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谈《温故一九四二》 -- 范进中举

按照王外马甲在《好人王三官》中的说法，1942年4月时，蒋鼎文主动给重庆打电报提出减免河南征粮任务，结果被批了一通“征粮是政府的事，军人少管”；8月份中央决定减免河南的征粮任务，河南报纸上只说中央英明，不提蒋鼎文的首倡之功，于是蒋鼎文火大，把李培基叫去训了一通“征粮是政府的事，军粮必须保障”。

至于军人和老百姓谁饿死的说法，我记得是白修德采访的一个国军军官时说的，应该不是蒋鼎文讲的。

蒋鼎文第一战区战区司令官，汤恩伯31集团军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1944年豫中战役后两人双双被撤职。

很多人说这片子不够煽情，这恰恰是冯导的敬意，有人问大饥荒有没有人吃人，为什么不拍？当然有吃人这种事情，那么电影拍出来什么意思呢？让惊悚的人性的丑恶换票房？所以冯导没有这么干，而是用“狗吃人”，瞎鹿被一枪托打到锅里隐晦过去了。这片子很多人说没有亮点，没有希望，全片就是描绘人们饥饿到死的过程，

这恰恰是导演和演员的敬意，他们真正的去经历了饥饿，饥饿的走向死亡的逃荒路线，就是这样的绝望，有一点点希望会饿死？饿死是最绝望的一个过程，因为那要延续一段时间，和其他的痛快死法不一样。冯导从喜剧片起家，到今天功成名就可以拍这片子，没有向商业的催泪让步，恰恰是他拍的最好的一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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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灾难很多，光是河南在1911年后的这样的饥荒就很多，可以说司空见惯，冯导和刘震云单单挑一个1942年是很聪明的，其实河南民国时代死人最多的饥荒不是1942，是1931年中原大战，影片中借栓柱的口说了“逃荒是死路，民国二十年我爹我娘就是死在逃荒路上的”这个民国二十年就是1931年，这样的台词恰恰说明了编导的用心。那就是仅仅1942这样的苦难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常态。就说三国吧，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还是曹操自己的短歌行里面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我们记住的是什么？诸葛亮的智、关云长的义、曹操的奸、张飞的猛......当然对于这个人口下降，有专家说是因为很多人口逃荒不纳入国家户口统计导致，不过大规模的人口下降是确实存在的，即使是多了那么5%的人口，也不能说没有大饥荒是吧。可怕的事情是这样的人口大规模损失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仅仅举几个例子，南北朝混战时，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金、元灭两宋时，1122曱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

留在老百姓记忆中的传说都是，大灾之后的移民史，比如北方的大槐树下传说，。“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那是明初从山西向整个北方移民的记忆，也就是说除了山西，当时的整个北方几乎没有人烟，要知道中原大地，冀鲁豫各省从来是人口稠密的地方，现在这些地方人口几乎有5亿人，南方呢，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四川在明朝末年几乎人口死绝。所以冯导有这么一句话“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看完电影不由长长思考，正是这样的反复出现的历史恐怖给我们的民族留下深深的烙印。对比之下同样灾难深重的俄罗斯人民，他们的民间艺术是那么的忧郁和坚强，我们的是那么的乐观，苦难的印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渴望稳定，渴望欢乐，自发的去忘记苦难。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了。翻看历史，每次人口的大规模下降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王朝末期解体，各地豪强并起，混战不休，外族入侵，对百姓大规模掠夺，混战中地方秩序瓦解，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解体，几十年中在自然灾荒到来的打击中，原本不大的饥荒会连绵不绝成为终极杀手，所谓大战之后有大疫，大疫之后有大荒。我们的祖先就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劫后余生逃荒出来。

1942是一个标本，具体的导致悲剧的原因我们都可以对上，北洋袁世凯垮台后，军阀混战，地方秩序受到冲击，随后新旧军阀混战，1931年河南人民就逃荒了，军阀要打仗就要养兵就要派饷，所以河南在民国时代早就结寨自保了，也就是各村有土围子，不过这样的土围子在乱世中无疑是汪洋大海中的小舢板，无奈战乱之后，军阀士兵成匪，胜利军阀派粮也是横征暴敛，这个在《白鹿原》里面有体现，不过是河南军阀到陕西掠夺。随后是1937日本侵华，为了抗战踊跃上前线，自然负担更重，不过好歹还有口饭吃，1938蒋介石扒开花园口，豫东一片黄泛区，好歹豫西豫北还没有影响，1938-1944的拉锯河南是前线，这才进入1942那个时代背景，“水旱蝗汤”一起作用才有了河南人民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历史上几乎每200年就有一次，战乱的时期更是几十年就一次。所以影片非常形象的刻画了方方面面，在两个小时中能刻画清楚，这是功力所在。

影片开头的蒋介石新年讲话原声之后，交代了1942年的背景，更深刻的刻画了灾民在我们的宏大叙事前的渺小，正是这样的忽略才导致了悲剧。影片开篇交代1942大事中，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丘吉尔感冒，这个事情在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又以侍从室汇报形式出现了，结果是李培基把河南灾情压住了，说“他们说的都是大事，我的是小事”这是他向陈布雷说的，当然这个场景是杜撰，不过鲜明的入神的刻画了灾民在当时民国政府首脑关注的排列，丘吉尔的感冒都远远超越那300万亡魂！政府的漠视是这么司空见惯。影片的种种刻画让我们那么熟悉，小吏的敲诈、溃败士兵的掠夺、腐败官员发国难财、祖传抗饥丸......最后灾民火车在陕西被机关枪堵住，对比重庆的奢华酒会，排场的迎接美国特使群众，一切让我们那么熟悉。应该说导演和编剧已经尽力了。

其实为什么发生1942惨剧，大家都知道，原因明摆着，乃至历史上的那一幕幕惨剧为什么发生大家都知道，草民和肉食者都知道，不过为什么还是周期的发生？是我们的民族的注定苦难？一次次悲催的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深深的烙印，我们不愿意去揭开，于是一次次重复。1942离我们今天仅仅70年，并不远。

逃荒是我们民族的宿命吗？逃荒的潜意识深深影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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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荒和救灾就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自古救灾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这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禹开始的，救灾了天下归心，政权树立，然后肉食者的漠视和贪婪，导致政权垮台，天下大乱，于是我们的祖先逃荒，一次次逃荒的生存选择让我们劫后余生的祖先知道逃荒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而这种对逃荒的潜意识记忆让中国人渴望安稳，渴望秩序，同时骨子里有极强的不安全感。所以有机会一定要多吃多占，没有止境的贪婪成为本能。在草民成为小吏和官员的时候，那种自私自利和冷漠是刻骨的，因为在中国自古都是官僚掌握着分配的资源，所以官本位成为追求的必然，在灾荒中，你就是财东也没有用，官员掌握着资源，在饥荒中官越大越不容易死。所以拼死要当官，在北方尤其如此。当了官就要贪，这是自发的选择，为自己为家族。可惜的是个人的生存理性集合成集体无理性，官员的贪婪、自私对别人的漠视和以邻为壑，让王朝后期走向垮台，于是一切重新来过，所谓周期律。逃荒的反抗人们建立新政权，新官们贪婪掠夺-贫富差距拉大，流民产生-贪污掠夺更加深入-民不聊生，天灾之后，揭竿而起-流民起义失控，难民们摧毁衙门，朝廷镇压-反复较量之后，劫后余生的人建立新政权，救灾和安抚灾民。周而复始。

实际上逃荒的恐惧，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让我们的新富起来的人选择逃离这片土地，不是他们不爱故乡，移民不过是另外的逃荒。

今天的我们，看这部片，希望不要历史重演。这片子有人说是拍给统治者看的，我说未必，每个人都应该看，都应该反思。

最后，想起四句话，孟子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2000年前大泽乡有人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唐太宗时时告诫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几十年前有人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造反有理，革命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