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纪念 -- 属虎的懒猫

家翁生活

父亲回家后，就完全融入了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但他不出主意，母亲让干什么就干。

写的书不能出版，他也就不再写了。

院里有一个老干部处，有老年活动站，有老年大学。 父亲基本上都是像上班一样，天天去看报纸文件。

老年大学文史方面不用去，就只参加了一个书法班。

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有个亲属去世了，买了个花圈，但由于是时间不对，写挽联的人不在。

这同学就给我打电话，老肖，叫老老肖帮个忙，写个挽联。

父亲拿出笔墨，找了一本对联的书，找出一幅相应的，在白缎子上挥笔而就。

同学很满意，念叨，就是有学文，虽说对联是现成的，看看，最后这“泣挽”俩字就显出老文化底蕴来了。

我结婚比较晚，孩子来的也就相应的晚一些。

老婆大了肚子之后，父亲说，生下来姓西好不好。

我们几个不说好不好，就胡乱的起名字，男孩就叫西瓜，女孩就叫西兰花。

父亲笑笑就作罢了。

我闺女的小学是北京一所知名的小学，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几百首古诗，几十篇古文，要求必背。

有一次我闺女背古文，父亲慢腾腾地走过来，听着，脸上充满着回忆和冀许。

父亲和我闺女相差七十一岁，七十一年的光阴在这稚嫩的朗朗咏颂声中拉的很近很近，又抻的很远很远。

有一年，我老婆的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去菲律宾旅游，可以带家属。 于是一齐把父母都报上名了。

父亲想当年的公务护照早已沉睡在他的个人档案里了，离休老干部也必须本人亲自去市公安局办私人护照。

回程在香港玩几天，在香港机场一下飞机，父亲深深吸了一口气，好熟悉的亚热带湿润空气。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们老干部不是有一笔经费，可以去一次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

父亲不屑地说，别想了，肯定不包括境外和特区。

父亲曾经跟我们说过，当年拿着台湾大学的录取书，如果被党派到台湾，生存下来现在就是一个知名医生了。 当年报的是台大医学系，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还说，如果当年不回北京，你们几个孩子就是满嘴广东话的“衰仔”了。

这些个如果，我们都不喜欢。

父亲晚年的时候经常眼望着远方出神，我知道世界风云在父亲眼睛里不过是人性的把戏，父亲的思绪一定是更远更远。

我们的国家，也许可以建设的更好；我们的生活，本来可以更早、更多地呈现富足和色彩。

感谢父亲

每个人都要感谢自己的父亲，绝不单单是因为给予了生命。

我要感谢父亲是有许多特别的原因。

我从小身体不好，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都问，让他上学吗？

父亲非常坚定，必须上学。

在父亲的眼里，有知识是为人的第一位。

因为体检没上成官办的大学就上民办大学，花一些钱也无所谓。

从小到大，无论是生活中的还是书本里看到的，每当有了问题，都会从父亲那里得到答案。

后来包括一起玩的小伙伴，有了问题也到我家问。

知识，读书，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读过一篇文章说，儿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超越自己的父亲。

我的父亲，我无法超越。

父亲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那么的有成就，

实际上，父亲能够站上那每一个工作的岗位本身就是成就，毋庸谈论在这些岗位的成就了。

我感谢父亲，因为父亲是我一生的骄傲，这种骄傲我一定会传给我的后代。

业务勤劳

没过多久，父亲就成为资料室的一把手了。

也还是老习惯，晚上拎一暖壶开水去单位加班。

那时候我最爱翻父亲上班拎的那个包，有时父亲把大参考带回家，我就看看。

后来我才知道，看大参考是有级别的，父亲的级别够不够不知道，但是搞资料的人看资料是工作需要。

收集资料是要使用的，父亲这个单位主要还是搞研究。对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势、国际关系进行研究。

美国和日本方面随着尼克松的访华，已经消除了紧张的对立，走进了新的国际关系环境。

苏联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国际敌对势力，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

而且苏联当时是走到了最顶峰，追击着美国越战失利的颓势，世界各地到处插手。

父亲资料室之后的任职就是苏联东欧处处长。

父亲的办公室在办公大楼的最高层，在这里研究我们最重要的敌人。

楼里的大会议室也在这一层，只有一两次，大会议室放内部电影，连呼哧带喘爬上七层楼，顺便看一眼父亲的办公室。

“四人帮”完蛋了，中国的形势大变样了。

粉碎“四人帮”的庆祝仪式上，父亲又站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这次是在观礼台上。

跟着的一段时间，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 我还在那一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

我记得父亲一边照顾我一边看“九评”。

后来才知道，中央要重新认识苏联问题，组织国务院的智囊、外交部、中联部、军队单位、学术单位等等，

由伍修权主持，在钓鱼台开几个会，研究苏联东欧。

父亲说，军队单位的人比较保守，还是那套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没有思考和创新。

（这种凡事理论先行的工作方式，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没用至极，浪费精力。 所以邓小平伟大，什么理论不理论，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我还认为，父亲的才华用到这种没用的，可笑的研究、讨论上，太浪费了。）

部里的大学首次招研究生，父亲也被请去出题。

记得父亲说，国民党政权和苏联签过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就出这道题。 据说被采纳。

后来，苏联连着去世了三任总书记，父亲又忙了起来。 中央也想知道每任总书记的履历、升迁路径、思想意识、工作风格，等等。

记得父亲和院里二个领导外出开会，我去医院捎个脚，在车里，他们就说这次新换的总书记如何如何。

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后，势头达到了顶峰，如果下一步苏联再打通巴基斯坦，通过印度把势力伸展到印度洋，那就是对中国和欧美世界的巨大威胁，中美联手对付苏联成为现实需要。

1979年，父亲参加了一个代表团去美国，团长是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团员不多，其中有后来特别知名的学者好像是李慎之。

父亲曾对我说，都是搞研究的，但是李慎之他们认为我这样的是特务不是学者，看不上。

父亲出国带了几盒名片，我一看，又换名字了，想必护照上也是这个名字。 怪不得人家说你是特务。

那时候中美没有通航，去美国要在巴黎转机。

父亲这趟出差的时候，我病了正在住医院，父亲临走来医院，拿出一个当时是特别小的照相机给我玩了一会。 告诉我这是从公家借的，出差用，大的拿着不方便。

我一看胶卷只有一根香烟那么宽，这是一特殊用相机。

在美国，当时风头正旺的布热津斯基接见代表团。

中美一联手，苏联又连着挂了三个老大，缠在帝国绞肉机阿富汗里，颓势已现。

后来果然如尼克松所说，被“不战而胜”了。

这之后没几年，父亲的岗位又换了。

最后岗位

这次的岗位是单位里下属的一个出版社一把手。

计划经济时代，除了国家正规专业的出版社、印刷厂之外，每家部委，每个大学大概都有自己的印刷机构。

改革开放以后，正名正编制，都成了出版社。

这种附属性质的出版社、印刷厂，基本上没有什么盈利任务，出版的书也都是本系统的东西，没人想着赚钱还是亏损。

父亲也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但是接手这个出版社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遍地开花的时候，经济指标别人不要求，自己也要有意识。

父亲他们这个系统对工作人员的要求都是尽量少的接触社会，社会关系越少越好。 那些年我们家的亲戚都不太来串门，来看奶奶的人也不长呆。

可是出版社这个工作，要想干好，就必须与社会接触，越多越好。 要了解市场，了解价格，了解购买力人群，理解社会人群的需要。

父亲因此需要一个变化的转身，这个转身并不华丽。 社会上的人真是什么样的都有。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东北的玩书的人，也不打招呼，自己拎着一只王八就上门了。 我奶奶说不会弄，这人说我会，挽起袖子抄起刀就开练。

那几年由于造纸是大污染的企业，北京的造纸厂大部分都外迁了，剩下几家都是有定向任务的。

出版社的印刷厂没有纸用，父亲只好四处拉关系，找印刷纸，家里的亲戚关系也用上了。

那些年，除了一些正规的国际问题书之外，出版了一批诸如琼瑶的小说之类的世俗读物。 那阶段父亲的公文包里尽是一些港台的原装小说，从纯情故事到商海沉浮。

我就问父亲，选中了怎么给人家作者稿费？ 父亲说，存着，总有一天能支付给人家。

出版社还办了一本月刊，父亲也是费尽心思地组稿。

有一天，父亲说这篇文章是你们小伙伴孙晓南爸爸写的。

孙晓南早就搬走了，小学的时候我们一起玩，胖胖壮壮的。

孙晓南的爸爸曾任驻蒙古国的武官，正是在他任上，林彪的飞机摔在了温度尔汗，孙爸爸于是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回国向周总理汇报并呈上现场照片。

孙爸爸写的文章很吸引人。 但请出孙爸爸写文章并刊登当时是挺费手续的。

父亲还把白求恩当年带到中国的女护士写的书翻译出版了，并把那位老太太请到北京。

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出版社首次盈利了。 那个年头，十几万几十万就是大钱了。

在出版社的时候，父亲随一个社科院的代表团去了一次日本。

我特意留意了一下父亲用什么名字，一看，用的是上次去美国的那个名字。

父亲到退休年龄之后，出版社的社长不干了，但人家还是要他当总编。

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加了一张办公桌，我奇怪。 父亲说不当社长了，就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了。

我心里说，这他妈算什么玩意。

更不是玩意的事还在后边，父亲自己写了一本书，完全离休后，这本书也没给出版。

国家给予的，就是每个月的国务院专家津贴，作为对父亲的奖励。

到1992年的时候，父亲生了一场病，出院后就完全离休了。

我和姐姐跟着父亲把办公室的私人物品搬回家，基本上全是书。

我们推着小车，父亲跟着，边走边说，告老还乡、告老还乡啊。

日常工作

回到北京，父亲就和所有的大院机关干部一样，沉浸在日常的、日复一日的工作中。

先是外县劳动。

外派回来的人先要进行一下劳动锻炼，在北京边上的霸县，现在是霸州。风沙很大。

家里有一副那时候劳动用留下来的风镜，真正地防风眼镜，正面两块镜片，侧面还有两块镜片。

没有眼镜腿，使用松紧带勒在头上。

等我能拿着当玩具的时候，一个镜片没了，松紧带也老化不管用了。

父亲回来后依旧从事资料工作，在紫竹院公园附近的一个单位上班。

我们的家在颐和园附近，单位分的筒子楼，共用厕所，共用的厨房，全都是蜂窝煤的炉子。

工作日父亲就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周末父亲回家。

舅舅跟我说，那时候，家里大院每周末都有电影，父亲大部分时间不看电影，在家里擦自行车。

姥姥跟我说，你爸爸就是不懂收拾，有一阵你妈参加四清工作队不在家，一看，一张大床，半床都是书。

（姥姥一说，我就想起去中南海参观，毛主席的卧室那张床，也是半张床上都是书。都是读书人。）

父亲在香港的时候玩的是网球和桥牌，调回北京就从香港买了好几筒网球，还有讲解桥牌的书。

回北京有时也玩，大院里有几块网球场。 前几天去那边，看见那几块网球场依旧保留。

母亲后来跟我说，一些部长一级的大首长还叫过父亲跟他们一起打网球、打桥牌，父亲是不愿意去的。

那时候父亲母亲倒是没有太多油盐酱醋柴的生活琐事，每个孩子一出生，就请一位保姆，

姐姐出生的时候还有姥姥帮忙。

那时候的保姆也都挺好，带孩子做饭都干，像一家人一样。

那时候，家里有一把自行车专用的小竹椅，绑在前梁上，我在前，姐姐在后，父亲带着我们出去玩。

父亲一边骑一边低声哼着小曲。 父亲花钱大方，我们不缺玩具盒小人书。

妹妹比我俩小六七岁，很久以后才出生。

妹妹出生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大院里的小轿车送妈妈去医院，那辆小轿车好像是华沙牌的，样子就像现在马路上跑的甲壳虫，前后都是圆下去的。 还有人问我，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也不知道父母他们的日常工作都是干什么，保密机关的工作回家当着孩子也不说，一些事情是文革后，长大了才知道一些。

北京今天就杀了四只猪的事是我青年时期才听说的。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在军科院任职的叶剑英元帅有请，局里的书记王伯伯带着父亲一起去的。

（这位王伯伯不苟言笑，也不爱搭理我们这些孩子。 但是退休之后，见了我在家闲着，就叫我陪他去看演出，给我讲他当新四军侦察员时候的故事。 老头喜欢钓鱼，可惜我上班了就没时间跟他玩钓鱼了。 最逗的是老头送我一双草鞋，叫母亲拿给我，红军的草鞋，太扎脚了。）

军科院当时自己也想在香港建立一个采买机构，父亲有十年的在香港的相关工作经验，叶帅要亲自了解一下。王伯伯就和父亲去了。

谈完工作，叶帅就请了王伯伯和父亲一顿饭，一起的还有王新亭上将。

父亲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只是说，叶帅说了一些诸如年轻有为、前途远大之类的话。

别人跟我说这事的时候就有色彩一些。

叶帅请的是一顿便饭，并说，现在是困难时期，真是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全北京今天就杀了四只猪，其中一只是我们这里杀的。

跟军人们吃饭，酒是要喝的，年轻人多喝一点应当的。

于是父亲就醉了，回家时筒子楼的楼道里回荡着父亲的醉话，“今天就杀了四只猪----------”。

生活也还不错，文革来了，一切就都乱了，包括我们孩子们的生活。

文革岁月

多数人的文革岁月是差不多的，我们家也一样。

父亲回北京后由于有知识、有见识，被确定为重点的培养干部，此时就要作为“小爬虫”陪着大领导挨斗。

陪斗就是带一定纸糊的大帽子。

等到军代表来的时候，五七干校也就等着我们了。

去五七干校前打行李的景象还依稀有一些印象。

其他的事情就是从家里留下来的物品上知道的，比如一架缝纫机、一个小炕桌，什么的。

妹妹由于年龄太小，又不知道五七干校的具体环境。

只好托付给带她的保姆，由保姆带回农村家里抚养，每月给钱。

（太残酷了，现在我看着我闺女，长这么大了，托付给谁我也不放心。 何况是肉肉呼呼二三岁的时候。）

到达山东五七干校时，天正下着大雨，那是我人生一直记忆犹新的大雨。

从火车站走到干校驻地几里路，泥泞的路把鞋从脚上沾掉，只好光着脚走路。

晚上了，部分行李才送到，如果碰巧铺盖没到，就只好忍一夜了。

五七干校父母大单位是一个，小单位不是一个，还是分开的。

母亲带着我们在兖州，父亲在邹县住集体宿舍里，后来才调到一起。

记得每个周末，父亲周六晚上有通勤的大卡车回来。

周日早上，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生炉子，屋里会有一些淡淡煤烟。

那时候，农村的集市还是有的，父亲带我们赶集，买回一些活鸡什么的，自己做饭吃。

在干校家里还添置了一个大件。

父亲托去上海出差的同事买了一台上海无线电厂出的最新样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砖头大小，有几个短波段。父亲收听短波，以便保持信息上的知晓。那个年代，收听短波都是不让孩子们知道的。

生活安定下来之后，母亲就把妹妹从北京接了过来，干校有一个自己的小幼儿园。

一家人团聚了。

由于五七干校是在山东，我们一家人还一起去了一趟泰山，那时候的泰山，山清水秀，游人稀少。

最后登南天门的时候，在十八盘上，我连手都用上了，真是“爬”山。

我实在爬不动了，父亲背着我上了泰山的玉皇顶。

第二天，看见了泰山顶上的日出。

我到现在，世界各地也去了一些地方，从北京乘车到拉萨，却再也没有去过泰山。

干校的日子不是很长，我是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去的，回北京插班上三年级。

林彪事件之后不久，父亲就接到调令回北京工作了。

父亲就带着我和姐姐回北京了。母亲由于没有接到调令，带着妹妹依旧呆在干校

父亲回到北京，到单位办理各种手续。

一整套的军官军装都是簇新的，还有背包带蚊帐等等日常单兵用品。

父亲还带我去医院检查了一遍身体，301医院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给我很深的印象。

去医院的时候，蹭的是院里领导的小轿车，下车的时候我连车门都不会开。

父亲回来工作依旧是搞资料工作，办公室和资料库在一起，资料库是单独的建筑，窄窄的窗户都是毛玻璃，很有特色。 现在，办公大楼已经重新盖了，但资料库还依旧存在。

父亲回来后工作的十分辛勤，晚上别人都休息，父亲也还是晚饭后拎一暖壶开水去办公室。一直到晚上院里响了熄灯号才回来。

记得父亲有一次说，为了战备，重要资料都运到山里的防空洞去了。 需要用的时候，就抽一捆，搞的乱乱的。

父亲一回北京，把奶奶也接来和我们一起了。

奶奶由于是那种家庭出身的人，文革时不允许住在父亲这种单位，姑姑的军队单位整建制地转移到山西的山沟去了，条件也不允许奶奶跟着。 奶奶就在我们大院外边一栋破旧的居民楼蜗居了。

父亲回北京后，把奶奶的情况跟组织说明，顶头上司来到奶奶住的地方看看。

奶奶住的老式的居民楼木质的楼梯板一踩上去吱吱作响，楼道里黑黢黢的还摆满了锅灶杂物。

军人干部说话直率，这种地方老太太怎么能一个人住在这里！

第二天，一辆解放大卡车和几个解放军战士，没一会就把奶奶简单的行李、物品搬干净了。

又过了一阵，母亲和妹妹也回到了北京，生活大致走上的正常的渠道。

收获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香港其实还没有上海繁华，而且其本身也是一个不大的地方。

父亲的业余生活和他们这批国内的工作人员一样，本着党的清贫的精神，用现在的眼光看，基本没有色彩。

从家里留下的几件东西，大致反映出父亲那时的生活。

一架禄来弗莱克斯的双镜头相机，120的，有一个零件，安上以后可以使用135的胶卷。

还有好几部关于照相技术的书，英文的。

一个不用电池的测光表，这是个新鲜玩意，别人家都没有。

三脚架有二三个，日本产的，西德产的，都有。 西德货就是好。

还有一包德国巴斯夫公司出产的相纸，没用过的。居然被父亲从香港带到北京，再从北京带到山东五七干校，再回到北京，几十年，没用也没丢。现在估计已经废了。留作纪念吧。

说明父亲那时候喜欢玩照相。

但他留下的那时候的照片不算多，合影的不多，在办公室的一张没有，大概是有纪律。

一个电唱机，叫我给搞丢了。

一些黑胶唱片，交响乐的。 灵格风英文教学的（纯正的Queen English），灵格风法语教学的。

还有一张国内出品的《红梅阁》，小时候，翻家里的东西，一直对这张唱片不解。

后来，父亲说这是国内出口产品，买这个也就是支持一下国货。

家里还有一部巨大的四喇叭收音机，上海出产的。

父亲说这是国内去香港参加商品展览会的展品，展览完了带回国内不便，就当场买了。

特别耐用，一直用到上世纪90年代，才扔在父亲单位的办公室不要了，算是捐给公家了。 估计也就当破烂卖了。

还有两件“大件”，都是父亲给母亲买的。

一件是一个劳力士自动全钢手表，一件是一辆凤头女士花把26自行车。

劳力士手表是当年在香港最高档的手表。

那些最近大陆中国人才知道的百达翡丽、江诗丹顿，那时候根本就不在香港开店出售。

（狗屁江诗丹顿，真正在中国的名字应该是康斯坦丁。 荣健智去香港主持中信香港的时候，带的就是荣毅仁给的康斯坦丁。）

凤头自行车却是一辆招眼的好车。

花把、线闸、带一个浑身电镀的反光镜，电喇叭（转铃算个屁啊），车把锁。（就这三样，放眼望去，全院我家独有。）

电镀的车锁是自带的，用钢钉扎在后车架上的，钥匙是一个九十度直角的钢片。

那时候中国很穷，能比上这辆自行车的全北京也不超过个位数去。

我都能想象，年轻漂亮的母亲骑在这车上是多么地风光。

（现在的玛莎拉蒂、兰博基尼算个屁啊，全北京几十辆）。

父亲从香港调回北京带回来最多的就是书，成箱成箱的书。

我姥姥告诉我，文革的时候，你爸爸撅着嘴，卖了一板车的书。

劫后余生的书也还是很多，被分别存放。

马克思，列宁，都有英文版的，全是父亲自费买的。这些书放在书柜里。

还有一些什么莎士比亚，如何打桥牌，如何打台球，如何跳交谊舞之类的，放在一个天橱里。

我小时候体弱身瘦，经常爬到天橱里一呆几个小时，看书玩。大多数看不懂，看画。

（现在想想，父亲把这些书从香港带到北京，北京到山东干校，再会北京，多么有毅力，多么书痴。）

中学的时候，一个同院的发小有一天跟我说，昨天我妈她们聊天说你爸来着，说你爸挺有钱的啥也没买都买书了。

买书是一个人一生的习惯，我小的时候，母亲因为父亲老买书而我们三个孩子乱搁乱放书不止一次和父亲吵嘴。

爱情甜蜜

北京给父亲的指令都是手写的，这也是那个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没有电邮、没有短信年代的特点。

父亲觉得这些信件上的字迹挺娟秀的，写字的人也一定不错。

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去见面。

一看，果然一位佳色，于是开始了爱情。

(参看本人博文“漂亮的女兵十七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e416101011lmf.html)

母亲是东北人，1949年十七岁时参军当兵的，学生兵，上的是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

这个学校是为军队培养情报系统干部的。

那时候的人谈恋爱是如何谈的，大概也就是老同志们回忆录里写的那些，没有什么色彩。

有色彩老爸老妈也不会跟我们说的。

他们能对我们说的无非就是去什么地方溜溜，去什么地方看个电影，在什么地方吃了一顿饭。

后来别的叔叔阿姨说，父亲回到香港，人家就问，结婚了，新娘子漂亮吗？

老爸得意的说，漂亮！就像电影《五朵金花》里的金花。

现在， 我一看，那金花比我妈差远了。

结婚了就不能老是分开着，母亲虽然是一个系统的，但外派还有一些困难。

母亲的亲大哥是国民党军工系统的工程师，在兵工厂工作，随队撤退到了台湾。

因为这个问题，让母亲干目前的工作已是组织的信任。 出境需要的审批就没边了。

母亲一时不能出境工作，随着我姐姐在母亲的肚子里扎营，父亲就从香港调回北京工作了。

调回北京，在香港使用的名字就不能用了，组织上说你给自己再起一个名字吧，反正老姓老名也不能使用。

父亲那一阵子正在读庄子“逍遥游”，就从篇章里取出两个字，就这个吧。

这两个字一个是姓，一个是名。

由此，我们三个孩子也就随了这个姓了。

父亲的革命是彻底的，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连姓名也全散了。

使命必然

要说明父亲在香港的具体任务，还要回顾一下。

当年，我们的党还在延安窑洞里是时候，父亲的革命前辈们就把这个任务的雏形确定了下来。

延安许多的革命者中，有一位颇不起眼的姓薛的同志。

这位姓薛的同志的革命道路和许多人一样的曲折。

革命高潮的时期，老薛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党。

革命的低潮来了，老薛同志的所有联系人都找不到了，与党脱离了联系。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真是像一个没娘的孩子。

没娘的孩子也还是要吃饭的，老薛于是就成为一个找工作的打工仔。

跟现在的北漂、海漂差不多，假装全无思想主义地为生存混日子。

中国的党人那是一点也不会被轻易地消灭的。

国民党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社会，起义十一次，屡败屡战。

共产党人那就是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挺起胸膛，继续战斗。

于是老薛就又找到党了，来到了延安。

有一天，老薛的上级对老薛布置任务。

让老薛把所有的能搞到的敌占区的报纸，日本人的出版物，大概还有满洲国的，以及偶尔的外国报纸、杂志，聚在一起，阅读，并找出有用的情报信息，归类存档备用。

一个人是不够的，找了几位同志，跟老薛一起搞，归老薛领导。

当然，这些人都是对外界有着透彻了解的，还有就是会外语的。

这个任务在情报界的专业词应该是“公开资料情报收集”。

有故事说，一战的时候，有一个人专门从报纸上收集一些军人的消息。从新闻中，从婚礼的通告中，从死者的讣告中，等等等等。

得

等到战争发起，这个人能够准确地列出某国军队某个部队的指挥员们的名字，毕业的学校，晋升的脚步。

这就是公开资料情报收集的雏形。

老薛的办公地点就在延安枣园，相当于现在的中南海。

那时候，我想大概也就是一孔枣园里的窑洞。

这个机构一直伴随着党后来的革命历程，由几个人变成一个科，一个处，一个局。

如今，已经是蜚声海外的国际研究机构了。

小时候，进办公楼，还能看到毛主席为这个机构题写的“知己知彼”什么什么的。

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采购在香港出版的一切有用的出版物。

情报的原材料。

我们的党已经立国，新生的共和国是党面临的新任务，外界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情物价，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了解，彻底的了解。

不管这些出版物如何地反动，如何地无知，如何地扭曲，都要。

域外岁月

即使是作为父亲的儿子，父亲也不会告诉我那些日子他是如何生活工作的，这一点是有明确的纪律的。

但是作为父亲的儿子，还是能够知道一点点花边新闻似的东西。

抗美援朝期间，父亲得到的命令是购买一切关于这场战争的出版物。

这任务想必是比较的沉重，金日成那个大笨蛋，不会打仗，一会进一会退，报纸上肯定是连编累牍。

再加上一群不甘寂寞的专家，漫无天际的分析评论。

当时坐镇广东的是叶剑英，他当时应该是主持当地的军政事务。

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插秧是非常辛苦的。

有一种手动的插秧机，把秧苗摆放在底部的一个长条盒盘里，插秧机的手柄就像机场的行李车一样，有上下两个手柄。 插秧的人往前走一步，用其中一个手柄夹起一撮秧苗插在田里。 这个插秧机在文革期间的科教片中演过，我看过。

父亲就接到过叶帅的指示，购买关于这种插秧机的制作使用的书籍。以便广东开展农业生产。

父亲在组织系统上与叶帅不直接，这次等于是帮忙。

（知道这件事后，我也曾想过，难道军队系统在香港就没有外派吗？ 看了一些文章才知道，解放大军刚解放广东广州的后，军队的各级单位都派出过侦察队潜入香港。 闹到后来黄永胜什么的干脆带着人去香港嫖娼，气的罗荣桓骂他们，这么高级别，这么大岁数，要不要脸。 总理就限制了各个单位尤其是军队单位出境搞活动，并把各种境外活动统一归口。）

现在要在北京让我买一本关于插秧的书，也会是个极端烦人的事，何况香港那个跟农业不沾边的地界。

但是父亲说香港那个地方是商业的地方，没有的资料可以登记，书店发单给国外的专业书店或出版社，对方会邮寄过来，没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

有国际交往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有一次，父亲接到一个奇怪的任务。 购买一个数量的绿色呢子布料，适合台球台面使用的那种。

于是父亲进了布料店。

后来，回国汇报才知道，机关里有一些破旧的台球案子，旧政权留下来的，放在库房也没人注意。

机关里来了苏联顾问，顾问们业余时间要打台球。 到库房里找到台球案子，端出来一看，台呢都烂了，于是向香港采购站发指示。

我估计在上海也没有，才到香港买的。

我家的藏书里有一套简明英文读本的英国文学史。四本一套，单词量也不多，了解英国文学史那是好用极了。

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选了一门英国文学课。 我也没好好学，最后的论文就是从这本书里山寨的约瑟夫康德拉这个作家的讲解，完成了一篇。

（后来才知道，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也是山寨自康德拉的小说《黑暗之心》）

父亲跟我说，这套书中国大陆大概只有三套，部里有一套，部办的大学图书馆藏一套，还有就是咱们家有一套。

（说这话的根据是，当时专业的学者学生是不会看这种连原著单词都简化了的书的，非专业的人是不许看这种书的。）

父亲在那边十年，粤语能听，但没有学说。

那时候南方地面上的人大概都比较矮小，那边的人说一米七几的父亲“大高佬”。

作为一个单身男人，父亲经济上很宽裕，时间上也比较从容。

父亲说，有一次，买了一套四本《基督山恩仇记》，一整夜，就着一瓶竹叶青酒，连夜看完了。

每到春节，父亲他们这些单身工作人员就去一个关系人士家过年。

那边的习惯是只要没结婚就得给红包。

那个关系人士夫妻后来都是有名的人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澳势力正盛的时候，活跃在社会舞台上。

我在现在的报刊上还能看见他们的文章，或是别人的文章说道到他们。

父亲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时间。

家里老的户口本上，父亲那一页还写着，“1961年从香港迁入”。

走向光明

电影《卧虎藏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改编的。

武侠小说是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中学生的课余读书选项，但是总读武侠，再就是黄色，再就是沉沦。

父亲也读过武侠，但是，高尔基，牛虻，巴金，一些前苏联的小说，都是引导父亲他们这些进步青年的路标。我姑姑就经常和我们回忆和我父亲抢着看进步书的事情。

党的革命组织也会注意一些有为青年的，父亲就是这样参加了革命。

先是外围，然后是内部工作。

父亲考上了北平天津的四五所大学。入学通知书的送达有晚有早。

天津的工商大学通知第一个到，呆着也没事，就先去天津的工商大学。

没过多久，北平的各个大学录取通知书陆续到了，就去北平上大学。

父亲先上的哪所大学后上的哪所大学，我没有搞清楚，但是北平那时候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都上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父亲说由于党的学生运动的需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调配学生运动的力量。

党命令去那所大学，就去报到上学，

反正父亲手里握着各个大学的入取通知书，现成的条件不用白不用。

那时候，蒋管区的学生运动，被延安誉为“第二战场”。

虽然是“战场”，父亲也还是学到不少的文化知识的。

父亲跟我说过，历史教授陈寅恪，眼睛都瞎了，由一个助教在黑板上写提纲。

（前一阵，陈寅恪火了，我心说，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很傲视那些此时才吹捧陈寅恪的学者）

还有吴晗的明史课，是下午第一堂课，夏天正是困的时候，难免打盹。

还有文科生都必修一门理工科的课，父亲选的是地质，实习的时候，一人发一把小地质锤，去北京的南口勘察地质。

连学习带干革命，父亲这一批人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了。

地下党知道后，通知这些宝贵的革命文化人撤到河北的根据地去。

一帮文绉绉的学生，于是就奉命离开了中国最高等的校园。

撤退的线路也是曲折的，要乘火车到石家庄还是保定，然后还要雇马车，过两军的交界线。

有过捡烟屁抽的时候，也有过路上假扮夫妻的，女生解手的问题也要解决。

最后，到达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对面，东柏坡。

分配到各个单位。

有一阵，得到情报说傅作义要袭击中央驻地，一人还发了一把手枪。

父亲说，有个同来的学生上厕所，手枪掉进了粪坑里。

没几天，大家都跟着大队进北京了。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机关纵队的队列里，父亲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华表下边，听着领导他们奋斗的领袖在宣布，看着他们奋斗的共和国诞生。

只身赴命

新中国诞生后，各项工作陆续正式展开。

父亲他们这批人先是到华北革大（就是现在的人民大学的前身）接受教育。

别人都是完成了这个教育，父亲没上几天课，组织就给找去布置新的任务了。

（但是人民大学的名录里还有父亲，他们校庆还送来过通知）

新的任务就是去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工作。

那里有我们的工作站，他们有以前工作的内容和社会关系，那是他们自己的。

从北京去的父亲要独立前行，只身前往。

到了那里之后，一切食宿杂务会安排好。

我们党已经立国，一切与以前的地下党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就是，任务是特殊的，秘密的，从接受任务开始，切断一起现有的社会关系，改变姓名。

与北京的联络方式届时会通知你。

我估计组织会给父亲一些新的证件什么的，肯定会给一笔钱什么的。

（我还估计，应该没有自杀药丸什么的，毕竟是和平时期的特种工作）

父亲好像是跟我说过，他去香港的时候，一路上有不少大陆往香港跑的，他们害怕新政权。

罗湖岸口有人接，父亲说手里拿着一包万宝路的香烟接头。

到了香港其实就比较踏实了，英国殖民地对文化水平高的人还是有民主自由的。

任何人，无论是干什么，生命都是一步一步的走，日子也是一天一天地过。

有一点惊险的就是进出香港，回北京，每一次路程都不一样。

出入太频繁是不允许的，容易引起注意。另外，敏感时间进出也是不行的。

为了不引起香港有关部门的注意，有时需要从走私渠道回北京，再从走私渠道回香港。

走私的船，无论是渔船还是小货轮，偶然闹不好还会被台湾的军舰劫持到台湾。

建国六十周年大庆，部里让父亲写一篇战斗经历文章纪念。

秘密的不能写，父亲就写了一篇进出香港的小文，（后附）。

父亲的赴任，使他自己这个“西”字老姓，从他的官方户口中永远地消失了，连曾用名都没有。

我们这些父亲的后代，也没了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姓。

这个好像不对：

皇子们分封各地，貌似是防外人的，为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要防备“皇家出生的姓朱的男性”（皇家出生的没有不姓朱吧），最好的办法参见清朝：給个 高爵厚禄，圈在京城眼皮子底下 养起来，你说个梦话皇帝都能够知道，有时候可以出京办个差，但绝对不可在外地定居—— 一句话：不给你培养自己小团体的机会。

看来老铁也同意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