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昌都往事：解放大陆最后一战 -- 京华烟云AMIP
家园 昌都战役本质上是把旧西藏的武装集中起来，便于土共一网打尽 否则几千藏军分散西藏各地，光是派兵走路去一一剿灭他们就要迁延岁月，劳命伤财，后勤压力很难想象。
阿沛见到张国华之后应该说：“今不自来，恐烦远取。”
通宝推：朱红明,家园 士兵年薪不到三分之一个大洋,被俘路费就发两三个大洋,顶 他们好几年的军饷,这仗怎么打啊!士兵最大的六十九,军乐是<美人窝>
http://www.cnelder.com/2009/3-31/10203.shtml
侦察参谋忆述18军先头部队进藏见闻
来源: 【2009-3-31 10:19:56】【大 中 小】
王贵，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精通藏语，曾在西藏工作31年。与这些经历相比，他作为进军西藏的18军先头部队侦察参谋的身份，更引人注目。今年78岁的王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当年进藏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感慨万千。
“菩萨兵”的称号是这样来的
1950年初，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作出战略调整，改由西南局“经营西藏”。当时，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18军承担进藏主力任务。当年3月，18军在四川乐山誓师进藏。从那时起，19岁的王贵一直作为18军先头部队的侦察兵，走在大部队的最前方。这也是解放军与藏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据王贵说，当时的军民关系非常好。
当时，西南局在接到毛泽东1950年1月2日、10日两次进军电报后，着手筹划进藏事宜。1月15日，在向18军军长张国华等传达指示时，邓小平依据中央精神，以他高超的政策水平，总结出解放军进藏两大原则，概括说就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政治重于军事”说的是首先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要搞好民族团结，团结好藏胞。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一直以此为铁的纪律，模范遵守。“当时对喇嘛寺庙加以保护，经幡、玛尼堆，我们一点也不动，还按照藏胞的习惯，顺时针方向绕。”先头部队过康定以后，几件买卖柴草的事，令王贵“永远忘不了”。“藏军到过甘孜一带，国民党刘文辉的24军也到过这里，但是旧社会兵匪一家，军队比土匪还厉害。”王贵说，旧社会里，到过康定、甘孜等地的军队，都是直接要求老百姓供给粮草，老百姓没办法，都得背来。
“我们的部队一到八美村，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请老百姓背一点柴来，背来后我们就问价钱。起初，村民们不肯说价钱，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当兵的买柴还付钱的。我们就给他们称重量，再三询问，一个胆子大的才说了一个价，我们称了三四百斤，真就把那白花花的大洋(根据当时中央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的意见，进军西藏用大洋，不用人民币)交到他们手里了，他们不敢接啊，哆哆嗦嗦的，又惊又喜。”此外，进藏部队损坏藏民东西也要赔偿。“我们侦察科的骡子踢坏了老百姓一个瓦罐子，还给他赔了钱。”
进军途中，难免在藏民家中借宿，为了报答藏民，部队当时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借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帮他们挑水，保证老百姓的水缸是满的。”王贵挑的水有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了。而在进军途中，部队所到之处，免费为藏民治病，解决了不少人的苦痛。
这些好事很快就在藏区传开了。甘孜一个藏族老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过去的藏军、刘文辉的24军我都见过，都是抢老百姓、吃老百姓、拿老百姓的，只有解放军是给老百姓、帮老百姓的。”解放军因此被认为是“菩萨心肠的兵”，“菩萨兵”的称号从此在青藏高原上广为流传。
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驮出来的
解放军在藏区秋毫无犯，赢得了老百姓的鼎力支持。进藏途中，老百姓出动牦牛帮助运输，其中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老百姓牵着牦牛和我们一块儿运输，几千几万头牦牛和我们一块儿爬雪山、一块儿趟冰河，他们送来酥油茶给我们喝，我们有饭也给他们吃，亲如一家。”王贵和他的战友们都说，没有藏族老百姓用牦牛给解放军运输，进军西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驮出来的。”
“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1950年10月，“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胜利，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俘虏3000多藏军。“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王贵说，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处理俘虏。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
“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我们的伤病员后治，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还发还。”进藏部队当时给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在昌都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讲明目的后，这些俘虏尽数被释放。王贵参与了很多次释放俘虏的行动。“释放后还给发路费，遣返回去，每个人给两个大洋，有家眷的给3个大洋。”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替解放军说好话，他们说，“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据中新社 徐长安 文）
http://www.mod.gov.cn/hist/2009-10/29/content_4098941.htm
进藏侦察兵口述历史：“菩萨兵”称号是这样来的
来源：中新网 作者：记者 徐长安 时间：2009-10-29 10:22:06
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王贵。 中新社发 郭海鹏 摄
王贵，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精通藏语，曾在西藏工作三十一年。与这些经历相比，他作为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头部队侦察参谋的身份，更引人注目。
今年七十八岁的王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当年进藏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感慨万千。
十八军进藏有两个敌人
一九五0年初，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做出战略调整，改由当时西南局“经营西藏”。根据分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十八军承担进藏主力任务。时年三月，十八军在四川乐山誓师进藏。
从那时起，十九岁的王贵一直作为十八军先头部队的侦察兵，走在大部队的最前方。
当时的进藏部队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藏军，这个还好对付，他们的战斗力不强，不是我们对手；但是路途遥远，人烟稀少，物资匮乏，运输极其不便，补给运输是个大问题。”王贵回忆说，由于补给跟不上，先头部队常常饿肚子，几次渡粮荒。“为了渡粮荒，战士的口粮从一天一斤减到八两、六两、五两。”
“饿得没办法，我们就到处挖野菜。”当时的野菜主要有藿麻、茴茴菜、野韭菜。王贵他们在甘孜、昌都吃过，由于没有营养，吃完后人体严重营养不良，有的手指甲凹进去，有的眼窝子凸出来。而一些连野菜都没有的部队，据说还抓地老鼠、抓麻雀充饥。
尽管人缺少饭吃，但是还要保证骡马的草料。“人有觉悟啊，骡马没有觉悟，饿了就不走了啊！”由于当时没有公路，炮兵部队的重炮没法进藏，主要靠骡马驼着步兵炮前进。人饿着肚子给骡马割草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情。为了割草，有些战士永远留在了进藏路上。
“一九五0年十一月，昌都战役之后，一个战士背着六七十斤草，从山上下来走到悬崖绝壁边的小路上，因为饿得慌，腿一软、眼一黑，一头栽倒下来，脑浆都迸出来了。谁见了不掉眼泪啊！”这一幕，至今铭刻在王贵心中。
在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里，至今埋了很多王贵的熟人。他说，从进军西藏，平息叛乱，到边防斗争，先后牺牲了一万多人。
一九八一年，时年五十岁的王贵从西藏军区调回北京，临行前，他到烈士陵园扫墓，并亲自种了一棵树。对着他的战友，这位老者动情地说：“我是活着回去了，你们永远却埋在了这个地方。”言及于此，老人家不仅潸然泪下。
“菩萨兵”的称号是这样来的
一九五0年十八军进藏，这也是解放军与藏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据王贵说，当时的军民关系非常好。
当时，西南局在接到毛泽东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十日两次进军电报后，着手筹划进藏事宜。一月十五日，在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传达指示时，邓小平依据中央精神，以他高超的政策水平，总结出解放军进藏两大原则，概括说就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政治重于军事”说的是首先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要搞好民族团结，团结好藏胞。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一直以此为铁的纪律，模范遵守。
“当时对喇嘛寺庙加以保护，经幡、玛尼堆，我们一点也不动，还按照藏胞的习惯，顺时针方向绕。”
“藏军到过甘孜一带，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也到过这里，但是旧社会兵匪一家，军队比土匪还厉害。”王贵说，旧社会里，到过康定、甘孜等地的军队，都是直接要求老百姓供给粮草，老百姓没办法，都得背来。
“我们的部队一到八美村，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请老百姓背一点柴来，背来后我们就问价钱。起初，村民们不肯说价钱，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当兵的买柴还付钱的。我们就给他们称重量，再三询问，一个胆子大的才说了一个价，我们称了三四百斤，真就把那白花花的大洋(根据当时中央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的意见，进军西藏用大洋，不用人民币)交到他们手里了，他们不敢接啊，哆哆嗦嗦的，又惊又喜。”
此外，进藏部队损坏藏民东西也要赔偿。“我们侦察科的骡子踢坏了老百姓一个瓦罐子，还给他赔钱。”
进军途中，难免在藏民家中借宿，为了报答藏民，部队当时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借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帮他们挑水，保证老百姓的水缸是满的。”王贵挑的水有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而在进军途中，部队所到之处，免费为藏民治病，解决了不少人的苦痛。
这些好事很快就在藏区传开来了。甘孜一个藏族老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过去的藏军、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我都见过，都是抢老百姓、吃老百姓、拿老百姓的，只有解放军是给老百姓、帮老百姓的。”解放军因此被认为是“菩萨心肠的兵”。“菩萨兵”的称号从此在青藏高原上广为流传。
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驼出来的
解放军在藏区秋毫无犯，赢得了老百姓的鼎力支持。进藏途中，老百姓出动牦牛帮助运输，其中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
“老百姓牵着牦牛和我们一块儿运输，几千几万头牦牛和我们一块儿爬雪山、一块儿趟冰河，他们送来酥油茶给我们喝，我们有饭也给他们吃，亲如一家。”王贵和他的战友们都说，没有藏族老百姓用牦牛给解放军运输，进军西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驼出来的。”王贵对此非常肯定。
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一九五0年十月，“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胜利，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俘虏三千多藏军。
“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王贵说，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怎么样处理。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
“我们的伤病员后治，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还发还。”进藏部队当时给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去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
讲明目的后，这些俘虏尽数被释放。王贵参与了很多次释放俘虏的行动。“释放后还给发路费，遣返回去，每个人给两个大洋，有家眷的给三个大洋。”
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替解放军说好话，他们说，“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见证过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王贵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民主改革使西藏的农奴分到了土地，得到了生产资料，经济上有了生存权，有了可靠的保障，政治上当家作主。”王贵说，农奴过去哪有当官的啊，都是贵族、喇嘛等专政，现在有了自己的乡长、县长，有了自己的地区专员，有了自己的自治区领导。
“所以说，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权的彻底大变革，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对于达赖集团动辄以人权为旗号相攻击，王贵表示了强烈的愤怒：“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他向记者讲述了民主改革前，亲眼所见的一幕。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们部队在江孜格布西庄园借住时，目睹了悲惨的一幕。那天是藏历大年初一，大贵族格布西把庄园附近的农奴户召集到院子里坐好。凡是他认为支差干活比较好的，垫子坐得高一点，桌子上摆上酥油茶；稍差一点的垫子低一些，桌子上摆上清茶；他认为有反抗意识的、支差交租差的最后一个，就让他坐在地上，面前放个大瓦罐，里面装满脏水。管家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请大家喝茶，所有人都要喝干。坐在前边的人自然很快都喝完了，坐在最后面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农奴，他喝了几口后喝不下去了。几个狗腿子上来把他按住，捏住鼻子硬往嘴里灌脏水。灌得那个农奴肚子鼓鼓的，直翻白眼。”王贵忿恨地说，“经过这样折腾的农奴，轻者大病一场，重者回去后没多日就一命呜呼，这样惨死的农奴多得很呐！农奴哪有什么人权？”
民主改革后，王贵在西藏见到了另一番场景。当时他在西藏澎波地区参加民主改革工作，一个农奴在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以后，竟然高兴的在田里打起滚来，流着眼泪抽泣着说，“真没想到我还能有自己的地，我再也不当牛马了，真正成为人了，毛主席是大救星！”王贵说，这一幕，他一生都无法忘记。
为了表达对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的庆祝，王贵特意赋诗一首，以作纪念：
千年差役赋租枷，
吸血群魔任宰刮。
霹雳一声笼铐碎，
农奴喜尝自由花。
通宝推：独立寒秋HK,邻居大哥,鳕鱼邪恶,桥上,家园 总统总结得好 这帮藏兵其实和国军的壮丁性质差不多，都是被逼来凑数的，不过噶厦能凑出这个数目也算得上是很困难了。
根据2011年07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西藏和平解放60年》白皮书，那时候的西藏人口大概一百万，考虑到1/3以上是僧侣，再加上大量的农奴，剩下那些人里再刨除老人、孩子和女人，能凑出一支上万人的部队应该说相当值得膜拜。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1953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由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申报西藏人口为100万，这肯定是不准的。到了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终于有了比较准确的数字，总共为125.1万，其中藏族人口120.9万。
- 复 总统总结得好
家园 壮丁?不要看国军壮丁烂,但藏军绝对比他们更烂. 下面我来列举一些藏军的原始特点：
藏军实行的虽是按拥有耕地面积的多少征兵的制度，但是占地最多的贵族自己是绝不当兵的，他们可以指派他们的农奴以支差的性质入伍。其他富户也可以花钱雇人替代当兵。士兵多是来自前后藏的农牧民，一当就是一辈子，叫做“辈子兵”，有的还要世袭，老子当到头了要叫儿子来顶替。在我看到的一份材料中，藏军士兵年龄最大的是６９岁。
代本以上的军官必须由达赖喇嘛批准任命，必定由贵族来担任，除了发生特殊事故不准更换，因为贵族是世袭的，所以代本的职位也可以世袭（如第七代本就世袭了三世）。平民出身的人最高只能当到如本，而且是极个别的。
藏军的待遇，到解放前夕，马基（即司令，设一僧一俗二人）和代本的年薪是藏银９００两，折合袁大头银元６０块，另外还有酥油、青稞、盐、茶、碱等实物。士兵的年薪则只有藏银九两，不到一块银元的三分之一。只是每月发二克青稞（大约合５０市斤），基本上可以吃饱。
士兵如果逃亡了，要由原出兵户重新派来一个补上。士兵如果损坏了枪支，要由原出兵户赔偿，每支枪要赔２００到２５０块大洋，损坏了枪支的士兵本人还要挨三百皮鞭。
他们没有会议制度，也不发文件，一切工作任务都靠口头传达布置。
他们要请假时，必须向上一级长官送钱、献“哈达”，才会获得批准。
他们没有规定的军礼，见了上级只是脱帽、伸舌、弯腰，做不敢正视状，以表示十分敬畏。若是见到大官则需要回避，如老鼠望见猫来一般。
他们没有训练制度，除了第一代本（即达赖警卫团）和第二代本（即成立于乾隆５７年由汉人训练的部队，系藏军主力）每天早上升旗出操以外，其他代本只是在中午和晚上以连为单位集合，由格更（负责念经的人，班级待遇）带领念观音经一次约半个钟头，顺便清点一下人数。
他们的官兵关系简直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军官任意克扣士兵的薪饷，吃空名子，打骂下属，甚至随意奸污士兵的妻女。士兵在内心里普遍地仇视军官。
他们同老百姓的关系极为恶劣。这支由贵族领导的维护贵族利益的军队，必然地视人民为奴隶。敲榨勒索，抢劫财物，乱派乌拉，强奸妇女，可以说无恶不作。藏军外出执勤，都要向百姓分派乌拉马匹，规定代本可征用民马１２匹，就连久本（班长）都可以征用一匹，全都分文不付。如果达不到规定的马数，还要折成钱向老百姓索要。他们看上了谁家的姑娘，就把皮鞭子挂在谁家的门上，到晚上这家的姑娘就得遵命去和他们睡觉，不然，第二天少不了挨一顿皮鞭。解放军进藏时，藏族群众巴不得快将他们全都消灭。比如昌都战役以后，第七代本率领残部３０余人西逃，驻扎在洛隆宗。当地的藏民和喇嘛都派出了代表来欢迎我军并报告情况，第七代本却毫不知情，瞢懂中做了我奔袭部队的俘虏。
他们几乎无纪律可言。我曾亲眼不止一次地看到，他们执行站岗任务的士兵，把枪立在哨位上，人却一走了之，或是去做生意，或是去赌钱，或是去干别的什么事情，长时间地不回来。士兵也大多带有家眷，但不住在营内，而是在营门外。我们西藏军区文工团在拉萨和第四代本（它的代本名叫尕嘎．索朗多吉）住邻居的时候，两家大门前的广场上就搭着许多藏军家眷的帐篷，因为贫穷，多是一妻多夫，即几名士兵养活一个老婆。帐篷内外又脏又乱，是再典型不过的贫民窟了。而军官生活之腐化，于我也是前所未闻的，比如代本每天起床和睡眠时都要奏乐；第三代本牟暇曾经自称：“我们西藏流传一种说法，一个男人能睡一百个女人，死后可以成仙。我已经搞了三百个以上的女人了，死后可以成为一个欢喜佛。”
他们的军旗是以英国的国旗作底子，绘上雪山和一头狮子。是地道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列队出行时，奏的军乐是《大英皇万岁》和《桃花江是美人窝》。他们使用的武器（包括步枪、机枪和大炮）也是英国的。但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留下来的旧家伙。
他们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诸如战略战术、指挥机构、作战地图、火力配备、工事构筑、战斗动作等等不是根本谈不上就是远不及格。战前先打卦问卜，择选吉日良辰，打仗时背着“嘎乌”（护身佛），念着佛经咒语，手持銮铃，摇旗呐喊，虚张声势，不讲队形。胜则猛冲猛追，败则各自逃亡，犹如塌窝之蜂。如本以上军官的指挥部位距离部队很远，既不能观察情况，又不能掌握部队，单靠听战报行事，只不过便于败时早窜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追述一下解放岗托的战斗。有些情况在当时是没有对外披露的。
１０月７日拂晓，根据预定的战斗布署，我侦察营三连从岗托上游的十公里处偷渡金沙江，但是由于过江以后在向岗托进行迂回的途中迷了路，没有能够发挥作用。从正面进攻的侦察营一连，因为渡江器材不足，直到快天亮时才渡过去一个排，而且很快被藏军发现了，（这时的藏军已经扩充到了１７个代本，总兵力达一万七千人。）遭到了藏军火力的压制。此刻，我军正处在半渡之中的牛皮船正全部暴露在藏军的视线和射程之内。战斗之前，江东的藏胞们根据我军的绝对优势和藏军的绝对劣势，都肯定地说：“你们一去，他们就跑了。”我１８军作为参加过淮海战役，又渡过长江解放了大西南的一支劲旅，面对藏军这样一支近乎原始的部队，很容易产生轻敌情绪。事实上，藏军见到我军正面渡江时并没有不战而逃，他们纷纷依托房屋门窗猛烈射击我江中的牛皮船，一时弹如雨下，我军因为缺乏操作牛皮船的技巧和经验，水流又比内地的江河湍疾，不能很快拢岸。我军的大炮本来在进攻前夜都已经进入江东山上的阵地，炮口直指江的西岸，完全可以及时开炮以压制住对方的火力，有效地掩护部队渡江。但是刚打了几炮，当时的指挥员望见藏军占据的全是民房，唯恐开炮造成民房的毁坏和藏胞的死伤，不敢对居民区继续动用重武器。有的战士不幸中弹，有一只牛皮船翻沉，共有２０多位同志牺牲。待我军重新组织火力后，才把敌人压住，我一连乘机猛功，将敌击溃并逐出岗托。次日，我军在追击逃敌中，击毙了他们的一名甲本。这次战斗，虽然首挫藏军，但打得不算漂亮。
我同陈野民、赵骞肃立在一座座新坟前，听有声的江水向无声的夕阳诉说烈士们生命的辉煌。我们没有鲜花，也没有哈达，只是默默地、默默地站立着。明天，我们又将出发，用双脚去丈量他们未能踏上的金沙江以西的国土，代他们播洒对于藏族人民的爱情。
《步行入藏纪实》-从金沙江到怒江-在昌都
第二章 从金沙江到怒江
十二、在昌都
昌都被称为康西重镇，因为它是从内地通往西藏的咽喉之地，具体地说是通往川、滇、青的枢纽。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形势是多么险要。它的海拔不高，才３１９３公尺，但它高踞在大山阳面的腰间，像一只将要纵身前扑的猛虎。在它的左右两侧的山谷中，是两条从它的背后怒吼而来的雪水融化而成的河──扎曲和昂曲，如果把它们和昌都城合起来观望，就又像是一只展翅向下俯冲的雄鹰了。再走近些看，它的错落有致的强巴林寺院和民房，构成了天上的市街，是实实在在的空中的楼阁。扎曲和昂曲流到它的身下时，分别被两座桥架通了天堑，东北方扎曲河上的桥通向四川，叫四川桥，桥头的坝子叫四川坝；西南方昂曲河上的桥通往云南，叫云南桥，桥头的坝子叫云南坝；自然地构成了对称美，从这个角度看昌都，却又像是一只落在山野间的伸展着双翅的巨形蝴蝶了。两条河从昌都的东西两侧通过两桥以后，在昌都的脚下汇合，自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澜沧江。它绕过千山万壑不息地南流，告别西藏，进入云南，经过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流入老挝以后就叫做了湄公河。
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是被亲英的非爱国主义势力把持的。中央人民政府虽然派过几路劝和代表并通过各种渠道劝告他们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但都遭到阻挠和拒绝。他们决意用武力抵抗祖国大陆全境的解放和统一。除了在藏北的黑河（那曲）一线布置了相当数量的藏军，又在金沙江至昌都正面陈兵十个代本，约七八千人的兵力，妄图凭借天险与解放军进行决战。于是我军不得不实施昌都战役。
昌都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１日获得解放的。当时接任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拉鲁担任昌都总管和藏军总指挥的，是另一位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即现在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经过１８天大小２０余次外围的战斗，最后，他下令已被我军围截在竹阁寺的西逃的两千七百余名藏兵，连同数十名军官，十几名四品以上的官员和四名英国人放下了武器。（关于这一点，当时及以后的新闻稿和文章中，还曾使用过“投降”或“起义”两个词）。
昌都战役使藏军的大部主力遭到歼灭，使西藏的分裂分子进行武装抵抗的信心严重受挫，因而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同时，也扩大了我军政策的影响力，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驻守宁静的第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四百多名官兵起义；昌都的两千多名僧兵在我军到达时竟然一枪未发。（当时的昌都喇嘛寺，有两位活佛，一位是帕巴拉，即现在的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那时他１３岁，我们都叫他“小活佛”；另一位是谢瓦拉。）
昌都解放以后，仅是为了遣散昌都的藏军和他们的家属，我们就发放了５１０匹马，二万多块银元。他们有的感动得跪下叩头，流着热泪称我军是“救命恩人”，“菩萨军队”。
通宝推：adrupal,迷途笨狼,侧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