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核武器王者的一些八卦 -- 黄河故人

共:💬182 🌺2757 🌵7
分页树展主题 · 全看首页 上页
/ 13
下页 末页
      • 家园 一个小人

        当格林格拉斯被问及是否为当初的行为感到后悔时,他的回答令人震惊,他表示自己始终认为姐姐当年不为自己辩解、情愿跟朱利叶斯一块儿去死简直愚蠢至极。他为自己能活下来感到庆幸,并不对当年出卖家人有任何悔恨。

    • 家园 关于那个苏联错误数据的计算

      不管其他网站,只要西西河有的,还是跟在西西河吧。

      26. 苏联专家曾经留下一个错误的数据,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来回算了八次,都进了死胡同。最后是邓稼先提出、周光召验证。当时他们俩在30出头,那三位是他们的老师辈的,王淦昌资格更老一些。

      这组数据是描述核爆炸前物理过程的,好像是手工算了9次,和苏联人给的数据都有出入。文学作品上这9次计算都是拿算盘打出来的,电影上的这段也很感人,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电子计算机。虽然首先是周光召用"简单"的物理原理证明了苏联人的数据是错误的。

      60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后,很快就投入到原子弹的设计工作,理论部依靠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组织一批数学家依据物理学家们的工作,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状态方程。最后在计算机的某次计算过程中偶然算出了苏联人的数据,这才搞清楚了苏联人到底错在了那里。

      前面强大加引号,是因为这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是每秒10000次,现在大约随便一台PC也会是几十亿的水平。

      • 家园 科学是原理,公开,没知识产权。工程是数据,保密,有产权

        应该是苏联人给的数据是错误的,不是苏联人的数据是错误,因为苏联人的数据没给中国人

        几乎所有老中科学家都跟圣人一样,成人跟圣人一样就是童心未泯,绝对不会被别人卖到窑子了还给别人数钱还认为很光荣,因为人性就是相信别人都是对自己好,因为窑子的房子和饭菜比家里父母的房子和饭菜好还有自由,全世界都为中国好,特别是西方国家都是真心为中国好为中国人幸福快乐,中国不富强西方国家最难受,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就是向中国送民主和人权来的,只有中国人自己内斗破坏中国的发展,最喜欢破坏中国发展的就是毛主席

        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科学家,也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物理学家,因为任何一个物理学家也是只懂他的专业,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非常专门的专门家

        知识分子只有很专门的知识,物理学家只懂很专门的物理,等等等等

        所以,打着知识分子或科学家或物理学家等等幌子的都是骗子,他们有两种:主动的自觉的聪明骗子,他们行骗的时候知道自己在行骗;被动的不自觉的傻骗子,他们行骗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行骗。

    • 家园 还有个问题

      聊聊张文白啊?难道是现代魏征么?

    • 家园 这句话终于在别的网站看到我想看到的解读了

      程开甲非常固执,曾经和海森堡争得天昏地暗,以至于泡利当裁判都解决不了。

      (一个固执的程开甲,和一个测不准的海森堡争执,裁判还是摆明了不相容的泡利。)

      心酸,我真不想说人越来越少了。

      通宝推:老醋花生,
    • 家园 这一篇也很有意思-笑傲蘑菇云。山寨无处不飞花

      中国取样火箭笑傲蘑菇云

      时间:2012-03-08 10:06 来源:杨吉纯

      从我国第一次氢弹试验开始到最后一次氢弹试验结束,我和火箭取样打了将近二十年的交道。这二十年来,我们火箭取样组与火箭设计院大力协作,发奋图强,努力拼搏,先后研制出取样火箭和平-3号、和平-4号、和平-5号、挺进-1号和挺进-2号。这二十年来,火箭取样组与火箭设计院和火箭发射队联手,大力协同,先后共执行了15次大气层核试验的核爆炸烟云取样任务,为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二十年来,我们有胜利的喜悦,也不乏失败的痛苦,酸甜苦辣都曾有过。

      遥想当年,正是: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意外受命

      我搞火箭取样,纯属偶然。

      1966年的春节,通县军营不但不热闹,反而相当冷清,因为所里的大部分同志正在山东郯城农村参加“四清”工作,还有一些人正在家里过年。春节后刚上班,我独自一人坐在马蹄楼内的一间办公室里正在看书,室主任陆祖荫推门进来,二话没说,就给我下达命令:明年,氢弹试验上马,火炮取样下马,火箭取样上马。杨吉纯,你就负责火箭取样。还没等我明白过了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把一份机密资料往我的办公桌上一放,交代:杨吉纯,你把这份资料好好看看,再研究研究,然后写一份火箭取样的可行性报告交给我。不管我胜任不胜任,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转身就走了。我的主任,我是学核物理的不是学火箭的,我虽然干过好几种工作可从来没干过烟云取样呀!我的天哪!这不是硬赶鸭子上架吗?!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上战场。我从迷茫中回过神来,一声叹气之后,才去看那份铅印资料,封面的正上方是资料名称:《和平二号气象火箭》;封面的右上角有机密二字和资料的编号;封面的正下方是: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可是,我对火箭的知识和取样的知识几乎是零,我必须从零做起,于是我开始一面看资料一面学火箭的基本知识。正当我学得津津有味时,又一道命令下来:杨吉纯,放下你的工作,立即去山东参加“四清”!

      我只好暂时撂下火箭学习,奔赴山东参加到“四清”工作队伍中。7月,“四清”运动结束后,我随同“四清”工作队才得以返回通县大本营。

      1966年5月14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三颗原子弹。中国在新闻公报中特意指明,这是一颗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向氢弹进军了。全所立即行动起来,紧锣密鼓地为中国的第一颗氢弹试验做准备。一天,陆祖荫在全室大会上正式宣布:火箭取样组成立,组长:陈敦厚;组员:杨吉纯、李伟亮。于是,中国的“三剑客”就这样诞生了,遗憾的是这“三剑客”不仅不会舞刀弄剑,甚至连火箭是个什么样子还没有亲眼见到过,我们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过了国庆节,研究所开始大搬家,从首都北京迁移到新疆的红山,通县大院从此变成了冷冷清清的留守处。陈敦厚和李伟亮跟随大部队进了红山,只留下我一个人负责火箭的研制,我任重道远。七机部第八设计院是中国唯一的探空火箭设计院,地址在北京南苑。于是我开始经常奔波于通县大院与南苑大院之间,跟火箭设计院一起打造我们中国的取样火箭。

      和平—3号火箭闪亮登场

      和平—2号气象火箭是七机部八院研制的一种两级固体气象火箭,它由一个大发动机、一个小发动机、一个回收舱、一个电源舱和一个仪器舱组成。经设计院和我所反复论证决定:用和平—2号气象火箭的两个小发动机、一个回收舱、一个电源舱组成新的二级火箭,但是,回收舱里装一顶取样和回收两用的降落伞,它用卡普隆布和采集样品的1号滤布联合缝制而成。这种取样火箭就叫和平—3号火箭。1967年1月,在风起云涌的1月造反风暴中和平—3号火箭的研制拉开了序幕。1967年3月,和平—3号火箭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试飞成功。

      与此同时,基地也积极行动起来,司令部在马兰成立了一个火箭发射队,专门负责取样火箭的装配和发射勤务,队长叫郑作春;基地工程处和工兵团在靶心西约29公里处,建造了一个火箭发射场,其代号为6710。在6710建了几间火箭装配厂房、一个火箭储存仓库、一个发电机房、一个半地下式火箭发射控制工号和一个可同时发射7枚火箭的火箭发射阵地。

      1967年5月,全国几十个单位的成千上万名参试人员,又云集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开始为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做各种各样的准备。郑作春率领火箭发射队率先进驻6710,搭帐篷,建食堂,打扫工作间。在我的陪同下,在总工程师王希季和室主任宋宗保的率领下,火箭设计院几十名科技人员和工人,不远万里从北京到达6710。与此同时,兰空某部直升机组及由陈敦厚、李伟亮率领的火箭回收组到达201机场,准备进行火箭的回收。担负火箭取样的各路兵马齐集戈壁滩,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火箭取样大会战。在6710,我负责制定火箭取样方案和时间表及组织协调;发射队负责火箭装配和发射的操作勤务;设计院负责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经过会战各方的共同努力,到6月上旬,火箭取样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1967年6月17日是个好日子,微风徐徐,初升的太阳露着红彤彤的笑脸。在灿烂的朝霞映照下,7枚银光闪闪的火箭趴在火箭发射架上,就像7只美丽的白天鹅即将展翅高翔,飞上蓝天,飞向蘑菇云。8时20分,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万里长空,一个火球闪闪发光,一颗巨大的蘑菇云滚滚飞升,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火箭发射控制室里,郑队长在指挥发射火箭,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紧接着就是“咔啦啦”炸雷似的一声响,一枚取样火箭喷着熊熊烈焰腾空而起,飞向蓝天,冲向蘑菇云。紧跟着又是一枚接一枚火箭飞向蘑菇云,场面十分壮观。大家都沉浸在氢弹爆炸成功和火箭发射成功的喜悦里。

      第二天,陈敦厚和李伟亮等乘直升飞机回收到了大部份取样伞。第三天,他们对降落伞上的滤布进行了分装,然后把样品送往马兰临时放化分析实验室。当时,这个实验室就设在马兰招待所对面的一座平房里。

      几天后,我撤场下来,住进了马兰招待所。负责领导放化分析和取样的副主任杨裕生见了我就大发雷霆:杨吉纯,你是怎么搞的?!才取得这么一点点东西,是不是把火箭都打到空洞里(指蘑菇云中心,资料中说这里的放射性浓度最低)去了?!

      和平—4号火箭折戟沉沙

      首次火箭取样不尽人意,领导不满意,我们更不满意,因为不仅取样数量很少,而且样品质量也很差,只能用于普通放化分析,远远不能满足氢弹试验的聚变当量测定的要求。聚变当量测定对样品的要求极为苛刻:高数量,高浓度,高质量,高洁净,飞机取样时间太晚,所获得的样品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只有火箭可以实现早期取样,有望获得满足这种要求的样品,希望全部寄托火箭取样上。但是,第一次火箭取样令所有的人都失望了,我很内疚。当时,我们“三剑客”就像刚学游泳的人在水里瞎扑通一样,根本不懂得如何进行火箭取样,大家都是糊涂虫。

      回到红山,火箭取样组对首次火箭取样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大家一致认为:(1)氢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体积巨大,烟云中的放射物资的浓度很低,再采用降落伞取样是根本行不通的,简单地把火炮取样的方式搬到火箭取样上来,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2)降落伞是开放式取样,降落伞着陆后受到尘土的严重沾染,样品质量当然很差;(3)远距离发射火箭,不但火箭容易脱靶,而且须使用两级火箭。经过讨论,我们决定:(1)淘汰降落伞的开放式取样,采用火箭取样器的密闭式取样,以提高样品的数量和质量;(2)火箭发射阵地越靠近靶心越好,这样既可以打得准又可以使用单级火箭,下次任务就在骆驼山建立一个新的火箭发射阵地;(3)将和平-3号火箭去掉一级发动机,在其头部再装上一个火箭取样器,便是单级火箭和平-4号。

      把和平-3号火箭改成和平-4号火箭和在骆驼山建一个火箭发射阵地都不难,难就难在究竟如何设计火箭取样器。我肩负着攻克火箭取样器的重任到了北京,但是,对于如何设计火箭取样器,我还是俩眼一摸黑,于是我开始探索如何设计火箭取样器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不能凭经验,不能凭想当然,更不能闭门造车,要调查研究,要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做的,科学是没有国籍的,管它是美帝的还是苏修的,谁的技术先进就学谁的。于是我跑图书馆,跑情报所,到处查找资料。核试验的资料本来就比较少,核试验取样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查这种文献好比是大海捞针。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千查万找,我终于查到了一篇有关文献,顿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是美国的一份解密资料,文献的题目是《1052型火箭穿云取样系统》。该系统是用一架轻型轰炸机携带4枚液态可制导取样火箭,在空中发射火箭实施取样的,庞大复杂。这种可制导取样火箭是用一种导弹靶机改装的,只是在靶机的头部装了一个火箭取样器而已。文献上,只给出了火箭取样器示意图,并作了简短的文字描述。就是这张火箭取样器示意图撩开了火箭取样器的神秘面纱,哦,火箭取样器原来是这样的!于是我参照这个火箭取样器示意图照葫芦画瓢一样,第一次设计出了我们自己的火箭取样器,取名叫HP—1型火箭取样器。我的设计只是一个理论设计,或者说只是一个创意,取样器的结构设计由设计院的一名机械设计工程师负责。

      HP—1型取样器是由带中心锥的进气口、过滤器、排气口、中心轴、作动筒等组成。过滤器是取样器的核心,它由内外两层滤网夹着一层过滤材料组成。火箭取样器里用的过滤材料是一种特制丝棉,它的强度高,洁净度高,灰分低,本地低,是一种相当理想的过滤材料。采用特制丝棉做过滤材料是杨裕生提出来的,由我所和杭州新华造纸厂协作完成。HP—1型取样器的技术关键是当作动筒沿着中心轴前后移动时,可以带动可移动式外壳一起移动。动作的动力来自压缩空气。HP—1型取样器的工作过程是:在火箭进入烟云前,进气阀门打开,压缩空气从作动筒的后部进入,推动作动筒带着外壳沿着中心轴一起前移,将进气口和排气口同时打开,取样开始;气流从进气口进入,穿过过滤器,经排气口排出,气流在流过过滤材料时,过滤材料就把烟云中的放射性微粒采集下来;当火箭出云后,又一个阀门打开,压缩空气从作动筒的前方进入,同时将作动筒后部的压缩空气排出,作动筒和外壳一同缩回到原位,进气口和排气口同时关闭,取样结束。无庸置疑,这种密闭式取样方式才是合理的,所取得的样品也就是十分洁净的了。

      1968年春,HP—1型火箭取样器的样机生产出来了,经过实验,证明完全符合要求。1968年夏,和平-4号火箭试飞成功。1968年冬,火箭发射队、火箭取样组和火箭设计院又一次会师6710,进行一场新的火箭取样会战。这次任务只上两枚火箭,带有试验性质。在骆驼山南麓的一个山坳里,新建了一个由两台发射架组成的火箭发射阵地。因为这里离爆心只有9公里,火箭的发射控制没有采用人工控制方式,而采用了光电开关和击波开关双保险的自动控制发射方式。

      闪光,火球,蘑菇云,1968年12月29日15时,中国又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随后,骆驼山南两枚和平—4号火箭腾空而起,风驰电掣般冲进蘑菇云。第二天,我们“三剑客”乘坐一辆卡车去回收火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美丽的降落伞和雪白的箭头,而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好几条伞绳烧断了,伞衣上也烧了一些大窟窿,取样器粉身碎骨,过滤器暴露出来,雪白的丝棉黑乎乎的。

      呜呼,我可怜的火箭!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获取高浓度的样品,一味追求早打早打,选择爆后40多秒就进云取样,结果伞绳和伞衣烧坏了,火箭回收失败,导致和平—4号火箭折戟沉沙。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和平—4号火箭的“腿”短,发射时间再晚火箭就只能在云底擦边而过了。

      和平—4号火箭取样惨败。失败的痛苦是心颤的,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吃一堑长一智,如果吃一堑没长一智,那便是愚蠢。失败乃成功之母。如果失败接着失败,那便是极其愚蠢。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黑暗已经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和平—5号火箭扬眉吐气

      和平—4号火箭取样虽然失败了,但我们还是在火箭取样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研制出了HP—1型火箭取样器,成功地使用了单级火箭,实现了近距离发射火箭。为了使火箭打得准,打得及时,打得好,我们是不是还敢大胆的朝前走呢?或者说,火箭发射阵地是否还敢朝靶心靠拢呢?

      杨裕生提出了一个人大胆的建议:就在靶心附近打火箭发射井,从发射井里垂直发射火箭,火箭从下往上穿蘑菇云。这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立即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一致赞同和支持。但是,用哪种火箭合适呢?对氢弹试验来说,烟云的云底至少在10公里以上,和平—4号火箭的发动机推力小,顶点高度低,满足不了使用要求。我提议:用和平—2号气象火箭的大发动机取代和平—4号火箭的小发动机组成一种新的火箭,其顶点高度大约可达到25公里,完全可以满足氢弹试验的要求。我的这个建议也得到了认同。这种新火箭就是和平—5号火箭。

      1969年,火箭设计院一面研制和平—5号火箭,一面设计火箭发射井和火箭发射架。核试验基地在靶心西面三队的103工事附近建了第一口火箭发射井,这里距靶心只有1300米。发射井由火箭发射架、井筒、井盖、井门和发射控制系统组成。1969年9月,秋高气爽,不冷不热,正是进行核试验的黄金季节。数千人又鏖战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为本年度的大当量氢弹试验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火箭发射队、火箭设计院和火箭取样组,在6710再一次聚首,进行再一次合作,力争火箭取样获得成功,向国庆二十周年献礼,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优秀的答卷。这次拉进6710的只有两枚和平—5号火箭,一枚用于现场试飞,一枚用于正式取样。现场试飞是在“零前”十天进行的,当时我站在离发射井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从发射井里发射火箭的壮观一幕:我发出指令启动控制室里的定时钟表,定时钟表延时几十秒后接通爆炸螺钉解锁电路,爆炸螺钉起爆,重锤下落拉开井盖,井盖的前端撞击到行程开关上接通火箭点火电路,随着“咔啦啦”一声炸雷似的响,一股浓烟从发射井里喷射出来,随后火箭才从浓烟里钻出来,喷着熊熊的火焰风驰电掣般冲上蓝天,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至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当天,我们就把火箭箭头回收回来,降落伞还是那么美丽,箭头还是那么雪白。不但试飞圆满成功,我们还获得了十分珍贵的火箭本底样品。

      闪光,火球,蘑菇云,1969年9月29日16时,中国又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当蘑菇云还在翻腾的时候,井盖打开了,和平-5号火箭腾空而起,喷着熊熊烈冲进蘑菇云……

      第二天下午,我们“三剑客”怀着忐忑的心情,乘一辆卡车去回收火箭。当我们看到躺在戈壁滩上的降落伞和火箭箭头时,我们的心放下了一半。当我们用仪器测量取样器表面的γ射线剂量率时,居然超过了1伦每小时,我们悬着的三颗心终于落地了。大丰收啦!火箭样品大丰收啦!

      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终于打了个翻身仗,和平—5号火箭扬眉吐气啦!放化诊断结果表明:火箭样品数量多、浓度高、质量优良,首次准确地获得了氢弹爆炸的聚变当量。事实证明,从发射井里发射和平—5号火箭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可以推广,于是在靶心附近又打了4口发射井。从此以后,和平—5号火箭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地完成了氢弹试验的火箭取样任务。

      和平—5号火箭遭遇挫折

      和平—5号火箭在节节胜利中,也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1971末,我国要进行一次当量很小的原子弹试验,而且是第一次用强击机把原子弹从弹仓里甩出去,投弹误差大,烟云小。用和平-5号火箭打这么小的蘑菇云就好比用高射炮打蚊子――没戏,所以火箭取样根本没打算上。万万没有想到,都到了冬天了,所领导和基地领导突然下令:火箭取样必须上!军令如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提出,要上可以,但是原来的发射井都在靶心西边,一个都不能用,必须在靶心东边建4口新发射井。我们出了一个不得不出的难题:大冬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建成4口新发射井,谈何容易!于是司令部作试处召开工程处、工兵团和研究所的三方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责任重大,会上没有一个人敢出主意,会议陷入僵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斗胆提出一个冒险性的建议:打简易发射井,只挖土井,不架钢筋,不浇水泥,不装井门,连井盖也不要。不行,绝对不行!冒险,太冒险啦!我的建议立即遭到强烈反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火箭取样不上,要么就得按照我的建议办。事关重大,主持会议的作试处谭处长不敢擅自作主,便去请示白司令员。白司令员说:过去打仗也常冒险吗,那就让我们也冒一次险吧!司令员一锤定音。工程处立即动手设计简易发射井,工兵团立即动手施工,4口简易发射井如期建成了。4枚和平-5号火箭装进发射井内,随时可以起飞。

      1971年12月30日,强击机携带着原子弹飞临靶心上空,飞行员按下投掷器的按钮,但是原子弹没有甩出去。飞机又飞了一圈,第二次投掷又失败了。飞机又飞了一圈,第三次投掷也没有成功。此时飞机的油不多了,不允许作第四次投掷,情况十分紧急,塔台指挥员下令飞机返航。飞机携带着原子弹成功地降落到马兰机场上,有惊无险。其实,这是一次最大的冒险。经检查,原来是投掷器的故障。故障排除后,1972年1月8日进行第二次试验。

      靶心上空升起了一朵小小的蘑菇云,4枚火箭接二连三地飞出简易发射井,飞向蘑菇云。火箭发射成功了,但是火箭的回收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雪白的丝棉被烧得如黑炭一般。大多数人认为,这是采用简易发射井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没有井盖防不住电磁波,在核爆炸瞬间产生电磁波就把火箭点着了,火箭在零时就飞了出去,钻进了火球,烧毁了丝棉。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无论什么原因,这次任务火箭取样完全失败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和平-5号火箭这次取样的失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小当量核试验中如何提高火箭的命中率?

      和平—4号火箭大放光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研制氢弹的扳机,我国要进行一系列当量只有数千吨的地面核试验。和平-5号火箭取样屡立战功,领导们便紧盯不放,在这一系列小当量试验中还要上火箭取样。这无疑又给我们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和平-5号火箭在万吨级的试验中取样都失败了,在千吨级试验中使用,行吗?行也得上,不行也得上,领导的态度铁板钉钉,我们只能奉命行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达成两项共识:(1)和平-5号火箭太大,不可用,用和平-4号火箭最好,(2)在小当量试验中,防止脱靶和提高火箭命中率是取样成败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用火箭打小蘑菇云就好比是用高射炮打蚊子,白费劲。第一个问题是不是问题的问题。于是,如何提高火箭命中率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陈敦厚毅然承担了这项看似简单却很棘手的问题的研究。他经过多日的反复推敲和苦思冥想,根据简单的三角原理,发明了一套简单适用的土办法,巧妙地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我把这种方法简单地称为:火箭即时发射法。这种方法的要点是:(1)在爆心东边(下风方向)建一个露天火箭发射阵地,尽可能靠近爆心,只要确保火箭的安全就行;火箭从东向西打,降落伞不会带着箭头落到沾染区里,便于回收。(2)在与爆心和火箭发射阵地连线相平行的南边建一个露天火箭发射站,尽可能靠近爆心,只要确保人员的安全就行;这样工作人员可以十分清楚地观测烟云,便于掌握最有利的火箭发射时机。(3)在火箭发射站建一套烟云观测装置,它由一个观测架和一个观测筒组成,观测架上用细铁丝均匀地编制成方格网,观测筒、观测架和爆心之间是成一定比例的,这样,从观测筒透过观测架观测蘑菇云,便可以大致知道当前蘑菇云的云底高度、云顶高度和直径的数据以及烟云当前的位置,做到心中有数,弹无虚发;(4)即时观测烟云,即时人工控制发射火箭。当观测员看到烟云进入火箭的射击圈后,立即下令“点火”,发射员把点火按钮一按,火箭随即就飞了出去,在蘑菇云中实施穿云取样了。

      第一次小当量的地面爆炸试验是在1976年初进行的。原子弹就装在一间建在地面的爆室里,这里就是爆心。在爆心东1400米处建立了一个露天火箭发射阵地,阵地上共有6台火箭发射架。露天火箭发射站就设在爆心南的青石山上。1976年1月23日,天气虽然很冷,但是一个艳阳天,是一个进行核试验的好天气。我们“三剑客”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站在青石山上看着爆心的那座小红砖房。陈敦厚担任观测员,我担任发射员,李伟亮担任记录员。

      一闪即逝的闪光,一亮即灭的火球,随即升起了一朵小小的蘑菇云。

      陈敦厚立即跳入堑壕观测蘑菇云,烟云飘进了射击圈,他喊道:“1号,预备――放!”我把发射开关按了下去,李伟亮把这个发射时间立即纪录下来。眼瞅着两枚火箭喷着火舌飞进了蘑菇云。随后我们如此这般地发射了其余4枚火箭。6枚火箭全部发射成功。站在青石山上,一面观看蘑菇云,一面朝蘑菇云里打火箭,那真是:要多风光有多风光,要多潇洒有多潇洒,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第二天,回收结果令我们喜出望外:火箭样品获得了特大丰收。火箭取样组因此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事实证明,陈敦厚发明的这种火箭即时发射法,不但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在1978年12月14日进行的一次最小当量的地面试验中,我们故伎重演,用 6枚和平—4号火箭实施取样,火箭样品再一次获得了大丰收。

      无限风光在险峰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平号火箭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不是就不存在问题了呢?我在考虑这个问题。1970年冬,当我学了一点儿基本的空气动力学知识之后,发现HP—1型取样器的内型面完全是根据结构需要设计的,不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要求,影响了取样器的性能。同时,通过文献调研我才知道等动力学取样是最先进的取样技术,因为在等动力学状态下取样,可以获得数量最大、代表性最好的样品。此外,HP—1型取样器的直径只有205豪米,进气口直径只有100毫米,取样量太少,因此也有必要研制一种直径更大的新型取样火箭。于是我写了一个《关于研制等动力学取样火箭的建议》的报告,呈送杨裕生副主任。这个时候,我国准备进行一次千万吨级的氢弹试验已列入核武器发展计划,和平-5号火箭的高度不够,正需要研制一种取样高度超过25公里的新型火箭。我的建议正合时宜,于是得到了室、所、基地乃至国防科工委各级领导积极支持。很快,国防科工委就把研制等动力学取样火箭的任务下达给七机部,七机部又把这项任务下达给五院508所。其实,508所就是原七机部第八设计院。随着我国航天工程的上马,七机部成立了航天研究院,简称五院,并把第八设计院改为508所。五院的第一个工程就是研制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当508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人造卫星的时候,研制等动力学取样火箭的任务又下达给了他们。

      1971年春,我和李伟亮再次来到北京,和508所协作,开始打造中国的等动力学取样火箭——挺进—1号。挺进—1号火箭完全不同于和平号取样火箭,和平号火箭只是在和平-2号气象火箭的基础上改来改去,而挺进—1号火箭是一种全新的取样火箭,必须重打鼓另开张。挺进—1号火箭是一种两级固体取样火箭,它由一个超音速火箭取样器、一个电源舱、一个回收舱、一个主发动机和一个助推器组成。但是,我们完全没料到,508所虽然承当了挺进—1号火箭研制任务,但却把超音速火箭取样器的气动设计工作排除在外,原因是火箭取样器的气动设计是一个内流气动设计问题,508所几个搞空气动力学的人只搞外流的气动设计,内流的气动设计不懂,请我们另找单位。508所把这个球又踢了回来。这可如何是好?!我们骑虎难下,左右为难。不能强人所难,我们必须另谋出路,踏破铁鞋也好,求爷爷告奶奶也好,都在所不辞。于是,我和李伟亮带着介绍信和取样器示意图在北京到处奔波。我们首先到了中国最大的航空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教师,他说,这种航空器我们从来没见过,我们干不了,你们到七机部701所去看看。701所在北京西南郊的云岗,离南苑很远,我们俩起了一个大早,换了好几次车,才到达云岗找到701所。接待我们的是科技处计划科的一位女参谋,她客气地说,这种航空器我们干不了,我们只搞风洞实验。我们起身正要走,她向我们推荐,你们到31所去看看,也许他们能帮助你们,并告诉我们31所就在这个大院里,于是我们又走进了31所科技处计划科的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计划科参谋老吴,他看完取样器的示意图后,微微一笑,说:你们这个取样器的主要部分是超音速扩压器,我们有一个扩压器组,就是专门设计扩压器的。显然是遇到了行家,我们俩顿时喜上眉梢,笑在心头。正当我们俩高兴之时,他却把语气一转:但是,你们的任务我们是万万不能接的!他点了一把火,又突然浇了一瓢冷水,让我们俩从头凉到脚。既然是烧香烧对了庙门,拜师拜对了师门,我们岂能善甘罢休,于是便祈求呀,软磨呀,硬泡呀,使尽浑身解数,但还是无济于事。他看我们的确很着急,便建议:这样吧,你们可在我们这里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回去自己设计,我们可以当你们的技术指导,为你们保驾护航。我明白,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揽事,这样做他们既帮了我们,又不承担任何责任,可谓是聪明之举。这是一条路,是一条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山路,也是一条唯一的路。于是,我把心一横,牙一咬,果断地: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从此,我和李伟亮拜31所扩压器专家张宝生等同志为师,虚心地、如饥似渴地学习扩压器知识和设计技术。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超音速扩压器的设计技术。之后我们进入边学习边设计阶段。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设计出了外压式、内压式和混合式三种形式的扩压器,考虑到加工简单方便,最后选定采用混合式,取样器的型号定为TJ—1型。1973年夏,我们的设计方案刚确定,程所长便命令我火速回红山向他当面汇报。于是我带着设计资料和图纸马不停蹄地赶回红山,向所长当面做了详细的汇报。所长听我讲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他当即决定:回去再把这个方案仔细审核一遍,明年春天在北京召开专家评审会,如果评审通过才能正式使用你们的设计方案。1974年春,程所长亲赴北京,主持召开了超音速火箭取样器气动设计评审会,邀请的专家有:701所所长庄逢甘(中国著名空气动力专家)、31所的扩压器专家张天明、张宝生等。我在会上作了详细的报告。专家们一致通过了我们的设计方案。于是,我就把设计资料和图纸正式提交508所,请他们进行取样器的结构设计。到此为止,我们的超音速火箭取样器的气动设计任务胜利完成。

      西安解燃眉之急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居然有人把我当成了超音速取样器气动设计方面的专家来邀请。

      我国计划于1976年冬进行一次千万吨级的特大当量的氢弹试验,各个测试项目都在加紧准备之中。其实,挺进-1号火箭就是专门为这次任务准备的。1975年秋,国防科工委在京召开了一次任务准备情况汇报会。在取样分组会上,我汇报了TJ—1型超音速火箭取样器的气动设计问题。这个报告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而最感兴趣的是三机部172厂设计所的一位副所长。他问了我一些问题之后,便当即向会议召集人杨裕生提出要求,请我赴西安帮助他们完成超音速飞机取样器的气动设计任务,以解燃眉之急。杨裕生同意了,我奉命前往。

      172厂设计所一直担负着我国飞机取样器的设计任务,研制出了一系列09产品,为我国的核试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特大当量的氢弹爆炸时,生成的烟云高度的底高都要超过17000米,一直使用的歼—6飞机取样因其升限不够,必须用歼—7飞机替代。因歼—7飞机是超音速的,而以前所用的飞机取样器都是亚音速的,一个都不能用,为此必须为歼—7飞机造一种超音速飞机取样器。然而,担负这个产品设计任务的09产品设计组,像我们当初一样,在超音速飞机取样器的气动设计上卡壳了,于是,我被这位副所长抓了公差。北京会议结束后,我来到了西安172厂设计所,与09产品设计组合作,只用了九天时间就圆满地完成了设计任务,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在这项设计中,我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取样器的型面设计,而是进气口处的阀门。为了保证样品的洁净,在进气口处必须设立一个阀门,但不管加一个什么样的阀门,都势必破坏良好的型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经过反复琢磨,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干脆用中心锥做阀门,一举两得。就是将中心锥分成两段,前一段为可移动的,当它移到最前端时,便将进气口关闭了;当它缩回至最后端时,又将进气口打开了,同时形成合理的气动型面。用前半个中心锥做取样器的进气口阀门,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大家都十分满意。取样器的气动设计完成之后,取样器的其他各项设计就迎刃而解了。这种全新的取样器取名叫09—10型超音速飞机取样器。

      火箭取样和飞机取样比翼齐飞

      1976年春,挺进—1号火箭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试飞成功。1976年秋,歼—7飞机携带09—10型取样器在西安的阎良机场试飞成功。1976年冬,7枚挺进—1号火箭和两架歼—7飞机在罗布泊核试验场闪亮登场,准备执行特大当量的氢弹爆炸后的取样任务。为了这次任务,在靶心附近新建了7口挺进—1号火箭发射井,靶心西2500米处两口,靶心东2500米处两口,靶心东3000米处三口。

      1976年11月17日,关闭在发射井里的7枚挺进—1号火箭,整装待发,时刻准备着飞出发射井,飞向蘑菇云。停靠在马拉机场的两架携带着09—10型取样器的歼—7飞机,时刻准备着起飞,飞向蘑菇云升起的地方。云集在白云岗参观场上数千名参观者,面戴墨镜眺望着东方那片天空,等待着观看那惊心动魄的时刻、那壮丽的景观。而我,却坐在201附近的一部雷达车里,等着观看火箭发射情况。

      倏然,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万里长空,一个通红的火球飞上了天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滚滚升起。中国唯一的一颗特大当量的氢弹爆炸成功了!

      雷达荧光屏上,一枚火箭飞上了天空,我心里一喜;又一枚火箭飞上了天空,我心里又一喜,第三枚火箭飞上了天空,我心里再一喜。片刻之后,荧光屏上的目标全部消失了。7枚火箭只发射出3枚,那4枚呢?我心里一惊:坏了,出事故啦!我跳下雷达车,跳上吉普车就往201机场飞奔。到了201机场,我接上陈敦厚和李伟亮,驱车飞向火箭发射井去察看情况。我们首先到了靶心西的2500米处的两口发射井,下车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发射井的井盖上几乎被石块和沙尘填平了,一个井盖开了一半,另一个井盖只看了一条缝。之后,我们驱车来到靶心东的2500米处的两口发射井处,结果完全一样。原来都是特别强大的冲击波惹的祸,无法抗拒。最后,我们察看了靶心东3000米处的三口发射井,只有这里的3枚火箭逃过了一劫,飞出了发射井。假如一个也没有逃出去,全军覆灭,那就更惨了。我捶胸顿足,追悔莫及。

      第二天的回收结果表明,这3枚火箭都取到了样品,总算圆满地完成了火箭取样任务,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火箭取样受到重大挫折,而歼—7飞机取样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啊!飞机样品不仅获得了大丰收,而且样品的质量优良,飞机样品首次出了聚变当量,飞机取样组荣立了集体三等功。可喜可贺!

      挺进—2号火箭最后的凯歌

      1980年秋,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氢弹试验,从此结束了大气层核试验。

      这次试验,飞机取样用的是长空-1号无人驾驶飞机,火箭取样用的是挺进—2号火箭。挺进—2号火箭实际上就是挺进—1号去掉助推器的单级火箭。为了提高火箭命中率,我们已经把陈敦厚发明的火箭即时发射法推广到氢弹试验中来,为此在在孔雀河上的前进桥旁,修建了一个坚固的工号作为火箭发射站。观测架立在工号前,观测筒立在工号内,墙上开了一个窗口,观测者是透过窗口和观测架来观测烟云的。

      闪光,火球,蘑菇云,1980年10月16日,我国又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冲击波过后,关闭的窗口打开了,我们“三剑客”在工号里,采用火箭即时发射法,朝蘑菇云里发射了6枚挺进—2号火箭。这次火箭样品获得丰收,为14年的火箭取样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实际上,这成了中国在大气层中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而拉开了大气层核试验的序幕;16年后,1980年10月16日,进行了最后一次氢弹试验,从而结束了我国大气层核试验,这不是有意的安排,只是历史的巧合而已。

      大气层核试验结束了,火箭取样结束了,我们火箭组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我们“三剑客”从此各奔东西。陈敦厚转业回了湖南。李伟亮调到室里当了几年参谋,后来又升了副主任,最后还是转业走了。只有我被调到α组,傻乎乎地从事起地下核爆炸样品的核物理测量来。当初我想搞核物理,却偏偏让我搞火箭取样;如今我满脑子装的全是火箭了,却偏偏又让我回头搞核物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我能追上大踏步前进的队伍吗?我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

分页树展主题 · 全看首页 上页
/ 13
下页 末页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Copyright © cchere 西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