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家园 谢谢忙总，再求教 开源节流，甩包袱，收地方财权），一个成功（苟延残喘明朝80年），一个失败（导致北宋灭亡）
成功失败的原因各自是什么？
文景和贞观的特点是什么？
为何猪用安石居正的法子而不用文景贞观？
是因为文景贞观耗时太长，他无法捞政绩吗？
- 复 谢谢忙总，再求教
家园 文景贞观耗时太长，人亡政息，他又不是皇帝 - 复 谢谢忙总，再求教
家园 就我自己粗浅的历史历史来看，王安石性格有缺陷，固执 且不知变通，又不能知人善任，且缺乏具体执行能力（这点可以看《宋会要》或《续资治通鉴长编》）；而张居正却不同，按《明史》记载，此人不但执行力极强（号称万里如见，令行禁止），而且知人善任，例如重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性格也并不偏激，例如与冯保的合作。
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要点都是不折腾，不朝令夕改，不搞政绩工程，不奢侈浪费，勤俭治国，不好大喜功，与民休养生息，慢慢积累力量，不急功近利，建议看《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就明白。
我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他走的道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做法，不符合一个有表现欲且急于青史留名，以当代商鞅自诩的人的心理需求的，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命吧，也是国运该当如此。
家园 借给忙总的回复，再说一下王安石。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比较流行的观点是：
1.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缺陷：执拗；
2.王安石不会用人，用的全部是小人；
3.王安石过于急躁，变法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循序渐进。
第1和2两点，需要考察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大背景：北宋三冗（冗兵、冗官、冗费）；
小背景：庆历新政的失败。
大背景北宋三冗的来源，主要还是五代十国的战乱。持续70多年（907-979）的战乱，使所有人包括武夫都有了反战以及厌倦的情绪，北宋建立并平稳过渡（太祖->太宗），民意基础也是这一点。为了彻底断绝战乱，就有了两项主要政策：招流民为兵（冗兵），善待士大夫（冗官）；以及由此带来的花费（冗费）。
小背景庆历新政其实是宋朝养士的成果。开国之初，宋朝信得过的读书人，只有赵普（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人，可见其没文化）等，为数廖廖。所以需要养士，培养自己的读书人。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遗，皆猥琐浮薄，无堪建树。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主要政策就是极端优待：高待遇和荫官制度，前者还不错，后者却是大灾难：只要当官到了一定级别或是一定资历，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于是官员数量跟吹气球一样涨起来了：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
但是养士的结果，却是养出了这样的德性：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吸国家的精血。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而到仁宗时，范仲淹为首，开搞庆历新政，具体政策是：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戎备。九、覃恩信。十、重命令。这些措施说到底，是得罪文官集团的，尤其是第二点，针对是荫官（也就是北宋的体制内淘汰）。
结果是显然的：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现在回到开头，公认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两个原因，显而易见是不对的。
1.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缺陷：执拗；
实际上，为政者需要的就是坚持，不能朝令夕改，要不你就没威信，没威信你就别想干下去了。另外，王安石不注重吏治，本来就是回避士大夫利益集团的变通策略，范仲淹的教训是实实在在的。
2.王安石不会用人，用的都是小人；
但是，全是君子的庆历新政又如何呢？不也是灰头土脸？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王安石本人也是认识到用人问题的，而且他的策略宏大得多：培养自己需要的人。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第三个原因：
3.王安石过于急躁，变法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循序渐进。
评价这个原因，超出了我现有的能力，但是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里评价一条鞭的说法或许可收攻玉之效：
在立法上，张居正实际完成的惟一变革是废除由民户承应马差的做法。这项措施表现了对洪武和永乐时期财政结构的一种背离。因为它没有影响任何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没有引起任何指责。此外就别无其他的制度性改革。铸造的铜钱仍然十分不足，食盐专卖也从来没有整顿过。尽管《明史》声称1581年第一次下令推行一条鞭法，当时是张居正掌权期间。可是这种表述显然是错误的。一直到1588年，山西巡抚才在该省推行一条鞭法，那时张居正已经去世六年了。山西距离京师之近尚且如此（其时山西商业极发达，晋商是谓），别的地方更不用说了。
说明：除了黄仁宇一段，其他引用全部来自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
家园 最近在看邓广铭先生写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我觉得相对客观。
家园 唉 王安石碰到的本质问题是体制问题。要革官僚阶层的命，人家自然不答应。而官僚阶层已经和社会精英捆绑在一起。你说怎么改革？和时下中国社会的问题很类似。可惜中国过了1000多年，还是局限在这个问题，一点进步的都没有。
家园 感觉一个是人工治理自然环境一个是自然恢复：） 但是悲剧的是，张居正的结果比王安石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