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土共这次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 -- 老广
家园 其实原话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原话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改开以后，宣传时都把最前面“社会”二字去掉了
家园 按个人的理解，给你一个解释 不要主义（要不就是见不得阳光的主义）---------他当然是不要主义，更是见不得阳光的主义，第一，基本上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取而代之的是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理论指导和社会实践。按照河友的说法就是
以前ZG是以意识形态领党，后来意识形态没有了，就只能以组织领党。更坏的情况大约就是20-30年代军阀的做法了---赎买了。；国内的问题，我觉得很大程度是根子也在这儿。
意识形态说没有，其实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是在墙上供着，没有拿出来用。
第二，说他见不得阳光，一点也没错，工人的罢工权和人民群众的游行集会的权利是谁给剥夺的？政府接受群众监督是被谁限制的?
不问是非（要不就是小众利益至上的主观是非，而非大众利益至上的客观是非）--------猫论就是典型的不问是非，而先富论则是典型的小众利益至上。我们一直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建国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功劳，所谓“改开”其实就是个政治概念而已。改革是什么，就是把大多数人的利益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对外开放则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一直存在的，河中很多大牛都论述过这个。今天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文革期间的“四三方案”功不可没，更不要说建国前三十年较为齐备的工业体系和农村水利建设了。
蔑视理论指导（迷信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知性世界的经验总结，无视、蔑视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性世界的逻辑升华）的实用主义------------------------这个跟目前社会上信仰缺失思想空虚拜金主义自私自利等等现象有因果关系。
毛晚年一直在跟走资派作斗争，可惜年迈体衰，一人之力还是抗拒不过周期律的影响，更是斗不过那些掌握了众多权力资源和舆论资源的走资派，所以他终究还是个失意英雄。
家园 您不知道，除了治国路线上，我对邓是基本肯定的。这可求同。 但是，在实用主义上，我认为邓的实用主义，就是俺所批判的那样。这，恐怕得存异了。
此外，给忙总的帖子里，俺是加了引号的。加引号的作用是，并非认为忙总实实在在的给毛泼污水，而是强调忙总在这个问题上忽略或犯错对河友们误导的严重性。故而用“泼污水”醒目警示一下，别无他意，更无人身攻击之意。
不要主义、不问是非、蔑视理论指导的限定词，这也算是对邓的严重攻击吗？对比三十年来对毛的攻击，您这也太爱惜邓了吧？
反过来，金子越擦越亮，有人攻击邓，也未必全是坏事。具体到这里，您为邓的辩驳，说服力不太够吧？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没有人否认毛的功绩，只是您强加给邓的几个限定词让人无法接 受。邓要是有别的错误的地方，请您细心把事实指出来，我自然也会接受。
推荐一篇文章：
http://www.cqzg.cn/viewthread-178600.html
家园 所谓……，或许只是阁下对邓的感情倾向所致 给邓的实用主义所加的几个限定词，阁下认为是俺强加的，让人无法接受的。所谓“强加”，所谓“让人无法接受”，或许只是阁下对邓的感情倾向所致，并无有力辩驳。
说邓是实用主义，恐怕没什么人反对吧？问题是忙总说毛也实用主义。这下问题来了：邓是实用主义，毛也实用主义，这两人的实用主义是一回事么？不是的话，怎么个不是一回事法？所以，我将毛邓作比较，在主义、是非、理论指导上作了区分，“不要”、“不问”、“蔑视”给了邓，“坚持”、“倡导”、“重视”赋予毛。以毛作为标尺，邓敢说自己的实用主义是坚持主义、倡导是非、重视理论指导的么（毛弃用王洪文让邓出来工作，过了一阵子，毛失望的说“还是白猫黑猫哇”。对邓的“猫论”实用主义，毛既失望又无可奈何）？
阁下抬出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干什么？难道是在否认毛泽东的坚持主义、倡导是非、重视理论指导么？
前面刚刚长文批判了朱学勤《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谈谈朱学勤的《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您又抬出王力雄（链接里还找不到王力雄的名字）的文章，想累死我啊？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实用主义之间也有根本不同。 许多人把邓矮子和毛巨人相提并论；某以为两者可以相提，却不可并论。何以故？政治水平高下太悬殊。
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者都是出于某种目的引导，或者说引诱大众为他们的统治集团服务。大众的眼光智力良莠不齐，不可能一一教化，然后推行政策。
因此如何激励人民，带领众生实现远大目标的能力，就成了评判领导人水平高低的量材玉尺。如何实现目标的手段，可以称作----权利。维护权利，在某的旧作里已经提到，托夫勒归纳为三个层次：对暴力，金钱，信息的控制。小树丛穷兵黩武，就是在用金钱收买其他国家，用信息蒙蔽世人耳目失败之后，回归原始，赤膊上阵，原形毕露，狗急跳粱的强盗行面目大暴露。这种水平只能归入政治小丑之列。
其实两人都运用了孔子的役民之道。但毛用的是人类的光明面，激励人民的荣誉感，自尊心，自我挑战，自我进步的精神境界。而矮子利用的则是人类自私，贪婪，追求物质满足的阴暗面，这和西方社会，特别是野蛮部落的信条倒是如出一师。所以也就不奇怪西方扬邓抑毛了。
顺便说一句，有人拿毛时代没有肉吃作为反毛的理由之一；某觉得人吃肉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肉。如果因为没肉吃而生怨恚，这样的人简直禽兽不如。你是人还是畜牲，这倒是个衡量标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欢迎滚去北朝鲜 在金胖子主体思想感召性，绝对是激励你的“荣誉感，自尊心，自我挑战，自我进步的精神境界”，何止不会“没肉吃而生怨恚”，喝西北风都要誓死保护金胖子画像呢！
家园 想起 水果的看法，毛主席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微妙结合
家园 毛泽东是五四青年 [QUOTE][/QUOTE]所以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是悍然决定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面的这件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文革”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老干部们，你们只有政治目标，你们要夺江山打天下，你们不知道我带你们爬雪山走草地之前“五四”时代已经形成的文化理想。过了这个雪山，爬了这个草地，得了这个天下干什么，要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我的政治权力来发动“文化革命”，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面貌。所以我认为，今天就是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你只有挖到这一步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避免这样的惨祸再次发生，再次发生。所以我的看法跟知识界的大部分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孽，也不是一个加四个所谓加“四人帮”的罪孽，不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罪孽，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胡适也罢，鲁迅也罢，矛盾也罢，郭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你去看看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面现当代文学的教科书里面，你们找到的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理想核心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啊，都是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
等到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这才惊呼你不仅仅是触及我的皮肉，还要触及我的灵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大革文化命。这话错了没有？没错，是这样。对了没有，也没对。就是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结果。后一场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前面的这个文化革命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木匠造枷夹自家”。只是这个木枷，几代人你一锤我一炼的把它锻造成功，最后套上脖子，啪嗒一声锁扣上时候你喊了起来了，不对，毛泽东你搞错了。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他感到内心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摘自朱学勤《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 复 毛泽东是五四青年
家园 谈谈朱学勤的《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那个帖子不赞成忙总对毛用“实用主义”这个词，不知为何引出阁下的“毛泽东是五四青年”的回复，是想说毛是理想主义者吗？那我也不同意（静态分析毛作为理想主义者那一面，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总体上认为毛是理想主义者）。
上面河友鹄釉扉提到葡萄的看法“毛主席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微妙结合”，我是同意的。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完全的理想主义，是对立的，矛盾的，但在洞彻通透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冯友兰那里叫共相与殊相）之间关系（事与理、知与行的统一）的毛那里，是可以在更高层面上统一起来的。这个统一，在方法论上，就是实事求是之学，哲学论述主要体现在《矛盾论》、《实践论》里。
朱学勤先生的《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以前好像看过，感觉很受益，当时修为所限想批判却批不出什么东西来。如今重新看了一遍，又有新的体会，这里大略说说我的观点。
纵览全文，除了“文革”与“五四”之间正相关关系的观点我认同外，其它观点就相距甚远了。
朱文开篇就提到梁漱溟的“学术中人”和“问题中人”，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问题中人”研究和解决的是特殊性，“学术中人”研究和解决的是普遍性。理解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之学，也就能更好的把握“学术中人”和“问题中人”之间的关系（这里附会一下：从“问题中人”开始，上升到“学术中人”，然后再回到“问题中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既然从“问题中人”开始，那么我们将视野回溯至1840年-1919年之间（也适用于1919年至今），那时的中国人，有三个愿景，第一个层面是先活下来（救亡图存），第二个层面是再图发展（富国强兵），第三个层面是天下大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之类的。愿景切换成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命题、富国强兵命题、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命题。
这些命题的外在表象是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内在主线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救亡图存命题对应的是基础层面的生存，富国强兵命题对应的是发展层面的生存，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命题对应的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层面的生存）。
朱学勤先生的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围绕着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么英美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包括文化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些革命的内在主线，或者说这些革命都是为什么服务的？这个问题的内核，如果你抓不住，你“问题中人”也好，“学术中人”也罢，搞那么宏大的课题，不是搞成“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就是搞成“繁琐哲学，不击要害”。
这些革命的内在主线，就是生存。具体到1840年-1919年之间的中国，就是救亡图存命题。
二十世纪的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就是TG的诞生（好多人觉得好笑，你要是有民族生存命题的历史感，恐怕就笑不出了）。今天回过头来看，1919年-1991年（这个时间段的划分可以商榷），在中国，TG有没有完成救亡图存这个命题呢？如果完成了（要是认为到1991年中国连基础层面的生存都还没有完成的话，你我之间就没有探讨的基础了），那朱学勤说“过去的一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多灾多难，灾难最后推到顶峰为什么会是文化革命这样的产物会出现”，不说他胡说八道，那也是文不对题。灾难最后推到顶峰是1966年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只能说朱学勤先生在中华民族生存命题上对TG和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
对TG和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你就只能在“问题中人”里一辈子打圈圈（朱的潜意识认定TG和共产主义运动解决不了中华民族生存命题，或者他压根就没有把中华民族生存命题纳入视野，可事实呢？无视历史和现实事实的研究，搞得再天花乱坠，除了忽悠自己、忽悠别人外，恐怕只有学术教训的意义了），再也无法上升到“学术中人”了，更遑论重新回到“问题中人”（前后两个“问题中人”不是一个层面）而今迈步从头越了。
朱学勤先生只有一个观点说对了，那就是：对于当时中国的问题，1919年前后的毛泽东，自“问题中人”开始，到1938年前后上升到“学术中人”（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升华的代表，以《论持久战》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代表，毛泽东事业的上升和突破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建国后的1957年，从1958年开始，慢慢累积至1965年，毛泽东又回到“问题中人”（两个时代，毛泽东面对的问题不同，但内在主线还是一样的），1966年发动的“文化革命”是他新的重大探索的开始。所以，他说“文革”和“五四”是正相关关系。
朱认为“文革”也好，“五四”也罢，都搞错了，文化决定论根本搞不通，早该搞制度决定论了。朱这样的反思路径，根本就是文不对题。早该跳出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了。当年的主义和问题之争，后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陷了多少人啊？！
朱对英美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研究，离开了生存这个内在主线，又陷在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中，其学术价值是很有限的。轻视毛选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之学，别的不说，恐怕连主义和问题之争、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都跳不出呢。
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对于物质层面的意识层面上，大概产生过三种决定论，即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在静态分析上，每个决定论在其一定的适用时空下是正确的，但在动态分析和较大尺度的时空下，只能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时空阶段下具体分析）了。俺在下面只是很粗线条的泛泛分析，不对之处请指教。
在救亡图存上，其使命，不只TG，KMT也是想努力担当起的。在此之前，胡适和李大钊曾就主义和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那么，TG和KMT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选择了共产主义，一个打出了三民主义。在这里，选择什么主义和旗帜来救亡图存，属于文化决定论起作用的范畴。
那么，TG光靠共产主义旗帜一打出，就通向胜利之路了吗？显然不能。“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出主权”，没有枪杆子这个武器的批判，再先进的批判的武器也无法单独起作用。在枪杆子上，蒋中正比大多数TG领导人嗅觉灵敏（这也不算什么，军阀都知道，蒋只是佼佼者），那为什么最终输给TG了呢？同样的中国人，类似的武器装备差距，类似的外援，为什么有1950-1953年抗美援朝和1944年豫湘桂战役这样大的反差呢？表象的具体层面的问题，可以说出很多来，但问题的主要矛盾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支军队为什么而战？（又是文化决定论的范畴）
一支军队，如果一年到头坐在屋子里反复学习、研究、灌输“为什么而战”，它就天下无敌了吗？这恐怕比赵括还笑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相对于KMT军队，列宁式政党指挥枪杆子、军政双主官制和支部建在连上，是军事制度创新，它和“为什么而战”，是KMT军事失败的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根源。
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悬崖边上立住了根脚（KMT的历史功劳，只是没跌落悬崖坠至深渊而已，还要怎么肯定？）。1946年的内战开始，到1949年KMT败退大陆，意味着KMT失去了担负起救亡图存使命的历史资格（KMT的废柴在于，历史给予它比TG优越得多的机遇，它却连资格都搞丢了，还唧唧歪歪到今天徒子徒孙替其喊冤叫屈，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二战之后雅尔塔体系的美苏争霸，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中三国演义，再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可算是中国进入发展层面的生存阶段即富国强兵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其枪杆子的职能（毛赋予它以战斗队、生产队和工作队三大任务），在政权、主权上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命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TG在枪杆子上的成功，从1927年到今天，是制度决定论呢，还是文化决定论，亦或是技术决定论？单说哪一个决定论，都是错误的。哪个都重要，但又不是什么时候都平均重要的。哪个是主要矛盾，只能具体时空下具体分析。
TG搞革命，首先是军事革命成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进行了政治革命，到1965年毛认为不搞文化革命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军事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都是为经济革命服务。所有这些革命，都是为基础层面的生存服务，为发展层面的生存作基础和铺垫）。在这些革命里，TG搞了很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只是因为它的革命路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径，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路径，所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污蔑为TG胡乱搞、胡折腾。
只要睁开眼睛看看近百年来，TG有没有搞掂了基础层面的生存命题？TG在发展层面的生存命题上，是不是在坚实的基础和铺垫上健步前行？
92年来，相比较而言，难道不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时的失败，暂时的挫折，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找不着历史之北了吗？我们的屁股在自己腰下，我们的脑袋在自己的项上，凭什么就那么容易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任意摆布呢？看看利比亚，看看帝国主义的德性，看看央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劣根性吧。
正视了历史和现实，明朗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主线，就能不带有色眼镜看TG了，也能不带有色眼镜去考察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之争的真实面目了。
朱的制度决定论，恐怕多半跟多党轮流执政、指导思想多元化、“三权鼎立”和议会制、联邦制和私有化之类的脱不了钩吧？最近两会吴邦国委员长的五个“不搞”，怕是打脸得很吧？
要俺说，TG在基础层面的生存命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朱学勤先生如果不正视的话，对于中华民族在发展层面的生存命题，是难以作出较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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