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支持邓小平 -- 夏至欧锦

第3条，吃饭问题：

集体力量解决不了，

单干就能解决？单干就是成功的秘诀？

是化肥技术，和育种技术的进步解决的吃饭问题

这个帖子谈谈楼主提到的第2个问题，关于土地承包。这篇里面数据会比较多，可能有些枯燥。

在这里有两句话，单独拿出来都是正确的。第一，邓小平确实推行了土地承包；第二，农村确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吃饭问题。80年代初期农民也确实大兴土木建楼建房。

但其实问题的关键是，这二者之间究竟是否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前面已经讲了毛与刘邓在工农业发展上的各种分歧，而土地问题又是其中的焦点。毛主张人民公社，刘邓则主张分地单干。78年前毛路线占压倒优势，农村只有少量自留地；78年到82年是一个过渡时期，之后刘邓的承包单干占了压倒优势，只有少数地方保存了集体经济。

30年来，土地承包一直是官方宣传中改革开放的重大功绩。按照官方说法，在实行承包后，农业生产几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这固然基本上是事实。在这里我不想把78年到85年间农业产量、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诸如小岗村之类的神话再重复一遍。但显然的问题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并不说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仔细考察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会发现一系列的有利因素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奇迹般地"汇集在了一起。

第一、气候。1978年是一个前后十年内的重大灾年。而82年到84年则是难得的风调雨顺。

第二、良种。以代表性的杂交水稻为例，76年播种面积几乎为零，78年播种面积约400万公顷，而到84年就达到了近900万公顷。

第三、化肥。70年代末开始农业的化肥施用量开始迅猛增长。到85年大致比78年翻了一翻。同时应对水旱灾害的能力也大大增强。

第四、水利。1978年整个中国的灌溉面积是1952年的三倍，大部分的增长发生在1965年以后。

第五、粮食价格。79年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20%，农产品平均价格提高25%，同时超购农产品加价50%。

综合以上几个因素，除掉气候因素不可控之外，其他因素为什么会“奇迹般”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汇集在一起，其实只要了解前30年的经济发展脉络的河友都很清楚，在此不赘述。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不可否认的是，包产到户理论上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促进，进而有利于农业生产。但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同时有如此多的与包产到户改革无关的有利因素出现，实际上掩盖了人民公社农业与承包农业本身的区别。而其中农业增产究竟有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承包是有很大争议的。林毅夫曾经使用新古典生产力方程研究78年到84年间的农业，认为家庭承包在增产中的贡献占到47%。但是这项研究遭到很多批评。比如说林毅夫没有考虑气候因素，也没有考虑杂交品种的贡献，也没有考虑水利设施建设的滞后效应，也没有考虑粮食价格的激励作用……即使按林毅夫的计算土地承包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也没有过半，可以想象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承包的贡献就会小得多。另外，新古典生产力方程本身也受到很多批评。

其实我认为，要正确评价包产到户对农业的影响，关键无非在于分离变量，排除家庭承包之外的因素的干扰。对此，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对过渡时期共存的集体农业和家庭农业进行比较，而不是把改革后的农业作为整体与改革前进行比较。因为很显然，气候、良种、化肥、水利、价格等因素对集体农业和家庭农业的影响大致是相同的，这样区别就仅在于不同的生产关系本身。

我手头资料不多，大概找了如下两条。

韩丁（Hinton）考察了80年代初期山西一个没有分地的公社，发现其农业生产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产量也经历了急剧地增长（单位是蒲式耳每英亩）：

82年产量比78年增长了2.23倍。而同时期作为承包典型被树立起来的安徽凤阳县粮食产量从78年到82年增加了2.42倍。两者相差不大。

布拉莫尔（Bramall）则考察了80年代初四川分地较早的县和保持集体体制的县，结果和韩丁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从这些研究资料看，我倾向于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的增长与包产到户的关系即使有也是比较小的，至少绝对不如30年来宣传得那样大。

理论上讲，承包单干的确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发展较好的人民公社中通过改革完善工分制度同样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然而，承包单干同时给农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制度性的，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机械化的倒退。许多曾经机械化程度已经比较高的公社在改革中把机器一并拆了分掉卖废铁。相对迟滞一些的效应是水利设施的退化。在改革初期，恰好享受到了此前水利建设的好处，但随着时间推移，改革前积累的水利设施逐渐崩坏，而被打成个体的农民无力修缮，结果造成了灌溉面积停滞甚至略有下降，成灾面积反而增加。另外，8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恶化，对农业的高额补贴无以为继，对农业的投资也大幅减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在80年代后期造成了农业发展的停滞。

综上，在我看来，造成80年代初期农业繁荣的根本原因是技术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而前文所列技术性原因实际上又来自于改革前。人民公社制度组织起了农民利用农闲开展水利建设，重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机械，在重工业成型后70年代初又利用国际形势缓和的机会大力发展轻工业，为农业提供了足够的化肥，科技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良种。

还需要指出的是，毛眼中的农业不仅仅是农业本身，而是与工业发展紧密联系着的。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为工业提供了资金，而工业发展起来后又为农业提供廉价工业品如机械和化肥。很多人只看到了前者而没有看到后者。更关键的是，毛主张通过农村的工业化逐步消灭城乡差别，而不是盲目地推进城市化。有时间的话后面我再单独谈这几个问题，顺便可以回答楼主的第3条。

最后，有意思的一点是，邓自己似乎对承包农业远不像他的吹鼓手那样有信心。在改开十年后，在展望90年代的时候，邓曾经表示，他认为90年代的其他领域都将取得顺利的发展，但他唯独担心农业生产。（见1987年10月31日《中国日报》。）也许在邓的心里，对于承包的神话的认识比许多人清醒地多。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农业也就真的如他担心的那样，一路走向“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