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报纸里的中国 -- 大地窝铺

委报告说有事，你再看另一篇就会发现，调查组带队的是彭德怀。而且还有个问题，反教条一线是萧克，最多串上刘帅，按说和总参的粟大将扯不上关系，但最后把他也卷进去扫下台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事肯定不是象通行的说的，是毛泽东没事找事要整刘粟，而其它人都是被迫的，被动的，被毛牵着走。

这种乱邦当年在党校搞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和所有的相关事件，都对不上。

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8730051.html

萧克与“反教条主义”始末

刘波

2009年02月01日15:04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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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1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由此打破了“反教条主义”运动长期笼罩在萧克将军等人身上和我军建设中的厚厚坚冰，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也因此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1950年代我军正规化训练 遭遇“反教条主义”

　　建国初期，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在周恩来、朱德倡议下，1950年6月，军委下达了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军训部成立后，在萧克领导下，按照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号召和毛泽东关于“五统四性”的指示，指导全军训练工作。军训部参照苏联军队的条令，结合我国我军优良传统和经验，编制了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以及全军统一的训练大纲，为人民解放军开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合同作战的正规化训练，奠定了法制基础。

　　在抓好部队训练的同时，军训部也大抓军事院校教育，建起了包括南京军事学院在内的一系列军事院校，形成了初、中、高三级培训体系，全军院校后来统一整编为91所。1954年11月，在军训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1957年底，由萧克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训练总监部成立后，在军队训练上建树不少。如，1955年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三军联合抗登陆演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前往观摩。训总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成绩斐然。训总的工作与学苏联军队是密不可分的。

　　在学习苏联军队的过程中，确有一些人不切实际地照搬照套苏军经验。对这些问题，1954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学苏军中照搬照套的偏向在许多方面作了纠正，训总、南京军事学院也在工作逐渐察觉，并予以纠正。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总结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走他们建设中走过的弯路。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有分析在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照抄，机械搬运，要有选择地学。6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高级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中，纠正学习苏军的偏差，对部队的一些制度、条令进行了必要的修订，避免出现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8月，刘伯承三次从北京致信南京军事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反教条主义，要求大家学好五个文件。

　　萧克认为正规化与革命化并不矛盾

　　军队中所谓的“教条主义”首先出自对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评价上。南京军事学院于成立后管理十分严格正规，学员职务不论高低，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有人却对这种严格的教学与管理表示质疑，并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

　　1957年2月国防部派出了一支工作组开进了军事学院。调查中，大家反映学习有压力很正常，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还提出：“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有人据此便说：“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1958年2月，彭德怀提到：“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萧克不赞同这一说法，于是写了一封信同他交换意见：“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它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的支持，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萧克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的相关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

　　不料，这封信后来在“反教条主义” 运动中竟成了“罪证”，说他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反教条主义”使萧克等人蒙冤

　　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了有36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的发言推波助澜，把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此推向了高潮，参会人员增至1400余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振起生气，大有可为”的指示和有关领导的意见，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式，将“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

　　7月22日，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指出：“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决议要求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使得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功勋卓著、兢兢业业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将领和干部遭受批判。一些人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批斗，作降职、撤职、转业，甚至劳改等处分，这些同志长期饱受冤屈，个别被迫害致死。萧克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被斗得身心交瘁，大口大口地吐出血，最后被迫违心地作检讨，才算过了关。随后，被解职转业处理，后受王震之邀到农垦部任副部长。

　　1959 年5 月，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反教条主义运动才宣告结束。

　　平反与思考

　　历史总是公正的，继1978年11月总政治部对“反教条主义”作出初步否定后，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10月，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7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反教条主义”运动以偏概全，将训总及其领导下的军事教育训练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甚至是不存在的问题，无限上纲，夸大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以所谓整风的方式讨论军队建设的重要问题，对负责训练的各级领导和干部采取过火批判和惩罚打击，对当时和以后的军队建设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消极影响。此后，长期心有余悸的军队干部怕谈学习外军经验，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我军长期忽视对外军经验的研究和汲取，我军刚刚起步不久的正规化现代建设出现了停滞和倒退。

　　否定“反教条主义”运动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好继承军队光荣传统与借鉴学习外军先进经验、以及处理好正规化现代化同革命化的关系上。这正如萧克深有感慨的那样：

　　如何看待外国的经验。从1958年 “反教条主义”以后，就不敢提学习外国经验了，使多年来对外军的情况若明若暗。要迎头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打破军事上的闭关自守，敢于向外军学习，特别是敢于向敌军学习。“以敌为师”，为我所用。我始终认为，先进的军事技术、现代化的指挥工具和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军队都可以利用。今天，我们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就必须了解外军和外国的科学技术状况，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要吸收外军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才能使我军真正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萧克将军说得好！战争博弈的特点，要求每一支军队必须要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只有面向世界，勇于向外军先进经验学习，包括向潜在对手学习，洋为中用，才有可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使人民解放军迈入世界强军的行列。对“反教条主义”的彻底否定，有助于全军官兵在思想上拔乱反正，以开放的眼光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在我军建设史上可谓意义深远。

（责任编辑：王黎锋(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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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申诉报告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 “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 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 已故 )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 ( 王必成纵 )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 士榘 )、唐 ( 亮 ) 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 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 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粟 裕

　　 1979年10月9日

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反右和文革等事，一堆人回忆，就算是扯淡，由于多，也可以相互对应着看，这事的资料，特别是一手的，相对来说，少的多。

http://www.szwzdj.gov.cn/Show.asp?id=2873

1958：军队“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四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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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8-11-10 9:10:49 被阅览数： 239 次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

　　刘伯承考虑到将来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建议将原先准备命名的“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筹办以后，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旧址上。

　　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于是大家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小孩子们看见了都很吃惊，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军人的仪表、姿态。到院部大操场会操要走很远的路，刘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叠得整齐。如果不够整洁，他会立即批评：“你们住的这个屋像个乱鸡窝，农民习气，农民习气！”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进行。刘伯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自己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冒雨迎接苏加诺。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给许多人留下了刘伯承严格治军的深刻印象。连一个旧国民党留用教员都说：“我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共产党来，差得远了！”

　　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在军队里叫得很响。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刘伯承明确提出： “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对于苏军教材，一般来说，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比如想定作业不符实际，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等诸多毛病。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没完没了：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考的时候学员“如临大敌”，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是“三堂会审”。毕业考实际上是“国家考试”，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和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伯承的苏联顾问等10多人。考生人人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有的很难。所以考试的时候，发生过有的人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

　　刘伯承很重视这些情况，专门到战役系党支部听取意见。他边听边记，回来后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以后又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1956年，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

　　两封来信引起彭德怀的重视

　　南京军事学院一开始设了4个系，其中战役系招收的52名学员都是军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学员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张震、秦基伟、廖汉生、温玉成、李作鹏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其余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多数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因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引起他开始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处长的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彭德怀的讲话留下历史遗憾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这篇讲话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篇讲话，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取得成绩与存在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这篇讲话，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同时，这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彭德怀的讲话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

　　5月16日，彭德怀主持第109次军委会议，讨论总高级步校党委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时说，中国军事的教条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袁世凯建立新军以来，中国的军事学就开始衰退了。袁的新军是抄袭日本的东西，北伐时代是抄袭苏联的东西，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又去抄袭德、意、日、美、英的东西。中国的红军建立后，旧军队的制度和习气被农民游击队打得粉碎，逐渐创建了人民军队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对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认为自己的东西土里土气，不叫科学。当然对苏联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东西。

　　彭德怀的话是发自内心，也是有所指。

　　叶剑英逆风中盛赞刘伯承

　　1957年，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能幸免。叶剑英一直是主张既要批评和纠正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和方法，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林彪忽然活跃起来

　　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林彪认定萧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

　　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听取意见。继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表明他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6月7日上午，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几位元帅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说：“我们来开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为此就要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求得正确解决。讲团结，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部揭开了，展开批评，才能达到团结。批评的对象是军委和下属各部；因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批评军委，主要就应当是批评我。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批评我，是否会影响领导威信。我说，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军衔和勋章上面。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

　　这次讲话，在“左”的影响下，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到50多人。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请他到会。

　　6月21日，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你们看对不对？我是这样看。要说是军事完全搞坏了，那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点、错误。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还应该要怪我。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毛泽东接着详细讲了我军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还要学，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明确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而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的功过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20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后，彭德怀重提旧事，毛泽东附和道：“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指出：“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同时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认真。”并说：“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上将、大将的名，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刘伯承也未能幸免。

　　这天晚上，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要他们3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在场的3人也都心情沉重。

　　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接着，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也作了检讨发言。

　　7月19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特意讲了要公道地对待刘帅。他说：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四年后彭德怀意识到错批刘伯承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反教条主义”以后，代理院长陈伯钧被调离军事学院，降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并且继续挨不完的批判，作不完的检讨，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影响了他军事教育才能的充分发挥。随后钟期光也被免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职务，休息治病。不久，他前往苏联治疗，回国后叶剑英把他要到北京，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也是降了级。全军许多主管院校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诬为“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籍，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好同志后来含冤死去。不少院校教授会、教研室领导干部和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卓有成就的老教员，也被当作“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批判后而被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处理。使我军在建国后刚刚起步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挫折在随即当上国防部长的林彪当权之后，更是恶性发展，在“突出政治”的冲击和“文革”浩劫的扫荡下，多数院校被砍，军事训练名存实亡，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基本停顿，造成了无法估量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彭德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后来遭受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千古奇冤。他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本来，刘伯承对彭德怀非常尊敬。他给军委和毛泽东的定期综合报告，每次都要写明“请彭副主席转交”，从不越权办事。但彭德怀1957 年春去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结论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既不符合事实，又是背着刘伯承的一次严重政治打击，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之一。如此重大问题，事先事后均未与刘伯承通气，急速报告毛泽东，不料又被林彪等人所利用，参与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展了全军性的“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迫使重病在身的刘伯承进京检讨。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总结发言是彭德怀宣读的。他的这篇发言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的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4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萧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为当年蒙冤戴上“教条主义”帽子的同志摘帽，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1980年初秋的一天，新上任的总长杨得志、副总长杨勇、张震来到邓小平的家，就总参的工作向邓小平汇报，并专门询问了“反教条主义”问题，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因为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他们都有些为难。邓小平听后当即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他坦然地回忆说：“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 邓小平的这番话，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个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如释重负，深为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胸襟所折服。为在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将帅恢复名誉，终于排上了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1986 年10 月7日，刘伯承久病辞世。邓小平至为悲痛，于10月21日写下了《悼伯承》一文。他在文中再次谈到了“反教条主义”问题：“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0 月16日，在刘伯承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 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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