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南海危机与九段线问题的个人看法（上） -- 李寒秋

区分战术过头与战略过头的不同后果

中国在南海问题中的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就是必须确保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有效运作，确保地区外强国不得在东南亚地区至少是在南海地区保持存在。至于战术性和局部性的问题，那就是具体化的一岛一礁的归属，细节化的油气和渔业资源的份额。

从大外交和全局性的角度来看，外交行动要注意区分战术过头与战略过头的不同后果。古人云，过犹不及，是强调事务的处理要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效果。在南海危机中，要达到中国与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理想效果，其分寸拿捏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本国的外交行动并不能只凭本国的愿望而随心所欲，其推行过程中必然受到对手和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往往不能恰到好处，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因此决策者应该退而求其次，在战略上，宁肯不及，过头比不及更危险；在战术上，宁肯过头，不及比过头更糟糕。涉及全局问题，宁肯不及，因为过头极有可能会产生全盘倾覆的后果；涉及局部问题，则不妨过头激烈，反正无关全局，影响有限，而且可步步紧逼至理想目标。

这是因为战术过头，可以撤退，可以弥补，可以幡然转向。南海问题上的战术过头，那就是所谓的战备巡逻，护渔驱渔，主权宣示，嘴炮对轰，在这些局部性和细节性，宣传性和形式性的事情上，语言出格，行动火爆，无关全局，局势改变或者时机成熟的时候大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另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对外行动一贯是谨小慎微，委曲求全，相关舆论一贯是温柔敦厚，和谐至上的话，就不会给对手的心理产生威慑效应，就不会让对手冷静评估利害关系和成本代价。

而战略过头，则是木已成舟，积重难返。战略过头就是明确和僵化的外交站队，失去外交弹性和妥协空间，如一战前的两大欧洲外交集团对立的僵化格局。或者是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伪装上的不共戴天，如中苏论战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以及中越边境战争与长期冲突。凡属此种都是新仇旧恨一起算，帮忙帮闲一起上，最终或者是胜者汲汲乎惨胜，败者孜孜于复仇；又或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现代型国家。利益分化已经非常明显，各种利益诉求都在寻求表达机会和渠道，舆论已经不可能一律。同时，民主化的潮流席卷全世界，席卷公共领域，近代欧洲传统的贵族密室外交传统和近现代国家主义的寡头外交传统在当今时代都显得不合时宜，民意和舆论对外交行动的制约和影响不可忽视。

就一般而言，凡是涉及领土纠纷，相关各国的舆论都很容易情绪激动，上纲上线。凡属外交领域内的舆论战，都是文艺青年与愤怒青年轮番上阵。唇枪舌剑，引经据典，嘶声竭力，强词夺理都属正常，南沙问题以及九段线问题上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争执也会不例外。即便如此，非主流与非官方的言论过激，也正好为主流和官方的缓和提供了铺垫和议价的空间。现代外交与现代政治一样，表演性与程序化已经成为主流，双簧变脸，讨价还价更是家常便饭。总而言之，好人要让中央最高决策层去做，也只应该由中央最高决策层来做。最高决策层要任他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居中行正，借力趁势，使万物皆备于我而皆为我所用。

慎重借鉴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

在外交决策中，不宜把现时观念套用到历史场景，也不宜把传说中的历史无条件地变成现实考量。前三十年的外交，实际上并非是什么寸土必争，毛泽东等新中国领袖一贯是把领土争端放在整体外交环境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考虑之下。比方在中印边界中争论得沸沸扬扬的麦克马洪线，在舆论中似乎是一边倒的不可接受，但是这一划分基本上与目前中印实际控制线相符。而且与之相关的是，中缅边境实际上就是按照麦克马洪线划定的。这是因为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分析，对小国的让步，不会导致倾覆性的后果，而对大国的让步，则有可能导致得寸进尺，欲壑难填的后果，因此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对大国都应该谋求实质对等让步而非单方面退让，对小国则不必如此。

在南海危机中，中国外交更为重要的是要汲取其他国家的历史教训，不要把有意无意地把外交争端激烈化当作转移国内矛盾，谋求政治合法性的手段或者主动走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之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两个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教训值得深思。这是因为这两个帝国当年都是在自身最强盛的时候，主动对外发动战争最后导致政权覆灭的结果。如果这两个帝国在外交上能更有耐心，在军事上能自我克制的话，那么法兰西第二帝国根本就不会覆灭而会继续保持强盛，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可以稳稳当当地在经济和技术上统治欧洲大陆。

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即便是在亚洲，其政治与文化地位远不如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兰西。在十九世纪，法语是全欧洲政治与文化精英人物的共同交际语言，连在英国都不例外。法国文化不管是源自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文化和贵族文化，还是源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文化都深刻地影响着全欧洲。目前中国虽然在制造业总量上已经居世界第二，但是工业和科技上的原创实力则与科技巨人群星璀璨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相距甚远。因此中国目前要走的路还很长远，要实现的目标也很多，相比而言，南海问题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不宜将其当作外交战略的重点。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来看，作为一个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型国家，其体量与整个地理欧洲持平，人口规模则一直领先于欧洲。中国的问题从来就是出在内部矛盾，外部的领土纠纷从来都是肘腋之患和枝节问题。

1947年国民政府在公开出版物上划出了南海九段线（当年是十一段线），这一举动的实质意义仅仅是为今天在外交上的漫天要价，提供了坐地还钱的文献性和历史性的理由。1947年前后，是外蒙古的最终独立和西藏的事实独立状态，国民政府连陆地疆域都守不住，遑论海洋疆域？ 1947年，菲律宾刚刚独立，美国军队还没有撤走；越南南部还处于法国的统治之下；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都还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印尼还处在荷兰的统治之下。美英法荷这些国家相比中华民国都是海军强国，因此很难说当年九段线的划分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外交情势和力量对比，与其说当年的九段线没有遭到他国的明确反对，不如说是根本无人关注和理睬。

最后举一个大国之间处理岛屿争端和主权归属的例子，那就是英国与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群岛（法国方面称为诺曼底群岛）的争夺。自1054年诺曼底征服以后，英国方面一直保持了以英国国王私人领地而非以英国主权领土的形式占有了海峡群岛。就法国人钻研甚深的国际法角度而言，这两种统治方式差别甚大。但是就实际利益而言，英国借此基本在军事上掌控了英吉利海峡，达到了英国的战略目标，同时在形式上照顾了法国的敌对情绪，不至于让法国因为海峡群岛归属的彻底明朗化而跟英国不依不饶撕破脸皮非要讨个说法。这是在外交内政上以让渡形式利益，换取保留实质利益的典型。如果英国方面为了追求形式整齐与逻辑清晰，摆脱主权归属的暧昧状态，悍然宣布海峡群岛为英国古已有之，不可分割的主权领土，那么恐怕法国方面会认为事情发生了性质转变而要个最终的解决方案，最后极有可能会为形式问题而大动干戈。而一旦开战，海峡群岛离法国近而离英国远，在军事上法国占有地利之便，在这一点上英国并不处于有利地位。现在的海峡群岛继续保持现状，在欧盟的框架内，英法两国已经根本不可能为此发生战争。

老盎格鲁人在外交与内政上都是目光远大，计算精明而手段圆滑，其统治框架与外交设计一贯是灵活富有弹性而不拘一格，集内政外交的特色于一身。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英格兰与威尔士和康沃尔的特殊关系安排，大英帝国框架内各领土组成单位的法律地位，均能就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与利益需求以千变万化的统治形式而适应之，从不拘泥于形式统一和逻辑清晰的法律框架。其外交或进或退都极有章法，从不慕虚名而处实祸。就中国而言，辛亥革命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制度设计和政治文化层面上深受法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笔者主张，在外交战略设计领域中还是要多借鉴英国的技巧手法和成功经验，毕竟在近代世界史上，外交战略设计的巅峰之作出自大英帝国而非法兰西。

写于2012年五、六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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