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继李作鹏之后，吴法宪也奉林彪之命跳了出来。

吴法宪，江西人，放牛娃出身，十五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委、支队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兵团副政委等职务，建国以后历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

在林彪的所谓“五虎大将”中，吴法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物，很多党史刊物上连载的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描述中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把吴法宪刻画成为一个典型的“草包司令”，似乎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就是吴法宪的本来面目。吴法宪被捕以后，凡是见到训问人员一律称之为首长，凡进门必称报告，其人交待问题的态度是空前之好，由此更加验证了此人草包的一面。然而，实际上呢？

对此，长年致力于研究林彪集团犯罪的军旅作家肖思科有过一段精彩的论断，他说：“吴法宪并不草包，相比之下，他满肚肥肠的弯儿比一般人要多。对于他来讲，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功名利禄，自己可以含垢忍辱，可以忍气吞声，可以毫不在乎，可以装聋卖傻。由是，许多人把眼光留在了他嘻嘻哈哈、点头哈腰这一面。”（《特别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吴法宪是“装傻”。他的装傻也是由来已久的，或者说也是历史形成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段吴法宪的“光荣历史”。

一九三九年八月间，著名的湖西肃托开始了，在王须仁、王凤鸣的把持下，郭影秋、梁兴初等一批党内军内的骨干分子被屈打成招，几乎被枪决。以后，幸好罗荣桓赶到解决了问题。而肃托的始作俑者王凤鸣的第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支队政委就是吴法宪，肃托事件出来以后，罗荣桓曾经急电吴法宪，要他赶去先行处理，然而，吴法宪始终没有到位，后来事件平息时，罗荣桓问吴法宪：“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上述罗荣桓、吴法宪对话引自《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然而到了公元一九六五年，吴法宪就不再胆小了，也不再犹豫不决了，他先后在林彪、叶群的暗示、鼓动之下，用写信揭发、公开讲话等方式诬陷罗瑞卿、林月琴、叶选宁、叶向真、谭政、萧华、余立金、杨成武、许光达等多人，在专案审理这些人时，吴法宪大权在握、口含天宪，以所谓的“医疗服从专案”使得这些开国元勋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当然还有贺龙，而且，他对于贺龙还有格外的“关照”，这点我们后面将详细谈及。

一九六六年，吴法宪曾经在空军内部把对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成“反党集团”，以后有人把这件事汇报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七月，刘邓指示要对海军、空军的问题进行整顿。七月十一日，贺龙在军委常委会研究空军的问题时，明确指出：“

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现是假的。”虽然，那时候贺龙已经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然而仍旧直言不讳的提出空军出现的问题。

可是，贺龙的这种正常的工作上的意见、看法，却被林彪、吴法宪视为插手空军，林彪在听取汇报以后，明确支持吴法宪、李作鹏，林彪说：“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八月下旬，他在和吴法宪等人谈话中第一次说到贺龙，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他还提醒吴法宪注意贺龙，“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吴法宪同时还找到叶群哭诉，叶群也给吴法宪打气，叶群说：“他打你的屁股实际就是打首长的屁股。你要顶住。”吴法宪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诬告贺龙，该信长达五页之多，对贺龙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歪曲，特别是无中生有的指责贺龙要谋反，是罗瑞卿的黑后台，和彭德怀是同一类坏分子。以后，当审理江青、林彪两案的办事人员向吴法宪出示这些东西时，吴法宪供认不讳。

在吴法宪、李作鹏动手的同时，林彪、叶群还为进一步整垮贺龙准备了更为猛烈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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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上台以后急于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军队各个领域，其中，他的海军、空军寄予厚望。一九六二年，他调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李作鹏为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林彪交待李作鹏去了海军之后，要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海军那里现在思想混乱，反对四个第一，纯军事第一的观点，是没有彭德怀的俱乐部。”李作鹏进入海军以后很快就秉承林彪的意思，和海军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萧劲光严重对立起来。（参见中顾委委员周仁杰《忠贞不渝 顾全大局－－怀念萧劲光司令员》）

李作鹏到海军以后，张秀川也陆续到位，以后终于在文革初期形成海军的“李王张”的一统天下，（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1965年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和1966年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李作鹏集中攻击萧劲光不听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招呼，另外搞一套，林彪在北京抛出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结论报告，报告中作出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四个第一没有真正放在第一，在海军党委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的偏向”的指示，李作鹏在海军内部公开说萧劲光是五八年反教条主义的“漏网之鱼”。林彪在一九六五年说：“我就是要在海军打开一个缺口。”张秀川有一次阴阳怪气的对萧劲光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用考虑一线二线了，直接到三线休息好了。”以后，李作鹏口头传达林彪的“林副主席指示要点”，剥夺了萧劲光在海军的领导权，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林彪、李作鹏关于撤销萧劲光的职务的请求，但是，萧劲光已经在海军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参见《萧劲光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然而，海军问题甫一出来，贺龙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贺龙针对李作鹏在海军内部拉帮结伙曾经这么谈及：“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贺龙还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党章有权利嘛。”然而后面这句话被别有用心的人传了出去，成为“林彪的屁股有什么摸不得”，林彪说：“贺龙在海军的讲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军委，也不能代表毛主席。”萧劲光在向贺龙、叶剑英诉苦以后，贺龙鉴于当时的情形，也不得不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说：“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这个问题，正、副司令员，正、副政治委员都有责任。”但是，他同时也勉励萧劲光“事久自然明”，并且说毛主席还是相信他的。这些事情自然也瞒不过林彪、李作鹏等人的耳报，也因此成为萧劲光的又一条“罪证”，王宏坤后来说：“贺龙在海军给萧劲光打气，萧劲光有了后台就疯狂反攻倒算。”

不过，萧劲光确实在海军内部搞过一段的“软顶”林彪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六月，萧劲光因为“历史问题”被降为海军党委第二书记，造反派质问萧劲光是否反对过林副统帅时，萧劲光默不做声。而此前李作鹏等人组织围攻萧劲光时，萧劲光根本不买李作鹏的帐，厉声指责李作鹏，搞得李作鹏十分下不来台。（参见肖永定等《亲爱的爸爸，安息吧－－纪念父亲肖劲光》）

贺龙间接的为萧劲光讲话，也是因为了解到毛泽东对萧劲光的一个基本态度，虽说没有更多的给萧劲光帮忙，然而也因此得罪了林彪、李作鹏，文革起来以后，李作鹏专门递交给杨成武《关于贺龙压制海军党委整顿思想的报告》，（杨成武是当时的贺龙专案组组长）以后黄永胜接手贺龙专案组后，李作鹏等人的下手就更加直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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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军队中开展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并不是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用心的，最早开始抵制林彪做法的就是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以后罗荣桓也出面干预，林彪报请毛泽东同意以后，对谭政、罗荣桓进行了反击，二人一“死”一“伤”。（死指的是谭政被降职处理，以后又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通知因为林彪的阻挠，迟迟得不到发表）一九六零年召开的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公开质疑林彪的高举、紧跟，与会者彭真、刘少奇也批评了林彪的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然而，深为受用的毛泽东却并不对林彪提出任何指责，相反给林彪打了不少的埋伏，虽然毛泽东口头上也含混的表示要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宣传问题，可是，实际上，对于林彪的那一套做法，毛泽东是比较欣赏的，所以，天津会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会后，林彪进一步的推动个人崇拜的风气在全党蔓延开来。这次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首先开炮，接着邓小平出面，连平素谨慎发言的周恩来也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反对林彪等人简单化、庸俗化毛泽东思想，中央包括彭真这位准常委在内，多数常委的意见是反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的，这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不多见的，然而，阵容如此强大，毛泽东却避重就轻，仍旧不愿意指责林彪，林彪作为长期追随毛泽东的领导人自然不会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会逆常委们的意见而行，因为这个个人崇拜的举动正是搔到了毛泽东当时的痒处，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个人崇拜出台，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所作所为都将为毛泽东所容忍，而对抗这一大原则的行为不论多么冠冕堂皇都将遭遇失败。（邓小平有关这次会议讲话参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283页）

事实证明，林彪的揣摩抓住了毛泽东的当时的主要心理特征，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路下，不仅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而且，党内的民主生活也逐渐走向消失。林彪利用了毛泽东晚年的这个重大错误，在清洗反对者的活动中大打出手。八届十中全会上撤销谭政的职务以后，以后又拿罗荣桓开刀，谭政从井冈山时期就被毛泽东带在身边，毛泽东在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期间就和谭政的岳父关系很好，谭政的岳父也就是陈赓的父亲，谭政革命以后把原来的名字谭世铭改为谭政，结果，毛泽东特意让宛希先调来谭政的入党志愿书看，才知道谭政原来就是陈绍存（陈赓之父）的女婿，选他为前委秘书。几十年下来，谭政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始终和罗荣桓、萧华一道，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尊佛”之一。（参见《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第5页）罗荣桓和毛泽东的渊源就更不用细说了，然而，一旦把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放在是否坚持简单机械的推动个人崇拜的天平上时，毛泽东几乎毫不犹豫的倒向林彪的一边，这种招法，林彪以后百试不爽，从打击谭政开始到整倒罗瑞卿，林彪终于摸准了毛泽东的主脉，这次就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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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和林彪的政治斗争的升级是在一九五九年之后。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彭德怀的斗争，林彪、贺龙出自不同的出发点都积极的参与了，事后，中共中央军委改组，林彪、贺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毛泽东提议，林彪身体不合适的时候，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主持。次年一月，贺龙又出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主抓全军军械生产，这个时期的贺龙走到了他人生的权力顶峰。

林彪在成为军委第一副主席以后，抓了几件大事，第一个就是突出政治，集中在军队中部署吹捧毛泽东的活动，第二个就是安插亲信，控制海军、空军；第三个就是清洗不服从自己领导的军队首长。这三点的共同目的就是在于巩固他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和在毛泽东身边的地位。毛泽东决定用林彪代替刘少奇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培养林彪在党内的威望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为此毛泽东也是煞费苦心。高饶事件出来以后，因为林彪陷入很深，毛泽东在事发之前让陈云赶往杭州去给林彪通气，随后林彪就被毛泽东保护过关，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议邓小平、林彪同时进入政治局，邓是批判高饶事件的主力军，进入政治局不足为奇，而林彪一度上了高岗的“贼船”居然也进入政治局，于此可见毛泽东的用意。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高饶事件做自我批评，他说在认识高饶的问题上，他不如陈毅、阎红彦，他拉着阎红彦做道歉，然而，两个月以后，在高饶事件上有了重大污点的林彪居然再度被毛泽东提名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尽管在毛泽东的一再奖掖之下、林彪扶摇直上，可是，林彪在党内的地位特别是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条件并不成熟，林彪在军队中的资历、成绩自不待言，然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接班人，那就不仅要在军队中，还要在党务系统中、政府系统中都享有一定的威望，才能站稳脚跟。在这点上，林彪不如刘少奇，也不如邓小平，甚至不如周恩来。刘少奇的地位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上，刘少奇两次在毛泽东离开中央的时候成为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一次就是毛泽东重庆谈判，第二次是延安撤退，组建后委，后委负责人实际就是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衔命改组新四军，从而确立毛泽东建军思想在南方八省的领袖地位，建国以后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担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以下毫无争议的第二号人物，包括毛泽东自己也对外国人说他之后首先就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履历也比林彪深厚，邓小平是陈独秀当年的著名的“八大秘书”之一，（其中还有毛泽东）中共中央秘书长，早期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的创始人，以后在抗战、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的地位都不输于林彪，特别是建国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书记处的领导人，成为毛泽东在党务系统的第一发言人，被毛泽东誉为“副帅”。邓小平在五六十年代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狠抓国民经济建设，在党内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七千人大会以后，邓小平更是中央一线的主要负责人。而林彪出于韬晦的心理，长期不问军政，以养病为主，所以，他的班底形成很晚，而且也就局限于军队内部，即便是军队内部的班底也是六十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

林彪的“窜升”在党内军内不服气者甚多，薛明晚年回忆陈毅有一次和贺龙谈话时就用了一个十分轻蔑的口吻说：“没想到那个人会一下窜到那样的位置上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见到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杨勇、廖汉生时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你们要尊重林彪同志，要多请示、多汇报。”（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58页）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闭幕，林彪的地位已经确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深化以后，陈毅当着叶飞、陈丕显等人的面还说：“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参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红卫兵首领蒯大富也曾经交待说：“他们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参见董保存《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

对于这些险象丛生的情形，林彪自然是洞若观火的，他曾经对吴法宪说过：“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交待一九六七三月十五日，林彪找他谈话的经过）那么，什么是”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呢？林彪在六零年以后陆续整倒、打击的谭政、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背景中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不好的人就是不听林彪招呼的人，不按照林彪的指示办的人。而一九六六年以后这个靶子就锁定在贺龙的身上。

贺龙同林彪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件大事上，前面我们说过，林彪复出以后办了三件大事，其中有两件事后来被认为在贯彻中有“重大抵触”，突出政治工作中，林彪和谭政、罗荣桓先后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结果谭政罢官、罗荣桓靠边，然而，与林彪更大的对立的还是大比武，大比武这件事被林彪看的十分严重，林彪最终利用这件事搬倒了罗瑞卿，当然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同样要负有重要的责任，没有他的点头，罗瑞卿是不会被整倒的，在上海会议期间，罗瑞卿被停职的同时也宣布贺龙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除此以外，林彪安插亲信李作鹏、吴法宪控制海军、空军，而贺龙曾经代表中央军委表态支持萧劲光等人，被林彪视作压制、打击。文革起来以后，林彪认为是和贺龙总摊牌的时候了，决定出手处理贺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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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林彪之间的个人恩怨纠缠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叶群与薛明的不和。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名叶瑾。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中统系统的电台里当过播音员，也曾经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工作过，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军官关系比较密切，并且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而且获奖。并向国民党中统办的壁报投稿。另外，叶群的家庭背景也比较复杂，叶群的舅舅和国民党当地政府关系很好，叶群能够当播音员就是由于她的舅舅的推荐，叶群的父亲叶君奇本身就是国民党军少将。

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叶群的这些表现算不得过火，也不能因此就说叶群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但是，延安整风期间，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方针，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洗澡下楼”（陈毅语），每一个人都要写自传，包括党的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在内，然而，叶群没有如实写出来，薛明作为叶群曾经一起流亡的同志，从天津到北平这一段时间中，薛明对于叶群的语焉不详十分不满，出于对党组织的负责态度，薛明做了补充，比如薛明指出叶群的入党时间是假的，叶群填写她自己入党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然而事实上叶群三六年并没有入党，叶群也说不出当时的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来。叶群在江西期间，表达自己对蒋经国的崇拜之情，和当地县长李林的关系很近，薛明把这些事情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书面报告，在目前留下来的这份报告的抄件（原件已经在叶群逃跑之前被烧毁）中，我们仍旧能够看到薛明当时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薛明未免求全责备，可是，在那时候的那种背景下，薛明这么做是再正当不过的了。况且，叶群对一九三六年的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文革中，她还让林彪出面请吴法宪、杨成武给自己写了证明材料，吴法宪自然照办，而杨成武则没有办。（董保存，《杨余傅事件真相》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就说明薛明那时候的质疑还是有道理的，可谓是击中了叶群的要害。

贺龙对于薛明的这份材料当时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他批评薛明说：“你搞的什么名堂，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对于叶群同林彪之间的婚姻，贺龙作为旁观者是不同意的，他曾经就叶群把林彪给她的私人通信公布给大家看一事找薛明谈话，请薛明背后劝一劝叶群，贺龙说：“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参见薛明同志回忆笔录和《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三章）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叶群其人，叶群此人一向好慕虚荣、生活作风十分不严肃，就是到了她的晚年，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叶群的生活秘书王蓝多回忆叶群同黄永胜之间的肉麻关系以及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勾引、挑逗他的经历都足以说明了问题。（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焦烨《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和林彪》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而叶群在延安期间的名声就不是很好，贺龙虽说戎马倥偬也有所耳闻，所以，他并不赞同这件事。当然，他也只是从一名战友的角度出发。

林彪对于中组部了解叶群的历史问题很不满，口出怨言，贺龙曾经劝过林彪，他说：“不能让国民党的坦克开到你的床铺上来。”（参见《中国高干夫人档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而薛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也说：“贺总劝过林彪要注意叶群的作风，林彪不听。”林彪曾经就薛明写信一事问及贺龙，贺龙说：“你老婆有事我老婆揭发，我老婆要是有事，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参见《林彪与毛泽东》，冯治军，皇福国际有限公司出版，1996年香港版）

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上看，叶群对此恨之入骨，以后几次三番的指示折磨薛明都是来自叶群，如果说林彪因为这件事就和贺龙不共戴天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这起摩擦对于贺龙同林彪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新一层的阴影也是自不待言的。

以上贺龙和林彪之间的私人纠缠并不能成为林彪最后决定整倒贺龙的唯一理由，更为主要的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两个人在政治主张、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二人之间斗争的白热化，而个人恩怨则在政治斗争中被进一步的发酵，成为整个政治斗争中的一份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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