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谈谈文革—(1)儒家的缺陷 -- 猪啊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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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谈谈文革—(1)儒家的缺陷

    现在论坛对文革的帖子,大多集中在对错这种事实判断,比如总理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等等,而历史是可以被春秋笔法的,如果先下一个立论,再在野史中刻意寻找支持自己论据的观点,这样做始终是有可能得手的。在我看来,谈文革,需要使用大旗派的方法论,讨论细化的东西没有意义。谈到文革,就需要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就需要提到五四运动,提到五四运动,就需要提到五四运动为何要打倒孔家店,所以本文的第一部分,是谈儒家的缺陷

    一,儒家的缺陷

    有同学说我的前一篇文立论不清晰,立场不坚定,所以这里先给出立论:儒家强调道德的作用,教人成圣,让人温顺,除了法律之外,还给国民戴上道德的枷锁。而道德没有标准,是变量,在不同时期对道德的要求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自我的道德要求也不同。这样的思想培养出来的人,缺少战斗力,没有侵略性,遇到挫折,喜欢找个地方隐居,“一日三省吾身”去了。按现在的说法,是大面积培养宅男。宅男和西方外向型流氓相互PK,秀才遇到兵,肯定是要吃亏的。所以儒家只能用于守成,而没办法开创。

    1,百家争鸣

    儒家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不光有儒家,还有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等派系,儒家当时并不占优势。春秋战国时期一副乱象,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社会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是一个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没事就打仗,是人都想称帝的时期。如此乱世,为何文化上居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呢?(注意这个“百家争鸣”,和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在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主公想称帝,都会养很多“士”(也叫食客或者门客)。如果称帝成功,军事上强的士就变成主公的将领,到处征战解决领土问题,思想上强的士就变成主公的宰相,四处推销普世价值,扫清统一的思想障碍。所以诸子百家的兴起,都是与政权相结合或者说相勾结的,是乱世中普世价值的相互PK过程。

    那么,诸子百家的各种普世价值放在一起,相互PK一下,儒家是否成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当时真正成功的,是商鞅,李斯后面的秦,是法家。这里引用两个法家的观点:

    商鞅认为孔子诗书礼乐教化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读这段再想想清朝的富裕,和对比一下清朝对外战争的羸弱)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这是使社会太平的因素】;法家使少数作恶的【这是社会动荡的因素】)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小部分作恶的人)去除恶。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看这段是否和开国时期打击阶级敌人比较相似啊)

    时光拉到现代,大家再看看这个帖子:链接出处

    主席对法家的推崇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件。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始建,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编在普通(科)一班,读了一学期。其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是迄今为止国家所发现的他一生中之最早的文稿,全文413字。作文眉批五处76字,尾批65字,总计141字。
     

    主席不光早期思想偏于法家,晚年还写过一首诗给郭沫若,《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这里十批指的是郭沫若写的一篇叫《十批判书》,书里面不光批判了儒家,也批判了法家。主席赞同法家思想从幼年直至晚年,堪称知行合一啊

    小结一下。在春秋战国的乱世,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备战经济时期,法家的确可以做到短时间集权到大量力量,就是俗话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统一成功之后,失去了乱世这个前提,需要稳定发展分蛋糕的时候,法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儒家则如鱼得水。由于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很难兼容,商鞅变法中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他最后是被车裂,几千年后毛主席则被泼污水几十年,文革还被官方下了一个十年浩劫的事实判断,这不能说不是法家几千年来历史的轮回。

    2,儒家的发迹史

    儒家在秦统一的时期遭遇了“十年浩劫”。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政策虽然殃及诸子和各家学说,但儒学受害最深,几遭灭顶之灾,据说《乐经》经秦火一炬,从此失传。儒家真正的得势,始于已经统一的汉朝。当时的汉,地理上已经统一了中原,但是思想上还没有统一,迫切需要一个普世价值。然后董仲舒顺应时代要求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他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他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具体神权如何限制君权呢?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限制的。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从汉到清,如此长历史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包括外来的元和清,都是尊儒家的。原因在于儒家提倡中庸,让人顺化,便于君主的统治,利于于士大夫的尊贵。“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亲亲尊尊落实到最后,其目的就是要求任何人都遵守这种原则所确定的礼制,各安其位,不超越自己的地位等级,百姓做顺民,百官做顺臣,这样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儒家第一部成文法典,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名叫《晋律》,再到后来唐朝,才出现中国第一部赫赫有名的儒家法典——《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中许多具体的律文体现了许多儒家思想,例如: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法律关系时,又要根据不同的亲疏、尊卑、男女、长幼、良贱关系来适用不同的法律

    而法家在创立初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法典。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李悝的《法经》 共6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商鞅的变法,则一定意义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国君的宗室亲属如无军功,也照样从王室的宗谱中除名。” “太子犯了法,商鞅准备惩罚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不能施加刑罚 。于是就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施以肉刑,对教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也加以了在其额头剌字的刑罚。第二天,秦国的人全都开始遵守法令了。 ”

    这一节再小结一下:儒家从创立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具体成文法典的。提倡“出礼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准五服以制罪”。按照现在的说法解释一下,大概就是:官吏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3,儒家的楷模

    儒家主要是靠道德来规范官吏的,而道德是个变量,同一时期,甚至同一个人不同地点,对道德的看法都有不同,所以儒家必须要树立榜样,用榜样来确立道德的楷模,也就是说,给社会一个圣人的模板,然后你自己去学。在我的印象中,至少有三个人属于儒家的楷模,大众的偶像。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

    三顾茅庐方出仕,人们通常只注意到《隆中对》对天下大势的分析,而没有注意到“三顾”对王室来说,体现了卖草鞋的王孙也是王室正统;同时,对士大夫来说,摆谱才能体现出和平民的区别。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可以同时受到王室和士大夫的支持。

    刘备死的时候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的做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上仅此一例,刘备所说的话是真还是以退为进?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正是因为这段话,诸葛亮才会流芳百世——因为符合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取向嘛。

    诸葛亮空城计,草船借箭均为杜撰,在《三国演义》中明显受到了神化。在我看来,空城计,草船借箭凸显的是智力优于实力的小聪明论。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了义和团刀枪不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文天祥

    文天祥没什么好说的,实乃民族英雄。这里想提请注意一下,文天祥政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直接跑回文山去隐居了,等到君主召唤,才二次出仕。

    还有一个是现代的,但我仍然将他归结于儒家的楷模,估计提出名字就会被投草无数,不过自己是怎么想的,也就怎么写了。他的名字是:周恩来。

    建国前后,中共历经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毛泽东四朝领导,而在每一次的内讧与外斗之后,周皆居高位,历史上大概只有四朝内阁首辅杨士奇可以比较一下了。最奇怪的事情,在于周总理从无任何负面评价,网上一搜,随便哪里都是赞美声一片,堪称完美的人。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正做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这样的伟人,为何没做主席,一直做总理?

    我小时候很崇敬总理,看传纪,很佩服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现在我看政治人物,主要看他的政治主张对中国有什么意义,而总理是没有什么政治主张的。用道德标准去评价总理,总理是一个完美的人,绝对可比诸葛亮,但用道德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这可以归结于儒家的代代传承。

    孔明多智近妖,总理完美近神。我现在比较喜欢有缺陷的人,觉得真实。如果现实生活中碰到一个完美的人,多半是会敬而远之的

    4,中西方的差异

    归根到底,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我个人认为,在于认同人性是善还是人性恶。

    中国古代有承认人性善的,有认同人性恶的,还有认为人性不善不恶的,但后来儒家成了主流,孔孟所支持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每个人都耳熟能详,后来所设计的社会制度,也是以人性善为出发点的:官员都流着道德的血液,用自律与贪污做斗争。出礼入刑,那是需要出格到一定地步,才会入刑的。再加上中庸等儒家观念,这导致所有人的容忍度都比较高,比较有韧性。只要不压迫到最危急的时刻,都很少抵抗。(当然真正要抵抗,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江泽民前些年提出的“以德治国”“以德治党”也是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延续。道德是一个变量,以德治国能成功吗?反正我是不信的。几年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提了。今年看到孔子像搬到天安门广场,再搬出去,还是挺好玩的。

    西方《圣经》里面,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被化身为蛇的恶魔的诱惑,偷吃了善恶树上面的金苹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这一罪过成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为原罪。总体来说,西方是认同人性恶的,设计的制度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的。演变到后期,就是法不禁止即自由。

    总结一下:

    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导致了中国人除了遵守法律,还需要遵守道德。而道德作为一个变量需要一个标准,这样就使得中国人抛弃了自我的道德观,以全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的道德观。这样做法的弊端是人得到了共性,却失去了个性,展示自我的人被视为另类,风必摧之。优点是容易认同集体,形成合力。有优有劣是容易认同权威。社会中的人是物以类聚的,或者说分阶级的,在大的道德标准之下,又有小团体的道德标准,这就导致面对不同群体,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经常说一套做一套。道德是一个变量,那么全民共同认同的道德标准也是一个变量,这就容易导致礼乐崩化,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提出一个新的道德楷模来全民学习,过几十年上百年就得推倒重来一次,放到古代,就是皇帝驾崩或者朝代更替,放到现代,就是军阀割据或者被和平演变

    如果说偷吃金苹果是西方的原罪,我想,也许儒家的道德观,就是东方的缺陷——去之则失去根源,荐之则“儒极盛则国速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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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鳖抗铁牛

    关键词(Tags): #文革#儒家通宝推:夜如何其,老看客,2313234454dfsd,昭阳,李根,戴口罩的画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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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真的很想读下去

      可是看到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主公想称帝”的时候

      很纠结

      • 家园 那就甭读了吧

        在河里写文,特别是刚开始写文,都要有像达雅学习的勇气才行。

        况且读的懂就行,如果太像论文般严谨,就更无人看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写的太刚,少了幽默,正在思变呢

        • 家园 不是这个意思

          春秋战国时候没人称帝

          可以换个词也许更好

          比如称雄称霸

          • 家园 我明白你的意思

            皇帝这次词,记得是秦统一后才冒出来的

            称雄称霸的话,写的时候,觉得少了那种感觉

            anyhow thanks

    • 家园 谈谈文革—(4)马克思主义的弊端

      家里电脑坏了,隔了很久没继续写,写的欲望也就下降了,简单写几句

      马克思主义成功在于提出阶级划分,并强调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如果没有这个革命纲领,那马克思本人最多就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并和众多哲学家一起,仅仅在哲学史上留有一点半点痕迹。有了这个暴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有了输出到全球的可能。马克思的Title,也就多了一个“革命理论家”。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同样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是暴力型的,推翻型的,破坏型的,它无法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角色互换的问题,即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后,和平时期稳定时期如何发展的问题。

      文革的发生,至少在理论上,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朝鲜战争之后经济蒸蒸日上,当时的情况是地主等底层资产阶级资产已经被暴力收割为国有,高层资产阶级已经被和平收编。以国家力量背书的一张均富卡或者说均贫卡之后,理论上已经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但实际上,在高层,被收编的红色资产阶级依然存在,在底层,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勤劳的,聪明的,走门路的人都在缓慢的走向富裕之路,这种自然而然产生的富人不断涌现。

      通常来说,相同处境的人,共同点比较多,都有基本同样的诉求,容易抱团取暖。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屁民和精英的区别;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在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存在资产阶级?这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于是就有了“走资派”这个说法。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变换成了无产阶级和走资派的斗争。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典制定水平都是刚刚的。但理论是很好的,具体实际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幅员辽阔,具体操作者众多,中央到地方的放大效益从来都是倍增。于是理论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划定走资派”在实际操作中,就演变成了仇富论。

      那么,共产主义能实现吗?我认为是有可能实现的。一是网络中,二是由于地球危机全人类共建的月球基地上。看看马克思的这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此,我的解读是:“无产阶级只有在本国占领了全世界资源的前提下,才能最终实现本国人民的共产主义”。到目前为止,美国是最有资格说自己是世界老大的国家,用军力威胁和经济侵略基本占领了全世界的资源,但依然没达到所谓共产主义的水平。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行上,则需要每个人都具有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思想。而实际中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想法不同在所难免。所以,共产主义“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反面,就是消灭人性,把人变成没有思想的机器,这样的前提下,共产主义,才有那么一丝丝实现的可能。

      土鳖抗铁牛

      关键词(Tags): #文革#马克思主义
    • 家园 谈谈文革—(3)做蛋糕和分蛋糕

      现在的农村,有个奇怪的现象,按理说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水平比起几十年前明显提高了,免农业税,家电下乡,合作医疗都在搞,农民应该从心底感谢小平,江core,胡总才对。而毛时代按照官方说法,就是天下大乱,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大部分在农村,那么,农民伯伯应该非常痛恨毛主席才合理。但事实上,现在的农村,经常看到有些家庭挂毛主席像,而不是给他们生活水平带来提高的邓江胡的像。

      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农民的愚昧和对强权的崇拜。对此我持异议。人人心里有杆秤,谁对谁好,自然感受得到。退一万步说,就算当年被毛的政治口号所欺骗,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也该醒悟过来了。时至今日,农村仍然感谢毛,这就说明,毛当年是真正为农民谋利益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下面就尝试顺着时间顺序,按利益博弈的视角来剖析文革。

      一,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

      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但解放成都,贵州,广州,重庆,云南,海南,拉萨等省市终于1951年,况且还有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一直在打仗,解决的是政权能否活的下去的问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中国逐渐摆脱战争威胁,政权才算初步巩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意义上的成立,应该始于1953年。

      在朝鲜战争之前,大家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同心同德把做蛋糕的面粉啊,奶油啊之类的原料准备齐全了。至于蛋糕嘛,还是做不出来滴,因为一穷二白嘛。这块蛋糕,直到一五计划完美完成,才真正做出来。才谈的上分蛋糕的问题。

      那么,这块蛋糕是如何做出来的?

      1。暴力土改,剥夺地主的土地和金银。

      “新区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完成。整个土改,总计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近7亿亩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2—47%,在这一过程中,留给地主、富农土地约8%左右,同时也动了中农的部分土地。”

      这里肯定很多同学有不同意见了:说1952年土改就完成了,关1953年~1957年的一五计划鸟事啊。

      我们知道,经济政策的效果都是有滞后性的,一个政策颁布之后,其效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比如星空大师08年11月10日推出的4万亿刺激方案,对其优点,当时网上赞美声一片,对其缺点,到了2011的今天,仅仅温和的通货膨胀,对该政策,就集体变成骂声一片了。另外,建国初期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物,还涉及到一个资源调配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居然没有恶性通货膨胀,土改绝对功不可没。

      2,苏联的外援

      苏联的外援,对一五计划的实现,毫无疑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1949年苏联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14.3%。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

      3,军费比例的减少

      建国前军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度达到60%多,之后逐年减少,从1953年的35.3%,降到了1957的18.2%。同时,对军队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把军队数量从1951年的627万人,缩减到1958年的237万人。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以及全体国民的努力,一五计划完美实现了,蛋糕做出来了!当然,与蛋糕同时产生的,还有“走资派”,即官僚资本主义,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就叫改开派。

      1.1 官僚资本主义的前生今世

      官僚资本主义,在古代被称为“士大夫”。“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在当代谈士大夫,谈官僚资本主义,通常会定义它是腐朽的,垄断的团体。而在开国时期,士大夫这个群体的垄断,是自然垄断,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百废待兴,文盲率高达80%,在这样一个人口约5.5亿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总会需要人来管理,这些人就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官吏。选拔他们的标准,有军功,个人魅力等等,但主要还是看其是否是掌握知识。

      祖国刚成立之时,这些人一般是一边从事劳动,一边进行管理,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随着一五计划的进行,中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这些人越来越忙,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开始不大现实。于是一部分人就从劳动中剥离出来,仅仅从事管理工作。这帮人的屁股是在“官”这边的,逐渐就开始和被其管理的民众对立,开始拿着国家公信力“欺下”;遇到上级考核,他的屁股坐回自己这边,就是“瞒上”

      欺上瞒下是官僚资本主义,走资派,改开派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官僚资本主义存继,欺上瞒下就不会被消灭,而且官僚资本主义越发展,欺上瞒下就越肆无忌惮。如何对其限制,是个永恒的话题。

      二,蛋糕(利益)如何分配

      中国刚建立之时是没蛋糕可分的,官僚资本主义也仅仅是萌芽。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做好了一个大蛋糕,与此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也开始蓬勃发展。两者对如何分蛋糕——即把利益分给谁,具体如何来分配利益,就出现了矛盾。毛派是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官僚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样是把打倒的“三座大山”合并成新的“一座大山”,所以给官僚资本主义定义为“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派对分蛋糕的观点是:先分好蛋糕,人民大众会支持,有了人民大众的支持,蛋糕自然会越做越大。

      资派对分蛋糕的观点是:没蛋糕就不存在如何分蛋糕,先做好蛋糕,人民大众望梅止渴会支持,蛋糕越做越大,人民也就越来越支持。

      毛派对蛋糕是如何建立的理论是:人民重于泰山,人民是先进生产力

      资派对蛋糕是如何建立的理论是: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历史上曾经如何分蛋糕

      毛派:蛋糕由全民所有,所以交给国家,由国家按公平原则平均分配,这才是社会主义——后果是“吃饭不要钱”实现了大锅饭

      资派:蛋糕由全民所有,我们代表全民,所以交给我们,由我们按照资源的合理调配原则分配,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前只进行了一半,现在出现的结果是贫富悬殊,官民对立

      总而言之,在一五计划完成时期,毛左派和走资派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出现了矛盾,开始权利斗争。表现形式是“冒进—反冒进—大跃进”,实际生活中就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当然,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交恶也有关系。按照大旗派的方法论,中苏交恶,不在于谁对谁错,实质问题是中国逐渐走向富强,不愿意继续当苏联的附属国,然后才会出现“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比正义的争论。“毛泽东是个政治家”这句话,想必所有的左派右派都不会反对。而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是可以预判和影响中苏未来是否会交恶的。毛对中苏未来会交恶的预判,并以此提出的政策,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大跃进的发生。

      三,文革的诱因

      大跃进的发生和发展,在我看来,除了高层权力斗争,主要是中央政策传达到地方的放大效应。比如胡总视察廉租房,价格如果是1.7元/平方米,地方就可以高歌到1元/平方米,政绩心理下,还可以冒出0.7元/平方米。

      大跃进的确是毛提出的指导方针,地方为了政绩,就出现了放大效应。在当时,各省大放卫星,人民日报积极宣传,包括钱学森这种大知识分子,都写了几篇文章,论证亩产为何能到万斤。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6月12日又放出第二颗卫星,声称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

      这样的产量是明显违背常识的,但四天之后,钱学森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科普文章为这颗卫星提供了“科学依据”:“ 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在此之前的1958年4月29日,钱学森已经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阐述类似观点。

      文革前后的史料是很混乱的,大跃进这种污点,除了毛主席承担过责任,其他人大多与此撇清。根据后来毛接受斯诺的采访,提到“政令不出中南海”——《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文章,《人民日报》曾经拒绝刊登;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后,《人民日报》提出来的,这就说明《人民日报》是掌握在刘少平派系之下的。那么,能否把大跃进的次要责任归结到刘少奇头上?

      毛泽东: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

      大跃进时期饿死无数人,毛是痛心疾首的。想必这句话,左派右派都可以接受。而大跃进期间,各地官僚欺下瞒上放卫星的表现,钱学森这种大知识分子毫无操守的做为,让毛相当失望,这就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了伏笔。

      四,文革中被打击的对象

      文革期间,史料继续超级混乱。谁是谁非错综复杂,基本不可考。就算以后解密,估计也会出现和解密资料相矛盾其他史料。我想,从3条线索可以比较清晰的认识文革的具体打击对象

      1,不管是彭德怀也好,接班人林彪也好,代表的是军方势力。而军方,是可以决定政权更替的

      2,不管是刘少奇等“走资派”,还是下层“臭老九”,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都是应该被打击的对象。

      3,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初始直至文革期间,苏联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内很多人和苏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亲苏的。这些人在文革中,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比如林彪前期极反苏修,最后的叛逃方向,貌似是朝着苏联去的。而这帮亲苏的人是谁,史料又是不可考的。不过这里可以提出一个思考的线索:苏联重视和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革命初期就号召发动工人夺取城市;而毛中国化了马列主义,实际重视和依靠的是农民的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所以在工农联盟中更重视工人阶级作用的,一般来说就会亲苏一些。

      想必让大家失望了,具体的文革过程,就这么几句话就过去了.在那个Chaos且史料奇缺的时代,谁具体做了什么事,他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他是被冤枉了还是因有此报,是走资派还是苏修派,我想,论证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因为中国人一贯说一套做一套,说了不做,做了不说。现在倒过头去看文革,对文革的认识,也大多是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思想。

      文革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而马克思主义只提出了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纲领,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如何具体来区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甚至无产阶级内部,如何划分富农,中农,贫农,也没一个客观标准。这就为日后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那么,在这场持续了10年的全民大混乱的运动中,到底是谁获益了?有没有人获益了?我想,不会有人否认,在人口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在农村中数量最多的贫民,实质上获益了。他们获得的,并不是家里多了一块土地,屋里多了一点余粮,而是获得了做人的尊严。获得了人人平等的观念。这种尊严,这种观念,不是理论上的,不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空泛的口头上的,而是具体落实到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行动上的,是能让农民在实践中逐渐感受到的。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大范围的思想启蒙运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没给农民发钱,但是给了农民尊严,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农村挂毛主席像的原因。

      而这种尊严,是建立在其他人严重失去尊严的基础上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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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鳖抗铁牛

      关键词(Tags): #蛋糕#文革
      • 家园 最后一点结论实在荒唐

        那么,在这场持续了10年的全民大混乱的运动中,到底是谁获益了?有没有人获益了?我想,不会有人否认,在人口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在农村中数量最多的贫民,实质上获益了。

        农村中绝大多数的贫民,获得了什么益?做人的尊严?真是笑话。

        尊严首先要建立在能自己活下去的前提。如果一日三餐,家里衣食住行,统统仰人鼻息,你倒是说说看,他能怎么尊严的活着?老毛的时候搞的人民公社,控制着农民们生产到生活的几乎一切。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普通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普通人如果不给这个人民公社做奴才,他还能活下去吗?他的生活又有什么尊严可言?

        平等?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和在中南海里面的老毛没有任何平等可言,就是让普通老百姓和他的生产队长,公社书记,也没有任何平等可言。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常常可以决定手下的农民的生死(劳动的安排,工分的计算,最后收入的分配,甚至到你家老大想入伍参军,老二学习好能不能上大学,这些关系到普通人关键利益的事情,统统都是由书记队长这样的官员决定的)这样的制度,也叫平等?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谁定义你的行动是革命是造反而不是反革命?你去中南海造老毛的婆娘的反试试?你看看你会不会有理没有罪?76年4-5的时候老百姓跑到天安门广场上说说心里话,还不是造老毛的反,也就最多骂骂他身边的婆娘小人罢了,老毛怎么说的:都是反革命!

        老毛发动文革怎么是解放广大老百姓了。人家明明白白的说了:文革的伟大胜利,是揪出了睡在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睡在老毛的身边的,不是睡在农村的广大老百姓身边的。农村的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干文革什么事。

        至于家家挂毛主席像,那叫偶像崇拜。你总不至于认为现在小年轻在家里挂刘德华是刘德华真的帮他了吧。

        • 家园 你怎么不和毛之前比一比

          毛之前地方上各种家规家法是否让人很活的下去,是否让人活的很有尊严?那个时候的农民能否上大学?算了吧,那时候不存在给农民上的大学。那段历史大家都知道,这里不多说。但这种对比是最强烈的。

          如果要拿现在和过去比。那现在的“农民”这个职业,虽然收入比过去提高不少,但这个职业,毫无疑问是低贱的代名词。有点追求的农村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长大继续从事农业。而毛时代,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劳动都是光荣的。

          毛提高的是“农民”或者说“人民”的社会地位。

          至于你说农村挂毛主席像是偶像崇拜。那么,为何你没有看到现在农民有谁给邓江胡挂像?按理说也是该崇拜崇拜的。

          • 家园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文革时农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毛之前,确切的说应该是解放前,农村的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尊严,老实说我不敢下结论。老毛也说了嘛,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时候是不是农民(这个农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不太了解,比方说是不是专门指没有土地的贫雇农)都没有机会上大学,我不敢下这个结论。起码有不少非常贫穷的人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比方说鲁迅先生,比方说孙中山先生)。

            但是文革的时候,农村的普通老百姓确实没有尊严,因为人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使得处于弱势的普通农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尊严,而我所举的例子确实说明了这些。而更重要的,文革的种种制度,不可能去消除这些不平等,恰恰相反,反而是强化了这些不平等。

            社会是进步的,我也承认老毛的革命确实有给社会带来进步的一面(比方说,在西藏摧毁了农奴制)。但是就农村政策来说,虽然解决了一些矛盾,但是产生的问题更大,后果更加灾难性,也与整个时代的进步格格不入。这个政策本身导致农村更加贫困,处于底层的农民在社会中更加没有地位。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得出的结论:毛时代的农民愿意他们的后代继续他们的身份(还不仅仅是农民这种职业)。起码就我所知,农民把考上大学称为“跳农门”恰恰反映了普通农民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省份的愿望。

            毛的政策,是不可能真正使人平等的,也就不可能真正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老百姓,无论是农村的农民,还是城市里的普通老百姓,的社会地位。

            现在不挂胡头儿的像,恰恰说明了过去的那种偶像崇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老百姓不需要再把国家的领导人当神顶礼膜拜了,而更多的是以一种平等,甚至挑剔的眼光去看他们。相对于毛时代从上到下的森严的等级来说,这或许正是一种普通老百姓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 家园 你的比较很不公平

              谈文革时期的普通老百姓,就必须和清末时期的农民比较。因为毛时代是不可分割的,类似邓时代一直持续至今,不能以邓死做为阶段结束

              鲁迅,在我记忆中是个地主家庭,幼时父早亡所以被排挤,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然他哪里有学费进入南京水师学堂?

              随便贴个鲁迅故居链接外链出处

              孙中山,幼时家的确很穷,如果不是在12岁时投奔在USA的大哥,受到教育,你觉得我们现在还能知道这人吗?

              所以你举这两人的例子来说明当时非常贫穷的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妥。

              你说文革时期农村人和人之间有巨大的不平等,这点我同意。但是,毛时期和之前的清末比较,是否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呢?况且,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农村人和人之间是否又很平等了呢?就读书这条路而言,毛时代是用出生卡住人的前途(注意,那时候是出生越穷越贫困的叫出生越好,出生越富裕的则会被卡下来,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白卷英雄之类的现在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文革时期卡下来的人,是少部分知识分子和富裕家庭;而现在,是用RMB卡人,没钱交学费,你就不要读大学。

              所以所谓人人平等只是空话,在任何朝代,任何年代都不可能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无非就是一个政策“兴一利必生一弊”,利弊之间的衡量罢了。毛时代备战经济,走的是人民路线,底层大多数获益,顶层精英受损,所以知识分子讲起毛都是咬牙切齿。邓时代备战经济结束,军用转民用,精英收益,底层受损。这样说来,偏远农村挂谁的头像这个问题,应该清楚了吧。

              你最早那个帖子说:“这个结论实在荒唐”我是很不同意的。利弊之间的衡量,关键在于你的立场是看到了“利”还是看了“弊”,说到底还是屁股在哪边的问题

      • 家园 经济学家的忽悠:做蛋糕还是分蛋糕

        市场经济神学最擅长的就是忽悠,当他们提出“做蛋糕还是分蛋糕”的AB选项,你无论选择A还是选择B,都落入了他们的陷阱。

        你选择A,这合他们口味,他们会说“为了提高做蛋糕的效率,咱们把做蛋糕的工具给私有化了吧。”

        你选择B,他们表面上会继续忽悠,“不做大蛋糕,怎么能分到蛋糕?",心里其实暗暗自喜。

        市场经济神学家和他们背后的官僚资本家们,他们何曾自己做过蛋糕?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在分蛋糕的游戏中,给做蛋糕的人分得最少的蛋糕,给自己无偿分得最多的蛋糕。

        你如果找一个蛋糕店的伙计,问他为啥要做蛋糕,他肯定回答:做蛋糕是为了吃蛋糕,做蛋糕是为了养家糊口。

        做了半天蛋糕,结果蛋糕都被硕鼠吃掉了,你是先去消灭硕鼠,还是希望继续做大蛋糕,在养活硕鼠后,期望还能剩下一些残羹冷炙,来养活我们自己?

        洋.汪和蟹帝.胡已经表明了态度,他们是不打算对付硕鼠了,而是让我们继续做更大的蛋糕。

        再有JY们忽悠我们“是选择A,还是要选择B?”,我们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正确的答案可能是C或者D.

        具体到“做蛋糕还是分蛋糕”的选择题,我们可以选择C,“做蛋糕之前,先要消灭偷蛋糕的硕鼠”;或者D,“你可以自己去做蛋糕,但不要动我们的蛋糕,不要以效率为借口,把我们做蛋糕的工具给骗走”。

    • 家园

      采用何种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批判儒家,发夹?

      太祖是跳出儒家来批判儒?还是集儒法一身来批判儒?

      抑或集儒法马一身来批判儒?

      儒法马有没有交集?

      五四时的批儒和文革批儒有何不同?

      河里大牛在哪里?呼唤

    • 家园 花完之后问一下

      张国焘算一朝?

      建国前后,中共历经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毛泽东四朝领导

      会师后只让了个总政委给张,总书记是打死都不干的,老四何时成一朝了?

      开明君主吧?

      • 家园 如果不妥,我修改一下

        我是指张国焘领导过周恩来,加上有个四朝元老这个词。就这么用了

        当时没细想

        谢谢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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