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马前卒：从重庆谈判参与人员构成看国共之争 -- 万年看客

接下来就得谈谈总决赛的问题了。为什么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赢的这么快？这也同样可以从两党的执政基础来解释。

前面提到，国民党政权之所以没有一路跌到最右边，或是被青年党取代，核心的原因是外援和海关税收。但这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持续的。外援要受到世界局势的影响，抗战期间美苏一起伺候蒋介石，抗战胜利后，苏联不给了，美国虽然开头给的凶，到1946年下半年就停了。国民党的几十个美械师打光了没钱及时补充，即便美国1947年放开了禁运，由于援助断绝也买不起军火，宋美龄去美国求情也没用，杜鲁门根本不承认她是中国政府的代表。共产党抓住这个援助断档的两三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台湾一些国民党的铁粉至今咒骂美国没有持之以恒地给国民党输血，导致国民党失败。

另一条财路是吃关税。收进口关税表面上是保护国内产业，但前提是你把关税收上来的钱重新投入工商业，建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升级。这样才能循环扩大，从国内企业的发展中获得持续的好处。蒋介石的确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国民党政权首先是一个右翼政权，不搞实质性的社会改革，不触动国内的既有利益集团，别人只能看到这个政权的强大，看不到它的正义性，在内战期间尤其看不出来。所以蒋介石只能靠撒钱来维护内部的凝聚力。民国编的《清史稿》对李鸿章有个评价：

“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撒钱维护凝聚力——有理想的人离开——撒更多的钱维护凝聚力——更加腐化。最后养兵和行政的成本越来越高，把关税和援助的钱都吃的差不多了，自然没钱剩下给工商业投资。只能简单地收关税，养兵。

这样问题就来了，你收关税的目的不是发展国内产业，避免进口，而是为了维持你军政的摊子。这个时候，就整个政府的趋势来说，实际上就不是希望少进口，而是多进口了。逆差越大，国内产业越萧条，但从短期来说，逆差变大，进口增加，南京政府拿到的资源反而可能更多一些。至于长期的效果，那根本顾不上。

所以，中国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工业剩余，就在关税财政下变成了摧毁中国产业基础的毒品。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往往会意味着中国工业能力的相对下降。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那个黄金十年，中国外贸数额暴增的同时，十年间国统区的钢铁产量反而始终保持在几万吨的水平。1927年中国钢铁产量是三万吨，到了1931年，汉冶萍公司倒闭跌到了1.5万吨，到1934年靠几个地方军阀恢复到5万吨，上上下下的波动，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倒是轻轻松松搞了50万吨的钢铁产量。

其实是3万吨还是5万吨，对于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都没啥明显的意义。5万吨除以5亿，平均每人每年100克钢铁，差不多是一个苹果手机的2/3重，体积还不如一根手指，这么点钢铁大部分还得用于军事。谈什么发展制造业都是毫无意义的。之所以制造业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发展这么慢，甚至基础工业反而相对萎缩，就是因为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制造业增长实际上和国民政府的短期利益正好相反。

国民党政府的确希望实业兴旺，但他没法和自己实际上的财政需求对抗，就像老板给你发工资，你就必须完成老板交办的任务，不喜欢也得完成，因为你不能和工资过不去。这个依赖进口关税的政府，我们过去的历史书上称之为买办性，就是靠外国商品进口代理商撑腰的本性。此外，这些外贸数字最终还是中国的农业剩余撑起来的，是地主收集起来的，所以国民党的财政基础同时也是半封建制的基层社会。再加上权贵家族的垄断性企业，我读书时历史教科书给国民党政权的定义就是：

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你们上学的时候也背过这个名词吧。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我前面2万字在这里只是给这个历史教科书做一点名词解释而已。

总之，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财政实际上毁掉了中国发展现代经济的机会，浪费了中国几亿农民、上千万手工劳动者生产的经济剩余。这样的社会不可持续，这样的政府也不可持续。这才是中国在重庆谈判以后最大的政治矛盾，就看什么时候会爆发。到了1946年，国民党为了换美援，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面开放市场，美国商品潮水一样的涌入，短期内给国民党吃了兴奋剂，维持了内战的攻势。从几年的周期来看，完全摧毁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机会和国民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引爆了前面所说的政治矛盾。

刘伯承元帅对此有一句评价，说的非常准确：

国民党的失败在在军事上是偶然的，政治上是必然的 ！

在另一边，共产党号召土地革命，一方面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消灭了地主这个中间阶层，直接向农民收集经济剩余。实际税率比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低的多，实际上拿到的税收总额比国民党政府高的多。再加上号召社会革命，向知识分子展示了希望，也展示了道德高度，共产党能够以比国民党低得多的成本来维持干部体系，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

所以，尽管1945年的时候共产党根据地只控制中国1亿的农村人口，国民党控制所有大城市和三四亿农村人口，内战还是共产党屡屡胜利，而且总是能用胜利弥补自己的战争损耗。我今天的重点不是描述战争，只从一个细节来谈谈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全面优势。

1945到1947年初，中共的战略重点是抢到东北，在华北围绕邯郸组织抵抗，给东北争取时间，必要时可以放弃江苏甚至山东。至于陕北，完全只留了2万人的小部队进行抵抗。这个小部队又是由最穷的一块根据地，二三百万人的晋绥解放区提供供应。只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也承担这个牵制兵力的任务，才把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留在陕北指挥。

和彭德怀对抗的是四十多万人的胡宗南集团，胡宗南手里有西安这样的大城市和陇海铁路，有富饶的关中平原提供粮食，背后还有整个四川省提供兵员，结果三年打下来。到了1949年2月，彭德怀给毛泽东打了个报告，说我军概况，现在已经有9.5万人，其中80%是俘虏兵，是胡宗南在四川抓的壮丁。扣除伤亡，46年的老兵已经基本都是军官了。这支军队上层是南方长征来的老红军，是南方人，中层是陕北的八路军，下层又是南方各省的俘虏兵，在中国的正北方打了三年，我们变成一支准南方军队了。

（此处参见：史上有哪些搞笑、奇葩或者意想不到的战争？ - 马前卒的回答）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说明国民党的腐化已经不可遏制。在胡宗南部队这个还算相对廉洁的军事集团里，大多数部队已经完全没有凝聚力，一旦稍有不利就会投降保命。反过来，共产党这边当然也不像电影里面那样，个个视死如归，但知识分子政委和经历过土改的军人已经认识到，共产党用暴力改造农村的方式，是唯一在这个穷国能取得发展资源的方式，是个人和国家的希望所在，所以能够用道德正义性来把军队捏合到一起。这些凝聚力虽然不足以把士兵变成超级英雄，但对付国民党军队是足够了。缺乏火力的共产党可能只能算一个鸡蛋，不算石头，但砸豆腐是够用的。所以共产党军队越打越多，国民党的几十个美械部队越来越少，最终到三大战役土崩瓦解。

（此处参见：解放战争初期远弱于国军的共军，是如何在两年内变强的？ - 马前卒的回答）

我们可以看一下三大战役的地图，三大战役的作战要点分别是锦州、天津、徐州。这三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都是在海湾的顶点，有铁路通向背后的港口，锦州和天津比较明显，徐州那边的海州湾不那么明显，但也能在地图上看出来。

换句话说，这是买办势力和外国援助最容易进入中国内陆的地方，是国民党政权在北方的基础。傅作义到最后时刻还幻想美国放弃蒋介石，把美国援助都给他，让他依托北京天津来打败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席卷了整个北方的农村之后，最后才来消灭这些扎手的据点——战争本身必须服从于政治规律。国民党也不惜把自己全部的机动力量拿出来，保卫这些据点。等到三大战役之后，解放战争就只剩下渡江接收了。中国政治历时几十年的总决赛到此以共产党胜利而告终。

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坐标轴：

我前面用了这么长时间。光说右边几个党的坏处了，那么共产党这条最左边的政治路线，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也有，实际上很多国民党和中间派看的很准，说你共产党以分田分地为执政基础，长久不了的。因为你分了田，再向农民征兵征粮，要的比过去总量少，但这个总量是和地主、政府加起来要的总量比。单独和地租比，并未少多少，你还是要承担地主过去承担的怨气和不满。等革命的新鲜劲过了，农民不支持你了，咋办？

其次，中国人口相对耕地已经过剩了，再增加劳动投入，其实并不能让土地增产了。清朝后期以来，每隔几十年就会有战乱，消灭一部分人口，降低平均寿命，这才维持住了社会稳定。否则多出来的人口没饭吃，就是流民。现在你共产党把地都分了，让老百姓吃的比以前多，生孩子比以前多，活下来的孩子也比以前多。等到穷人增加，吃光粮食增量和革命红利，看你怎么办？你当穷人过得好，社会就繁荣？

还有就是工商业的疑虑，说你共产党倾向底层，把财产分了，怎么投资，怎么发展？

必须承认，这些疑虑都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也实际上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解放战争不能慢，催着南线的刘伯承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动战略进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解放区在土改后已经逐渐碰到承受能力极限了，必须尽早打下新解放区来平摊养兵的成本。等到建国后，全国全面土改，很快就发现，土地改革的确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但与其同时，越是增产，征粮和买粮反而越难。为什么呢？

因为土改之前，农民实际上是吃不饱的，在贫农吃到七分饱的时候，地主就把剩余粮食拿走了，卖到城市，换钱来消费洋货。这样城市才得到了足够的商品粮。现在没了地主，粮食收割下来先进入农民自己的粮仓，农民不管你城市有没有需求，反正我家人还没吃到十分饱是真的。吃饱这个需求压倒一切，你就算有再好的工业品来交换，我也要先留足我自己吃的。再加上多年灾荒，农民存粮的需求比较大，结果就是粮食增产和城市饿肚子一起出现。维持城市立刻成了大问题。

许多投降的国民党军官也就在等这个时机。比如说傅作义，平津战役后表面上接受改编，实际上和国民党方面始终保持联系，曾经请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飞到绥远面谈，说他还有力量，在等待共产党必然出现的经济困难。到时候就该反攻了。蒋总统在南边打，我在北面插共产党一刀，事情还大有可为。

（此处参见：历史上有哪些原本准备诱敌深入却反被对方一波捅穿的战例？ - 马前卒的回答）

这就是以往的革命和造反碰壁的时候。几千年来，所有的政权都是靠压迫农村才能维持城市文明，你共产党不压迫农民了，打破了所有统治阶级的规则，凭什么你就能比传统的王朝，比国民党政权更稳定？等到粮食不够，人口变成流民，共产党就是另一个李自成，旧的统治秩序还会回来。实际上，1961年遇到灾荒的时候，由于十年没有像民国期间那样死穷人，农业增产和人口增加不相称，的确死亡率一度回到了民国期间的水平。

但共产党还是把这个坎迈过去了，没有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机会。总决赛的结果无可置疑。共产党不是靠继续分财产搞革命实现这一点的，革命时期过去，下一步就是搞建设，利用工业的力量来度过历代造反者都没过去的坎。甚至不等战争结束，共产党就开始搞建设。我去年去徐州的淮海战役博物馆，有一件事我非常震撼，就是华北解放区为了战略决战，专门修了一条100多公里的铁路，邯涉铁路，来沟通大战略区的军工生产。这不是修复，是从头新建铁路，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来说，这真是科幻式的工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渝铁路，刚建国一两年，大陆的战争和剿匪还在进行，朝鲜正在打仗，中国政府就着手以西南几个省的力量来修这条铁路。我们回想一下，民国是怎么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武昌起义建立的，武昌起义的诱因是川汉铁路修筑失败，保路运动爆发。这条川汉铁路的西段，就是成渝铁路。中华民国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铁路，到了1936年又打算修，结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没修出来。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最后一天打进成都，1950年6月，成渝铁路就开工，1952年通车，全长505公里。这可不是因为国民党时期没这个技术，成渝铁路的钢轨就是在重庆的钢厂造出来的，车头是用缴获的国民党登陆舰运上来的。民国37年都没抓住的投资机会，共产党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

（此处参见：中国当代有哪些足以彪炳史册、让后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发明或工程？ ）

接下来几年，共产党的确没有允许农民立刻就吃到十分饱，因为那意味着城市人全都饿死，意味着农村过几年还会进入马尔萨斯式大屠杀。共产党一方面搞粮食统购统销，搞人民公社，另一方面把这些从农村抽出来的资源全都投入到工业建设中，拼命的搞产业升级。用化肥和农药来增产，用水利工程来增产，而不是简单的刺激农民体力劳动那点积极性。60年代，全国几乎所有县都普及了小化肥厂，到了70年代引进了西方的化工技术，建设了农村电网，用化肥来解决土地贫瘠问题，用水泵来对付旱涝，中国终于在10亿人口这个坎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等到80年代90年代大多数年轻人开始进入城市生活，现在中国要担心的已经不是人口增长问题，而是如何保证人口稳定不暴跌的问题了。

还是用过去老套的历史书教科书说法，这个转变就是新的执政集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表现。是革命的最大成果。共产党淘汰了所有的中间力量，最后在总决赛干掉了国民党，给全国人民抢回来了中国几亿人的农业剩余，让中国有资格用这个剩余搞工业建设。这在物质上是我们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始。对于我这个吃高粱米的农民后代来说，我完全可以说1949年是文明时代的开始，是一半孩子活不到成年时代的结束，中国文明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说，只有这么60多年。

按照这个标准，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共产党展示了自己消灭旧社会的合法性，展示了共产党乐于和平解决的意愿，给今后几年的解放战争一个名正言顺的开始。但即便没有这个展示，也不影响我对解放战争的评价。

但这这个解释有个问题，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就是右边的最低点是青年党，而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算无能，就算和地主资本家融合，起码还是有点社会改革精神的，为何没有按照前面说的规律，继续往下落呢？为什么是国民党，而不是青年党拉上北洋军阀一起进入决赛呢？

我得说，如果不考虑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偶然因素，的确本来应该是青年党连同最保守的那批军阀进决赛，和共产党代表的革命势力争夺总冠军。1927年，蒋介石反共政变之前，就是这样的局面。共产党主导北伐军的意识形态，和青年党支持的北洋军阀对决。只是四一二政变把总决赛变成了伪决赛。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你这个政党的立场。国民党，或者说排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之后，剩下的那个国民党固然也不愿意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倒是喜欢把自己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喜欢往右面滑下去。但是他们比起其他旧军阀来，有两个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其他人无法复制的。

一个是拿外国援助，一个是吃关税。

所谓外国援助，对于国民党来说，首先意味着苏联援助。国民党之所以能从广东一个省打出来，占领东南最富饶的七八个省，同时迫使内地十几个省的军阀都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不是因为蒋介石多么会打仗，也不是因为广东这个地方能支持一支对抗全国的军队。完全是因为苏联给了广东国民政府超出任何一个军阀的资源。苏联当时被帝国主义围攻，任何表示出反对帝国主义倾向的革命党派，都能得到苏联的支援，而中国国民党拿到的尤其多。

在苏联援助到来之前，不要说国民党军队，就连黄埔军校自己都用木头枪上课，苏联援助一到，几万支步枪，上千的机枪和近百门大炮就把黄埔军变成了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孙中山一下子就从南方军阀的附庸变成了说话最硬的革命领袖。除了给枪给炮给子弹，苏联还给北伐军派了200人的军事顾问团，其中包含后来的苏联元帅和一群将军。像飞机和坦克等技术装备，纯粹就是苏联人自己驾驶的。这些援助是蒋介石这个黄埔校长成为中国领袖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1926年和1927年，国民党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国际，邵力子和胡汉民都在莫斯科喊斯大林万岁，要求第三国际直接指导国民党。蒋介石也因此成为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团成员，是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里最高的职务。

除了给枪给炮，苏联还直接给财政援助。建黄埔军校用了270万卢布，另外有1000万卢布直接成了中央银行的储备金，从此国民党政府才有了自己的财政。至于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在1926年之前，能按时给官员发工资，给军人发军饷，也全靠苏联定期送钱。

你不要觉得按时发工资没什么了不起，在20年代的中国，按时发工资就是统一全国最大的保障。大多数军阀部队都是平时欠饷，打仗才发钱的，北洋政府里的官员，哪怕做到实权领导职务，欠薪几个月甚至几年也是常事。比如说鲁迅在教育部有副局级待遇，正处级的领导岗位，每年工资650元，当时看起来不少了。但实际上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已经欠了鲁迅差不多5000块，差不多相当于今天欠薪100多万吧。所以鲁迅只能靠兼职和稿费过日子，隔三差五去政府讨薪，到后来连讨薪都懒得讨了，直接借着学潮离职不干。所以说，苏联财政援助给孙中山蒋介石提供一支不欠薪的队伍，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支持。北伐军十几万人因此能打败北洋军五六十万。

前面说的这些援助，大家也不要觉得是单位是卢布，就以为苏联给的空头纸片。当时强国的货币都是有金银支撑的，更何况苏联这些援助不是给的实物，就是换成各国的金银币送过来。有的时候调拨不及，还从日本等国买了东西送过来。前后援助总量很难计算，但一般估计仅军事援助就有五六千万美元。当时摩根、福特这样的财阀，净资产也就是一亿美元左右，你可以想象苏联援助在中国意味着多么大的影响。

1927年之后，国民党赶走了苏联顾问，不再拿援助了，但是到了1934年，国民党又派代表团去苏联求援。1937年，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苏联援助又来了，而且全部给了国民党政府去分配。苏联首先给了一支援华航空队和几千军事专家。在中国打仗的苏联人一度有5000人，而且基本都是精锐的军官和技术专家。

其次，苏联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给了中国2.5亿美元的贷款，在没谈妥利率和偿还方式的时候，已经开始运武器了。包括四五十个步兵师的装备，1000多架飞机，82辆坦克，等于把国民党一半的兵力装备起来。国民党的第一主力74师，就是张灵甫那个74军，在整个抗战期间都靠苏联武器打仗。后来国民党打的很惨烈的松山战役，日本方面最强的火力点就是一辆从国军手里缴获的苏联坦克。这些武器都给了蒋介石分配，他不仅能用这些武器打日本，还能用这些武器压服各路军阀。所以蒋介石丢了南京，在中国的相对地位反而上升。到了抗战结束的时候，蒋介石成了大家公认的国家领袖，可以说他和国民党是抗战的最大受益者。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援助来了。有滇缅公路，有驼峰空运，支撑国民党打到1945年，而且战后帮助蒋介石运兵接收，把大多数日军武器给了蒋介石。重庆谈判以后，美国认为应该把国民党军队培养成亚洲安全的支柱，前后给了国民党70多个师的美械装备，还帮助训练。抗战期间，美国装备的中国部队只有30个师，抗战后变成了近100个。前面说的74师，就是这个时候从苏联装备换成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因此完全压倒了桂系李宗仁，山西阎锡山这些过去平起平坐的对手。

咱们回头再看前面的论述。一个政党获取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他的立场。如果蒋介石和国民党完全依靠地主阶层来收土地税，那他就会像青年党一样，要么依附于旧军阀，要么自己变成旧军阀，完全不提社会改革的事情。偏偏这个政党长期代表中国收外援，收美苏两大强国的外援。茶馆里那个大烟鬼怎么说的？“两大强国侍候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所以即便它无意改造中国的经济结构，国民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本国地主和地方军阀的控制，做一点有限的社会改革。在政治光谱上稳定在比青年党靠左一点的位置。

当然，援助不是持续不断的。比如说，美国援助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真正到来的，之前哪怕是飞虎队，也是中国人真金白银雇的雇佣军，打下飞机都算计件工资的。之前苏联援助1927年断了，1937年又来。中间十年时间没有明显的外援，但这恰好是国民党一直到今天还在夸耀的黄金十年发展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要说到国民党政权占据的第二个优势——地理优势。北伐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控制东路部队，从南昌一路北上打到了南京，而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结在湖南湖北，去了武汉。换句话说，长江流域出海的交通控制在蒋介石手里。1950年的时候，上海军管会统计过，中国2/3的对外贸易和84%的航运都集中在上海这个长江口，70%的国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也发生在上海。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收税最方便的地方被蒋介石控制了。

为什么上海和长江口这么重要？因为旧中国的陆路运输非常落后，能用船的地方绝不用车。能翻几座山到长江流域，就绝不会用马车去其他的港口。否则的话，陆地上运100公里，比水路运1000公里都麻烦。中国虽然当时有了几条铁路，但相互之间不成网，也没有配套的公路和汽车工业，唯一成型的铁路网是日本人占了东北之后修的。连西安这种有陇海铁路的城市，大多数对外贸易都得通过汉江——长江再到上海进行。所以，蒋介石控制了长江口和上海，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当时是个什么局面呢？从1870年以来，到1956年，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顺差的年份只有两三年，其余年份都是大幅逆差。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攒了几百年的金银顺差，就这么通过外贸和赔款往外流。这种逆差，体现在具体的贸易类型上，就是中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比如说桐油和猪鬃，还有一些初等工业品，配上此前攒下来的白银，去换外国的工业品和军火。这时的中国还是个农业国，所谓出口物资，实际上就是地主手里的剩余。这些剩余，一部分被地主自己拿着消费，买外国汽车、手表等工业品，一部分被军阀收集起来当军费，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也拿去买军火。换句话说，旧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在养家糊口之余，给整个国家积攒起来的全部盈余，大多数免不了要通过上海去换外国商品。

这就给了南京政府收关税的机会。出口是没什么关税的，但进口可以收，所以贸易总额越高，逆差越大，南京政府的税收也就越高。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是5.24亿两白银，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亿两，还要高一些。南京政府从这中间收到了相对旧中国来说，非常了不得的一笔税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万两关税，1931年就达到了1.25亿两，全国进口税达到2.6亿两。这笔钱主要用于偿还国债和军费。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51%的收入已经来自关税。再加上可以从沿海地区控制的盐税也占财政的百分之十几。国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赖农村。

换句话说，国民政府不直接收各地的土地税，不用和地主商量着分享一点地租，也能勉强养活自己了。不用和地主谈判，国民政府自然不用像其他旧军阀那样完全站在地主一边，可以做一点点三民主义概念的社会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在上面那个图中滑到最右边的缘故。

实际上，国民政府把和地主打交道的任务直接扔给了各个地方军阀，让他们去干这种脏活。1927年蒋介石控制了南京和长江三角洲，把共产党员杀到只有一万人，1928年，国民政府为了换取各地军阀的支持，宣布地方自治，土地税归各省自己花。各地的小军阀乐意怎么和地主折腾都行，反正中央政府不管了。这一方面收买了各地军阀，让他们高呼中央政府万岁，另一方面也给了政府一个超然的地位，国民政府不收地租，就不用显得太落后，可以搞搞新生活运动，建设一点新式教育，买到全国最好的军火，还能从其他军阀购买的军火里面雁过拔毛。

到了1934年，罗斯福搞了一个购银法案，收买白银当国库储备，抬高了国际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国民政府顺着这个势头，干脆废掉持续了4个世纪的银本位制度，发行法币，用纸币收购民间白银再出口。结果在货物贸易继续逆差的情况下，用白银还换了几亿美元的外汇存在手里，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这就是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的黄金十年，是国民党比青年党多了一点点进步性的原因所在。

当然了，在生产没有根本改观，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外贸收入终究也是农业剩余的一部分。只是地主和普通军阀直接强行收这些剩余，要激发社会矛盾，要和共产党死磕；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最大的军阀，卡住了长江口坐地分赃，软刀子杀人，用文艺的方式从农业剩余里割下了最大的一块，还不用和共产党爆发决定性的战役，能把共产党赶的离江浙远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比硬的力量，还是软性的权威，蒋介石相对各路军阀的地位都越来越高。

那么各路军阀怎么办呢？中国只有一条长江，其他的河道除了珠江勉强能支持广东的半独立军阀外，都没有明显的外贸价值。所以军阀之间只能打来打去，抢土地。再就是搞一点农业社会必须买，还能通过陆路运输的贵重商品来吸收其他地区的农业剩余。这种商品在农业社会只能是毒品。鸦片虽然对全国来说是严重的生产力损耗，但只要军阀能种鸦片再买到别的军阀辖区，就能把那边的农业剩余吸过来，也享受一点蒋介石坐地分赃的地位。云南的滇军靠着鸦片收入和通南边法国殖民地的小铁路，长期以来是内地最有钱，最能打的军阀，共产党的总司令就是滇军出身。许多军阀战争都围绕着鸦片产区和鸦片商路爆发。

不过，当时的毒品纯度不够高，上瘾程度和消费量都不像后来的海洛因冰毒那么大，所以消费还有个上限。但洋货的消费是没有上限的，外国工业社会的好东西那么多，地主很容易就把自己的农业剩余花光了。许多内地的大家族，怕子弟学坏，把祖先传下的地产都拿去换洋货，就给一些次子和不是嫡系的子弟吸鸦片，希望他们在年轻时喜欢上这个不太过分的嗜好，宁可花点钱买鸦片，也不要去买洋玩意消费，免得败了家。大家族的选择说明什么？说明鸦片吸取农业社会剩余的能力远远不如洋货。所以蒋介石收关税，可以轻松地压倒卖鸦片的内地军阀，还时不时可以用禁烟的道德谴责去堵他们的嘴。到了抗战前夕，军阀随便自称中央政府的事情逐渐绝迹了。这是清末以来少有的情况。

讲到这里，上面那个图可以修改一下了。

政治光谱从左到右，最稳定的两个低点出现在最左边的共产党，和差一点不到最右边的国民党。本来基本原则是中间高，两边低，结果国民党有长江关税和美苏外援两个重要因素压仓，一下子被压成了相对的稳定点。如果在这个曲线上随机的扔小球，可以预计，球不是掉到国民党那边，就是掉到共产党那边。其他党派只能不断地从左右两侧向国共两个稳定点靠拢。到了1945年重庆谈判，从少年中国学会时代出现的各种政治力量打联赛，最终变成了国共两党争夺冠亚军，胜者通吃。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了？

当然了，民国政治是一个小圈子，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就能囊括那么多的党派精英。说明这个圈子还是很受限于当时的中国教育水平的。圈子小，个人恩怨就多，就容易因为立场之外的原因出现矛盾。所以，民国政治绝不是我前面画的几张图那么简单。

比如说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南京政府，胡汉民算是偏向国民党第一代元老的右翼、汪精卫算是偏向知识分子的左翼，蒋介石是两者之间，和军队关系比较好的中间派。但这三个人的争斗，一多半和立场没关系，任何一个人得势，都会导致另外两个人结合。激烈的时候还会出走，另外拉一批人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中央政府。汪精卫可以和胡汉民合作，也可以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在最后确立最高地位之前，也不介意和两者的任何一人合作去反对第三人。这种排列组合的游戏，你说和政治立场有什么关系？倒是和江浙同乡会、广东同乡会之间的斗争关系更大一些。

不过，政治立场和经济基础最终会逼着政治人物理智起来，选择一套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下，最能获得资源的道路。所以，只要观察时间拉长一点，个人恩怨和派系斗争就逐渐被拉平了，政治立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到青年党最终离开了民盟，看到中国政治出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稳定点。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从宏观的视角来理解就很清楚。

从少年中国学会到重庆谈判，20多年间，在这个光谱图上，几乎每个势力都曾经得到过相当大的物质资源甚至地盘和军队，去实践他们的政治理念。国共两党不说了，连救国会沈钧儒这样的书生也当过护法军政府的检察长，游说过军阀。

乡建派的各路人物都曾经在大军阀辖区搞过政治实验，比如说梁漱溟得到了韩复榘的认可，在山东和河南搞乡村建设实验区，晏阳初说动了中央政府和军阀，在全国每个省都企图搞一个县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在四川甚至搞了一片十个县的华西实验区，比共产党陕北的根据地人口要多的多，也富裕的多。

第三党有很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参与，淞沪抗战之后，十九路军在福建搞独立，占了一个省的地盘搞中华共和国，还和红军的中华苏维埃有过政治协定。国社党虽然依附于国民党，主要是梁实秋这样的笔杆子，但凭借专业学识，也占了一些官职，还在上海开过自己的干部训练大学。

青年党那5个席位更不是白得的，他们凭借“纯粹”的爱国宣传和四川这个基地（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除了李大钊之外，不是四川人就是生在四川），在东北军、川军中拥有很大的影响，曾经组织上千人的义勇军去东北抗日。张梦九曾经是张学良的老师，许多青年党人在东北军任高级军官，直接掌握几个师的部队。鼎盛时期，青年党自称有30万党员，实际上积极活动的党员近十万人左右，而同期国民党有经常性党组织生活的党员也不过几十万。想想共产党一度也只有一万党员（1927年蒋介石杀剩下的）和三五万军队（长征后），不能说历史没给过青年党和其他党派机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从重庆谈判开始，实际上只有国共两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角逐，其他党连中立的选择都没有，只能选择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去依附。解放战争中，青年党和国社党跟着国民党去南京，开1947年的国民大会，选蒋介石当总统，最后一直跟到台湾；民盟跟着共产党去北京，开1949年的政协。

【共产党—救国会—乡建派—第三党】——【国社党—国民党—青年党】

所以，如果用体育比赛来比喻的话，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这段历史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1945年重庆谈判之前的各党派打循环赛，各个党和各种派系在日本步步入侵的大背景下，各自抛出自己的方案来拯救这个刚开始形成的国家，也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当主场。到了1945年，虽然青年党和民盟还是有点不服气，但实际上就是蒋介石这一派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小组出线，代表左右阵营打总决赛，其他的党派被淘汰了，只能在观众席上选一边加油。

这个加油过程后来被排成了近年一部著名的烂片《建国大业》。不要看那些政协老头子把电影拍的那么热闹，还请了全国的明星来炒作，那纯粹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共产党和国民党给他们留面子，恰恰说明他们在重庆谈判前后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花瓶。真正的朋友和对手是不会讲那么多面子的。只有花瓶才需要小心捧着。

那么，为什么是国共这两个队伍出线呢？我觉得这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1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民盟各派系不能出线。

2为什么国民党右边的青年党也实际上被淘汰了。

关于这两个问题，先说我最近几年的个人体会。我现在当编辑，经常要和网友约稿，约稿的时候，很多朋友平时也有在网上写东西的爱好，就和我说，不用谈什么稿费了，反正我当爱好去写。到时候有钱就拿点，没有也无所谓，文章你拿去用。

我这个时候就会严肃的说，别跟我客气，我用你的原创文章，就怕你说不要稿费，你要是接受约稿要求，钱就必须拿，稿费还必须提前说定标准，到时候咱们按照标准算。我这不是和你客气，相反，我是要保护我的利益。因为你凭着爱好写文章，不要稿费，按时交稿了，我肯定谢谢你，不按时交稿，我也没法催你。但这个网站是要定时更新的，及时登载了新闻评论，读者点赞，不及时登载，就要被别的媒体踩着头顶过去了，灭顶之灾。所以，我必须让你拿钱，要钱咱们之间就有口头合同，我才能根据合同催稿，对你说话硬一点。这样对咱俩都好。

我这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做事儿的组织都必须靠钱来驱动。搞政治更是如此。，你拿不到物质资源，光靠精神动力偶尔也能有奇迹，但从全国来看，肯定做不出靠谱的事情。别的不说，你的脱产干部就没钱生活，兼职的志愿者不可能搭起一个政治组织的骨干。所以，不管政治口号喊的多么好或者多么激进，落实到做事儿的时候，你必须讲清楚资源怎么来。你获取资源的方式，才是你最基础的纲领。

比如说，共产党说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得好处。这是真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共产党绝不是说分了土地就走，不向农民收税，不向农民征兵。恰恰相反，分土地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征税、征兵。共产党不是开仓放粮，走到哪里抢到哪里的流寇，不是说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李自成，而是要踏踏实实搞根据地的革命党。所以，共产党也要征税征兵，大多数红军和解放军的士兵并不是心甘情愿当兵，也要各村分名额往下派；支援前线的粮食也不是农民自愿捐献的，要么是公粮，要么可以拿到将来抵扣税收的公粮。只是共产党会通过土改和清洗基层，用更高的效率和更公平的规则来征收农村的人力和物力，在减轻底层负担的同时，从农村拿到了更多的资源。

（此处参见：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 马前卒的回答）

在另一个方面，青年党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要搞民主，重铸国民性格，打造新的政治风气，同时坚决反对触动已有的经济社会，这意味着青年党主动放弃了任何从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抢资源的想法。换句话说，青年党必须讨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才可能通过社会改造拿到资源。这意味着青年党从一开始就是依附性质的党派。哪里的军阀现有实力最强，谈社会革命最少，青年党就一定会贴上去。

比如说，1923年建党的时候，青年党首先批判的是北洋军阀腐败无能又独裁，但一旦落到实践上，青年党首先跑去和南京的孙传芳合作，同时和吴佩孚讨论联盟问题，理由是孙中山的国民党联俄联共，违反了青年党最基本的原则。1924年，青年党的曾琦还和孙中山当面吵了一架，转身就配合孙传芳开办金陵军官学校，希望借此培养自己的干部。前面提到的刺杀蒋介石事件就是这时从孙传芳手里拿的经费。等到孙传芳和吴佩孚在南方被国共北伐击败，青年党毫不犹豫地去找张作霖和张学良，依附奉系军阀。第二代北洋军阀就三个，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他们的大腿被鄙视北洋军阀的青年党抱了一个遍。同时青年党坚决反对用青天白日旗当国旗，赞美北洋的五色旗。所以我前面说，分析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首先要看他的经济政策，看他的经济基础。其他口号喊的再高调，经济基础也是压倒性的问题，也会最终决定你其他的政策。

等到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权，东北奉系军阀被日本人逐渐赶出东北，青年党开始转而从国民党、从其他军阀和保守势力拿钱。1928年，青年党在上海办《铲共半月刊》，就是从上海商人手里拿启动资金。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这样的军阀也资助了很多。1935年，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在少年中国学会上和邓中夏临别握手的左舜生公开承认，说青年党训练干部的经费，“十有八九来自各省实力派”。这里的“实力派”三个字非常清晰地指出了青年党的立场，就是谁现在代表既得利益集团，我就支持谁，谁要造反，我就反对谁。

1935年之后，国民党成了中国第一大力量，青年党开始和国民党秘密缓和，一开始是每月拿5000法币的经费，当5000法币党。补贴经费后来逐步上升，最后青年党脱离民盟，一方面是立场矛盾，另一方面也因为资金全靠国民党，不得不脱离。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青年党，说你们只有一些青年军官，没有地盘，从哪来经费？左舜生很尴尬，说了一句著名的回答“从中华民国找来”，被媒体调侃了很久很久。日后青年党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派去了汪精卫政府拿津贴。总而言之一句话，从青年党拒绝破坏旧中国经济结构的那天起，青年党已经注定要站在所有党派的最右边，依附于任何拥有实力的军阀、富商。

这样，最左边的共产党和最右边的青年党经费就解释清楚了。一个是砸锅重新做饭，一个是赔笑脸蹭饭吃，这两个党派得到了活着的机会，为什么中间的党派不能像他们那样活下去呢？

这里我要谈另一个政治原则。就是信用原则。差不多20年前，我看过一个在内地很流行的港片系列《古惑仔》，里面有一句台词，：“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杀你全家，就一定要杀你全家”。这话乍一听搞笑，但仔细琢磨是有道理的，在政治上尤其有道理。

因为政治团体不是黑社会，必须有原则有纲领，这个原则和纲领不仅要讲给你的对手听，讲给普通人听，更要讲给你这一方的成员来听，让大家相信这个纲领是正义的，是正确的。这样才可能团结起一群人做事儿，而不是仅仅是搭伙做生意发财。作为政治团体里制定纲领的领导者，你说了要干掉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那就迟早要去做，就算眼下做不成也得准备着去做。因为这个团体里的其他人就是因为也认同这一点，才会团结起来做事儿。如果你忽然说不干掉这个阶级了，我们换个事做，那人心就立刻散了，因为你拒绝做他认为正义的事情。

这说明，足够大的政治团体不可能掩饰自己真正的目标，因为任何团体无法保证党内宣传资料不外泄。所以，从长期来看不可能搞战略欺骗，对着自己要干掉的社会集团搞亲善，积蓄实力，等到条件成熟了再翻脸，一举拿下，这是小孩子的想法。因为在那之前你这边有信仰有目标的骨干已经散掉了。从国家层面来说，政治一定是“阳谋”，不是“阴谋”。

这就给那些想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力量出了难题。像第三党这样的力量，他们一方面想改造中国，想从那些占有财富盈余、却不做出有效投资的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拿到资本，另一方面，他们不想采取太极端的暴力手段，不想挑动农民来起来造反，希望通过赎买、劝说、施加政治压力等方式去解决问题。这等于一方面摆明了既得利益集团为敌，另一方面又自己绑住了手脚，不去消灭敌人。与虎谋皮的事情怎么能干呢？你用软刀子杀人，就指望别人像猪一样等你的刀子硬起来？地主看到共产党不要命不讲规矩，可能还怕三分，你是个讲规矩的，地主还怕你什么？

当然，赎买地主的土地，用整个国家进步之后的经济盈余再来补偿地主。这事情操作的好，未必不可能是双赢的结局。但你首先要保证地主相信这种事情存在。地主必然是农业社会的代表，对于农业社会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不相信世界上有连续增长这种事情，因为他根本就理解不了未来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指数增长的社会。在地主看来，你赎买土地，给公债也好，给股份也好，都是赤裸裸的抢劫，和搞土地改革的共产党一样坏，甚至更阴险。所以，不要以为中间势力的手段和缓，就能赢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不仅不会支持你，还会像对付共产党一样对付你。

更何况建立基层组织、供养控制地方的军队，抵抗外来侵略，这都是要钱的事情，也是立刻就要办的事情。日本人不会等你慢慢的做思想工作，其他国内竞争对手也不会。所以，走中间路线的党派不去摧毁既得利益集团，就只能暂时依靠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依靠他们的过程，就是政治组织逐渐放弃自己改造社会目标的过程，也是这些政治组织堕落的过程。辛亥革命后，革命党的迅速堕落，就是因为他们企图依托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搞渐进改良的缘故。

所以，在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想走中间路线改造社会的，要么被逼着往左走，撕破脸去消灭地主和投机资本家，最终和共产党走到一起；要么不自觉地往右走，一点点放弃自己改造社会的目标，和地主、买办、军阀、资本家结合到一起，最终变成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上面的坐标图，我又可以改成下面这张图：

两边是可以暂时稳定的低谷，中间是一个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完全不稳定的高峰。稍不注意，中间派别就会向两边滚下去。所以，民盟等中间势力最终变成了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