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谁解谜中密 （四） -- 参考

池步洲先生对日本当时使用的外交密码从加密技巧这一角度回忆，列出了五种加密技巧。

最原始的把日语罗马字拼音假名映射成两个英文字母为主的单密码本替换，日本外交最低级的拉码(LA码)即采用这一加密手法。

把日语汉字的部分单字，词语，词组，加上假名，映射成两个英文字母为主的单密码本替换。

在单密码本替换的基础上，使用简单的换位法再加一次密，以打乱原文中的正常语序。

在单密码本替换的基础上，使用复杂的换位法再加一次密， 以打乱原文中的正常语序。

在英文密电文中一些随意选择的位置额外插入一个或几个纯粹捣乱的英文字母以迷惑破译方。

美国方面则将主要的日本外交密码按密级从低到高分为四种，可以和池先生讲的对比着看：

最低的是LA码，即池先生说的拉码。这种密码是用来处理非机密性的日常事务通信。俗称“护照码”。日本人从1925年开始使用这种码，直到二战结束。LA码实际上同一时期内有四套密码本在使用，每次给一篇电文加密时，任选其中一套使用。

PA-K2码。 PA-K2码的加密手法就是属于单密码本替换再加一次简单换位。

J系列码。长期以来这是日本外交密码中的主要密码，历史悠久，美国人从1917年就开始追踪这一系列密码。早期的J码水平和LA码一样，也是最原始的单密码本替换。但随着其版本的升级，加密手法也逐渐提高。前文我提到中国方面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于1940年8月15日发现一种主要日本外交密码突然换了个破译难度提高很多的新版本。 意外的是，我竟然找到了美国方面对这件事的记录。美方记录显示，1940年8月15日，日本外交密码J码换了新版，美方编号为J码第16版， 16版是在单密码本替换的基础上，使用复杂的换位法再加一次密， 破译难度比之前的第15版大幅提高。双方记录在日期上完全一致，而且都提到了这次的新版破译难度比以前大为提升。这个发现使我相信国民党密码破译机构在1940年8月15日前，确实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J码，也就是美方编号日本外交密码J码第15版和更早的版本。 J系列码在1940年8月后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以三个月左右一次的频率换版本，破译难度在第16版的基础上又攀升了不少。所以1941年4月重整旗鼓的军技室面对的挑战，是美国编号为第18版的J码，接着是1941年6月开始使用的第19版J码。 第19版用了两年多，一直到1943年8月才换。

机器产生码。1932年日本外交电报开始使用加密机“红”。这是一种早期的挺容易出故障的加密机，使用双转子和简单的插孔板，由日本海军方面于1931年研制成功，提供给外务省使用。 1939年，一种新的加密机开始被用于日本外交电报，美国人称其为“紫”密，而日本人自己管它叫97式欧文印字机或B式暗号机。机器产生码的本质是多密码本替换。池步洲的回忆里显然没有提到多密码本替换，所以可能他并不知道紫密的存在，更不用说破开紫密了。我曾经相当困惑于一方面池步洲显然没有破开紫密，但一方面他又回忆声称破译了显然是绝密的日本外交电报。我无法理解绝密的电报怎么会不使用紫密加密，直到后来我看到美方记录印证了池步洲的说法，才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原来出于对加密机本身安全的担心，日本外务省只给最重要的，安全保卫措施最严密的这部分驻外使领馆配备加密机。没有配备紫密机的使领馆无法使用紫密电报。同时日本对后期J码版的防破译能力也相当有信心。这造成日本外交系统的很多绝密电报并非使用紫密，而是使用J码加密的。比如檀香山领事馆就没有紫密机，所以东京外务省和檀香山领事馆之间的绝密电报往来使用的是J码加密。还有那些群发给很多使领馆的电报，由于其中相当多领馆没有紫密机，所以也使用J码。

紫密机残部件

池步洲在他的回忆里提到的那些电报，最早那两份是五月份的，也就是用J码第18版加密的，后面的则通通是用J码第19版加密的。军技室是否破译了J码第19版，成为池步洲说是否有根据的一个关键问题。 大能的美国人还是靠翻墙开保险箱偷拍了密码本破的第16版，中国的军技室真的有能力破开比第16版又进步了不少的第19版吗？

毛庆祥掌握军技室后不久的1941年夏天，空军总指挥毛邦初要求毛庆祥从军技室派出一个战地工作队到成都，配属给位于成都的空军总指挥部。

毛庆祥于是派出了军技室第十二工作队，于9月底到达成都。成都平原地形利于侦听，所以第十二工作队在成都的工作条件非常有利。

河友们贴了不少老美的天线阵，我也贴个美国1940年刚推出的新型接收机，12管的，空军给第十二工作队配了四部。

日本为准备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开战，其对中国的战略轰炸行动于1941年8月底基本告一段落。从9月起，原来部署在运城和武汉等基地对中国内陆主要城市进行长距离轰炸的日军海军美幌，元山等航空队开始大规模的调离。原部署在东北和朝鲜的日军飞机也同样开始调动。

第十二工作队到达成都开始工作后，由于中国方面长期监视日本陆海航的电报通讯，对其波长，呼号，使用密码，发报人员的发报手法了如指掌，很快就发现了日军的这一动向。但当时只知道日本飞机大规模调离中国，并不知道日军飞机最终到那里去了。

军技室将这一情报先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了通报。当时国民党高层有两种情报例会。甲种会报由各情报机构一把手参加，蒋介石有时候也来。乙种会报是各情报机构的业务骨干参加。杨宣诚的军令部二厅也是参加这两种会报的单位之一。

二厅厅长杨宣诚知道这一情报后，判断这表明日军将很快南进对美英发动作战，于是向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通报了他的判断。

所谓中国通过密码破译日军袭击珍珠港的说法中的军统说（即姜毅英说）和 军令部二厅说（即杨宣诚说），就是在这件军技室情报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军统的姜毅英是戴笠的同乡，浙江江山人。 工作认真，深得戴笠信赖。但她并未在密码破译这块上干过。无论是军统早期的密电组，后来的特种技术研究室，还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姜毅英都没沾过边。姜毅英干的是译电，而且还是己方电报的译电。这和“破译”相比虽然大家都有个“译”字，但实际上却完全是两码子事。咱们这边也有位林总四大金刚之一的李作鹏，他曾说什么要没有他长征也难，那意思是他在长征时在军委二局做了大贡献。他确实在军委二局没错，但他和姜少将一样都是译电的干活，破密码的可不是他。 所以他这也是欺负一般人搞不清楚这里面的道道，夸大个人功劳，人品端的有问题，不过好歹他译的是敌人的电报，多少还沾点边，不比姜毅英那完全是十三不靠。

杨宣诚是当时国民党情报圈高层公认的两大日本通之一。他的军令部二厅是军队系统的情报机构，但当时二厅压根儿就没有监测电台和人员，更不用提密码破译队伍了。他的电讯情报来源是来自军技室。

军技室提供的日军驻华飞机大量调离中国的情报在杨宣诚看来就意味着日军将很快在太平洋上对美开战。不过情报的分析判断是件难以排除主观倾向的事。作为中国来说，当时迫切期望日美开战。所以中国方面提供的这类情报在美国人看来具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是不太可信的。更何况这个情报连个日机调动的目的地都没有，价值实在有限。

在此可以对军统（姜毅英）说和军令部二厅（杨宣诚）说作一个结论。这两说实际上都是基于1940年7月起军技室对日本航空兵电报密码的破解，随后于1941年9,10月间发现了日驻华航空兵一部调离中国的动向。这个情报最多只说明日军有南进的可能性。

这样国民党这边还剩下的就是军技室说，也就是池步洲所说的通过破译日本外交密码获得日军袭击珍珠港情报。

1940年的山城夏天对军技室的大部分人来是段纷纷扰扰，不堪回首的日子。

夏天是雾都重庆一年四季中最少雾的季节。于是日本鬼子的飞机来得特别勤快，在已经是火炉的重庆再添上大量火头。

1940年夏日本陆航的97式轰炸机在重庆上空轰炸中。

正好这两天有针对重庆大轰炸的民间索赔。多贴两张照片以表支持。

刚离开中国的雅德利在菲律宾大张旗鼓地开了个记者招待会，把他了解的中国对日密码破译的事情添油加醋地扯了一通。他的目的是为他当时和菲方谈雇佣合同造势。结果他和香蕉国合同没谈成，倒把小日本又吓了个结实。

小鬼子被吓到的直接后果是1940年8月15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发现一种主要日本外交密码换了新版，而且这次换的新密码和以前的更换不同，破译难度大幅提高。

但令人扼腕的是就偏偏在这正需要中国破译人员集中精神全力以赴攻破新版密码的节骨眼儿上，军统企图独霸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荒唐戏码正开始上演。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骨干破译人员人心惶惶，根本就无法专心工作，这日本新版密码当然就没破开。

当时魏大铭三下五除二吃下了对日本航空兵电讯情报这道开胃菜，没顾得上抹掉嘴边的油，就向着全面消化整个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这个终极目标前进了。

在戴笠的全力支持下，他威胁利诱监视关押用间各种花样齐出，除了死对头中统来的人不要，他准备把军技室的骨干力量统统都发展成军统成员。

但军统名声实在太臭，大部分人都不愿加入这个政府编制的忠党爱国黑社会组织，联合起来抵制魏大铭。毛庆祥看准时机趁势出手，让他们写一个签呈具数魏大铭行径，由他转呈蒋介石。同时军技室的核心团队再来个积极怠工。1941年4月1日，这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代主任从魏大铭换成了毛大爷。魏大铭回头又成了副主任。

这样，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控制权，特别是在最关键的破译部分，其骨干力量完全到了毛庆祥手里。军统派的影响仅限于原来来自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的人员，而且军统派至少在明面上还是要听毛庆祥的。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一开张，温毓庆还是很想干出些成绩来的。但他马上就发现毛庆祥和军统那绝对是狗改不了吃屎，并未放弃夺权的野心，毛魏各自带来的人马则都有背景，很多都不是他能指挥得动的。

在交通部电政司那头，这时的交通部长张嘉傲属于交通部里的南方派，和温毓庆这个北方派也不咬弦儿。

两头不顺的温毓庆博士思来想去，这人事斗争非他所喜非他所长，于是终于决定挂冠而去，老子不干了！

1940年5月温毓庆博士去香港治病，治病期间由魏大铭代理主任。温在香港呆了一阵子后又去了美国，在宋子文的美援物资管理机构里工作。这技术研究室就由毛庆祥戴笠你们去争吧。

蒋介石了解温毓庆的能力，毕竟蒋介石这边无论是中文电报密码破译，还是日文电报密码破译都是由温毓庆实打实一手开创出来的。6月蒋委员长派戴笠去香港劝说温毓庆回重庆，但没有任何实际的让温毓庆可以真正指挥整个技术研究室的措施，所以戴笠当然是无功而返。

正当高层忙于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之际，下面的人倒是出了成绩。

在抗战前期，中国的防空预警系统纯粹依靠人力的防空监视哨网络，在敌方机场到我方主要城市路上以人力进行监视。不少监视哨甚至就潜伏在敌方机场附近。

防空监视哨

这个原始的人力防空监视哨系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确实是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前面讲过军统收到航空委员会送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日本陆航电讯员，不管他情不情愿，他还是开始帮中国工作了。由于他对日本航空兵通讯的熟悉，在1939到1940年那会儿，军统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已经可以侦听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的电报通讯。这些电报使用的密码由于要适应空中作战的特性，并不复杂。但一则军统的破译能力实在是太废柴了些，二则当时心思还是围绕在日本陆军密码上，所以当时未破开航空兵使用的密码。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后，温毓庆指派负责日本外交和军事电报的第二组，也就是原来他密电检译所的破译团队，研究起所有日方军事电报。虽然日本陆军高级密码没有破解，但以原密电检译所团队的破译能力，很快于1940年7月份就破开了航空兵的一种电报密码。 接下来技术研究室各组各队又破开了其他几种陆海空军航空兵的电报密码。从此中国防空预警系统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精确的预警情报有力地帮助了中国空军的作战。但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日方的先进战斗机零式开始投入作战，壁山9.13大空战中国空军的E-16和E-15惨败于零式机之手，此后防空预警情报只能用来帮助中国空军躲空袭，无法用来帮助空军作战了。

一见破开了敌人航空兵的电报密码，魏大铭魏大代主任就开始动起让军统派独霸这份功劳的花花肠子。

被雅德利称为“笨驴”的魏大铭立刻做了一系列的动作。他成立三个新的战地工作队。其中的第六工作队，是所有七个工作队里唯一一个呆在重庆的工作队。

魏大铭还把原来其他每个战地工作队内的侦听电台和人员独立出来，归由原军统调来当组长的总部的第五组即侦听组管辖。

在布置好上面两步后，笨驴终于图穷匕现了。魏大铭命令以后日本航空兵电报只能由第六工作队来侦听破译。由于这时所有总部和驻外工作队的侦听队伍已被军统派全面控制，非军统派的总部各组和驻外各工作队虽然不满，也只能干瞪眼，毫无反抗之力了。

第六战地工作队虽然在重庆，但因为战地工作队性质上独立于总部，所以名正言顺的在独立的办公地点办公，从此这对日航空兵电讯情报的功劳就变成军统派的独一份了。

魏大铭，原为上海国际电台报务员，号称当时中国最好的两个半报务员之一。所谓报务员的好坏，在发报上面就是看这个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均不均匀。发报手法均匀利于收报方抄收。 他曾帮胡宗南的第一师建立电台通讯网。第一师西开的时候，魏大铭不愿意跟着走，胡宗南就把魏推荐给他复兴社里的小老弟，正急于在复兴社特务处内建立无线电通讯队伍的戴笠。魏大铭后来成为军统第四处也就是电讯处的少将处长，长期主管军统无线电通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