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78-1981时序梳理：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 老老狐狸
家园 1979年3月，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 1979年3月14日，为统一对经济调整的认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李先念两人在多次商讨后，联名致信党中央，建议调整过热的国民经济。
为了统筹推进经济调整工作，3月14日的联名信还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并提出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
3月21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三天会议，重新研究1979年的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会上，陈云作了系统的发言，他首先讲明，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强调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进行调整。
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李先念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并支持陈云和李先念领头抓经济工作，“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
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
今天开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共有十二个人，除王震同志以外都到了。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先讲几点意见。第一点，协力同心，合作就是了。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六十二岁，大一点的七十以上，我今年七十五岁。三十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呢？都是共产党员，协力还不同心吗？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还是在财贸办的时期，有一回争论要不要提高农产品比价，有一个同志叫王学明，他是主张提价的，辩论了三天，结果他承认失败了。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调整，搞四个现代化。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要参加四月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工作会议，我估计问题很多，一个星期开得完吗？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我看有很多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至少要理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来。比如，两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回调整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不一样，那时可以下放人员，这次不能下放。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有的地方一个月三十二元、四十四元，比农民高得多了。他们都要回城市，回父母身边，大体上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要不要讨论民主和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一个外国人说，中国的“民主墙”问题是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那时支部书记会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两千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这些属于还欠帐。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百分之一点五，后来不到百分之一。
第四点，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第五点，要注意粮食。过去，我说过，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三百六十亿斤，就要发警报。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有些材料，特别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报表，要送给财经委员会的同志们看。
通宝推：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