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就北京日报为张国焘路线翻案致北京市委信 -- gaogeli

2011年3月28日，《北京日报》刊登《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一文，综述该报“约请”三位“西路军军史专家”对“造成西路军血染戈壁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何在”等问题进行的“深入解答”。其中，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称：“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决策本身，不论当时的共产国际书记处，还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其中包括张国焘，都意见一致，从来没有出现异议，更不存在分歧。而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执行中央军委的渡河部署以及后来坚决支持中央军委关于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方针，其出发点也在这里。”

西路军基本解体半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对于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历史结论，改革开放后党内虽有不同意见，但中央至今并未行文重做结论予以否定，邓小平对反映不同于中央历史结论的意见之最后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档”。

如今，夏宇立等竟然借党报公开宣称：“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载有这一重要结论的文章被广为转载、转贴后，跟帖以指责毛泽东是“阴谋家”的留言居多。

针对这些年来颠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的种种谬论，最近，民间史学工作者双石在其已经脱稿并不断修改的史学著作《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依据自己从几十本公开出版物中“海选”近千件历史文献编辑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汇辑》，参照亲手绘制的几十张行军路线图、作战部署图和作战经过示意图，作了系统批驳，完整还原了被颠覆了的历史真相。

本文借用双石的研究成果，简述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在“打通国际”战略决策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及其历史缘由，并批驳夏宇立的核心结论。

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前和之初，战略方向北上与南下、西进的分歧

应该承认，“打通国际”是党中央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现实生存需求，参照共产国际早些年的意见提出来的，其具体路径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但同时必须指出，自党中央正式提出“打通国际”后，至1937年11月30日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与党中央会合前，就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而言，张国焘根本没有与中央“意见一致”过。

中共中央最早正式提议“打通国际”的文电，见之于1935年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对于中央这一“适当时期”的“战略远景”设想，张国焘立刻于次日回电予以赞同，并提出了使用兵力和实施时间的变更意见：

徐向前曾说，张国焘“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果然，9天后的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变卦了，“北辙而南辕”了——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芦花、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本性再次发作，萌发了“西进青（海）、新（疆）”之念。为此，党中央于8月20日在毛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反对“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中央领导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还多次致电张国焘，解释中央北上方针，进行规劝：“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

随后不久，两大红军主力“草地分裂”，张国焘率部南下，另立中央。

在此期间，有反对“毛周逃跑路线”的信，致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将领，认为中央提出北上陕甘接近“打通国际”目标的战略设想，是葬送红军的死路。

“打通国际”，张国焘不来，毛泽东也打算红一方面军单独干。

1936年6月29日，根据共产国际转达“……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之信息，毛泽东与彭德怀商量：

虽然，毛泽东曾倾向于“宁夏路线”，但得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红二、四方面军准备北上后，考虑红四方面军所处的地理位置等情况，按照中央政治局此前在“瓦窑堡会议”上达成的对张国焘“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之“迁就”意见，毛泽东等于1936年8月12日提出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分攻宁（夏）青（海）”之部署。几经多方磋商，8月25日，中共中央将这一行动方针，电告了共产国际：

对于刚刚经历了南下失败并犯了另立中央错误的张国焘，这个“分攻宁青”的方案是很对心思的。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出发点”是这样坦白的：

这个很对张国焘心思的方案，后来的西路军基本上践行了——除了“进取青海”。

历史进程常有意想不到的转折。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这个报告，如果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复，那么不管后来“打通国际”成败如何，这笔责任账都应由党中央毛泽东担待。然而，半个月后的1936年9月11日，这一评判历史责任的基本前提变了，共产国际答复：

双石在仔细研究了这些天的往来文电，并做了大量制图、判图等战史学基本作业后告诉读者， 9月14日，经过几天酝酿磋商后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分攻宁青”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其要点包括：

（一）将“一、四方面军各自独立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既然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向新疆方向前进”，那么“夺取甘肃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为降低。为此，四方面军主力须“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并且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会合。

（二）根据共产国际的批复，改变了“四方面军在兰州以南渡河”的原设想，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的渡河点改在兰州以北之“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三）建立甘南根据地以作为“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前进基地及战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随之降低，北上实现“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师”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务之急。

接到中央部署调整电后，9月16日至18日，怀揣着个人“出发点”的张国焘在岷州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局会议，讨论中央部署。据陈昌浩回忆：

岷州会议的结果，是根据中央部署调整的精神，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名义致电前线的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会战役纲领》。

对张国焘在此期间基于个人“出发点”的战略指导思想，陈昌浩有一段回忆：

基于畏惧“交出兵权”的个人“出发点”以及“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已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的张国焘心有不甘，于20日连夜策马赶往漳县前线。

21日，赶到漳县的张国焘召集前线军事指挥员重新计议。据徐向前的回忆：

这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枪杆子指挥了党”：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掉头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线渡河西进。更有甚者，张国焘还电令在岷县的红军总部通讯部门负责人：“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封锁朱德等向党中央汇报的渠道。

幸好，天公不作美，徐向前派人勘察西进路线的结果，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迫使张国焘在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放弃西进主张。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报告红四方面军已“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这是张国焘一年来第一次将“陕北同志”称作“党中央”。

“甘南风波”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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