，决定最终哪派占上风。或者说，决定于双方拥有的产的量。拥有产的量越多的一方，便越占优势。

美国历史上，铁路公司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定价：铁路公司把短途运费订的很高，小农场主、小商业主和小企业家就很吃亏。相比之下，大农场主、大企业则有资格与铁路公司谈判，争取优惠的运费水平。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关键看谁大。谁的产多，谁是老大。

相比之下，小稳收入比大稳少，开支比大稳多，最终的趋势，必然不断不利于小稳。

产的争斗无处不在。即使同一个公司内部，产与产之间也存在剥夺与吞并的关系。不相信的话，可以看看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如果认为大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照顾小股东，则未免太幼稚了。小股东的利益不过是分享大股东的残羹冷炙，而大股东为了多吃自己的大饼是会毫不犹豫侵占小股东的大饼的——只要不引起股票被抛售即可。

围成之中的高价面包，对应的是全社会的大饼。所以，为了买面包，少吃大饼的不仅仅是卢瑟。其他不太稳的拿，也要牺牲一部分大饼份额。虽然他们也能吃到一部分由产获得大饼，但是相比面包房主则少得多。小资本能分到的部分，也仅仅够其资本再循环而已。只要面包足够贵，并且继续贵下去，他们与面包房主的差距不断拉大，迟早会丧失稳拿的地位，甚至成为卢瑟。他们的产则会去找自己的同类，成为面包房主的产。

在交易中，产越多越有利，拥有产越多的人，越有机会坐庄。而这个庄，必然是对他有利的，否则他就放弃交易。产的数量对应能调动的资源的量，如同战争中士兵的数量。最终的结果，决定权在产的数量。如同战争中兵力越多越有利一样，以少胜多的战例往往流传千古，可是流传千古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以多胜少才是常态。卢瑟与稳拿之间的差距，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只能扩大，不可能缩小。小、大稳拿之间的差距亦然。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后面还要谈。

维持这种差距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由市场加明晰产权。兔子与狼共舞，不会成为狼，而是会成为狼的晚餐。对狼来说，邀请兔子一起费厄泼赖，就是最好的维护自己地位的方式。既保证自己稳拿，又显得光明正大。普通人与泰森同台竞技拳击，既是公平，也是最大的不公平。

如同卢瑟改行企图改善生活一样，小稳同样会改行。希望通过该行，退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行业，发现未开垦的处女地。让他们失望的是，这种改行的结果，不会是让他们中的多数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是让改行能力类似的小稳获得利润率趋同。真正限制他们的，不是眼光或者管理能力，而是资金量。这就如同，只要与霸王龙共舞，哺乳类就没有出头之日。

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都能买到，钱最稀缺，钱的数量决定彼此斗争的胜负。所以，上世纪初美国权势最大的不是总统而是银行家，最有势力的地方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什么都能买到，只有个别几样买不到，买不到的最稀缺。比如特种经营权，只许某人或某个特定团体经营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缺少替代产品。如果能获得卫生纸的特许经营权，外加法律禁止人们用其他任何报纸、旧书本、挂历、砂纸（逼急了，砂纸也是刚需。如同大米白面是刚需，窝头咸菜也是，观音土也能成为刚需一样）等等非手纸类替代物如厕，布鲁克林的小混混马上就能成为美国首富，他的公司绝对超过微软进入五百强。

截止到马克思的晚年，主要现象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压迫。截止到恩格斯晚年，增加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最终诞生垄断资本，在这个行业之中，垄断资本最强。到列宁时代，行政权力开始和资本结合，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有国家做后盾，产的量的优势便不再存在。所以，国家垄断资本是最强的。克虏伯的大炮，国家包销。两房出了问题，国家给贷款。看中伊拉克廉价的石油资源，找个理由干萨达姆。到今天，美国控制了世界主要经济活动，美军成为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建立了超级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是一个金字塔，每一级都有自己的平均利润率。随着层级的上升，产的规模不断提高，财富不断集中，人数不断下降，利润率不断提高。高级需要的财富总量，或者说产的总量，就是天然的门槛，这些门槛把下一级人拦截在外面，所以能维持比下一级更高的利润率。相反，如果某个新兴产业有足够高的利润率和利润总量的话，上一级的产，不会在意向下伸手，进而侵夺下一级的利润。所以，上一级可以稳定的维护更高的利润，而下一级却做不到。上一级产的增殖，相对下一级，即多且快，这就是马太效应。

最有效的对抗被吞噬的手段就是自我增殖，想方设法向上爬。资本增殖的冲动不仅仅来自贪婪，也来自岌岌可危的地位。大稳如果不想成为小稳，小稳如果不想成为卢瑟，就要不断地自我增殖。身边的例子在那里，这是警告，也是动力。

这个金字塔的收益集中在上层，损失却要下层承担。这就如同吃饭，大稳先吃，大稳吃饱喝足，打着饱嗝扶着墙出来的时候，才轮到小稳进场。小稳看看大稳吃剩的饭菜，随便划拉一口。个别身份比较高的卢瑟在收拾桌子的时候，还能吃一点稳拿没吃的鸡头或者每啃净的肉骨头。留给多数卢瑟的则只有泔水，尽管他们是做饭的人。如果某一天因为什么原因饭做少了，大多数卢瑟泔水也吃不到，只能饿肚子。

基尼指数的不断上升，是产在自由市场中不断运动的必然的结果。或者说，这个金字塔最终的趋势是越来越高，越来越细，越来越尖锐。塔尖高耸入云，可望不可及。

阅读本段之前，请重新阅读叶圣陶老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小说很简单：第一年，农民水灾歉收，结果赔钱。第二年，农民丰收，结果还是赔钱。

小说之中，农民是卢瑟，米行是稳拿。无论丰收、歉收，农民都赔钱，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把社会总产品看成一块大饼，每个人分配的份额并不与他的贡献有关，而与他掌握的要素的紧缺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稀缺的是产。所以，产越多，分到的份额就越多。分到的份额越多，积累越快，产便有更大的机会在下一张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想发财就要掌握围城中的面包。一块普通的面包，如果放到围成中，就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物品。想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成交，就要满足面包房主要价。这就是自由市场内发财的核心思路。

回到小说之中，所有的产品就是农民的大米。糙米收购价五块，零售可以买到十五块。农民和米行的分配，是农民三分之一，米行三分之二。按照本文的说法，米行创造了围城中的面包，农民只好老老实实就范。

首先看围城，当地只有一家米行，即万盛米行。这本身就是天然的围城。附近还有一家米行，在范墓。但是去范墓要经过两个局子，农民没有现钱缴付过局子的厘金。相比没有组织的农民，米行之间则同行公议，形成攻守同盟，“这几天都是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之间避免竞争，巩固围城。这两点一确立，米行已经具有稳固的优势。

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当农民嫌米行的收购价太低时，米行的先生直接教训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渴望成交的，不是围城中的面包房主，而是嗷嗷待哺的大众。所以，尽管米行的价格低到让农民赔本，但是农民也要接受这个价格：“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所以，这种交易对农民是稳输，对米行是稳赢：“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

市场交易看起来很公平，只要想法设法让自己提供其他人提供不了的东西就可以了。实际上却并不那么简单。市场中，短缺的要素永远是产，稳拿用于压榨卢瑟的财物。在《多收了三五斗》中，就是米行手里的现钞。米行有现钞，可以在农民需要现钞的时候，廉价收购大米，反手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高价出售大米，谋取惊人的暴利。利用富裕的财物，打一个时间差。所以，农民说：“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一，就是大家都能随便改行。市场理论中存在一个假设，某种资源稀缺的时候，人们就投资某种资源。提高这种资源的供应，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下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同类人群之间存在。 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买到，所以制约最大的就是产。种土豆的可以改行种山药。但是，农民和地主能随便互换职业吗？工人和资本家呢？如果人类社会是金子塔的话，只有同级之间才能有这样的事情。比如种土豆的农民改行种山药，生产汽车的企业投资生产拖拉机，生产汽油机的企业该行生产柴油机。粮农可以改行当菜农，却不可能改行当地主或者面包店老板。所以，自由改变供应，提供紧缺物资，只能是书面的说法。现实中，只能在社会同类的等级中自有转换。农民可能比地主还善于经营，工人可能比资本家还有头脑，但是却没有对应的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绝大多数人无法从提供劳动力，转移到提供产。因为他们的分到的大饼，绝大多数情况下，勉强糊口。即使偶有剩余，也和其他劳动者的水平相差不多，根本没有能力侵吞其他人的劳动。

产的来源，第一个是原始积累，第二个是积聚，第三个是集中。后两个都需要有第一桶金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第三种方式是产之间的彼此侵吞，后面会谈，说说前两种。原始积累如同获得种子，资本积聚就是用这个种子不断吸收卢瑟的劳动，做大产。也就是说，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需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原始积累。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中大奖，捡钱包，发明永动机。如果不能中大奖，捡钱包或者有爱迪生那样的能力，就需要暴力或者提供围城中的面包。比如《教父》中的考里昂老头子，卖橄榄油。当然，也可以来自政府的暴力，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大型垄断企业，靠财政直接支持。或者，政府暴力和私人暴力，两者兼而有之，比如上海滩的杜老板作毒品生意，本人手下有一群兄弟，还是官方禁毒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围城中的面包对大多数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几乎是同质，拥有的资源也有限。他们能提供的生产要素很少，他们的竞争对手是数以亿计。能提供的东西，决定分配，所以在分配中卢瑟没有任何优势确保自己成为围城中的面包的提供者。

第二步，是在交易中剥削卢瑟。只要不断费厄泼赖，正常交易，产就可以逐步把卢瑟榨干净。农民多收三五斗，米行把油水一股脑吞了去。农民收得越多，卖粮的价钱越便宜。米店收米的价格越便宜，越有资格在来年六月卖十五块。

相比之下，农民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或者沉湎于赌场，希望能有意外的好运，或者去逃荒。不论哪种选择，农民在下一次交易中的地位，相比这次，更加下降了。

一个人辛辛苦苦工作，为什么这么穷？很简单，因为大多数卢瑟都辛辛苦苦工作。地主的儿子与佃户的儿子之间相差的绝不是工作的辛苦程度，而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小佃户只有自己的劳动，只有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别人种玉米的时候，他偷着种大烟。如果大家都种大烟，那么他又没有优势了。除此以外只能依靠中彩票那样的运气。相比之下，地主的儿子只要不太愚笨，就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有些人说年轻人不努力，所以受穷。其实，富裕的也未必努力，年轻人受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只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并不紧缺。实际上，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只要马太效应发挥作用，劳动力是越来越充裕的，而产是越来越稀缺的。

实际上，分配中绝大多数的优势都可以归结为产的优势。比如，前面提到的农民和米行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再如，甲地丰收，乙地歉收，两地粮食价格相差悬殊。但是农民却没有能力长途贩运，只有拥有相应产，能利用交通工具的人才可能获利。所以，农产品涨价，获利得未必是农民。

卢瑟经济地位的下降，绝不是某一行业的下降，而是全面的下降。劳动力对产的交易的劣势，必然随着卢瑟不断改行而扩散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去。《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农民商量改行，比如出去逃荒，比如去上海做工。结论都是还不如种田。

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拥有足够的产，就拥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只要能创造围成中的面包，理论上就可以获得大饼的任何比例，只要把城修得足够严紧，面包足够紧缺，然后给城里人留一口饿不死的面包就可以了。所以，如果面包房主夸口他能创造多少价值，大可一笑置之。

靠产分配的稳拿是稀缺的，靠力分配的卢瑟是过剩的。如果承认按要素分配，那么提供劳动力的卢瑟就注定只能分到很小的部分，这一部分仅仅够他糊口，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已。

卢瑟并不愚蠢，却只能眼睁睁地接受稳拿这样的剥夺。

下面介绍主角的舞台，市场。

某甲种玉米，某乙种花生。某甲用自己吃不了的玉米，在市场上换某乙吃不了的花生。于是两个人都能吃到玉米和花生，都觉得特幸福。这就是稳拿经济学描绘的市场。对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品——劳动力，只字不提。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并没成为商品，小农到这样的市场互通有无。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也就成为劳动力最主要的集散地，怎么能不提劳动力这种商品呢？

稳拿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紧缺资源获得最大价值。稳拿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在市场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

自由市场会导致帕累托最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帕累托最优，却不是多数人之福——既不是卢瑟之福，也不是稳拿之福。

产和劳动力在市场成为交易中对立的双方，产支付劳动力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产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力获得工资（或者，地主获得地租，农民获得余下的粮食）。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固定，那么产和劳动力之间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产获得最大幅度的利用的时候，也就是产获得最大收益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工资被压到最低的时候。

因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造成财产的高度集中，导致天下大乱。而每次天下大乱以前，社会都处于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农民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就要死于饥寒交迫——这时农民就不再尊重市场交易规则，采用暴力推翻产的权威。市场会促进产的增殖，最终导致产高度集中。这些产对社会总产品有极大的分配权，这些产的化身就是稳拿。相对稳拿的卢瑟，数量众多，却只有极其有限的分配权。

亚当斯密提出，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只要自由放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最终就将实现全社会的富足。科斯提出只要产权明晰，把一切交给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然后就能建立安宁祥和的社会，一切都会万事大吉。

在斯密的时代，正是大饼迅猛变大的时代。那时资本主义刚刚登场不久，每一个资本家的资本量都很小，社会中还有大量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正在经历第一次产业革命，从手工作坊向大工厂过渡。那时对产来说最有效率的自我增殖的手段是发展生产，资本主义相对封建残余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所以这样说并不为过。经过二百多年以后，到今天还这样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扯淡了。

稳拿经济学提出只要交易就能改善全社会的福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经济学家吃狗屎的故事。两个经济学家各吃一堆狗屎，于是按照稳拿经济学定义，为全社会增加了一亿元的福利。

卢瑟经济学认为改善福利的过程复杂得多。价值来自生产劳动，市场并不创造价值。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炒房子炒地皮获得极大的收益，但是社会总体生活不会改善，因为总消费品的量无论是产量，还是销售量并没增加。如果我们把社会总产品看作一块大饼的话，那么全社会的富足要求多数人能分到的大饼的量更多。这可能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大饼更大；第二、多数人有权获得的大饼的比例更高。

多吃一点大饼的可能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大饼更大了。第二分割的比例更大了。个人不在乎大饼是否更大，只要自己能吃到更多就行。所以，就可能存在整体萎缩，个体变大的情况。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可以参考囤积居奇、倒买倒卖，这种很常见的行为。从个人来讲，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可以创造最大价值。从全城来讲，这样的行为很显然并不能让多数人吃得更好。

改善所有人的福利并不是市场可以确定效应，市场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效应是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钱具有自我聚集的能力。相比之下，穷人糊口都难。

只要交易就存在马太效应，就能改善稳拿的福利。是否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则不得而知。是否改善卢瑟的，更不得而知。 使一方致富未必会使整体致富。实际上一方的在交易中占便宜之后，必然会收购产权，通过控制产，不断抑制另一方。

如果承认市场是交易，那么就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交易未必平等，就要考虑到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影响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因素，第一是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二是对成交的渴望程度。一无所有的卢瑟，数量众多，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就没有晚饭，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自然不可能有很强的讨教还价的能力。

地主认为农民的劳动就值这点钱，自己的土地更值钱，农民为了糊口只能接受这点钱。虽然农民对自己劳动的主观评价很高，未必能实现交易的价格。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不止这点钱，可是糊口要紧。反过来，如果地主觉得交易对自己不利，完全可以放弃交易。农民无地可种，饿死或者接受地主提出的租子，只有两种选择。农民是自愿的，也是无奈的。

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想过难关，就要向地主借粮，或者廉价出售自己有限的土地。这个时候，则是眼下的粮食值钱，未来的粮食、土地不值钱了。农民可以觉得自己的土地比地主粮食更值钱，可以不向地主借粮，不过农民肯定比地主先饿死。

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不想饿死，就要接受地主提供的价格，或者说极其苛刻的条件。平时提高租子囤积粮食，灾荒时用粮食廉价收购土地，这是中小地主常用的手段。他们拥有的产，给他们躲闪腾挪的空间，而农民则只有接受他们提出的价格。

相比地主，农民在丰年收获的粮食越多，在灾年他们的地位越不利。丰收会提高地主的地租水平，也会使地主有更多的粮食收购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地位不断下降：丰收时地主租子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活改善有限；歉收时为了糊口，不得不出售自有田产，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

最终的趋势，一面是小地主变中地主，中地主变大地主；另一面则是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逐渐变贫农，贫农变佃农、雇农。

这是很典型的马太效应。

这也是《资本论》想说明的事情之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资产越多，工人与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差距不断拉大，最终成为资本的奴隶：死劳动（工人以前创造的剩余价值）牢牢抓住活劳动（工人）。

哪个阶级掌权，哪个阶级就把对自己最有利的经济模式解释为有效率的。稳拿经济学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其实就是产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之中获得最大份额。帕累托最优保证的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充分利用，换句话说，在总分配中获得最大价值。市场中短缺的永远是产，而不是劳动力。（具体原因，后面会谈。）因为稀缺的永远是产。

从另一个角度看，帕累托最优也就意味着，产获得最大收益，稳拿拿得最稳，卢瑟输得一干二净。这时往往酝酿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对立。一块大饼，在各个阶级之间分割。不伤害某一方，不能改善其他人的境遇，就算帕累托最优。

谁再说只要发挥明确产权和自由市场，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全社会之福。大可告诉他，历史上每次农民战争之前，都是帕累托最优。这样的情况在正常的时期也许能维持，但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比如明朝末年的满洲入侵和气候异常，农民的份额就不足糊口了。这时就面临三个选择：地主阶级自动牺牲一部分大饼让给农民，农民自己饿死，农民铤而走险。如果地主阶级不能选择第一种的话，往往就要面临第三种结局：不伤害地主阶级，农民怎么活下去，不会有人选择主动饿死。帕累托最优的，未必是多数人之福。

从前文产的追求中就可以看出，产为了自我增殖不择手段。所以自由市场下，看不见的手可能提供的东西有很多，能确定的却只有马太效应。而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也是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的状态。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红楼梦的《好了歌》，挑明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追求。前两段追求的一个是政治权力，一个是财产，两者都可以认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后两段追求的是传宗接代。人在阶级社会中第一个目标是尽量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二个是传宗接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物的目标是把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产也只有一个目标，即自我增殖。我们所能确定的也只有产的自我增殖的本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增殖具体化为赚钱。

赚钱手段有很多：可以是提高生产率搞物美价廉，可以是假冒伪劣降低成本，可以是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可以是买空卖空囤积居奇，还可以是兼并弱小同行、垄断市场搞不正当竞争获取垄断利润。

对产来说，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哪种方式来钱最容易，或者说风险更小，效率更高。产是否发展生产，并不确定，是否会改善多数人的生活则更不确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产权明晰加自由市场经济一定会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亚当斯密讲得很清楚，产追求的就是私利，而决不是什么善行。所以，换一个角度看，只要能挣到更多的钱，酿酒商人既可以酿出更好的酒，也可以往酒里掺水。同样的情况下，屠夫可以提供更新鲜的肉，也可以挂羊头卖狗肉，或者出售注水肉。

马克思的时代，商人使用劣质面粉制作为工人吃的面包，甚至向面包里掺白垩。20世纪初，美国的食品厂的生产环境，让人作呕：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这样的事情，到今天也没有绝迹。最近的例子包括雀巢奶粉中含有二噁英事件，日本的雪印牛奶事件，当然还有风行世界的疯牛病。

产所关心的只是获得更多的钱，自我增殖，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给资本最大的自由，充分竞争就能获得更好生活，这个结论值得极大的怀疑的。对产的化身，即产的所有人来说，确实如此，对社会大众则未必。

上世纪80年代，长期计划经济和战争，导致苏联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匮乏。苏联人民生活窘困，人心思变。当时有一种说法，提出前社会主义主义国家只要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然后允许充分竞争就能发展生产力，缓解苏联当时的困境。于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面推动休克疗法彻底放开市场，一面推动大规模私有化改革。

几乎在一夜之间，俄罗斯出现了若干富可敌国的寡头。这些寡头财大气粗，他们挥霍程度让欧美人惊讶。但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却遭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俄罗斯的经济则几乎停滞不前。

对这些寡头来说，发展生产不如勾结官僚（比如丘拜斯）瓜分前苏联庞大的遗产来钱容易。全苏联人民69年的劳动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产。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中的大多数。这些财产称为寡头瓜分的对象。与发展生产相比，瓜分国有财产，来钱既快又容易，而且稳当。只要和官僚达成默契，一切都易如反掌。

“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有这样容易的事情，谁还会辛辛苦苦地冒风险搞生产？

真正想发展生产的资本家也会被寡头的行为所抑制，这一点后面还会谈。

回顾俄罗斯的历史，对苏联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完全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或者说产权明晰化）的结果，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私人产权迅速膨胀，出现一批人造寡头，其余的多数人则沦为这些寡头的奴隶。

资本在市场中未必是善行的化身，更多的时候是恶行。如果不能有效约束，仅仅强调自由市场加产权明晰，那么绝大多数人，都难免成为产的受害者。

产的自我增殖的行为，是绝对自私的。产对自己的势力范围掌握的很清楚，为了自我增殖，对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行为。甚至即使这些利益与自己有关，不是直接利益而是间接利益，也是可以牺牲的。

前面的俄罗斯的例子中，每个寡头的行为都是拆毁大厦窃取钢筋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无疑伤害俄罗斯全民族的总体利益，却满足了寡头个人私有资产增殖的要求。

中国的例子可以参考国民党统治后期，生产凋敝，物价飞涨。对国民党整体来说，是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候。但是对个人来说，则是发财的机会。国民党高官大员一面感叹共军凶猛，学生造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面囤积居奇大捞特捞。对国民党关于来讲，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第一是国民党的一员，第二是私有财产的人格化的化身。很显然，第一种身份相关的是间接利益，第二种身份具有直接利益。于是，间接利益让位与直接利益，第二种身份压倒了第一种身份。

这种行为，在广大的代理人中有普遍表现。认为廉价或者免费给经理人一部分产权，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维护其他人的直接利益，未免太幼稚了。须知，他们获得直接利益的方式，远不止使用自己的产权分红，还包括牺牲其他人的直接利益。

经理人的行为，我们在后面还会谈。

产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谈及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家）个人对产的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个人的意志服从于产的意志，产的意志就是个人的意志。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当一个面包房主良心发现悔恨自己向面包里掺白垩，或者当一个寡头决定不再参与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他们被同行排挤掉的时候就来了。对一个面包房主来说，他要做的是在同行基本的水平上掺白垩，不能太多，免得立即吃死人；不能太少，免得自己的面包利润低于同行。对于一个寡头来说，如果放弃这种疯狂的瓜分，那么他所掌握的产，很快就会成为同行猎取的目标。换一个角度看，当面包师或者寡头良心发现的时候，产就要寻找新的主人了，或者说是产的代理人，产的人格化的化身。

所以，本文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他们的意识，是产的意识，无须过多考虑。

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产为追求其直接利益逐利而行，甚至牺牲其间接利益，至于这种行为是否会对整个社会有益，还是仅仅对个人有益，则是无法确定的。——连自己的间接利益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其他人的利益吗？

坚持认为这种利一定会造福所有人的人，十有八九与这种利有密切的关系。

阶级社会从来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普世规律。这是我早就说过的。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普世规律。

占有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依靠暴力，一种依靠产权。

看过《投名状》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庞青云的手下高呼：“抢钱！抢粮！抢娘们！”这个是最赤裸裸的口号。刨除最后一项，前两项直接抢夺剩余价值。有的朋友说，他看到的版本的口号是“抢钱！抢粮！抢地盘！”这个是和谐版。不过这个口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抢劫的范围更广，后面分析。

抢只能是针对敌占区的行为。小规模的是黑社会，骚扰周围地区，收保护费。大规模的是少数民族骑兵，骚扰中原。所到之处，钱、粮、娘们一扫光。中原地区，最后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劫掠行为，是日本鬼子进中原。杀光、烧光、抢光。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否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完没了的起义，镇压成本太高。连日本鬼子也感叹，华北的治安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所谓治安稳定地区，不过是交通线沿线几里以内。日本鬼子搞宣抚，宣抚也没用，只要不能改变这样赤裸裸的暴力，中国人的反抗必然此起彼伏。

于是就要把依靠暴力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行为规范化，不那么暴力。这就是阶级社会税收的来历。

尽管暴力退出前台，隐藏起来，但是阶级社会的税收，仍然具有暴力的属性。比如中世纪欧洲征收的十一税，名义上是教徒自愿的，用于供养僧侣，完成各种宗教活动。如果是教徒，就应该尽教徒的义务。不过，当时在欧洲，异教徒虽然不会被要求征税，却要被送到宗教裁判所。所以，是缴十一税，还是火刑柱，自己选择。

有暴力作后盾的税收，必须经过被征收者的同意，否则就是抢劫。所以，现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税收都经过议会的终审，而不能行政部门决定，行政部门征收。林肯当年为了支持南北战争，开征直接税，美国有人提出来这样做违宪，就是这个道理。

依靠暴力获得剩余价值属于政治研究的范畴，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提及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与靠产获得剩余价值做对比。如果说依靠暴力获得剩余价值是抢劫，那么依靠财产获得就是盗窃。

这里的产，与财产属于两个范畴。这里提到的产，不是个人家庭的电视、电脑、汽车、住房，而是用于获得剩余价值依据的物化的媒介。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产品属于个人无非两个用途，消费或再生产。属于个人的产品，都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但是这些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不算产。比如个人家庭的电视、电脑、住房、以及部分存款。

在奴隶社会，主要的产，就是奴隶个人。到封建社会，主要的产，是土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可以在市场购买，都可能成为产。

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过程中，究竟什么成为产。成为产，必须是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好控制的。缺少这两个特点则无法稳定地榨取剩余价值，也就不能成为产。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农业为主的社会，人加土地，产生出农产品。奴隶社会时期，人口数量有限，大量土地处于荒芜状态。这时控制土地不现实，必须控制奴隶人身自由，才能保证获得剩余价值。到封建社会，大量的土地已经被开垦出来，没有开垦的残余地块很少。这时，给予农民一定自由，由控制人身自由，改为控制土地，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产量，也可以减少监工成本。按照威廉配弟的说法，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把孩子他妈妈攥在手里，孩子还能跑了不成？

美国建国初期，农业为主，西部地广人稀的时代，虽然美国人追求民主，但是民主的光芒却普照不到黑奴和白人契约奴身上。如果那时美国农场主给黑人自由，那么黑人十有八九不会在农场当佃农，而是会去西部开荒。——有大量荒地的时期，谁也不会主动去当佃户的，除非此人智商有问题。

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原地区与北部游牧民族之间不同的社会对比。北部地广人稀，稳拿如果卢瑟自由，那么多数牧民都会选择自己生活，而不会继续向统治阶级提供剩余价值。反之，如果他们进入中原地区，那么奴隶制控制人身自由的低下的生产模式必然改变为控制土地的生产模式。奴隶主必须进化为地主。如果奴隶主坚持落后的生产模式，那么必然被地主所淘汰。

所以，利用产榨取剩余价值是阶级社会的普世规律，具体方式根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各有差别。

资产阶级推翻大地主阶级以后，各种生产资料都可以在市场获得。这个时候，任何生产资料都可以成为产，或者说资本。与十指不沾泥、除了吃喝玩乐和权谋，对其他知之甚少的奴隶主或地主不同，早期的资产阶级是生产的组织者，甚至是参与者。与奴隶主和大地主相比，资本家的地位是最不稳固的。

获得产进而不劳而获，是一个靠暴力得天下，靠仁义道德做天下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强盗进化为稳拿的过程。当然暴力仍然是存在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隐藏在幕后。

产的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勤劳、善良、节俭无关。稳拿的前身，大多数都是强盗：奴隶社会多数奴隶来自战争，是战俘或者他们的后代。在封建社会，大地主阶级主要依靠战争或权力获得田产。刘备入川，忙着分给各位将领良田美宅。满洲人入关，各旗跑马圈地。有兴趣还可以看看，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争地。

从发财的角度看，“抢钱、抢粮、抢娘们”，不如“抢钱、抢粮、抢地盘”。因为地盘是产，有了地盘什么都有了。不过，在天下大乱的时期，社会动荡，产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抢娘们更实用。

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样是血淋淋的。统治阶级会不断提高榨取剩余价值的量，农民丰收，地主就会提高地租。所以靠个人节俭，不可能积累出足够的资本。何况，即使积累了一定财产，这些财产也不足以支配其他人的劳动，这些财产不能进化为产。贩运奴隶，掠夺殖民地，对殖民地搞种族灭绝，贩运鸦片，坑蒙拐骗，杀人越货，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什么事情都能做，包括冒上断头台的风险。所以，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初期，确实如此。

强盗劫掠以后，获得了足够的产，有了不劳而获的依据，就要考虑洗手不干。于是有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此强盗变成了绅士。所以，今天看到发达国家文质彬彬的时候，不要忘记顺便看看，他们的祖先当年的文治武功。如此便能更全面地看待他们的发家史，而不必相信龙子太郎之类的鬼话。如此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保护私有产权加自由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

既然世界有稳拿的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卢瑟经济学？

首先的目的当然是为卢瑟提供理论支持。比如讲，开发商说年青人不努力，所以不应该有房子住。土地是宝贵的，价值无可衡量，所以房子应该天价。

按照卢瑟经济学，土地没有价值。土地的所有制，使土地所有者有权向在土地上生活工作的人要求贡赋。土地所有权越垄断，要求的地租就越高。土地垄断程度高的地方，绝对地租就高。所以房子的昂贵并不是土地的价值昂贵，而是土地的所有权高度垄断，导致地租昂贵。

再比如年轻人工作不努力，所以不应该有房子住。这个也是很荒谬的。按照稳拿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每样要素都是稀缺的，就是劳动力过剩。所以土地贵，劳动力便宜，年轻人应该努力工作，否则就要被淘汰。

按照卢瑟经济学，那就是另一种解释了。劳动者创造价值，然后在工人、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分配。地主要求得太多，所以年轻人没房子住。按照卢瑟的学说，只能说社会产品分配不公，导致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收入无法满足最低工资。这里说的最低工资，不是法定最低工资，而是劳动力再循环需要的工资水平。

吃苦受累，还被人指认为因为懒惰、愚蠢等原因导致贫困，这是很荒谬也是很无耻的事情，也是稳拿要达到的目的。经济学是一种宗教，就看使用什么价值论，或者说信仰什么。如果使用劳动价值论，就能推导出剥削。如果使用边际效用，就不存在剥削。使用劳动价值论，就是卢瑟被压榨得一干二净，然后起义。使用边际效用论，就是卢瑟和稳拿的互相作用下，社会资源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然后卢瑟耍赖，成为反贼。既然有稳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应该有卢瑟的“不劳者不得食”。 卢瑟要求属于自己阶级的经济理论工具，则是大势所趋。按照卢瑟的观点，分析社会经济的运行，为卢瑟辩护，是研究卢瑟经济学的第一个目的。

稳拿解释世界和卢瑟解释世界完全不同。稳拿解释自己的富有，自然是抓住机遇，头脑灵活，勤奋刻苦，虔诚信佛，等等等等。卢瑟解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稳拿别看现在人模狗样。当年靠裙带关系，贪污腐败，坑蒙拐骗，国有资产流失，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然后靠官商勾结，黑恶垄断，制售假货，血汗工厂，管理层收购，从来不懂得虔诚两个字，慈善捐款也是诈捐。等等等等。

每一个君主，都是虔诚的，正义的，善良的，同时也都是不信教的，邪恶的，卑鄙的。这是《君王论》教给大家的。每一个君王都在实践《君王论》，每一个都不承认自己信仰《君王论》。这种行为换到中国历史就是外圣内王。嘴上是孔孟之道，墙上挂的是正大光明，骨子里是韩非子那一套。

卢瑟喜欢扒下稳拿的遮羞布。刘邦解释自己的地位，是奉天承运。他是龙和刘老太太交媾的产物，是龙子太郎。老百姓解释的话，可以看元曲《高祖还乡》。

研究卢瑟经济学，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看到稳拿和他们控制的世界的另一面。这样是否能看到本质呢？读者可以自己去评判。

稳拿是皮，稳拿经济学家是毛，毛要依附于皮,道环球同此凉热，见怪不怪。歪理邪说发表不了，文集出版不了，研究没有经费，个人没有教职。如果想谋生，就要小猪跟着大猪跑，毛顺从皮的意志。

孔子教育大家安分守己，在世的时候穷困潦倒。死了以后成了大圣先师。孔子生活的时代，诸侯都不安分守己，安分守己怎么夺天下？夺了天下以后教育别人安分守己。这就是孔子生前身后荣辱悬殊的原因。

稳拿解释世界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统治地位。能不能改善多数的人生活并不重要，能不能解决危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的秩序，或者说让塔尖的利益合理化。对经济学家来说，则是能不能养家糊口。所以，稳拿经济学家的理论必然顺应他们的意志。研究稳拿经济学，往往最终的落脚点，就是维持其稳定的地位。只要维持现状，一切都会好起来。

市场是有效的，只要市场信息充分交流，就不会有经济危机。很明显，这样的描述与现实有很大距离。从愚弄大众的目的看，这就是稳拿经济学的目标。但是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稳拿经济学解释危机的能力一塌糊涂。每次危机对稳拿经济学都是严重的考验，每次的结果都无法让人满意。经济回暖不回暖，向好不向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陷入滞胀的困境？稳拿经济学对这些问题无法提出有效的解释。

在稳拿的理论支持下，宏观经济政策必定回避经济内部深层次矛盾，注定成为虎狼药。当然，稳拿的经济学家是不会认账的。这就如同跳大神的解释病人生病是中邪，开的处方是香灰。吃了香灰吃死了，是不够虔诚。应该继续眼含热泪，多吃香灰，而决不能怀疑巫婆神汉的法力。

虽然没有能力去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药吃下去，大致会出什么事情。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中国在世界上是出力的一方。怎么崛起取美国而代之，这是许多人都在想的事情。真正渴望中国崛起的人，还是应该看看卢瑟经济学，再看看现任稳拿的发家史，不要相信虔诚信佛、龙子太郎那样的鬼话。如此，看世界也许能看得更明白一些。

为卢瑟自我辩护，为观察经济现象、宏观经济政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是研究卢瑟经济学的目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包含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是劳动价值论，第二是市场有效说。简单地说，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市场自动调节生产规模的大小。到李嘉图的时代，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于是李嘉图的理论承认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市场有效说，认为市场可能出现结构不合理、供需不对称造成的混乱。到马克思的时代，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丧失了对经济的控制权，社会主要矛盾集中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于是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资本家剥削工人，工人和资本家彼此是敌人。

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来说，事情则很尴尬。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无疑最终能推导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结论。如果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则无法确定价值。没有价值的概念，如同物理中没有力的概念一样，整个经济学将失去最终的立足点。这时就需要一种新价值说，代替劳动价值论，这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些经济学家，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也称为庸俗经济学家。

马克思承认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市场有效，提出了资本主义最终崩溃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劳动力存在严酷的剥削，这种剥削最终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劳动者成为资本的奴隶。多数劳动者既是被剥削者，也是主要的消费者，劳动者被剥削，对应消费能力不足，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法顺利完成，必将定期发生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大批产品没有销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无以为继。三卷资本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两点。

庸俗经济学家不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市场有效说，提出一切供需都可以完美自动调节。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加自由市场的制度是永远健康、万寿无疆的。按照他们的观点，社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一切失业都是工人不愿意接受更合理（更低）的工资造成的。社会不存在生产力过剩，一切产品没有销路都是生产者没有获得充分信息的结果。

如此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源于斯密的理论：承认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市场有效说的一脉，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学；承认市场有效说，不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一脉，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

两派经济学的价值论，彼此的阶级性非常明显。

劳动价值论的落脚点是劳动创造价值，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创造价值，价值来自劳动者的劳动。边际效用论的落脚点则是物本身就能创造价值，比如土地、厂房、机器、牲畜、货币都能创造价值。

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那么资本家剥削就是无法回避的。尽管资本家也有劳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但是他们获得的报酬与他们的劳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管理管理100人的工厂和管理10000人的工厂之间的收入也许相差百倍，但是投入的精力却是类似的。事实上，小工厂由于受制于各种条件，管理者投入的精力往往更多。

如果按照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从市场买到，资本家投入各种要素，组织生产，必然有权获得所有的收益。

按照卢瑟的看法，劳动创造价值，然后按照所有权分配。这就是初次分配。农民种地，地主收租子。地主不用种地，但是你种我的地，你就要给我缴租子。你丰收了，我的租子也涨了。农民生活的处境，完全看地主地租的高低，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情况。所有权不是创造价值的因素，而是剥削的依据。按照稳拿的看法，每样东西都能产生价值。这些东西属于我，我是产权所有者，我就有资格要求产品中的一份，而且往往是关键性的一份。

所有权是生产过程中价值产生的依据，还是分配要求的依据，是两派价值论对立的根本。如果按照边际效用论，土地所有者、高利贷者、产业资本家，都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则这些人依靠所有权，强行占有工人和生产组织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需要注意，绝大多数资本家身兼两种角色，既是生产参与者，也是剥削者。

引申一下，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土地所有者和高利贷者，究竟是社会生产者，还是寄生虫？斯密的理论中，这两类人很显然是寄生阶级。但是到了庸俗经济学时代，这些人就都成为对社会生产有益的人了。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初期，土地垄断在大地主或封建贵族手中，货币集中在高利贷者手中，资本家的经济力量很弱小。这个时候如果承认边际效用论，即“物”能创造价值，那么大地主和高利贷者无疑是对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也是最有资格获得最大份额的人。那样一来，大家都炒地皮、开当铺、放高利贷，资本主义就没有发展前途了。与此类似的还有神父和官僚的劳动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承认他们的劳动有价值，那么教会或官场就会成为经济的主宰，资本家的绝大部分成果都要供养他们。所以，这个时候要强调劳动价值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生产劳动，大地主、高利贷者、神父、官僚等等一干人等，都不创造价值，都是社会的累赘。资本家直接参与而且组织劳动，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阶级。这时大地主说土地创造价值，高利贷者说放贷货币创造价值，神父说祈祷创造价值，官僚说官办经济创造价值，对资本家来说，都是岂有此理。

到了资本家坐稳了江山以后，资本家与地主、高利贷者的矛盾已经弱化，这些人已经丧失了社会的主导权，官僚和神父也转而为资本家服务。相比之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组织上都空前强大，成为资本家直接的对手。这个时候就需要边际效用论，告诉全世界，资本家获得最大的份额是天经地义的。这时，地主、高利贷者靠地租和利息获益也是可以容忍的，神父、官僚的劳动也成了社会必须的有价值的劳动了。

资产阶级无论是最早坚持劳动价值论，还是后来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最终的目的都是本阶级利益最大化。社会是在改变的，本阶级的利益是不变的，价值论是可以根据本阶级的利益不断调节的，符合本阶级的利益就是价值的根本依据。

关于两种价值论的争论还可以再引申一下，炒地皮、放高利贷能否创造价值，能不能富国富民？在两种价值论中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比较滑稽的例子，就是两个经济学者吃狗屎的笑话。某甲某乙各吃一摊狗屎，于是就为国家创造了一个亿的GDP。

两派最终争论的焦点落脚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简单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稳，还是不稳。

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讨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深入探讨、争论、辨析两种价值论也没有什么意义。——彼此对立的两个阶级，在涉及创造价值，进而利益分配的问题上，怎么可能彼此说服？这样的争论，争来争去，只能是鸡对鸭讲。正如本文在前面提到的，能够确定的只有，生产出一定的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至于怎么分配，以及这样分配是否合理，各个阶级解释不同。

本文尝试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不稳，以及这种不稳会带来什么后果。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并不大量使用价值分析，而是更多分析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内在的联系。

读者记住除了人类必要劳动什么都不创造价值就可以了，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创造价值，最多是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中。比如棉花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中，棉纱的价值转移到棉布，最终转移到衣服中。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后面就不要看了，越看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