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探讨一下毛主席青年求学之路，看毛主席时代教育歧视 -- mcpssx
家园 探讨一下毛主席青年求学之路，看毛主席时代教育歧视 最近我也是醉了，咱们左派到底是什么派？你们到底是促进人民平等的，还是来搞阶级固话的？毛主席时期，严重歧视农民，从入学指标上卡住农民，还能被你说成如何如何高大上。
我想问问大家，特别是小米粒，任爱杰,高中三年,迷途笨狼,梓童,红军迷,关中农民,青颍路,老调重弹,纹石,各位网友
扯淡到粮食不够，帝国封锁，地域保护，所以要歧视农民，难道咱们新中国比民国还差？
毛主席作为湘潭农民考高中的时候，湖南是按高中生5%分给农民，95给长沙和大城市的？
1911年春季，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3年春季，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秋季，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
自1903年始，“一师”一直以培养小学教员为目的，高举“免费”大旗，没有招收自费生。当年，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就是因为免费而选择“一师”的。”《恰同学少年》中，一段“一师”校长孔昭绶与学监方维夏的对话受到网民追捧：
“维夏，这份招生广告拟得不错，我看还可以多加几句，免收学费，免收膳食费，另发津贴。字一定要大，要醒目。
难道咱们一师的广告还分配了城乡名额？长沙户籍优先？
据校史载，为了保卫“免费政策”，毛泽东曾发起驱逐校长的运动---1915年，湖南省议会颁布新规：每个师范生要缴纳10元钱学杂费。有人认为这是新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而建议的，于是，毛泽东起草传单，发动罢课，要求罢免校长。省教育司派来的督学只好答复撤掉张干。不要说免费了，就因为汉阳一中的同学游行捍卫农民高中入学权，就杀害了几个2、30岁，小孩才一两岁的青年老师，这何其残忍？这对得起毛主席上学时学校创办者的理念吗？
9月6日，汉阳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宣布了对“汉阳事件”的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的罪名，作出了如下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三人，判处死刑。胡平轩、杨松涛、邹振钜、胡斌等九名教师和高一学生滕永俊，分别判处2年至15年有期徒刑。李穗等三名教师，送劳动教养。另外，三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有关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王建国 男，32岁，汉阳一中副校长。1950年毕业于湖北革命大学，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的工作，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并且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申请入党的事情一直被搁置。1956年，韩建勋调任汉阳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教员中多数人认为他是“土改干部，吃党饭的”，所以在教学工作上都相信王建国。
杨焕尧 男，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总后台”。
钟毓文 男，32岁，初三（9）班班主任。他有爱眨眼的习惯，在开会的时候眨眼睛，被考察团认为是在向王建国等人“使眼色”而搞攻守同盟。他留下五个儿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满一岁。妻子和五个孩子，几十年都不能抬头做人，她为了孩子才坚持活了下来。
胡 斌 女，28岁，初三（7）班班主任。学生开始闹事的时候，她不在学校；正在家里吃中饭的她接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丢下饭碗就赶到了学校。按照学校的安排，她上街劝阻学生。由于她与王建国是湖北革命大学的同学，加之丈夫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便很快受到了牵连，被判处10年 有期徒刑。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孩子6岁，最小的孩子刚刚满月。1967年7月19日，胡斌刑满释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斌多次上访并且上书党中央，终于讨回了清白。
其实考试就是要看成绩，这才有利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比如说老老狐狸家，能考上大学，基础扎实，在工农兵大学生时期被耽误了或者说没有拍好公社书记的马屁，结果通过小平耀邦恢复高考上了学，这于国于老老狐狸自己都有利。
我想了一下，咱们新中国领导人教育体系是这样的。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生于湖南湘潭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8月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
林彪，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
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
我想，如果委员长早点实施教育歧视，可能可以挽救国民党反动派哦。
家园 点了名就说几句 当年科举取代九品中正制——门阀们不高兴啊：本来就是俺家的菜，这下小地主小富农们也来剜菜了嘛！
工农兵大学生取代高考——这下真正的泥腿子们也来剜菜了啊
通宝推：蓝鸟,- 复 点了名就说几句
家园 工农兵大学生岂不是反向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之所以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就在于它将血缘和阶层等与当事人能力无关的先天性因素纳入到人才选拔过程之中，极大扭曲了社会竞争制度的公平性。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任何一项不公平的政策都不会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这就是九品中正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科举制度就算有千般不是，但他保障了起码的公平性，这正是科举能在中国王朝更替的冲刷下屹立两千多年而不倒的根基所在。
而工农兵大学生制度，相对于只看考试成绩的高考制度，更多考量当事人的背景出身与阶级成分，这岂不是变相地复原了九品中正制？
更加不提所谓的“群众推荐”环节（举孝廉？）给各路钻营者留下的巨大可操作空间和利益交换渠道。
评价任何一项制度都不能只看初衷，而要看政策落地后的实际效果。可能我的观点有些偏激，但我坚持认为，一切不以成绩说话的选拔制度都是在耍流氓。
与之类似，今日的自主招生制度也在挖高考的墙角，开历史的倒车。这说明，尽管时代在前进，但九品中正制的幽灵一直阴魂不散。
- 复 点了名就说几句
家园 体现为农民高中入学指标5% 你这就是瞎吹牛了，民国也没让毛主席不上学吧
家园 5%是高了还是低了？ 要看统计数据就要全局地看，历史地看。框定汉阳一中5%的高中入学率，是湖北一地的做法，还是全国的做法？农村5%的高中入学率，比之前是变高了，还是变低了？解放前的农民高中入学率是多少？
不能解放前用个案，解放后用一地一时的数据。如果说个案，本人家里长辈、本人身边满满的在解放后十七年从农村考入大学进入城市的例子。
程家福等人的《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历史研究》指出；
研究表明,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在建国初期"向工农开门"招生政策下,显著提高;在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推荐招生政策下,持续攀升;在改革开放初期"分数挂帅"招生政策下,开始恶 化;在90年代中期以来高校收费与扩招政策下,渐趋回升。而董美英通过对建国后上海某重点大学学生来源状况进行研究发现：
1．各社会阶层高校入学机会随着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变化而变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问题，在中国，具有强政治干预色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 价值取向下，通过不同的招生政策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重点大学作为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一直是各阶层激烈争夺的对象，招生政策的变动 对各阶层入学机会的影响非常大，其基本状况是： 建国后十七年向工农开门的招生政策下，工农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增加，许多剥削阶级子女因为家庭成分被屏蔽在大学校门之外；“文革”时期群众推荐、领导 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制度下，是工农兵学员的特殊时代；1977年恢复高考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招生政策下，知识分子阶层的优势开始凸显，处于文 化劣势的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减少；1990年代中期以来，学业成绩考查兼谁受益谁付费的招生政策下，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优势显现出来，干部、知识分子、私营企 业主社会强势阶层子女占有较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文化、经济俱为劣势的农民子女更多地被阻挡在重点大学门外，工人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也在下降。2．在社会各阶层中，在各个历史时期，干部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一直是最多的，农民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一直是较少的。
而对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情况，王慧等人的《“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及其历史认识》则有更全面详尽的叙述：
据统计，１９７１年，农村小学数量为９３．１万所，１９７３年达到９９．６万所，１９７５年增至最高峰，达到１０５．７万所，１９７６年趋于减少①。同时，办学规模也不断扩大，在校生数量逐年增加，平均年增加７８３．７６万人，教学班的数量也大幅攀升。农村小学生数占全国小学生数的比重逐年上升，１９７６年达到８８．５％，“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广东、陕西、吉林、辽宁、江苏、山东、湖北、浙江、山西、四川等省、市，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１］“文革”时期农村小学发展的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３）》相关年份统计数据。农村初中数量、规模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值。
１９７４年５月，国务院印发《关于１９７４年教育事业计划（草案）的通知》，提出“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在全国掀起社社办高中、队队办初中、小学附设初中班的热潮，原有的农业中学几乎全部变成普通中学。１９６５年全国农村初中有１０ ９０６所，学生占全国初中学生总数的５７．９％，１９７１年猛增至７５ ７２０所，学生比例增加到８１％。到１９７６年，农村初中的数量是１９６５年的１１．９倍，在校生总数占全国初中在校生总数的８４．４％。１９７１—１９７６年农村初中的发展的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３）》相关年份统计数据。
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更是一个“神话”。１９６５年，全国农村只有６０４所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仅占全国高中生比例的９％；１９７１ 年，农村高中增加到１３ ２９８所；１９７６年，又猛增至５３ ５２７所，学生数的比例增加到７７．３％。短短６年时间中，学生数量增加２．７倍。１９７１—１９７６年农村高中的发展的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３）》相关年份统计数据。（二）农村普及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大大方便了学生入学，“广大农村已经基本普及的５年制小学教育，不少地区已经普及７年（初中）教育，有的还普及了９年（高中）教育”［２］。。。
从各方研究来看，建国后的工农教育情况（以及工农占有教育资源）相比于解放前是有着质的提高，而文革中的农村教育普及情况也进一步大发展，城乡教育差别也在缩小，但另一方面，文革的教育革命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城市）中学教学质量受冲击还是很大的，这个问题，那也是说起来话长。
所以，吐槽毛时代的农民受到教育歧视，完全是找错了槽点，颠倒黑白。
关于教育，多啰嗦几句。客观地说，教育公平问题以及教育质量问题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导向，也会有不同的做法和评判标准，完全公正完美的教育体系大概是不存在的。从本质上说，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提供人才的，建国前30年，工农阶层是统治阶级的基础，所以教育资源向工农阶层、向农村倾斜，八十年代曾觉得文革的大学生的选拔方法荒谬透顶，但看了藤校的做法，发现那种选拔方法自有它的逻辑，就是过于极端了。改开后以高考作为教育导向和选拔标准，形式上是公平的，但由于占有教育资源的不同，实际上还是有利于某部分、某阶层人群，而不利于另外的部分、另外的阶层的人群。总的来说，建国前30年，教育资源倾向于千百年来的教育弱势阶层而且是占人口大多数的阶层，有利于工农阶层人口向社会统治、管理、骨干阶层迁移，而改开后的高考政策，是对前30年的一种纠偏，虽然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强化阶层固化的趋势，但在目前情形下，仍是相对较好、较为公平的制度。作为平民，要警惕以素质教育为借口绕开高考的趋势，避免教育资源进一步向有权、有钱阶层倾斜。
干部、知识分子、有钱、城市阶层总是更占有教育优势，这大概是现实的人类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我们可以缓解，但不大可能彻底消除（毛时代大概是有点逆天的，但也不能完全解决干部阶层的优势问题），而且彻底消除也未必是合理的。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大大增加教育资源，比如扩招。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是增加普通教育资源，而优质教育资源增加较少，反映在扩招上，就是普通学校、高校扩招，但顶级中学、高校扩招很少，而且人为地将很多教育资源向他们过分集中，这就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未来应该减少打造“窗口明星”的做法，减少超级中学，让普通中学也有较好的教育资源，也有能考上最好大学的学生，在高校，不要把资源过分集中给Top2，Top9，而Top2,Top9又扩招很少，如果中国的Top2能变成Top10，Top9能变成Top30，那中国的教育公平情况应该能大为改善。
家园 毛泽东普及了农村教育，文盲率大减 你自己百度下“中国文盲率变化”就知道正是毛消灭了教育歧视！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今天的中国文盲率比香港新加坡都低，是毛打下的基础。
成人文盲率从1949年的80%减到1964年的52%，再到1982年的35%。如果把儿童计入，文盲率更低。这才是真正的改天换地！
身边体会：
1: 1949年前，我爷爷五儿两女，全家供我爸爸一人上学。
2: 家父毕生致力于普及农村基层科技，我从小也认识了很多农民科技人员，全是教育平等普及的受惠者。你举的例子，是历史的痕迹，在教育普及的洪流中，只是一丁点波折。
3:1978年我的高中同学有一半是从农村考来的，虽然得惠于小平恢复高考，上的可是毛的小学中学！
委员长时代的教育局限，可是针对全体人民的：没钱别哭我要读书！
通宝推：王小棉她妈,红军迷,纹石,蓝鸟,家园 日本人普及的台湾扫除文盲率，比毛主席还快 1、我说的是歧视，我问你文盲率了？咱们现在识字率更高，那你们就是否认现在有歧视问题了？
2、你自己想想看，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地区，咱们大陆光人口黑户一次就1600万，你说大陆扫除文盲率超过香港新加坡，恐怕不符合基本常识。
3、你说的1949年之前你忘了一条，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化肥，所以农村收入低上不了学，毛主席时期化肥用量超过了以前，所以你后来不是遇到了毛主席，而是化肥好。
4、你高中同学是上的毛的小学，不过你要在台湾，不一样上蒋的小学嘛？更何况，你那个小学老师，不也是民国培养的嘛。如果没有民国免费师范，哪来的你的上学呢？
我说的是城市农村歧视问题，不是问你扫除文盲率，那个你得喝台湾和香港相比。
家园 用解放后解决教育问题或吃饭问题来评价执政合法性 可能有些欠妥。
“解决13亿人口吃饭问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做到了。”这句話愚弄了百姓很多年。它暗示中国百姓都是饭桶是靠政府养的。事实上中国13亿人不但自己养活自己，还供养了世界上最大的官僚体制。
家园 你这话就不太对了。 “它暗示中国百姓都是饭桶是靠政府养的”，这话不对。
“解决13亿人口吃饭问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做到了”，意思是新体制提高了生产力，并采用了平均主义的粮食分配制度，因此基本消除了常态的饿死人现象了。这该算政府和体制的功劳。
“事实上中国13亿人不但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有前提的，49年前，同样的这一堆人，常态性地每年要饿死几百万。说体制更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逻辑上没有问题。
通宝推：红军迷,蓝鸟,家园 49年前，中国出于外战和内战的常态 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存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战争结束后，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粮食问题应该不会是大问题。
而瞎折腾造成的粮食生产失调形成的大规模人口死亡，恰恰发生在和平时期。而1978年后，农民没有政府干涉，粮食生产完全正常。
通宝推：P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