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关于复辟的预言 -- hwd99

因 为喜爱诗词，诗词界朋友就多了起来。一日与友人聊，对方说起毛的“罪恶”，称在三年所谓自然灾害中，全国饿死人有三千万，在文革中遭受毛的“迫害”全国死 人也有三千多万。我指出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他的说法已经是众口一词的了。关于三年自然灾害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观点，有不少的文章都对 此说进行了剖析，我不想在本文中进行重复。至于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有三千万，我倒很愿意拿出一个小小的事实与对方探讨。请看国家统计局1949-1980年中国大陆历年人口数据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总和生育率

（万人） （‰） （‰） （‰） (个)

1949 54167 36.00 20.00 16.00 6.14

1950 55196 37.00 18.00 19.00 5.81

1951 56300 37.80 17.80 20.00 5.70

1952 57482 37.99 17.00 20.99 6.47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6.05

1954 60266 38.19 13.18 25.00 6.28

1955 61465 32.18 12.28 19.90 6.26

1956 62780 33.67 11.40 21.39 5.85

1957 64238 34.03 10.80 23.23 6.41

1958 65346 29.22 11.98 17.24 5.68

1959 66012 24.78 14.59 10.19 4.30

1960 66207 20.86 17.91 2.95 4.02

1961 66457 18.02 14.24 3.78 3.29

1962 67295 22.63 10.02 12.61 6.02

1963 69172 40.00 12.11 27.89 7.50

1964 70499 30.68 11.50 19.18 6.18

1965 72538 38.42 9.50 28.92 6.08

1966 74206 31.82 8.83 22.99 6.26

1967 76032 33.04 8.43 24.61 5.31

1968 78198 36.70 8.21 28.49 6.45

1969 80335 35.35 8.03 27.32 5.72

1970 82542 35.07 7.60 27.47 5.81

1971 84779 34.42 7.32 27.10 5.44

1972 86727 30.59 7.61 22.98 4.98

1973 88761 30.49 7.04 23.45 4.54

1974 90409 25.91 7.34 18.57 4.17

1975 91970 24.59 7.32 17.27 3.57

1976 93267 21.35 7.25 14.10 3.24

1977 94774 23.03 6.87 16.16 2.84

1978 96159 20.86 6.25 14.61 2.72

1979 97542 20.59 6.21 14.38 2.75

1980 98705 18.26 6.34 11.92 2.24

从上表我们可以知道，文革期间我国的死亡率是建国后最低的，平均死亡率在千分之七点八。以当时平均人口八亿三千万计，每年约死亡6，474，000人，也就是说，文革期间十年（以1966-1975年） 共死亡约六千四百七十四万人。文革被“迫害”致死，属于非正常死亡，如果文革十年被“迫害”致死人数达三千万，也就等于说，文革期间所有死亡的人近一半是 属于被“迫害”而死的了。这可能吗？为了验证国家统计部门资料，本人又翻阅了北京各区县史志，所得数据也基本接近。如北京市东城区区志记载：建国后死亡率 在千分之六、七，文革期间死亡率基本在千分之五点几。改革开放后死亡率又高了起来，近二十多年皆在千分之六以上。

有官方资料显示（来源于教科书），文革十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总数量有200万，平均每年才20万人左右， 当然不会都是被“迫害”致死。非正常死亡率不过万分之二，这个数据，远远低于当代中国及包括美国日本等绝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千分之三左右的数量！其中自杀 率低于百万分之一，社会上有些人（主要是一些文革中被冲击的知识分子和在党内坚持建立不平等社会制度的人们）极力诋毁毛的形象，渲染夸大中国前三十年黑暗 面，把毛的时代说成是恶魔时代，说朝鲜战争死人，大跃进死人，文革死人，大有民不聊生，靡有孑遗的味道。其实，毛泽东时代人口由49年5亿增长到78年的8.6亿，人口平均寿命由49年35岁增加到78年的69岁，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都是诗词爱好者，我们不妨再拿诗词界发生的史实来说话。我手头正好有一份诗人刘梦芙先生编辑的《“五四”以来诗坛点将录》一文，刘氏所录皆为五四以后中国传统诗词上比较有名望的人物。我们不妨看看这些人物在文革期间死亡情况：刘梦芙共选入109人，在文革期间（1966-1976年间）大陆共死亡13人，他们是：马一浮（1967年死）、刘凤梧（1974年死）、龙榆生（1966年死）、詹安泰（1967年死），章士钊（1973年死）、沈尹默（1971年死）、刘永济(1966年死)、陳翠娜(1968年死——刘的原文写做1967年)、任銘善(1967年死)、邵祖平（1969年死）、陳家慶 (1970年死)、鄭水心(1975年死)、石聲漢(1971年死)。

死因在刘梦芙介绍中称之为文革迫害的有4人，分别是刘永济：“‘文革’禍起，遭圍攻批鬥，遂致病危不治”；陳翠娜：“‘文革’中遭迫害致死”；任銘善：“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陳家慶“十年浩劫中竟遭迫害致死”。实际考察得知四个人中，任銘善，文革起时“那时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第二年秋“郁郁以殁”（王元化语）。陳家慶具体怎么死的没有可供考察的记录，只知1970年死于上海中医学院期间，只是其后人徐永端说：“先慈”“文革中被四凶迫害致死”。刘永济据说“文革”初期遭圍攻批鬥，遂致病危不治而死。只有陳翠娜1968年，引煤气自尽。显而易见，真正可以称得上属于“文革”迫害而死的，陳翠娜算是一名，说陈家庆、刘永济直接死因是“文革”迫害，就有些勉强。即使将陈家庆、刘永济都算上，也不过三名。

如果以3名计算，被“迫害”致死人数占总的死亡人数13人的23%左右。如果以1名来计算，则被“迫害”致死人数占总死亡人数0.8%.刘的《“五四”以来诗坛点将录》共列出109名诗人，除去其中港澳台诗人11名外，剩下诗人98名，以98名诗人中有3人被“文革”“迫害”致死计，被迫害致死比率在3%。如果以1名诗人被文革“迫害”致死计，被“迫害”致死率为1.02%.即使将这部分知识分子比率推及到全国——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被“迫害”了、占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也都被“迫害”了，即使按照最高人数最高比率3%计算，也不会得出文革十年全国死亡3000万的结论。更何况刘梦芙先生所列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皆属于凤毛麟角，在文革中是最易受到伤害的一部分人了，且这些知识分子又是老年人比较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革期间，在最易被“迫害”致死的人群中，也是在年龄段上处在比较高龄段的人群中，其“迫害”致死率也仅是百分之1-3%。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杀名单》，里面说文革时期1966年8、9月是知识分子死亡的高峰期，要知道，那个时间恰恰是文革中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最猖獗时期。

相反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剧增。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卫生统计年报》公布的1989年中国(大陆)的自杀率为17.07/10万，自杀死亡人数为19～21万人，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30%。其实中国实际自杀数往往比公布的自杀数高3～5倍，由此推算，目前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60万人以上，绝对数字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事故造成的死亡，改革开放后，我国也绝对居世界首位，矿工死难人数平均每年不少于6000人。官方承认，过去15年已经有150万中国人死在在煤矿意外。平均每天死亡270人，每小时死亡11人，每5分钟死一人（见2009年1月28日《中国日报》安全监管总局讲话）。中国的煤矿意外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近年来，我国交通事故也跃居世界第一。而且，从我国人口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尽管全球科技卫生事业在发展，现在距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近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却又大于文革时期了。抛去自然灾害不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事故、自杀、凶杀、吸毒、艾滋各个方面，非正常死亡率都跃居世界之首。甚至吸烟成病死亡率也在全世界独占鳌头。请不要错误认为是由于中国人口多的缘故，这里讲的都是死亡率。

结论：文革期间，受运动冲击死人没有？死了。死了多少人？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世界非正常死亡的平均数，也就是说不会超过200万。只不过那时死的多是知识分子或当官的，他们是老爷，命高贵些，影响大一些；现在非正常死亡的人远远大于那个时代，只不过大多是平民百姓，命低贱些，无关痛痒。老百姓没有呼吁的方法和渠道，中国当官的和没良心的知识分子又不去为你呼吁，老百姓只好认头罢了。

来自：http://www.poetry-cn.com/?uid-2890-action-viewspace-itemid-89001

http://mil.sohu.com/20120801/n349570403_3.shtml

2012年08月01日11:11

来源：新华网 作者：张文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战果辉煌，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可能被再次分裂的危险：北方有斯大林阻止共产党军队南下，南方有马歇尔阻止蒋介石北上，其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统一。但毛泽东没有听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我们今天才因此有统一的中国和这么大的中国版图。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 1948年印度也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

　　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国共在打仗，无力西顾。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一点点抠我们的西藏，谁知1950年初毛泽东直接出兵，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人手中，那我们西部的国防安全就真麻烦了，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就困难多了。其次，拿下西藏，雅鲁藏布江就在我们手里了，这使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在我们手里，水是生命之源。如果当时按照现在某些“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

　　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就也别想拿回台湾。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看也明白了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年继而1955年将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港交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空军、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境内。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对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这一伟大贡献。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说到这些，我们不能不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们再来谈谈1962年中印之战。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要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由后人慢慢解决。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它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说到这些，我们还得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位美国人说过，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因此，在记念“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我们心中更加想念毛泽东同志。

2012-07-26 为人民服务

有一种说法相当流行，尤其在年轻人中间，这个说法就是：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才打开了国门。这是个非常迷惑人的说法，因为后毛泽东时代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的，既然喊的是“开放”，那与之对应的过去当然是“封闭”了。我是60年代末出生的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也相信这样的说法，直至迈进不惑之年，才对这种说法产生了质疑：毛泽东时代真的是闭关锁国的吗？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却是非常的活跃，非常的智慧，与中国之外的国家的交往十分频繁，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对外交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1949年2月，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于这种外交思路，莫里斯.迈斯纳在其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给出的解释是：驱逐外国人是中国将来在平等的条件下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一种必要的心理前提，自1842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主义者都曾发誓要甩掉外国的枷锁，但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显示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政府。莫里斯的评价是公允的，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外交策略，新生的中国才能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实现外交的独立和自主。

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基础上，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又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底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从此，五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的基石。1955年4月，中国积极参加了万隆亚非会议，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加强和密切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还发表声明，表达了同美国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美国迫于压力，也不得不表示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这为日后中美建交开辟了道路。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正是在毛泽东的外交方针和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外交高潮，至1956年，中国与2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50年代末开始，世界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苏交恶，美苏争霸，中美较劲，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了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外交策略，全力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积极与这些国家加强互助合作。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争取更大的外交空间。1960年，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

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

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

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

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是充满期待的，既使象英国这样的反华国家，他也满怀信心，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

毛泽东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方针把中国外交带入了又一个高潮，中国不但摆脱了美苏的威胁，而且一举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强大力量。至1969年，中国已与五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进入70年代，中国的外交达到了历史的高潮，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收获了丰硕的果实。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同年，中英、中日建交……这个时期，最令人兴奋和举世瞩目的是1971年10月25日联大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和场面，有57个国家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许多讲话热情洋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尽赞许。第一个是代表亚洲发言的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比沙拉，他的发言有这样一段：“经过二十二年非法和无理的阻挠之后，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一），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了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十月二十五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这一点的取得，是由于北京政府过去二十年来表现了耐心、慎重和明智……”从科威特代表的发言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此之前，不是中国不想加入世界这个大家庭，而是一些国家阻挠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和路线是智慧、实际、远见、有效的，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毛泽东为我们广交了天下朋友，为新中国的外交趟出了一条阳光大道。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英雄的毛泽东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有尊严的开放的中国，我不知道那些散布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谎言的人心目中的开放是怎样的开放，如果认为毛泽东时代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都不算开放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开放了，或者有一种开放，一种没有尊严的开放，一种委曲求全的开放，一种苍蝇蚊子满天飞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