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篇文章，叫做《冰冷的经济真相》（以下简称《冰冷》），该文甫一面世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被无数网民奉为佳臬，社会反响极大，并被各种势力疯狂炒作，似乎这篇两万余字的网文道尽了中国经济的真相。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经济的现状果真如此不堪吗？

似是而非的“真相”

事实上这篇文章的前提就站不住脚。文中提到中国政府有台“无法监督的印钞机”，据说这台不受约束的印钞机开足马力，每年增发高达15%的货币投放量，以 2010年为例，当年我国GDP为40万亿元人民币，而货币发行量（M2）却达到7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们每创造1元人民币的财富，央行就发行了1.8元人民币，似乎由如此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势不可挡。

然而这看似一目了然的“真相”仔细分析一下就露出了马脚，所谓GDP对应着每一年经济的增量，也就是这一年财富的创造额，财富的创造不等于总的财富量，而货币总量需要对应于当期全社会总的财富量，而且我国的积累率高达4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4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增量中有多达10万多亿元的积累，那么在发行货币时就要对应于这个积累，所以中国货币必须增加那么多，否则就是紧缩。

西方的积累率经常不到1%，对于美国每年15万亿美元的GDP而言，也就是每年增加不到2000亿美元的财富量，所以美国广义货币M2就只能增加那么多！而美国广义货币比中国少还因为其金融衍生品等市场可以替代货币的流动性，如果计算衍生品市场的话，美国的超广义货币M3、M4、M5要比中国货币多的多，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冰冷》一文偷换了“当年GDP财富增量”与“社会流通当中财富总量”两个概念，并以此作为全文立论的基础。而很多蛊惑人的“理论”之所以能够迷惑人，不在于其后的逻辑推导，而在于前提上偷换概念，将错误的前提公理化，让人们被错误的前提所引导。

《冰冷》作者还以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供养4.8人、德英法是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仅为1：1.1的统计数据指摘中国劳动者收入过低，但是这个前提也是有问题的，同样的数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中国的GDP构成中工农业生产总值等实体产业所占的比例远高于第三产业发达的欧美日韩诸国，进一步讲就是这些国家去工业化进程用力过猛，产业工人供养率偏高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再者，中国的劳动力供养比例如果仅仅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构成确实是1：1.1，但问题是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业工厂，中国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实际上供应全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如之低，也是因为能够从中国购买廉价商品，这里西方已经为他们的制造业空心化而担忧了。我们再想一下在中国解放后的农业时代80%的人口是农民的时代，20%的工业人口一样满足中国的制造需要，我们能够说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中国产业工人养活五个人吗？因此文章中的中国制造业人口养活的人口比较少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冰冷》一文再一次在立论上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似是而非的前提。

《冰冷》还提到中国GDP每增长1%大致能创造出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8”就是保证每年新增1.6亿个就业岗位，所以“保8”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那就是中国当前是人口红利阶段，需要更多的就业，而且这些就业人口大多是在进行基础建设，而这些基础建设将成为中国社会的财富和资源积累，想一下等到60、70这一代人口高峰的人群老去以后，中国还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国家大规模建设吗？80、90后又有多少是建筑产业工人？中国如果有大约2亿人的人口红利，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很合理的就是中国在建设期就是要增长8%以上的，所以中国保8保就业非常正确！处在建设期的中国就是要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建设期和建设投资回收期肯定要比收费公路的收费年限多的多！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中国的保八是支持中国贷款利率百分之五六的保障，只有增长高于利率，大量的投资建设才是合理的，而中国要崛起不是GDP有多少，而是社会财富有多少，因此前面说的积累率高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都是紧密联系在同一个体系之中的。

文章中还说到中国GDP当中房地产要拿走一大块（15%—20%），物流还要拿走一大块（全世界收费公路有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进场费用）云云，但是这个前提也是有问题，因为中国房地产业创造的GDP不对应于房价，而对应于房地产当中的建设，土地价格的变化不是GDP！中国房地产业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包括建筑、装修、建材等等，房屋建设创造的GDP中有大量是劳动者的收入，而且建设当中的资源成本价格是资源原有的价值，在统计GDP时是不计算入内的，所以说房地产分流了GDP、老百姓和实体经济没有得到相应利益的说法是别有用心。在宏观上我们更要看到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完成城市化进程所需时间的几分之一，相应地中国的城市建设速度就要比世界快几倍，而中国处于建设期，建设量又要快几倍，再加上房地产是要讲人均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在中国崛起期的建设规模是现在西方的几十倍也是正常的！因此妖魔化房地产GDP是错误的，曲解房地产GDP和房价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而我们的农产品渠道费用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农产品的问题是价格暴涨暴跌不稳定，不能光看菜烂在地里的时候，也要看“拱猪”、“姜军”、“蒜狠”等价格疯长的时候，而更根本的是中国的粮食年产量是1万亿斤，按照每斤1元钱的产值也就是1万亿元，粮食问题的要害在于安全而不是利润。

中国农业的GDP比例只有5%左右，而外向型经济的GDP却高达十几万亿，中国的收费公路等物流环节服务于外贸和外资企业等出口行业，由此产生的物流费用大部分也由这些外向型经济部门买单，至于农业问题国家是可以另外补贴的，中国的基础建设收费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组成部分当中外国资本没有定价权的部分，在外国资本通过定价权把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一再压低的时候，中国的各种收费公路等收费是他们无法压低的，如果中国的收费降低，他们就能够进一步的压低中国制造的出口价格，这里还有一个定价权博弈在其中，所以西方的吹鼓手要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运营模式，因为这个模式下他们要埋单一大部分。

研究宏观经济，在全球化和大崛起的背景下，一定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国内的一个经济环节，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已经成为了全球博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帖子还指责政府的效率低下，帖子的说法也是有不当之处，政府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也有避免市场恶性竞争的地方，但是他的举例是有问题的，帖子说：这么一个严格的体系，你一定认为食盐应该管理得很好吧？那么，请你去趟超市，买袋盐巴，看看规格——一般都是500克一包，再看看价格。大致是1.5元——1.8元。贵不贵？可能你觉得不贵。好吧，请你按照这个规格换算成一吨食盐零售价是多少？哈，很多文盲都算出来了，是3000多元一吨，现在我告诉你食盐的生产成本大致是300元/吨，不知道你做何感想。这就是政府直接管理商品的效率！但是这里最起码的要说这个帖子是举例不当，食盐的零售和批发的价格是否合理不能简单的一个小学生乘法算数，这里不是小学生在解题，对于批发到零售有些成本是固定的成本，比如一件商品在超市销售基本的零售固定成本是一块钱的话，那么你在计算总成本的时候就要先在零售售价当中把这个零售固定成本减去再做乘法，就如零售店买一瓶成本不到5毛的矿泉水，一般也要2、3块钱，你能够说这是零售店民营经济的低效率或者是零售店是暴利吗？而出售矿泉水还是食盐是占据同样的货架需要同样的人工的，固定零售成本是一样的！这里进货的资金成本等按照资金20%的收益也就是一毛钱在2块左右的售价当中比例很低，也就是可变零售成本差别不大，这里减去一块多的固定零售成本，马上专卖的食盐就不贵了。如果没有营销的常识就来做这样的运算，与故意骗人是没有区别的，此贴的又一个前提站不住脚了。

税收权PK定价权

《冰冷》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所谓的政府税收过多和央企垄断问题，文章认为2010年4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首先被财政与税收的抽水机抽走8万亿元以上，这就占到GDP的20%；再被垄断央企（石油、电信、移动、电力、金融等等）隐性掠夺走4万亿元，大致占到GDP的10%；似乎政府的过高税收和垄断央企成了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两大毒瘤，这就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油价比日本、欧洲、香港等地都要低，只比美国高，而美国低油价的背后是独步天下的巨额军费和全球军事部署；另外美国电信收费是包月100美元左右，中国的平均电信费用有人均500元人民币以上吗？而中国的电费和银行手续费等收费标准也低于美国。

为什么西方和国内部分媒体要攻击中国国企和政府税收呢？外国会给中国老百姓当雷锋吗？问题的要害就是政府高税收和大型国企是要扒外国资本的皮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是全球产业和国际贸易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中国为全世界提供制造业服务，而西方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就要为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买单，如果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来补贴全世界。所以外国舆论及其国内跟屁虫以所谓的民生为名不让中国涨电价，其实中国的电价与世界接轨上调合理以后，国家可以补贴居民用电的增加费用，而目前中国的低电价让全球以较低成本进口中国的高耗能产品，中国才是真的吃亏呢！而备受非议的中国收费公路，通车里程最多的区域集中在外向型经济区，这些公路的收费会转移成为出口产品的成本是要全球买单的，但是如果是中国以税收支持公路建设使得公路免费的话，就是用税款补贴出口产品，也就是用国内纳税人的钱补贴全世界。油价的问题更是如此，中国的轿车保有量不足一亿辆，高油价影响的只不过是占中国人口5%、最多不到10%的富裕人群，但是这个人群的话语权大，事实上中国的油价就应当涨起来多收税，以此补贴公共交通。

至于税收的快速增长，读者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的税收就是完全针对中国的GDP收取的，事实上很多税收是要外国GDP来承担和买单的。外国到中国投资产业、生产产品，以郎咸平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玩具为例，每个玩具外国企业赚取3美元而中国企业赚取2美分，但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生产的各种服务费用的营业税是必须缴纳的，中国来料加工的人工费用是要缴纳增值税的，虽然有出口退税，但是很多出口是当初进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如果这些原材料不是厂商自身一对一的进口，而是在中国不同的厂家之间转一圈，进口时的增值税也是很难退还的，退税制度实际执行起来条件异常严格，很多税是退不回去的。另外我们的关税虽然降低以符合WTO了，但是进口环节17%的增值税是不得不缴纳的，而且国内的增值税是有进项抵扣的，但进口的产品则不能抵扣。比如外国出口给我们铁矿石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再把铁矿石炼成钢、制造出产品出口，退税率13%左右，于是就产生出4%的税额，这个税额是对没有抵扣的铁矿石价格而言的，没有抵扣的4%的税可能比有抵扣的17%的增值税还要多，更关键的是这4%的税是由铁矿石出口国的GDP带来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进口产品17%的增值税经过市场竞争要与国内产品的售价可比，因此进口产品售价内的税收也是要外国GDP来承担，是要由外国厂商利润买单的！我们再以铁矿石为例，进口的铁矿石最终售价与国内铁矿石可比，但是国内铁矿石的增值税是有抵扣的、进口铁矿石是没有抵扣的，国内铁矿石是对国内GDP征税而进口铁矿石的征税对象就是外国的GDP了，这些被征税的GDP都不是中国的GDP，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在中国过手的GDP会越来越多，超过中国自身的GDP也是可能的，因此以中国的GDP和税收总额的比例来说中国的税负轻重是片面的。

以前外国投资基本不缴纳所得税，但是税法改革以后都要缴纳所得税，所得税是央企不避税，外企和外向型经济被海关数据管着难以避税，因此国内企业避税相对容易，而外企在一开始做的最多的是把大量远期费用下到当期，让缴税的时间延后，但现在这些外企已经到了缴税期，而且他们要撤离的话在华各种利润都藏不住了，因此现在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加税！把投资的个人所得税变成企业所得税，这样民营企业投资就没有了个税，与国企的国家投资红利不交税的做法平等了。对于税收的增减，不但要看绝对的增减量了多少，还要看税收调节收入的作用，要看到底给谁减税了！

这里不要片面地被西方所谓的“中国税收过高论”给忽悠了，西方的制造环节不在其国内，征税的能力是被限制的。甚至非洲的酋长们也是以高税博弈外国资本的，笔者曾经与某位非洲酋长沟通过，酋长明确表示在避税方面本地人与外国人是不对等的，加税有助于本地人的竞争优势，因为不仅仅是人缘和各种只有当地人才懂的潜规则，外国投资在关税和他们本国的监管等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会更多。

所以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实际上就是向全世界征税，所谓“减税”就是减低外国资本撤离的税收成本！而央企的高服务费也是在面向全世界收取服务费。要应对未来的经济博弈就必须这样搞，西方找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由于基础建设不足，需要的费用实际上更高。但是中国政府会韬晦，全世界征税就是不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产业链当中的重要一环，世界的生产就必定要在中国付出税收，某个环节收取的税收多、征税能力强，必然其他环节要为之买单。

西方资本可以通过所谓的定价权压低中国企业的利润和人工工资，也就是压低了名义上中国制造的GDP，但是他们无法压低中国的税收和央企的各种服务费用，这是强势政府的征税能力与金融资本全球定价能力的博弈，把中国税收增长简单的与GDP增长进行比较是非常片面的。说中国的税收高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税负痛苦也是不对的，中国的外贸增长大幅度快于GDP，中国世界工厂的份额增长大幅度快于GDP，当然中国的税收增长也要大幅度高于GDP，其中的速度应当与中国制造在世界的话语权以及中国外贸增长挂钩。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同时税收也是针对全球征税的。在中国的制造业取得全球竞争能力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中国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环节的征税能力也就向全球扩张成为全球征税能力，在中国制造业过手的财富比中国制造创造的财富要多很多，这些过手的财富都可能成为被课税的对象，这个征税能力对抗的是全球资本的定价能力，定价能力的背后是货币发行能力，没有定价权是无法印钞的，印钞就要恶性通胀，而中国政府的征税恰恰是对抗印钞，对抗中国外汇贬值损失的有力手段。而对外征税的博弈，是以多做少说为最妙，这里政府能够耐得住寂寞不多说话是非常重要的，各国有能力都会这样做，但是一国要说他征的税里有其他国家的税源在里面，那么该国以后在外贸谈判税务互免时就要吃亏了。

明白了前面的道理，就知道为什么国际上有那么多的声音叫嚷着让中国减税了，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西方某些人对于不同种类的税收态度极为不同，他们极力让中国人收取房产税，因为这个税是完全面对国内的不会有全球转嫁问题。中国买不起房的人想要出台房产税借此降低房价，但是一旦无房者有了房子，肯定是不愿意缴纳房产税的。买不起房的穷人是弱势群体，而真正掌控话语权的不是买不起房的弱势群体，是外来的资本。

而西方的征税权也是这样博弈的，就如最近欧盟要征收碳排放税，根据欧盟的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将对所有到达和飞离欧盟机场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额的碳排放税。中国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单之内，据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简称“中航协”)初步测算，开征第一年，进出欧盟的中国航空公司将因此增加总成本8亿元人民币，并且这一数字会逐年递增至2020年的30亿，此间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碳排放税也是针对外国GDP征收的，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所创造的价值显然是属于中国的GDP，碳排放税就是巧立环保名目从中国、美国等外国的航运市场割块肉！所以中、美等国都在抗争。这是另外一个国际博弈的战场，在国际上因为危机进入紧缩周期而增税的时候，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加税扩大国家收入而不是减税给外国增税腾出空间，中国应当适时降低出口退税标准，在外资撤离中国的时候提高所得税征税标准。税收是博弈世界的重要杠杆之一。

扭曲的立论歪曲资源食利真相

由此看来《冰冷》一文的立论是有问题的，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假象上的推论，中国步入21世纪后发展遇到的真正问题是资源瓶颈。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资源价格增长更快，大宗商品的涨幅哪一个不是快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在这10年当中，中国是世界大宗商品的主要购买者。中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导致铁矿石价格维持在高位，这几年下来给铁矿石厂商的利润就要超过4万亿了！现在中国需要一场硬着陆让资源价格降下来，就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样，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在跌，中国经济硬着陆但是老百姓的工资涨上去了，九十年代初大学生工资200多元到九十年代末涨到2000多元上涨超过10倍，而人民币汇率下跌不到1倍！中国的分配问题是被资源价格挤爆的，包括国内也是开矿的和搞房地产的赚钱，中国矿产和土地都是稀缺资源，开矿、搞房地产实际上就是搞资源，是资源先占者得利，是食利和套利行为，中国要大发展，必须让中国的生产者战胜食利者，必然是要通过经济的调整使得资源价格体系下降，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现在的国际博弈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好！中国经济问题多多，肯定很痛苦，但是世界其他国家问题更多更痛苦，在2008年全球危机以后，想要生活的比危机前舒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看谁更能够坚持，熬到让对手先崩盘才是关键。中国不舒服而竞争对手更不舒服。

韬晦与崛起

中国当前已经迎来了最重要的历史发展战略机遇，也就是说在世界危机发展到现阶段，西方的证券市场还充满了泡沫，西方政府为了救市已经赤字连连危机不断，西方央行为了救市已经是宽松殆尽利率降无可降，再印钞则可能让资源价格涨上天得不偿失，西方在欧债危机和赤字、评级下调压力下已经不得不开始紧缩，但是中国却是政府财政盈余超过预期，财政手段丰富，政府负债偏低；中国同时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抱死了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是美元发行的基础，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是受不了的；于是中国央行紧缩后想要宽松的空间无比巨大，利率在高位，准备金超过20%更在历史高位区间；证券市场挤泡沫非常成功地处于低位，股市未来涨幅空间肯定大于下跌空间。不要说中国股市回到10年前，世界其他国家在如此的宽松刺激下与10年前也差不多，更关键的是10年前外资在进来而现在外资在出去；甚至中国的楼市也被政府合理地控制住，可涨可跌全看政府的政策和经济需要！简单的说就是西方在危机当中把全部大牌打光了经济还没有起色，中国是全部的大牌拿在手里，经济虽然压力很大且危机重重，但还在高速发展，如果等到谁倒下释放资源后进入下一轮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周期，中国是最有扩张能力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在下一轮的大发展当中，中国已经拿了满把的大牌，为进一步崛起蓄势待发了。所以对于本届领导人执政虽然有未能尽善尽美的地方，但是还是给未来的领导人留下一手好牌，我们完全应当有理由和有信心期待18大新的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中国大展宏图。

经济危机后的战争风险在发酵

此时西方能宽松的已经宽松、能借债的已经借债，现在到了债务危机的地步经济还不见起色，西方的经济牌已经基本没有了，而中国是有巨大的宽松空间、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量的税收盈余、没有泡沫的资本市场，已经做好了一切经济准备，能够限制中国崛起的西方的唯一的牌就是攻击中国的政治稳定，以军事战争等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因此我们对待很多挑衅要忍耐，要韬晦到中国真正的实力强大再最终解决，西方从外部的自扰到内部的支持带路党，还有一批人故意的以似是而非的理论造谣蛊惑，动摇中国人民的信心，在当今信心经济时代，信心是至关重要的。针对你的信心和公信力的攻击，就是一场信用战，是替代传统战争的新的战争形式，未来是要有激烈博弈的时候。

2012年的动荡首先就是政治的不稳定，中国目前是大国中情况最好的，政治已经在平稳过渡，所有的矛盾暂时得到控制，俄罗斯已经发生了反普京的游行，不过普京还是俄罗斯的强人，俄罗斯如果不是强人政治，以其国内复杂的矛盾，必然是要内乱的。而美国也是要在2012年进行大选的，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让2011年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更迭，未来更迭的可能会更多。欧债危机是否能够熬得过2012是一个重大考验，这个危机没有一个大国的倒下是难以最终解决的，不断的发酵就是危机的不断深化战争危险的走来，而美国的国防授权法，严苛的超过想象是战时的法律，战争的准备已经开始，现在很有1929-1933年危机后二战前的世界的味道。中国是需要极力避免打仗的，发达国家都希望以战争来不承认他国的债务，一旦战争中国就是重大的危机，外汇储备和外向型的经济都是被算计的标的，多稳定一年多发展一年，同时对方的内部压力也会增大一年，未来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破局还是走向战争？中国需要的是忍耐和等待，等待他们自身危机的破局才是关键，大到国家小到散户，机会都是等出来的。

中国下面的领导人换届是一个关键环节，因此亲西方者已经疯狂了，如果中国真的要学习美国的话，就要学习一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是怎样立法的，《爱国法案》和《国防授权法》，这两个法案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剥夺“汉奸”的所有人权，法律规定对“汉奸”实行“三不主义”——只要政府官员认为某人有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就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而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据，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承认对方具有任何宪法权利。大凡稍微了解这方面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这两个法案完全是在国家处于战时状态，才会采取的严酷法律，中国的做法相对于美国是太讲人权而不顾国家主权的利益了，太讲个体权利不讲集体利益了，西方在讲自由但是西方也有契约精神，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以契约精神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第一位限制个人的无限自由。美国在此时出台这么两个法案，一是看到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汉奸”的巨大作用，防止美国也出现类似“汉奸”；二是美国之所以要做这种防范，是在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准备，美国制定如此严苛的法律，背后显然不是利比亚、叙利亚这样的小国局部战争在做准备，伊朗当年打不过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美国也没有如此立法，美国的这个战争立法是对谁呢？同时美国国税局公布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部分实施细则。根据税法规定，截至2011年12月31日，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严重的还会被判刑。这个税收法案的背后除了获取巨大的税收利益之外，就是要清查海外的各种渗透和进攻美国的经济和情报活动，掌握暗中的财富流动和不正常的资金流动。世界的大战经常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矛盾巨大的不稳定当中，由不经意的小事情引发的，如果世界进入全面战争，情况就将完全是两个样子，资金能够在战前撤离逃跑，哪怕是割肉得再低，也是赚了便宜。

对于战争打断中国崛起进程是需要警惕的，就如打牌把自己的好牌打光了对手还有一把大牌没有打，耍赖掀桌子不玩了的情况是很多的。想当年中国的东北满洲国的GDP与日本本土想当，其他地方也与日本本土想当，中国发行法币清洗了日本在华债权，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赶超日本进程中，日本则发动战争打断了中国发展进程。相比一些人在中国诋毁爱国主义，美国人怎么做是可以学习的，这些人在学习美国的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他们不是要全盘西化吗？就从美国的《爱国法案》和《国防授权法》开始吧！否则他们就是别有用心的，美国人的人权从来不能对中央情报局来讲，美国的律师在警察局和中情局完全是两个样子，按照美国现行法律，美国公民在涉嫌危害国家的时候根本没有与中情局讲人权的权利。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稳定，西方能够遏制中国的就是中国的稳定，中国内部再有问题，也是要中国崛起了以后再说，就算是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也是要让财富是资源先成为中国的再说，然后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此中国当前维持稳定一致对外抓住崛起的战略机遇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崛起是失不再来的问题，其他可以以后解决的问题都要让道。西方给中国的一个谬误就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了，集体就最大化，没有考虑到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博弈，囚徒在这样的博弈下个人追求最大化得到的是最坏的结果，日本地震核电站如果及时处理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大危害，但是谁愿意牺牲呢？最后50人进去救灾根本没有大作用。现在西方在中国过于宣扬个人的自由的结果就是让中国社会进入非合作博弈，就如在拆迁大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就是这个地方要不是拆迁不起了，要不就是后来建设的房子房价必须涨到天价为之买单，结果就是遏制了中国发展和崛起的速度。

中国政权解体美国得到巨额利益，只要美国对于这些利益没有希望得到，情况就会不同，美国现在是盯住了中国内乱的利益，只有他们觉得你内乱无望才会和解，就如中国是怎样从抗美援朝的美国制裁走向中美建交。现在世界都希望中国政局出问题给全球释放资源呢！实际上对于中国解体释放资源是欧洲更迫切，所以现在一些叫嚣要中国进行所谓改革的声音越来越急切和疯狂，背后也是有其主子的需要！本轮世界危机要得到彻底解决，必然是大国的倒下释放资源，就如上世纪70年代的资源危机最后的博弈结果就是前苏联逐步衰落解体的过程，西方现在更直接的想法就是要中国通过所谓的改革进入到不稳定的状态释放资源解决危机，现在对于中国的政治风险是要深刻认识的，想要所谓的联吴抗曹进行几出祁山式的抗争的结果就是蜀国先灭，因为吴国是想要蜀国灭亡释放资源解决其内部的危机的！现在欧洲自身危机深重要找替罪羊和埋单者，欧洲内部矛盾重重根本没有统一意见，欧洲内部就是一个非合作的恶行博弈，这样的博弈结果就是纳什均衡下的囚徒困境，必然是一个双输的结果，谁加入进来和他们联合就算前景广阔，在恶性博弈下也必然被咬一口，这样的欧洲谁想要跟他们联合必然是被他们咬一口，一起拖入深渊。中国需要的就是维持自身的稳定，让世界其他各国自身的问题发酵，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的内部问题！只要中国稳定让这些发达国家看不到通过颠覆中国取得解决他们自身危机希望，中国才能走出在全球被孤立的境地，届时在国际丛林法则下就会来一大堆想要和你做朋友的人了。现在国际的战争未必就是传统战争，更多的应当是一场信用战，是让你的国家信用破局的战争，中国的有核同时有洲际导弹和太空能力的国家，传统战争的风险是远远小于针对你的国家信用进行的战争的风险的，如果中国的政治进入动荡，则中国的信用就要大大的打折扣，各种势力现在唱空中国，夸大地方债危险，放大中国各种社会矛盾，都是恶意攻击中国的公信力的行为，是一场针对中国的信用战的前奏。

因此在这些所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火热的崛起希望、政府韬晦的智慧和各种势力颠覆中国冰冷的心，对于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那些攻击中国的专家们是不懂吗？以他们的水平而言装不懂的可能性是更大的，中国现在就是需要稳定压倒一切，违反这样的大原则的任何因素，都要毫不留情的牺牲掉，哪怕是有益而破坏稳定的，也要暂时的牺牲掉，以后再平反再让历史评价。记得著名军事家吴起带兵，有一个士兵为了表现英勇抢先杀入敌阵带了两个首级回来，吴起将他立即斩首示众，因为他的行为破坏了军队的整体行动和军纪，这样的纪律才是军队胜利的保障，而中国目前崛起也是类似的情况。

一时的胜负在于力，千古的胜负在于理。信用的胜负才是最终的胜负，建立了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信用，才有长久的胜利，西方的发达不仅仅是其科技，更不完全是其制度，其深处最本质的是建立了人类先进的社会信用体系。

资料链接：

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

2001年10月26日由美国总统 - 乔治沃克布什签署颁布的国会法案（Act of Congress），正式的名称为“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中文意义为“使用适当之手段来阻止或避免恐怖主义以团结并强化美国的法律”，取英文原名的首字缩写成为“USA PATRIOT Act”，而“patriot”也是英语中“爱国者”之意。

这个法案以防止恐怖主义的目的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根据法案的内容，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减少对于美国本土外国情报单位的限制；扩张美国财政部长的权限以控制、管理金融方面的流通活动，特别是针对与外国人士或政治体有关的金融活动；并加强警察和移民管理单位对于居留、驱逐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的权力。这个法案也延伸了恐怖主义的定义，包括国内恐怖主义，扩大了警察机关可管理的活动范围。

美国2012年度《国防授权法》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2011年年5月26日和12月1日通过了该法案。

2012年《国防授权法》的第1031条和第1032条规定，只要总统认为必要，政府就可以无限期地拘禁美国公民，而不再需要经过指控和审判。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官员只要基于怀疑就可以拘捕任何美国公民，而不再需要向任何法官出示证据并取得拘捕许可。政府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即可以中止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怀疑的理由可以是某人曾经在过去和现在参加过某“可疑组织”。如果政府官员认为某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他们实际上将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任意地对一个守法公民实施逮捕、审讯和无限期羁押。该法案并且授权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根据“国家安全”需要拘捕任何美国公民，而不需要经过法律上的正当程序。

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动荡日趋剧烈。作为拖累全球经济的“病灶”之一的欧债危机，即便在2011年12月9日欧盟峰会出台财政纪律协议之后，也没有出现好转迹象，反而在危机泥淖越陷越深。需要“急救”的对象从年初的希腊变成了整个欧洲的银行业，“治疗目标”也已顾不上考虑经济复苏，而是必须迅速采取措施避免欧洲银行业的大崩盘。

欧洲形势震荡趋恶的同时，全球经济另一大“病灶”美国却出现了一个奇诡的现象：2011年以来美国实体经济持续低靡，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QE2）释放巨量美元而无实效，8月2日美国国债上限危机并未实质解决，按理说应该引起美元汇率大跌才对，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美元在2011年整体表现稳健，甚至在9月份之后出现强劲升值势头，这不奇怪吗？

如果我们看看综合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的指标——美元指数最近一年来的走势，

图1 最近1年美元指数变化趋势

就会发现：美元只在2011年1-5月QE2集中实施这段时间有过一段稳定贬值期，但贬值幅度明显可控，而综合全年来看，美元指数大致在74-81之间摆动，相对稳健。这是为什么呢？这与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有关。

一、“特里芬悖论”与全球经济大循环

现行全球经济秩序的建立始于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与当时金本位制下的货币黄金按照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这样，美元的流通就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关键。

不过，美元只是美国这个国家的货币，要供给全球使用，就需要建立一种使美元从美国输出到世界的机制。历史上，建立这个机制的第一步是马歇尔计划。二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美国共投放了大约130亿美元金融、物资和技术设备援助，在欧洲建立起大量技术先进的工厂，并且使欧洲有了美元储备。

欧洲的工业体系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帮助得以恢复，开始向美国大量出口工业制品。欧洲制造、美国付款的跨大西洋经济圈建立起来。到1958年，美国首次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在此过程中，欧洲的美元储备大量增加，出现了“欧洲美元”（Eurodollar）一词。

然而，尽管美国印钞、欧洲制造的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之初十几年看上去是可行的，它实际上却存在着致命的内在缺陷。1960年，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他国家就必须持有美元才能进行国际贸易，为了获得美元，就必须向美国出售商品，这就要求美国不断向其他国家买东西，在贸易上做个逆差国；而世界货币要求币值比较稳定，亦即保证能买到“值那么多钱（美元）的东西”，这就要求美国不断向其他国家卖出东西，在贸易上做个顺差国才行。美国作为逆差国和顺差国，都是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这两个内在要求却是彼此矛盾的，这就注定了这个体系迟早要崩溃。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

“特里芬悖论”揭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内在缺陷。可以借助如下这幅“全球经济大循环示意图”阐明：

图2 全球经济大循环示意

在这幅图左半部分，世界要向美国出口商品1才能换来美元1，这构成阶段-1。不过如果总是由美国来印钞向世界购买产品，那无疑就是一个美国“打白条”抢劫的过程，这是无法维持的，因此就需要建立阶段-2，也就是美国向世界出口商品2，而世界则向美国支付美元2的过程。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这就是全球经济大循环。

如果考虑到除了世界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之外，世界各国之间也要进行贸易，而这些贸易也是需要美元这个世界货币的，那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实现进口量大于出口量，也就是商品1＞商品2，才能为世界供给足够的货币量。而又因为美元是美国的信用货币而非别国人一定会天然接受的货币（如黄金），因此，别国人愿意接受美元的条件就是他要确信能够从美国买到值这些钱的东西。要保证世界能买到“值那么多钱（美元）的东西”，不至于发生美元的崩溃性贬值，那就需要在长时段上做到出口量不小于进口量，也就是商品2≥商品1才行。不幸的是，显然“商品1＞商品2”与“商品1≤商品2”之间是矛盾的。

二、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失序

真实历史的情况是：阶段-1容易实现，因为印钞是容易的，然而阶段-2的实现却困难重重，甚至经常在崩溃边缘游走。

二战后，美国有大量在战争中形成的军用技术可以转化成民用。1945年，美国出台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为美国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开发研究的发展指明了一份路线图。此后，美国工业开始定位在全球技术领跑者的位置上，向全世界输出最具科技创新含量的产品。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些出口产品是微电子、民航、原子能等，发展到80年代则是个人电脑，90年代之后是互联网……这样虽然美国的贸易赤字自1952年之后就一直呈持续扩大趋势，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商品2”）还是保证了有比较扎实的美元回流美国（“美元2”）方式。这对维持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就意味着海外美元数量的扩张速度快于“商品2”的增长速度，这样就会导致商品2与海外美元数量数量越来越背离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有拓宽美元回流（“美元2”）渠道的办法。现实中，这个办法就是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工程。

1968-1974年期间，一系列动荡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968年由于美元数量膨胀，35美元=1盎司黄金固定比价难以维持，发生了欧洲大量以美元兑换黄金的“黄金战争”，导致美国被迫关闭黄金的私人兑换窗口。到1973年春，美国由于国际贸易收支严重恶化，无力维持黄金价格，被迫宣布黄金价格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当年10月又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的结果使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宣布对西方世界实行石油禁运。1974年，美国为了应对重重危机，与沙特等波斯湾国家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由此，以石油金融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逐步建立起来。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能科学基地的物理学家们大批转业，摇身一变成为华尔街的交易员。他们把原子能工程中的数理统计方法应用到金融交易中，发展出了“金融工程”这个不断释放金融产品创新的潘多拉魔盒。

20世纪80年代，在海湾六国形成了巨量“石油美元”，而海湾六国的统治者们又把这些石油美元用来大量购买美、英等国生产的军火，即“武器换石油”，这就形成一个完成的“从石油美元到军火美元”的循环。而金融工程制造的衍生金融体系又为美元提供一条通过虚拟经济途径实现大规模流出/回流美国的渠道。这样美元回流的方式问题暂时解决了。然而，2001年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彻底摧毁了“商品2”的可持续性基础，全球经济大循环断裂了关键一环，实际上已经失序，面临崩溃。

三、从次贷危机到美债危机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已经耗尽了那种能够飞速发展以支撑起不断膨胀的货币数量的“毁灭性创新”潜力。2001年前两个季度，美国经济已步入衰退。不过随后发生的三件大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这三件大事是2001年9月的“911事件”、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和2002年2月28日欧元区诞生。“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这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军事介入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石油的贸易路线，强行确保美元回流渠道安全。另一方面，欧元区诞生后，欧元成为了一种具有匹敌美元潜力的替代性货币，这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巨大威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起到了控制欧元区油路的作用，从而为美国提供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揍贬”欧元的武器。

为了给互联网泡沫之后“无处安放”的巨量美元找到一个支撑，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通过将美联储隔夜银行拆借利率降低到1.0%，压低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把资金引向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使得中国在工业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挣到了大量美元储备，由于美国能够掌控美元回流的流向，因此，中国的美元资产实际上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投向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债券。这里的其他美元债券主要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抵押贷款债券。

这样，由于资金的流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繁荣。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一大后果就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泡沫化，在2007年造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实际上，次贷危机尽管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却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所在是美债危机。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财政曾实现盈余，但财政负担严重的反恐战争造成了美国政府开支的螺旋式上升。2001年，小布什上任总统时，美国国债是6万亿美元；到2005年小布什连任时，国债总额增加到7.6万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为了增加美元发行以购买不良资产，国债发行量被迫大幅增加，到2009年初奥巴马上任时，美国国债飙升到至10.6万亿美元；经过两轮“量化宽松”（QE），到2011年8月2日，美国国债总额达到14.29万亿美元，与美国GDP相当。

图3 美国国债上限的增长

为什么说美国国债总额的增长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呢？这是因为，美国国债总额实质上就是美元的发行问题，这是由美元的发行机制所决定的。美元的最主要发行机制是：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美联储则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联储支付的货币，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货币注入到社会中进行流通，而美联储则得到这些国债作为抵押，这些国债的未来收益将作为美联储增加货币发行量的保障。而美国财政部能够为国债支付利息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是以美国国债做抵押的，而美国国债是以未来的税收收入做抵押的。虽然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并非美元唯一的发行方式，但从美联储建立以来，购买国债一直是投放基础货币的最主要渠道，占到美元投放总量的约88%。美国财政部所发行的国债中的大多数，也是由美联储承购的。因此，美国国债到达上限的实质含义就是：几乎无法发行更多美元了。

在美债危机的“死线”时间，也就是8月2日，美国国会两党达成了关于解决美债危机的临时协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临时协议并非一个解决方案，而是把出台解决方案的时限推迟到今年12月23日的一个“拖延方案”。

由于这个拖延方案只是把危机的解决延后了，这就造成了多种后果，从2011年8月起预计到2012年中，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动都需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

四、全球经济恐长期萧条

美债危机的拖而不决是如何影响近期的全球经济形势的？又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造成怎样的后果呢？在分析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幅美国M1货币乘数变化趋势图：

图4 美国M1货币乘数变化历史

美国M1货币乘数是指：美联储每给商业银行注入1美元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会通过多次贷款创造出多少倍的M1货币（M1=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从图中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美国M1乘数急剧从1.5倍上方跌落到1.0下方，并且至今没有返回过1.0以上。这就是说，每当美联储给商业银行注入1美元，商业银行贷出去的竟然连1美元都不到！要知道，2008年底至今，已经经历过两轮总额至少达1.3万亿美元以上的“量化宽松”，但M1乘数却告诉我们：这些钱全都没有变成对经济的真正刺激，而是全都躺在银行的账户上睡大觉！由此可见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停滞到何等程度！

再请联系美国国债上限的增长图想一想：在银行已经很少放贷，亦即经济很少真实增长的情况下，国债总额却在快速上升，这意味这什么？这意味着：居民实际收入不会增长但负债一定会增长，工作岗位在减少但税一定会增加！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一大背景。

事实上，美联储连续两轮“量化宽松”的无效几乎是规律性的必然结果：QE1只是在收购金融系统制造的“有毒资产”，这不会直接刺激实体经济复苏；QE2是给大公司账户注入现金，这也不会直接刺激实体经济复苏。但即便如此，美联储的进一步动作也是必然会进行的——不可能有复苏妙策，但为了维持美元的全球循环，必须如此。

美债临时协议之后，尽管获得了4000亿美元国债购买额度，美联储却并没有选择QE3，而是决定进行“扭曲操作”（OT2），这样做的考虑有二：第一是扭曲操作本身的作用；第二是QE3必须留待更需要的时候去用。

OT2的操作方式是“卖短买长”，即卖出美联储持有的美国短期国债，而买入等额的美国长期国债，这会导致美国短期国债利率升高而长期国债利率降低。短期国债利率升高是为了吸引美元回流美国，从而变相起到为美国金融体系注资的效果；降低长期国债利率是为了压低类似购房贷款这样的长期融资成本，以图拯救依然水深火热的美国房市。

OT2促成的美元回流，造成了图1中显示的9月份美元指数升高，而这恰恰害了欧元区！由于作为世界货币美元的突然大规模回流，全球出现流动性紧缩情况，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银行惜贷、中小企业融资难，而对于本就处在危机中的欧元区，严重性就比中国大得多，成了欧元生死抉择的问题。

9月份之前，欧债危机的焦点还是希腊等“欧猪五国”（PIIGS）的主权债务问题，争论中心还是德国是否愿意出手相救。但到了9月底10月初，欧债危机的焦点突然转换成了急救欧洲银行业尤其是66家大银行，争论中心也已不是德国出不出手，而是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能否凑到2万亿美元的巨资。这种急转弯就是美元回流导致的后果。

如果我们列举一下欧洲66家大银行中最大几家的名字，理解问题的所在就会容易一点：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很明显都是业务网遍布全球而不仅局限在欧罗巴这块土地的“八爪鱼”。因此，全球美元流动性的突然紧缩，就导致了这些银行突然面临资金链断裂。所以，欧洲银行业就会由于美元流动性缺乏而突然“休克”，美元兑欧元在这个过程中反而由于稀缺而升值。

9月中旬，美元流动性紧缺的突然来袭迫使欧洲银行体系出租黄金以借入美元，导致黄金租借利率突然大幅下降，并下探至历史纪录新低。

图5黄金租借利率变化趋势

欧洲银行业的这一举动也导致了9月下旬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的大跌及随后的震荡。这其实是当前欧元与美元间的“货币战争”已发展成地缘政治大博弈的表征。

前文说到1968年的“黄金战争”中，欧洲发生了以美元兑换黄金的风潮。实际上此次风潮的长期后果就是：欧洲持有的黄金要多过美国。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官方数据，美国持有的官方黄金储备为8133.5吨，而欧洲仅德、法、意三国央行所持有的官方黄金储备量之和即达8288.2吨。实际上欧洲的商业银行和私人体系持有的黄金可能更多。所以，如果说美元实际上是以石油为“锚”的话，那欧元就是以黄金为“锚”的。美国打伊拉克战争一大目的就是遏制欧元变为“石油欧元”取代美元地位的可能性，而当前新的“黄金战争”事实上已经爆发，这是美国试图扭转1968年黄金战争的结果，以图夯实美元的基础，维持未来的全球美元大循环。

实际上，美国虽然不希望看到一个能够挑战美元的欧元，但也并不会真正希望欧元分崩离析，因为那样只会把德国彻底推向俄罗斯一边，帮德国甩掉欧元包袱的同时增加俄罗斯的筹码。符合美国利益的是一个疲弱听话的欧元。当实体经济缺乏维持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阶段-2”的能力时，地缘政治成了仅剩的手段。因此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地缘政治博弈烈度会升高，不过成本过高的地缘政治手段（如直接发动战争）出现可能性会降低，因为没钱。

所以，目前形势稍好的“金砖五国”成了美欧竞相拉拢的对象，但美欧双方对金砖五国的乞求程度显然不同。

不过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必须对明年可能出现的形势有充分考虑，这来自美联储保留4000亿美元国债购买额度所留的“后手”——QE3。由于2012年上半年美国将迎来2007年之后的另一波“次贷”合约到期高峰，因此届时美联储将面临再次释放美元以“稀释有毒资产”的压力。这对全球经济将带来更大的考验，必须做好准备的应对准备。

合理的范围如何确定？又用何种手段来制度化？这点应该详加探讨。

时政版讨论韩国海警抓捕中国渔民事件十分热烈，现在各种材料越来越丰富，细致讨论也就成为可能。有兴趣的河友，欢迎就这一话题向《经略》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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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刊物尽管是民间作品，但是主旨和风格是严肃厚重。如果一时找不到好的设计方案，哪怕就是把现在“经略”这两个字竖排一下做成不规则椭圆的阴文印图都是好的。就像2008奥运标志那种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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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2011：大胖子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