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尽管纺织女工们对于工作以及雇主抱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并且认为工人与雇主之间巨大的财富与权力差距有悖共和精神，但是她们的怨言并没能给络绎不绝参观工厂的访客们留下多少印象。*1834年洛威尔罢工结束之后没出几个月，时任田纳西州辉格党众议员的大卫.克洛科特走访了这座城市（此时距离他最终战死在阿拉莫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克洛科特写道，他“想要看看机器之力……以及这些北方人怎样买了我们的棉花，拿回家里，加工一番，又运回来，卖得这么便宜，与此同时还过得挺好，而且有钱可赚。”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也对制造过程以及满眼的“姑娘们”十分着迷，她们“看上去就好像正在一起缝被子玩一样。”他还写到，“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厌倦工作或者受到压迫的情绪。”他会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当时最显赫的工厂主之一阿伯特.劳伦斯全程陪同了他的参观。克洛科特继续写道：“我实在忍不住反思这些女性与其他人口大国的女性之间的区别，这些女性有工作，那些女性却陷入了悲惨的奴役。”

*【多年之后的左翼史学家们或许过度解读了停工与骚动的意义。卡洛琳.F.韦尔则对停工活动很有些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女工们的举动“与其说是罢工，倒不如说是示威，是缺乏组织的情绪爆发，领头的少数人虽然斗争精神熊熊燃烧，但却并没想清楚自己究竟要达成什么目标，但是正是这些人让其他姑娘们兴奋了起来。”她还注意到“公众情绪一般来说并不支持‘罢工的女性’。”】

尽管克洛科特与安德鲁.杰克逊是政坛死敌，但是他看待洛威尔的视角却与总统相差不大。在他这次访问之前一年，总统也来过洛威尔（杰克逊并不是第一位走访纺织厂的美国总统；1817年詹姆斯.门罗就访问过沃特海姆）。当时正值关税辩论热火朝天之际，这个话题牵扯到了洛威尔主要投资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很希望能够为杰克逊总统留下美好印象。他们组织了上千名女工列队上街欢迎总统，女工们一个个身穿白衣白裙，手里擎着遮阳伞，身上斜挎着写有“保护美国工业”字样的肩带。总统在投资人们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好几家梅里麦克纺织厂。这次大张旗鼓的接待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政坛敌手们对于洛威尔式制造业抱有相近的看法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早在独立战争期间，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许多领导人们曾经担心制造业会威胁到美国的农业国本质。他们相信农业是自由、美德以及共和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工业则会招致早已在英国孳生成灾的社会弊病与分裂。但是自从1812年战争之后，美国朝野达成了另一项更广泛的共识：美国需要制造业来确保国力强盛与国家独立。此外就连很多工业发展的批评家们都相信美国的自然与政治环境可以塑造一个更好的制造业体系，免于欧洲体系的各种弊病。利用水力而非蒸汽意味着美国纺织厂分散在各个村镇与小型城市里，因此并不会像曼城以及其他英国棉纺城市那样招致拥堵之类的都市病。美国纺织厂采用年轻的农村女性担任短期工人，因此不至于产生一个地位低下的无产阶级。美国的政客与知识分子们都相信，旧世界制造业的弊病并不在于制造业，而是在于旧世界。许多人都辩称洛威尔表明新世界的制造业可以与民主价值、纯洁道德以及和谐田园生活并行不悖。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昂扬乐观。诗人与废奴主义者约翰.G.惠蒂埃曾在1846年写下过一段广受引用的文辞，总能让读者不自觉地露出笑意。这段文字描述了“洛威尔的工厂姑娘们”：“广大的土地上有那么多姑娘——她们的美丽足有好几杆那么宽，好几英里那么长！——青春、气质与欢乐——新英格兰一千座青山翠谷的鲜花都在这里汇合。”惠蒂埃歌颂洛威尔的女工们具备“由希望点燃的勤奋”，向世人传授着“自由劳动的教诲”，与南方各州黑奴种植园里“皮鞭驱动的劳役”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在同一篇文章的随后段落当中，他又痛斥道：“太多愚不可及的文章吹捧劳动的美丽与圣洁，写文章的人却根本不知道汗浸眉头挣钱糊口的感受——他们从来不曾年复一年地在织布机面前躬身弯腰，抬头看不到蓝天，环顾看不到青草溪流，受苦受累毫无喘息之机，以至于头晕目眩，心跳无力，四肢颤抖。”惠蒂埃承认“工厂操作员的生活充满了疲惫与厌烦。”

劳工改革家希斯.卢瑟也毫不留情地责备了匆匆走访一番之后就对棉纺厂不吝溢美之词的政客们：“在一个钟头或者更多一点（而不是整整十四个钟头）的时间里，他似乎身处东方歌曲唱诵的美丽异邦，他的感受遭到了强化……他的心智充满了各种新颖且无以名状的刺激，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来到了乐园。”但是在卢瑟看来，“棉纺厂与其说是乐园，倒不如说是失乐园，这里的漫长工时摧残着人们的健康，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监工一个个好似暴君。”

与英国不同，新英格兰棉纺厂工作环境的批评者们极少宣称工厂里的环境就像奴隶制一样差甚至更糟。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少数例外之一。他在一篇针对洛威尔的激烈评论当中将南方黑奴的境遇与纺织厂女工“奴隶”相提并论，并且批评工厂主们只想要奢侈享乐却不愿干活，沉湎于“不必用汗水换取的享受”。*不过批评家们依然会采用奴隶制来比喻压迫。1844年《曼彻斯特操作员报》上刊登的一封公开信就将通知上工的大钟比作了“奴隶主的皮鞭”。新汉普郡工人也惯于将权力不受约束的监工比作奴隶主。少数批评家甚至进一步承认，尽管纺织厂本身并非奴隶制，但却深深根植于奴隶制的基础之上，依赖黑奴出产棉花，又将棉布销售给奴隶主为奴隶做衣服。

*【较早的时候爱默生也曾歌颂过制造业，因为制造业将新英格兰从不利于务农的自然环境当中解放了出来：“让身处阳光普照之地的人们去栽种培植吧；我们这些见不到阳光的人要依靠笔墨与水轮来劳动。”】

尽管支持者与批评者们大致同意新英格兰纺织厂的状况并不像英国那样恶劣，但是有些人却主张这样的差异或许维持不了多久。希斯.卢瑟宣称“英国制造业地区……的可怖苦难”是“制造业运营的直接产物”，而且美国“正在以骇人的速度追赶‘英格兰的光辉榜样’”。卢瑟强调了在罗德岛十分常见的雇佣童工行为，这一严苛事实经常遭到同时期观察家与研究洛威尔式工厂的后世史学家的忽略。卢瑟大声疾呼道，“穷人的宫殿”里令人精疲力尽的漫长工时不可避免地导致童工们缺乏教育。工厂主们声称“这里的情况还不如英国那样糟糕”，卢瑟则反唇相讥道，“这种说法无异于声称波士顿的霍乱疫情尚且赶不上纽约那样严重，因此不必担心。”

安东尼.特罗洛普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他看来，洛威尔纺织厂的较好环境与家长主义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美国纺织业的规模按照英国标准来衡量相对较小（在南北战争前夕，英国纺织工人数量接近美国的四倍）。特罗洛普预言道，美国纺织业规模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从水轮动力过渡到蒸汽动力。假如洛威尔做出了这一转变并且“快速扩张开来”，那么“它就必然会丧失乌托邦的特质。”英国保皇党成员约翰.罗伯特.戈德利在1844年的《美国书信》当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在信中质疑洛威尔究竟能否证明“在欧洲与制造业形影不离的邪恶其实并非不可避免。”他注意到，洛威尔的建立与发展“都赶上了极其有利的条件。”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口将会不断增长，工资将会降低，制造业的重要性将会越发显著，到时候他很怀疑“眼下新英格兰工厂与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工厂相比起来的更优越形象能否持续下去。”二十五年之后，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同样认为欧洲的贫困与社会分裂正在潜入美国。贝拉米一辈子都住在奇科皮瀑布附近，他的乌托邦小说《回顾》一度曾是畅销书。他写道，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美国——甚至在我那相对富庶的家乡——辨识出进步发展之路早已在别处营造过的同一套苦境。”

1855年，赫尔曼.麦尔维尔写了一篇题为《单身汉的天堂与少女的地狱》的小说，在文中曲笔暗示美国早已出现了制造业带给英国的社会分化。小说的前半部分描写了一群养尊处优的伦敦律师，后半部分则记述了某年冬天访问新英格兰某偏僻山谷里的一座造纸厂的经历，显然取材于麦尔维尔本人访问马萨诸塞州代顿市造纸厂的见闻（这座工厂至今仍在运营）。造纸机器的巧妙设计与运行令叙事者叹为观止，“这头坚定不屈的铁兽”当真堪称是“精密非凡的奇迹。”但是与此同时，车间里那些面色苍白、气色孱弱、默默无语的“姑娘们”又令叙事者惊恐万分。这些操作机器的未婚女性来自“遥远的村庄”，如今“无非是大转盘上的小小齿轮而已”。这段描写与洛威尔女工的惯常宣传形象可谓相去甚远。麦尔维尔笔下的年轻女工远非在“商业乌托邦”工作，而是受困于“塔尔塔洛斯”，或者说阴间的某一区域。与此同时，远方的富有律师们却在吃喝作乐。

新英格兰改革家奥利斯特斯.布朗森的行文则更加直白，认为美国早已分裂成了“两大阶级”。他写过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题为《论劳动阶级》，在文中他用洛威尔来举例揭露了工厂劳动对于工人的伤害以及工业巨头们与手下雇员之间不断拓宽的鸿沟，并且暗示道只有社会结构的激烈重塑才能重新创建真正的社区。希斯.卢瑟表示附议：“新英格兰的劳工体系——尤其是在棉纺厂当中——旨在残忍地压榨生产者阶级的肉体与心智，摧毁这两者的活力，唯一目的就是让‘富人’得以‘照顾好自己’，并且让‘穷人要么干活要么饿死’。”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同样看到了工厂生产导致美国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现象。他预言大型工厂的高效生产将会让工厂主极其富有，以至于成为全新的贵族阶级并且威胁到民主制度的存续，与此同时工厂工作狭隘重复的性质则会让工人阶级在身体与心理两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工人越发将官能集中在单一细节方面，工厂主却要审视更加宽泛的整体，因此后者的心智将会不断拓宽，前者的心智则会等比例不断收窄。”工业领域的阶级分化，工人的高度集中以及经济的循环特质很可能危及“公众的平静”。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问题唯有依靠更多的政府监管才能避免。

1844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在一篇关于洛威尔的文章当中这样宣称：“美国工厂里的姑娘们一般来说都是农夫的女儿，在乡村学校上过学，进工厂干上一两年，好让人生顺利起步。她每年都要回到父亲家里住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一般会在附近嫁人并且定居。白天工作结束后，很多人都会去听讲座以及上夜校。在六千多名女工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员在洛威尔的众多教堂之一当中占有固定席位并为之捐款……戒酒风气如此普及，违法行为如此少见，几乎没有其他地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渲染了一幅过于理想的美好景象，不过总体而言写得还算准确。正是洛威尔的“姑娘们”以及她们在工厂城镇的生活为国内外访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促使他们将美国与英国的棉纺厂进行了尖锐对比。

弗朗西斯.洛威尔及其合伙人们当初之所以要将农场姑娘们招募成为劳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大批量雇佣童工的做法必定会招致社会谴责，洛威尔集团很想要避嫌。话又说回来，他们的动力织布机需要相当大的力气才能操作，因此只能招募成年人。与英国不同，美国没有多余的城市男性工人或者人口过度密集的农村地区可供利用。如果是在更早的时期，他们兴许会采用黑奴——规模远远更小的南方纺织业的确是依靠黑奴来运作的。有人估计，在1860年南方共有超过五千名黑奴在棉纺厂与毛纺厂里做工。但是当洛威尔修建沃特海姆工厂的时候，奴隶制在北方已经基本完蛋了。

于是沃特海姆-洛威尔款式的工厂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从新英格兰的农村雇佣年轻姑娘。这些姑娘全都未婚，年龄在十七八岁到二十来岁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很理想的劳动力。她们在家里就见惯干惯了艰苦劳动，也习惯于听从男性权威。不过她们对于各自家庭而言并非不可或缺，就算纷纷离家进厂也不至于导致经济或者社会危机。还有一点很符合工厂主的心意：年轻女工是一支能够轮换的劳动力。当她们不想干了或者工厂里没活干的时候，她们都会各回各家而不是逗留在工厂附近惹是生非。英格兰的工厂创造出了永久性的无产阶级，导致了各种不满与混乱。洛威尔的工厂则避免了这个问题。

对于女工们来说，工厂就是机会的代名词，不仅让她们能在嫁人之前接触更广大的世界，还能顺便补贴一下自己与家人的生活。英国的女工们大都来自赤贫的家庭，急于找寻额外收入，美国的女工则大多并非如此。美国女工大多来自中等偏下的家境，她们的父亲大多是农夫或者农村匠人。但是金钱确实是她们进厂做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女工们都会把工资攒下来，买衣服，办嫁妆，积攒上师范大学的学费，或者为自己攒一份私房钱。还有很多女工会将工资寄回家里，偿付农场贷款或者家庭债务，赡养守寡的母亲或者为弟弟付学费。沃特海姆式工厂的一大诱人之处在于用现金支付工资，而不像许多罗德岛式工厂那样发放工厂商店的购物积点。当时女性并没有多少赚钱的方式，无非是做家政（许多新英格兰人都觉得低三下四辱没身份），当老师（比工厂工作更依赖淡旺季）以及当裁缝。不过金钱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工厂还为女工们提供了逃离家庭、农村、无聊与隔绝的渠道，让她们有机会体会一下更有都市范的独立新生活，享受一下消费品与火热的社交活动。自力更生让姑娘们感到独立，不再是父母的包袱。讽刺的是，恰恰正是工厂堵死了此前年轻女性为家庭财政做贡献的主要途径之一，也就是纺纱织布以供家用或者拿去卖钱。

工厂劳动力不仅只有年轻女性。尤其在早期，工厂里存在着严格的性别分工。女性占据着几乎所有操作机器的工作，除了清棉与梳棉之外。男性则从事一切建设保养与维修工作，并且把持着所有监督管理岗位。工厂还会从英格兰与苏格兰聘请熟练男性工人从事某些特种工作，例如制作印花布与羊毛织物，因为这些工种在当地实在招不到合适人选。确实有少数童工也在厂里干活（尽管洛威尔工厂一般不会雇佣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年龄较大的已婚女性也有一些。汉密尔顿制造公司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女性占到了劳动力总量的85%。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工占比逐渐下降，至少也是略有下降。到1857年，除了全男工的洛威尔机修厂之外，洛威尔纺织厂的女工比例就整体而言略高于70%。*

*【1826年，计划生产印花布的梅里麦克制造公司派遣财务官柯克.布特前往英格兰，“旨在寻找一位第一流的雕版工，或者他能找到的最近似人才。”此外他还要收集各种“在他看来有助于制造业、印染业或者机器构建”的信息。】

洛威尔式工厂几乎用不着登广告招工。年轻女性——针对汉密尔顿工人的抽样调查显示女工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岁——都是自行听说了工厂的消息之后主动前来报名的，要么是来投奔姐妹闺蜜，要么会将姐妹闺蜜也拉拢过来。《洛威尔奉献报》是一份厂办刊物，刊登得都是纺织厂工人创作的诗歌与小说。这份刊物不仅赢得了访客们的广泛赞誉，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公司的招工广告（公司也会不事声张地对其进行补贴）。厂区附近的农村地区无法进一步提供人力之后，纺织厂还会派出招聘专员前往更远的地方，在铁路改善交通条件之前用马车将新员工一车一车地拉过来。纺织女工的工期一般来说相对较短。大多数估算都认为女工一般就干四五年，任职期间还经常会回家暂住。*

*【根据一项针对汉密尔顿工厂女工的抽样调查，始终未结婚的女工动工作年限平均为3.9年，最终嫁人的女工则为2.4年。】

从一开始工厂主就认为，除非他们能确保女工的安全与健康，否则父母们肯定不会放女儿进工厂单独生活工作。1845年《伯灵顿自由报》这样写道：“为了持续不断地从乡间招纳女性人手，有必要在她们居住在洛威尔期间确保她们的品行能够得到道德保护。”于是各家公司都施行了一套被报纸称作“道德警察”的制度。无论上班还是下班，女工们都要受到精细厂规的约束。密德萨斯公司宣称“不会雇佣任何一位习惯性地缺席安息日公共礼拜活动的人，或者任何一位生活习惯不规范不正确的人。”女工们在厂区以内不得抽烟或者饮用“炽烈的酒水”，而且除非她们的家人就住在附近，否则一般来说必须租住公司名下的宿舍。这些宿舍也都有社规，包括晚上十点熄灯关门。至少有一家宿舍要求全体住客接受天花疫苗注射（费用由公司承担）。经营宿舍的舍管大妈必须向公司汇报违规情况，违规人员很可能遭到解雇。公司要求员工每年签署一年期用工合同，辞职之前必须提前两周知会。各家公司之间会相互流通被解雇人员或者合同到期前主动辞职人员的名单，并且保证不会雇佣她们。迟到或者工作表现不良都会招致罚款。

公司的家长主义并不仅仅通过规范与惩戒表现出来，尤其在早期各家公司都试图让工厂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场所，让工厂城镇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居住场所。洛威尔的城建规划十分用心，宽阔的街道两侧种满了绿树，工厂、宿舍与其他商业建筑井井有条地坐落其间。公司在厂区院子里种树摆花，还允许女工们在厂房窗台上栽种花卉与绿植。整洁的砖质房屋与“十分美观的街道”为一位刚刚来到曼彻斯特的女工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家信当中告诉姐妹，她觉得“这里真美”。工厂城镇尤其是洛威尔的社交活动，例如讲座与读书会之类，赢得了广泛赞誉，尽管不免有些许夸张，因为女工们的工时很长，并没有多少时间参与业余活动。就算这样，洛威尔与曼彻斯特给人留下的观感与音响依然完全不同于拥挤、肮脏、贫困的英国纺织中心，例如维根、博尔顿以及曼城。

在工厂里工作、在工厂城镇生活的经历彻底改变了蜂拥来到洛威尔、曼彻斯特、奇科皮以及类似地区的女性。有一位奥古斯塔.沃森，家住新汉普郡的萨顿（1830年的当地人口为人口1424人），她的两位姐妹都在洛威尔工作。后来她回忆道，从家乡前往洛威尔或者纳舒阿打工的同乡女孩们获得了“见识其他城镇与地方的机会，见到了此前大多数世代都没见过的新天地。她们到来的时候穿着朴素的乡下衣衫，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就会回家探亲或者嫁人，那时候她们已经换上了品味不一般的城里人服饰，她们都兜里从没装过像现在那样多的钱。”工厂工作尤其能为依赖亲属生活的寡妇与年长未婚女性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工厂工人哈莉特.罗宾逊后来回忆道，这些女性刚刚来到的时候“压抑而又低声下气，举动拘束，几乎不敢直视别人的面孔……但是自从第一个发薪日到来之后，当她们感到银币在口袋里叮当作响，感到金钱如同水银泻地一般的影响力的时候，她们抬起了低垂的头颅，她们的脖颈如同钢架加固一般挺得笔直，她们直视你的面孔，在织机周围一边忙碌一边轻声哼唱，上下班路上的每一步都格外轻盈。”

许多纺织女工离职之后都会回家结婚，有时也会一辈子安守与父母相差不多的务农生活。但是史学家托马斯.都柏林详细研究了曾经为汉密尔顿制造公司工作过的女工们离职之后的人生轨迹，发现这些女性的典型结婚时间普遍要比从未进过工厂的同乡姑娘们更晚，她们嫁给农夫的可能性远远更小，在城里定居的可能性则远远更大。很有几位女工婚后干脆就在洛威尔安了家。尽管在同一时期新英格兰的农村地区也正在经受改变，交通条件越发改善，商业联系日渐扩散，但是进厂打工的经历依然加快了这些年轻女工们从半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步入新兴商业社会的脚步。就算是那些回到家乡的女性也与从未离开过的女性不尽相同。

与英国纺织工人不同，蜂拥来到新英格兰纺织厂的美国姑娘们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她们几乎全都识字，因此会写日记，给家里人与彼此写信，给《洛威尔贡献报》及其继承者《新英格兰贡献报》投稿,给《工业之声报》之类的工人报纸投稿，还有少数人撰写了回忆录或者自传。她们在信件当中经常讨论金钱问题：工资，换工作后的薪酬，日常开销，等等。工作本身倒是并不像业余活动，家里消息或者宗教那样被频繁提及。她们偶尔会评论一下工作节奏的快慢，但是却极少描述工厂本身。最热门的话题永远是社交生活与省钱——这也是这么多女工离开家乡的原因——工作任务与提供这些任务的工厂却似乎被女工们当成了理所当然的存在。

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至少在最初几十年里工厂的女工们一般并不觉得她们的工作有多么艰苦。1843年《洛威尔贡献报》的一篇社论注意到，“许多从乡下来到洛威尔的姑娘们从小就接受了母亲的谆谆教诲，相信吃苦耐劳是排名第一的美德。”有人声称工厂工作有着这样那样不利于健康的负面影响，这篇社论则回应道工厂里的工作“相当轻松——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姑娘们急着离开家乡，急着摆脱挤牛奶、擦地板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健康劳务。”

就像在英国一样，第一次走进工厂的美国姑娘们也往往觉得机器的噪音与运动令人手足无措，与几十名其他人在同一个巨大工作空间内共处令人晕头转向，工作本身则令人筋疲力尽。但是她们往往很快就能适应。尽管工厂工作的强度差异很大，不过许多工作都并不算特别累人，尤其是在最初几年各家公司还在完善机器与运营并且利润依然很高的时候。在纺纱织布车间，女工们在监督机器运转、等待纱线断裂或者等待线轴缠满的时候往往会享有大段的空闲时间，有时她们干脆会不顾厂规抽空看书或者聊天。

但是工作毕竟是工作。《洛威尔贡献报》刊登过一篇针对狄更斯的《游美札记》的评论文章，文中以肯定的态度引用了他对于“洛威尔的运营人员”的评价：“这是她们的工作岗位。而且她们……每天平均要工作十二小时。毫无疑问这也是工作，而且还是十分紧张的工作。”充斥着重复动作的漫长工作日让人厌倦而又劳累。车间里的空气往往十分污浊，尤其是在冬天需要点燃蜡烛与油灯照明的时候。噪音会使人头痛欲裂。车间温度要么太高要么太低。许多女工都很反感针对个人生活的严格管控，有人称之为“工厂暴政”。

工厂城镇的生活也有令人不喜的一面。有些新来者此前一直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农场或者小村，现在身边一下子围拢了这么多陌生人，让她们感到十分不安。宿舍十分拥挤，一般四到六人共用一个房间（一张床上睡两个人），基本没有隐私（这一点对于在新英格兰农场大家庭成长起来的姑娘们来说到是并不新鲜，她们从小的居住条件就很逼仄）。但是进工厂依然意味着有可能享受到比家乡更丰富的社交、智识与宗教生活——更不用说还能挣钱了。对于大多数新来者来说，这样的机会似乎压倒了城市生活带来的挑战。

但是工厂的环境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时间不断恶化。厂房建设的长期大爆发——包括斯莱特式厂房与洛威尔式厂房——开始收窄棉布的供求差距。1832年，新英格兰已经开设了五百多家棉纺厂。竞争日益加剧，价格一降再降。为了继续分红，立足波士顿的公司试图削减成本。劳动力成本并不是各项成本当中最突出的一项。某几年里公司收购生棉的开销都比雇佣工人将其变成棉布的开销更大。但是这项开销完全受到公司的控制，因此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

公司削减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有很多，有时仅仅就是下调工资率而已。很多女工拿得都是计件工资。例如1840年3月，梅里麦克制造公司的主管们就投票通过了以下决定：“鉴于当前正值衰退时期，削减操作人员的工资是不可避免的。”这项决定授权公司财务官将工资削减到“可行且实际的程度”。公司还利用传动轴与装备制造技术不断改良的优势加快了机器的运转速度，并且委派纺纱工与织布工们监管数量更多的机器。起初一名织布工要监管一到两台织布机，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人监管三四台机器已经成了常态。尽管产量——以及工作压力——有所提升，但是计件工资的工资率却遭到了下调，因此工人工资的涨幅并不大。

像这样削减工资的做法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激发了若干场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十分引人注目的抗议活动。此时恰逢美国劳工组织的发展时期，工人运动正在生成属于自己的语言与政治生态。1834年初洛威尔纺织厂发布声明，宣布要将现有工资下调12.5%，引发了接连好几轮集会、请愿与骚动，试图扭转这一决定。倘若工厂管理人员解雇了某一场抗议的领头人，其他女工也会与她一起走出工厂，在街头游行，并且访问其他工厂，号召厂里女工效仿她们一起游行。这次共有八百多名女工参与了抗议，但是抗议持续时间很短且并不成功。不出一礼拜，抗议者们要么返工要么辞职，削减工资的计划也顺利推行了下去。

两年之后，又有1500到2000名女工参与了一场组织更加严密的抗议活动。本次抗议的目标是公司宿舍租金的猛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变相的削减工资。某些纺织厂的罢工持续了好几周，至少有一家公司不得不关闭一座纺织厂，将没有参与罢工的女工们送进其他工厂里，从而维持生产。协调本次罢工的主谋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工厂女孩联合会，据称有2500名会员。关于本次罢工的具体结果，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是至少有若干座纺织厂部分或彻底取消了增加房租的决定。

这并不是最早的纺织工人罢工。更早些的时候，在泡图科特、罗德岛、沃特海姆、多佛以及曼彻斯特都发生过为期不长的罢工。但是洛威尔罢工规模更大且更有象征意义，因为罢工发生在全国最负盛名的工厂城镇。而且尽管独立战争之后不久有组织劳工运动就在美国时断时续地发展了起来，但是由女工与工厂工人发动的罢工依然还是新生事物。

不过在其他方面，洛威尔罢工确实符合全国常见的模式。这里的罢工组织者们同样采用了共和主义的话术并且诉诸于革命精神，从而动员工人们对抗他们眼中正在滋长的经济强权暴政。1834年罢工期间散发的一份传单这样写道：“我们之所以传播这些纸张，是希望能够获取每一位浸透了爱国先辈精神的人们的姓名，这些人宁肯忍受穷困而非束缚……贪欲的压迫之手妄图奴役我们……只要我们还是自由人，就将会一直保有良善天命赐予我们的品质，身为自由人的女儿们继续生活下去。”在罢工参与者们看来，削减工资以及这样做的权力不仅威胁到了她们的经济利益，还损害了她们独立生活与受人尊敬的能力，威胁要让她们沦为自由人——或者自由人的女儿——的反面，也就是奴隶。就像在英国一样，美国工人同样担心工厂恐怕并不是自由之源，而是恰恰相反。1836年的一次罢工期间，列队走上洛威尔街头的女工们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多么可怜！我这样的姑娘

被送进工厂里凋零死亡！

啊，我决不能做奴隶，

我绝不会做奴隶

我如此热爱自由

我无法成为奴隶。

这首歌其实有些诙谐调笑的成分——这段歌词其实仿写了另一首歌曲《我绝不会当修女》：“我如此热爱玩乐/我无法成为修女”——但是与此同时也具有严肃的成分。

洛威尔的罢工运动并未持续多久，但是女工们对于工厂体系的批评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变得更加常见起来。就像在英国一样，美国的改良人士也很关注工时过长的问题。《纽约每日论坛报》这样写道：“洛威尔运营的邪恶之主在美国各地的工厂里都很常见，也就是过度的劳动时间。”新英格兰的工厂极少全天连轴转，但是开工时间却很长。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洛威尔工厂周一到周五的开工时间长达11又1/2到13又1/2个小时之间，周六短一些，周日放假。

遵循着英国的道路，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人们也试图通过立法来限制工作时长——她们的目标也是每天十小时，首先为童工争取这项福利，然后又推广到了全体工人。纺织工人请愿通过立法，形成各种组织，包括洛威尔与曼彻斯特两地的女性劳工改良联合会。她们组织野餐与游行，引发恳请缩短工作时长的请愿书。马萨诸塞州与康涅狄克州都通过了限制童工工时的法律。但是与英国不同，美国的纺织工人没能争取到覆盖成年人并且足够有意义的立法。某些洛威尔纺织厂略微削减了一下工时。但是尽管女工们进行了可观的组织工作，十小时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马萨诸塞州规定十二岁以下儿童每天至多工作十小时，康涅迪克州的规定则是十四岁。新汉普郡的立法要求普遍推行十小时工作制，但是又规定用工合同可以增加工作时长，等于废掉了这条法律的效力。】

甚至正当纺织业的核心投资者们——经济史学家维拉.什拉克曼将他们称作“波士顿联合体”——还在洛威尔设立多重公司从而扩大生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将经营范围扩张到了洛威尔以外，在新英格兰北部地区修建了许多全新的工厂城镇。他们在马萨诸塞州春田市边缘的奇科皮瀑布兴建了四家纺织公司，并且仿照洛威尔的模式另外成立了一家控制地皮、水力与机械的公司。其他厂区的兴建地点包括马萨诸塞州的汤顿与霍利奥克，新汉普郡的纳舒厄与曼彻斯特，以及缅因州的萨科与比迪福德。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洛威尔当地的建厂地点已经用光了，一群波士顿投资者又在梅里麦克河畔新建了一座名为劳伦斯的城镇，这里很快就成为了羊毛与棉花纺织的中心。在少数情况下，波士顿集团也会收购其他人建成的厂区，例如丹佛厂区。

波士顿联合体的公司全都是纯正的波士顿当地公司。公司所有者大都是波士顿当地人，早在投身纺织行业之前就已经发了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极少造访自己的工厂。甚至就连工厂位于远方的公司都是由一位家住波士顿的财务官来打理的，日常经营则由现场代理人负责。销售产品与货款存入银行也是在波士顿进行的。像这样的缺席所有制，再加上大多来自外地的工人，意味着工厂与工厂城镇在当地没什么根基。工业资本主义——就像在英国一样，在美国这边同样由纺织业担任排头兵——并不是从现有社区当中生长出来的，而是由外来商业资本栽种下去并且塑造成型的。*

*【当地工人确实受聘参与了与工厂有关的施工建设，但是即便在这方面公司也依然引入了一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例如爱尔兰裔的运河开掘工。】

就规模而言，波士顿商业集团修建的纺织厂区令同时代的其他工厂全都相形见绌。联邦政府在1832年进行的一次调查当中发现，当时全美国共有三十六家制造业企业向政府汇报的雇员数量超过了250人，其中有三十一家都是纺织企业。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平均雇员数量只有9.34人，相比之下，梅里麦克这座规模最大的洛威尔公司在1857年足有2400名工人，城里还有另外六家公司的雇员数量超过了一千。*

*【洛威尔机械厂于1845年与船闸运河公司分离了开来。这家公司雇佣了550人，成为了机械厂当中的巨人。这家工厂不仅出产纺织器材，还生产刨床、蒸汽锅炉、工厂传动轴甚至火车头。】

不过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持续创新。在早期的创新大爆发之后，波士顿的工厂主与经理们很快就显露出了保守派的本色，整整几十年都没有引入任何重大科技变革。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单独的厂房建筑依然很少超过第二座沃特海姆工厂的规模——这座厂房里的工人人数约为250到300人。这些公司提升产量的主要方式是加快机器运转速度以及按照早已建立的模板修建新工厂。波士顿的投资者们并不觉得有多少创新的必要，因为只要重复现有套路就能够得到相当不错的投资回报。

工厂的动力问题很能说明这一点。鉴于水力十分充沛，再加上与英国相比煤炭产地更远且价格更贵，新英格兰的工厂主们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广泛采用蒸汽动力，此时蒸汽动力早已在英国流行了开来。新英格兰的纺织城镇之所以不像英国纺织城镇那样满天黑霾遍地煤烟，原因正在于此。洛威尔的增长与劳伦斯的筹建让人们意识到梅里麦克的公司有可能会耗尽水力，但是工厂所有者们并未安装蒸汽机，而是在六十英里之外的新汉普郡买下了当地温尼泼索克湖出水口的周边地皮与用水权，从而将更多的水流导入河中（这种做法气坏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他看来此等行径实在狂妄至极）。*

*【洛威尔的公司最终采用效率更高的水涡轮来取代了原本的水轮。甚至直到南北战争之后，这些公司也只是逐步安装了蒸汽机而已。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布特的工厂还有一半动力来自水力。】

波士顿纺织业投资者们采取的公司架构使得他们能够以制造业当中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扩张。在1850年，全美国棉纺总量的五分之一都是由他们控制的工厂来完成的。仅在洛威尔一地，1857年十家纺织公司、洛威尔漂白公司以及洛威尔机械厂的用工总量就超过了一万三千人。

但是洛威尔模式并未充分开发工厂规模带来的潜在效率。公司内部的每一座厂房都是自成一体的生产单位。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某些共享的生产职能确实降低了成本——尤其是在购买生棉与销售成品的时候——但是在其他方面，每一座工厂其实都是一家独立的中等企业。完全实现一体化并且合理规划生产流程的多厂址公司还要等到未来才会出现。洛威尔工厂甚至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计算单位成本，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不同生产流程安排的优势与劣势，而是习惯性地谨守着洛威尔当年在第一座沃特海姆工厂采用的体系。后来这些公司开始将原本相互独立的厂房连接起来，用建筑物将厂区的院子围了一圈——无法继续透过厂房之间远望城镇或者欣赏乡间景色的工人们对此十分不满——但是即便如此，管理层依然将每一座厂房都当成了彼此隔离的实体。而且由于每一个四五座厂房组成的群落都是作为独立公司组织起来的，这些公司也一直没能实现统购统销统一管理原本能够带来的成本节约。

阿莫斯克亚格公司是一个少有的例外。这家公司向人们暗示道，换一种组织结构兴许能提升生产效率。这家公司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成立，其目的是在梅里麦克河的新汉普郡流域新建一座纺织中心以及配套城镇——这座城镇大言不惭地起名叫做曼彻斯特。公司成立之初同样照搬了洛威尔模式，通过创建新的企业实体来扩张。但是与洛威尔不同的是，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公司最终整合在了同一个管理层之下，直到曼彻斯特的所有纺织厂都成为了阿莫斯克亚格的产业。整合后的企业结构进一步加速了扩张。在二十世纪初的巅峰时期，阿莫斯克亚格足有17000名工人在三十座纺织厂以及关联厂房里工作。所有这些厂房建筑沿着梅里麦克河岸一字排开，阵型足有一英里长，在对岸也排开了半英里。如此之大的规模让工厂几乎彻底实现了自给自足，就连厂房建设用的都是厂里的工人，厂房里的机器也是自行制造的。

事实证明，通过复制进行扩张的模式——由许多独立公司控制许多独立工厂——是一条死路。随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标准石油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公司之类的大型公司开始逐渐接近并最终超越波士顿联合体纺织企业网络的规模，有些公司也尝试过联锁董事体制，但是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就转向了联合公司体制并且采取了财务监督制度，就连最偏远的工厂也不能例外。*不过尽管沃特海姆-洛威尔体系的组织结构如此怪异别扭，但毕竟是这套体系率先将大规模工厂带到了美国。直到南北战争之前这套体系都在政治与文化领域代表着工业化与一类全新的社会。这个新社会一方面饱受批评，同时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交口称赞的对象。而沃特海姆-洛威尔体系则成为了批评与赞扬双方的标杆。

*【即便在体量飞速膨胀之后，阿莫斯克亚格公司依然只有一位身在波士顿的财务官全权负责。】

沃特海姆创建了大工厂生产模式，但却是洛威尔使其声名大噪。波士顿制造业公司资助了这座城市，从而扩充产能。在沃特海姆修建了第三座工厂之后，公司主管们决定再开辟一片厂区生产印花布。沃特海姆的水力不足以再驱动一间工厂，于是公司领导层在波士顿以北二十三英里处挑了一片地。当时这里是马萨诸塞州的东切尔姆斯福德，梅里麦克河在这里形成了一道落差三十英尺的波塔基特瀑布，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几年前有一家名叫梅里麦克船闸与运河经营者的公司绕开瀑布修建了一条运河以便通行。波士顿制造公司悄无声息地收购了这家公司的股票以及河畔的土地。为了创建新厂区，波士顿制造公司于1822年成立了名为梅里麦克制造业公司的分公司并且向投资者发放股票。新成立的公司雇佣爱尔兰劳工加深拓宽了现有的运河并且重建了船闸，从而为工厂地址提供足够的动力。在动力机械与炸药出现之前，像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厂房的兴建与装配全都极其昂贵。只有将新英格兰最富有的人们集中在一起才能资助如此规模的工业开发项目。

在新地址修建的工厂——以及日后依照其模式修建的其他工厂——远比早期的罗德岛工厂更大且更有内容。厂房采用了美观结实的砖砌结构，没什么外部装饰，乍一看去确实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洛布工厂颇有几分相似。*厂房的规模与外形都是由技术考量决定的。用来传送水轮动力的木质传动轴一旦超过特定长度就会碎裂，这个长度上限大约是一百英尺。后来工人们将水轮位于厂房正中央，让水轮两侧都能连接水平传动轴，但是即便这样建筑物长度依然有限制。利用周边窗户采光的需求则限制了建筑物的宽度。所以厂房面积不能太大——梅里麦克工厂的尺寸是156英尺乘以44又1/2英尺。为了创造出更大的室内空间并且更充分地利用水轮动力，工厂采用了多层建筑结构——梅里麦克工厂有五层楼高，配备有阁楼与地下室。最后，为了追求更大的产能，梅里麦克与其他纺织公司会在同一地点集中修建好几座厂房，有时会围绕着中央院落排列。

*【时至今日，新英格兰的许多地区依然能见到采用这种设计的工厂厂房，不过如今大都改变了用途，成为了公寓、写字楼、艺术工作室、博物馆与文化中心，或者干脆遭到了荒废。】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纺织公司都很少采用铁质结构来修建厂房。美国的铸铁很昂贵，而大尺寸的木料却很现成，当地建筑工人都很熟悉木料，而且木料不仅承重能力不弱，还能吸收震动。就像英国人一样，美国人同样很担心火灾问题，但是他们采取了不一样的防火手段。英国人用铁与砖头来取代木材，试图修建无法燃烧的建筑主体。美国人则采用格外沉重的原木充当建筑材料，不仅用来制作梁柱，还用来铺地板，从而减缓火势扩散。这些粗大的木柱很难点燃，而且就算表面烧焦了依然可以继续承重。

到1825年，梅里麦克公司已经修建了五座同一款设计的纺织厂房以及额外一座用来漂白印花的厂房。每一座纺织厂房都安装有纺纱机与织布机，可以独立完成全套生产流程，棉花运进去，棉布就能运出来。*至于在沃特海姆新建的工厂很快就开始盈利了。投产后仅仅过了两年，梅里麦克就进行了首次分红。为了进一步扩张，公司管理层构想了一套策略：再创建若干家公司，每家公司都要有各自的股东与管理层，而且各家公司之间还要高额交叉持股。这样的架构很有利于向新投资者融资，同时还能允许老投资者们从原本的公司撤资并且向新公司投资。

*【梅里麦克从波士顿制造公司购买了后者设计并申请专利的机器的使用权。五座纺织厂房里的空间并未一开始就被机械占据，但是公司很快就进一步添置了机械。】

为了加快公司遍地生根的进度，梅里麦克将自己一时用不着的地皮与水力转交给了改组之后的船闸运河公司，此时这家公司已经接手了波士顿制造公司的机械维修业务。就像英格兰的威廉.菲尔伯恩一样，船闸运河公司也能提供今人口中的交钥匙服务。新公司成立的时候——首先是1824年的汉密尔顿制造公司，然后是洛威尔制造公司，艾珀顿公司劳伦斯制造公司，布特工厂，索福克制造公司以及特里蒙德工厂——船闸运河公司会向他们出售工厂地皮与机械并且提供水力（一般按照厂里的纱锭数量来收费）。公司所有者们小心地协调着公司的扩散。每家公司都专门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以免相互竞争：梅里麦克专做印花布，汉密尔顿专做斜纹布与精细花布，洛威尔专做地毯与素棉布，等等。许多公司都采用同一家经销商并且经常性地交换成本信息。最终洛威尔总共容纳了十家大型公司，手下共有三十二座纺织厂房。

梅里麦克公司及其子嗣们不止建造了工厂，还在一片原本人口稀少的农业区兴建了一座城市。在梅里麦克的倡议下，厂区以及周边土地脱离了切尔姆斯福德的管辖，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城镇，并且以1817年去世的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威尔命名。这座新城周边根本没有足够多的人口来填充纷纷拔地而起的工厂，因此当务之急是为从外地招募过来的工人们修建宿舍。

外来观察家们描绘洛威尔时首先注意到的特色往往是住满了年轻姑娘们的宿舍。这种住宿模式并非源自沃特海姆。波士顿制造公司在沃特海姆确实有一批住房，但是大都租给男性工人了。至于未婚女性工人，如果是本地人就与家人同住，如果是外地人就借宿在与公司无关的当地人家里。宿舍模式是从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波士顿制造公司的第一座工厂建成投产之后不久就开始向其他正在筹建的公司出售机械与专利使用权，这些后来的工艺一般采用沃特海姆的第二座工厂作为自己的建设模板。在新汉普郡，多佛制造公司修建了两座配备波士顿制造公司机器两座厂房以及一座配套城镇，城里有棋盘式的街道，公司开设的商店，银行与商业建筑，以及容纳女工的宿舍。这些宿舍将房间出租给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并且为住户们制定了详细的管理规范。新汉普郡大瀑布附近的类似厂区也为女工提供了住宿。显然洛威尔的建设者们正是从这些厂区借鉴了宿舍的模型。

洛威尔宿舍并未采用统一的设计款式。早期的木质建筑一般有两层楼高，后来的砖质建筑则有三层楼高。到1830年，梅里麦克除了生产设施以外还拥有二十五座木质公寓楼，四座砖质公寓楼。二十五座农舍，一栋供现场经理居住的公寓，一座教堂与牧师居所，若干座仓储建筑，一座消防局，此外还有位于波士顿的一家商店与两座仓库。随着洛威尔的规模不断增长，纺织企业还出资兴建了一家图书馆，一座阅览室以及一座演讲厅。到1840年，洛威尔容纳了把签名纺织工人，总人口则超过了两万，成为了美国人口排名第十八位的城市。

洛威尔并不是在美国实现棉纺制造的首次努力。此前纺织业在美国的发展路线与英国大同小异。十八世纪晚期有若干美国人曾经尝试过建造纺线机与梳棉机，其中有一款机型就像阿克莱特的早期设计那样用马匹驱动。但是这些尝试都不算成功。英国禁止制造业熟练技工移民海外，这条禁令直到1825年才解除。当年洛布当年从意大利偷师将技术传进了英国，这一回则由一位英国纺织机械师塞缪尔.斯莱特不顾禁令将技术传到了美国。就像意大利人一样，英国人也试图借助法律来垄断先进技术——直到1843年英国政府才允许纺织机械出口——然而事实再次证明这样的努力只是徒劳。

斯莱特出生在贝尔普，从小就见识了全世界第一批成功运营的棉纺厂。年轻时他曾师从杰迪戴亚.斯特拉特，与斯特拉特家族同吃同住，并且在斯特拉特的工厂里熟悉了阿克莱特的机器设备。1789年他偷偷溜出了英格兰，满腹盘算没有向任何人吐露。来到美国之后他很快就找上了一位莫斯.布朗，此人是罗德岛上的奥尔梅-布朗公司的合伙人。布朗雇佣他在罗德岛的泡图科特修建一座水力工厂。与英格兰的砖质或者石质工厂相比，奥尔梅-布朗工厂十分寒酸，厂房只是一座两层半的木质建筑，里面的机器也几乎全都是木质的。这家工厂的起步发展很慢，一开始仅仅雇佣了九名当地童工进行梳棉与纺纱。到1801年，工厂劳动力已经达到了一百余名童工。

随着斯莱特与其他机械师同事们开始自行创业——通常会与当地商人合作——奥尔梅-布朗工厂的生产技术很快就扩散了开来。斯特拉特风格的工厂一般规模很小，因为工厂边上的河流只能驱动规模有限的机器。此外美国也缺乏足够多的儿童维持大型工厂的运转，因为美国不像英国那样开设有济贫院，因此也就不能大批强迫贫困儿童进厂干活。工厂一般会发广告招募大家庭进厂干活，男性担任机械技工，孩子们负责照管机器。但是美国人口很少，劳工更是短缺，招工难的问题始终存在。因此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不是依靠厂房规模的增大来完成的，而是依靠新建厂房的不断出现。这些新建厂房不断向内陆扩散，一路寻求着未经开发的劳动力。到1809年，罗德岛、康涅狄格州东部以及马萨诸塞州南部至少已经开设了二十七家棉纺厂。

美国棉纺厂在很多方面都效仿了英国的做法，其中最显著的方面就是大量雇佣童工，年龄最小的童工甚至只有四岁。另一项从英国学来的手段则是发工资不用现金。除了技术熟练的机械工以外，绝大多数工人都只能领取到公司商店的购物积点。就像在英国一样，这里的做法同样反映了小额通货与营运资本的短缺。为了保留现金并且留住工人，工厂主往往按照每季度一次甚至更低的频率发放工资，真到发工资的时候还经常一连拖延好几个礼拜，直到工人辞职的时候才一次结清。

起初，工厂的产量就总体而言并不算太高。首先是因为美国市场对于棉纱的需求很有限。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服装都是亚麻或者羊毛质地，少数喜欢穿棉布的人还可以消费英国进口货。其次，当时生棉很难搞到手。斯莱特刚到美国的时候在美国几乎没人种棉花，因此他一开始只能从法属圭亚那与苏里南进口棉花，后来才逐渐混用了来自美国南方的棉花。*

*【效仿英国的先例，斯莱特与其他新英格兰工厂主同样为童工们开设了主日学校。】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棉纺厂的产量开始陡然飙升。在这十年间，拿破仑战争、《禁运法案》（1807-1809年生效）以及1812年战争扰乱了英国出口，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于棉布的喜好则与日俱增，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定居点也成为了越来越大的棉布市场，需求随之越来越高。为了抓住盈利时机，商人与机械师们在北方各州修建了一连串纺纱工厂。与此同时织布依然完全依靠手工完成。宾夕法尼亚州的全职熟练技工能够生产出质量上乘的棉布。在新英格兰，有些纺纱厂组建了场外织布工人组成的网络，但是这些人几乎全都不是全职工人，工厂主很难让他们一贯按时交货。因此奥尔梅-布朗公司干脆雇佣了一批全职织布工进厂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威尔构想了一套生产棉布的不同方式。洛威尔是一位富有的波士顿商人，他在英国旅居期间认定了一个主意：利用动力机械将纺织生产的全部步骤整合在单独一家工厂里，从而实现纺织品的大规模联合生产，将会带来极其丰厚的利润。当时在英国极少有公司在同一座工厂里进行纺纱织布两道工序。由于英国的技术禁运，在美国更是从没有人用过动力织布机。在回国之前洛威尔雇佣了一位技术娴熟的机械师保罗.穆迪，让他帮助自己仿造他在英国见到的机器。到1814年，两人成功建成了一台动力织布机以及一台预加工经纱的上浆机。

与此同时，洛威尔还与其他波士顿商人一起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名叫波士顿制造公司，公司的目标就是建成并运营一座纺织厂。投资者们意识到，随着1812年战争的结束，英国的海外贸易即将全面恢复，而他们通过国际商贸盈利的机会也将大不如前。制造业为他们许诺了一个回报颇丰的替代选项，尽管他们依然积极投身于贸易与地产投机。

创建公司是一项极其激进的创新举措。在十九世纪初期股东公司在美国还是十分少见的新生事物，每一家新公司的成立都需要所在州单独立法予以批准。总体而言当时只有被视为公共设施的事业——例如修建运河——才会采取股东公司的制度。公司带来了一项巨大的优势：能够让资本以几乎任何个人都负担不起的规模聚积起来，而风险则可以由许多人分担。商人们都很熟悉这种经营模式，此前他们就经常合伙融资进行商船运输。股东公司的另一大优势在于确保了公司的连续性。就算某几位投资者想要撤资，公司也不至于办不下去。此外股东公司还有助于遗产的传承，这一点对于大体而言惯于消极持股的富人股东来说尤其重要——这些人很快就会被吸引进入纺织行业（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英格兰准许股东公司施行有限责任制，为其又增添了一项优势）。五年之内，波士顿制造公司就筹集了四十万美元的资本（这一数字很快就达到了六十万美元）。相比之下，直到1831年，罗德岛上119家纺织厂的平均资本金也依然没有突破45000美元。

为了开始运营，波士顿制造公司沿着波士顿附近的查尔斯河逆流而上，在沃特海姆收购了一座水力驱动的造纸厂。在工厂原址上，公司修建了一栋四层楼高、四十英尺宽、九十英尺长的砖质厂房，屋顶有阁楼，阁楼里挂着一口钟，用来通知工人们上工。仅就厂房规模而言，沃特海姆工厂并不比当时美国现存的最大棉纺厂大多少，但是这里的生产方式却截然不同：厂房里既有纺纱机，也有织布机。大包的生棉运进这栋建筑，摇身一变就成了成匹的棉布。此外波士顿制造公司还雇佣了一批不同以往的劳动力。除了少数男性熟练技工以外，工厂还大量雇佣了当地的年轻女性操作纺纱机与织布机。*

*【一楼梳棉，二楼纺纱，三四楼织布。1820年，波士顿公司修建了第二座厂房之后，用工人数在230到265人之间，其中大约85%是女性，只有5%是“男孩”。】

波士顿制造公司采用的织布机还很原始，用得是粗纱——远比英格兰那边用得更粗——从而避免频繁断裂。因此这家工厂也只能生产又厚又沉的粗布。工厂最早的产品是一码宽的白床单，品质上与从印度进口的同类产品差不多，这款产品在不断建立的西部各处定居点很受欢迎。在西部，家庭纺织并不像新英格兰那样普及，人们也很看重经久耐用的品质。还有一部分粗布销往南方各州，成为了黑奴身上的衣衫。其他纺织厂用的都是寄售体系，而波士顿制造公司却通过单一代理人分销全部产品并向其支付佣金。此外洛威尔还游说政府在1816年的《关税法案》当中向廉价进口纺织品征收较高的关税，放过价格更高的产品——罗德岛纺织厂生产的产品正是属于后一类。这是十分高明的一招，基本上阻挡住了一切来自海外的竞争。

沃特海姆工厂于1814年末竣工，刚刚投入运营就开始盈利。1817年波士顿制造公司进行了第一次分红，每股红利12又1/2美分。到了1822年，公司的最初投资者全都收回了投资，每股累积红利达到了104又1/2美分。1816年，公司在第一座纺织厂附近兴建了第二座厂房，占地面积更大，达到了四十英尺乘一百五十英尺。此外公司还修建了一座较小的建筑用来分拆大包生棉。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极其易燃的棉纤维粉尘，在独立建筑里进行这道程序有助于防火。就像第一座厂房一样，第二座厂房的主体结构外侧也有一座塔楼，里面容纳了联通各楼层的楼梯以及厕所（排泄物直接倒入了查尔斯河）。*

*【这两栋楼至今依然存在，但是外观已经不复当初了。原本的斜顶改建成了平顶，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也修建了其他建筑。】

随着第二座沃特海姆厂房的竣工，新英格兰北部纺织工业的运营模板也正式出现了。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洛布棉纺厂一样，一套全新的生产模式迅速成型，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复制与增量式改进过程，期间并未出现激进变化。沃特海姆工厂的最初投资人之一内森.艾珀顿在1858年注意到道，“自从第一座工厂在沃特海姆建成以来，原本各项安排经受的改变真是少之又少。”

沃特海姆体系的不同之处与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呢？首先，这一体系将整个生产流程整合在了单一公司的单一建筑当中。原材料运进工厂，产品运出工厂。在此之前，各个生产阶段的物料要在不同的工厂或者外包工人之间协调转运，并且还要确保质量，由此带来各种问题与成本。沃特海姆体系将所有这些问题与成本全都消灭了。将全部生产步骤集中在同一座建筑内还带来了生产力的加成，例如刚刚纺好的纬纱可以直接缠绕到织布机的纡管上。

其次，沃特海姆体系专注于高速生产标准化产品。大多数沃特海姆类型的工厂都只生产一款布料，至多也就两三种。机器的运转速度要比英格兰的同类机器更高。洛威尔与穆迪的传奇舍弃了灵活性来换取速度。例如他们研发了一款“双倍速”粗纱机，这款机器调整设置生产不同类型棉纱的开销很高昂，因此生产者更乐意长期生产同一种产品。穆迪后来还采用了其他旨在提升机器运转速度的改动，例如用皮带而不是传动轴来向单独的机器传输动力，以及用镔铁而非木材来制作主传动轴。但是这些高速机器只能生产相对简单的织物，做不出纹样复杂的产品，例如彩色方格花布或者其他“花哨货”。

其三，沃特海姆体系尽可能地推行了生产流程自动化，从而削减对于熟练工人的需求。许多沃特海姆式机器都具有“停-动”功能，只要有线头断掉或者出现其他问题，机器就会停止运作，借以降低对于操作人员技能的需求并且增加每一位操作员所能监控的机器的数量。

其四，波士顿集团率先尝试了利用合资公司形式来从事制造业，就此将大资本与商品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在未来几十年里，合资公司模式在始终没能在纺织业以外成为常规。但是这一模式的优势最终还是使其成为了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创建标准。波士顿制造业公司以及效仿其模式的其他公司不仅重金投资厂房设备，还握有大笔储备金。与效仿斯莱特模式的较小公司相比，大型公司可以建造更大更高效的厂房，抵御经济动荡的能力也更强。

其五，利用单一经销商而不是多个批发商来销售产品的做法在特定产品与特定公司之间结成了紧密的纽带，从而向着日后所谓的品牌创建迈出了重要一步。有时是经销商而不是工厂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就像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品牌公司与大型连锁店会告知服装、鞋类以及电子产品工厂究竟应该生产什么一样。是经销商而不是制造商感受着市场的脉搏。

最后，沃特海姆模式的工厂主要是作为国内企业而非国际企业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关于棉花工业的论述大都侧重于强调这一行业的全球化特质。就英国而言确实如此，因为英国进口生棉，出口棉纺织品，的确是全球贸易的枢纽。但是沃特海姆-洛威尔工厂主要用的是美国本土生产的棉花，产品也主要在美国境内销售。1840年，美国棉纺织品当中只有不到8%销往海外，1860年这一数字依然低于10%。出口贸易能够带来不错的利润，也能充当过量生产的安全阀，但是并非全行业的核心。美国境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庞大且不断生长的国内市场意味着美国工业完全可以首先作为国内企业成长起来，与国际市场保持联系但并不依靠国际市场存活下去。

1842年查尔斯.狄更斯访问美国期间专门抽出一天时间访问了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这里是全美国最大的棉纺制造业中心。这座位于乡村地区的中等城市在二十年前才刚刚创立，如今已经成了一片工厂、宿舍与教堂组成的繁忙聚合体，街道上绿树成行，鲜花成排，满眼看去都是年轻姑娘。狄更斯充满感慨地写道，如果要他将洛威尔与与英格兰工厂比较一下，“对比必然十分强烈，因为这是善与恶之间的对比，生命之光与最幽深的阴影之间的对比。”狄更斯的观点远非个例，许多欧洲旅行者都认为洛威尔代表了不同于英国制造业中心的另一种社会秩序。1845年英格兰旅行者约翰.迪克西写到：“实在很难想像……还有什么能比曼城……与洛威尔之间的对比更加鲜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迈克尔.夏瓦里尔则声称制造业好比“英格兰的溃疡”，至少“暂时导致了最为灾难性的后果”。相比之下，洛威尔则“整洁体面，和平睿智。”弗兰西斯.特罗洛普的儿子、同为小说家的安东尼.特罗洛普则将洛威尔称作“商业乌托邦”。

对于参观新世界奇观的欧洲作家们来说，洛威尔是惯常要造访的一站。这里的田园景色与年轻女工组成的劳动力尤其让他们感到惊讶。迪克西写道：“棉纺厂！在英格兰这个词就是苦难、疾病、赤贫、肮脏、放荡与犯罪的同义词。我们现在身处于多么不一样的环境里啊！在纺锤旋转与机器咔咔作响的声音之上，只能听到蚱蜢的鸣叫与知更鸟的歌唱。”夏瓦里尔认为洛威尔的风景“如同歌剧布景一样清新”。眼看着“衣着整洁的”年轻姑娘们“在亲手培育的花木丛中劳作，我对自己说，这里与曼城可真是太不一样了。”洛威尔工人“气色康健、精神饱满的美丽面容以及踏踏实实挣来的衣着服饰”也为迪克西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笔下，这些女工与曼城的工友们相比“简直属于另一个种族”。

如果说棉纺厂在旧世界是敌托邦的象征，那么在新世界棉纺厂则被反复歌颂成为了乌托邦的灯塔。事实证明，为新英格兰纺织行业赢得广泛赞誉的许多特征——满眼鲜花绿树的厂区环境，整洁的工厂城镇，以及富有吸引力的年轻女工——都仅仅持续了几十年而已。但是洛威尔制造业体系还有若干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面，走马观花的访问者们并未对此多加留意，但是这些方面却留存了下来，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发展成为了所谓的“大规模生产”。洛威尔营造推广了一个愿景，其中的棉纺城镇社区不仅能够提振道德，还能启蒙文化。与此同时洛威尔还开发了一套廉价且标准化的生产体系。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洛威尔推广了以下理念：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改良都可以通过技术先进的工业来实现。洛威尔一方面削弱了人们对于工业化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将进步与消费品的高效生产结合了起来。通过这些做法，新英格兰纺织业不仅在巨型工厂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篇章，也在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当中保有了一席之地。*

*【关于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三部最重要史学著作全都出自女性之手，分别是卡洛琳.F.韦尔的《早期新英格兰棉纺制造：对于工业起源的研究》（1931），维拉.什拉克曼的《一座工厂城镇的经济史：对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市的研究》（1936），以及汉娜.约瑟夫森的《金线：新英格兰的工厂女孩与巨头》（1949）。在当时，经济史（以及广义上的学术研究）还是男性专属的领域。或许是大量年轻纺织女工的存在吸引了这三位作者。用业内同行的话来说，这三位作者“扩展了由约翰.R.康门斯等人确定的美国工人阶级历史研究边界，这些人被业内称作这一领域的奠基人。她们的著作……提供了思考工人阶级历史的新方式……她们的视角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全都提出了涉及新英格兰资本主义与薪金劳动力早期历史的新问题。”早在资本主义历史成为最近的研究风潮之前很久，这三位女性就已经在这方面下手了。】

該集團起於二戰，發展于90年代，興起壯大于20世紀。乘著全球化的東風，該集團曾經在墨西哥，匈牙利，南美等地設工廠；90年代初來到中國，2015年該集團在大陸設置的一個製造工廠撤離；去了越南，泰國。看其儘35年設置工廠的過程，其實如蝗蟲一樣， 全球哪個地方的綜合成本低，他就往那裏跑。

該集團在自己國内，職員的待遇很好。很類似以前國企，有自己的醫院，學校，幼兒園。但在海外，他們是賺錢的。

考工记，就是记载先秦时代官方工业技术，主要讨论的是官方主持的工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3%E5%B7%A5%E8%AE%B0/1638816?fr=aladdin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棉纺厂逐渐远离了关于英国社会结构及其未来的核心讨论与斗争。首先，它们已经不再是新鲜事物了，好几代人已经在棉纺厂的陪伴下成长了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棉纺厂就是世界的固有组成部分。更新的奇迹取代棉纺厂成为了现代化的象征，尤其是铁路。这项新发明吸引了无数作家、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1829年，足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聚集在兰开夏观看了新近设计的火车头之间的竞速比赛。第二年，第一条现代铁路线正式开通，将利物浦与曼城连接了起来。火车上坐满了各界显贵，铁轨两侧人头攒动。用托尼.朱特的话来说，火车成为了“现代生活的化身”。

仅就规模而言，纺织厂也已经不再稳居头筹了。其他类型的工作场所纷纷后来居上。铁路系统的劳动力数量就十分可观，有些建造与维护铁路器械的店铺的用工人数足以与大型纺织厂相提并论。其他工业，尤其是金属加工行业，同样修建了庞大的厂房。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威尔士道勒斯地区的钢铁厂往往在一片厂区就会雇佣七千人，建有十八座高炉、搅炼炉、轧钢厂以及煤矿，足以令最大的纺织厂相形见绌。

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改变同样静默了人们对于纺织厂的关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形势显著向好，英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越发畅销，工厂收益与工人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针对工人的立法也宽松了许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31年的《实物法案》，要求必须以现金支付工资。1833年的法案约束了雇佣童工的行为，1847年的法律将女工与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长限定在了十小时，终于实现了工人阶级改革家长期以来的目标。1849年，恩格斯返回了曼城。七年前他为了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里开展了调研，此时他眼前的曼城却俨然换了一副模样，远比七年前更加繁荣且和平。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恩格斯抱怨道：“英国的无产阶级越来越小资了。”

改变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尽管成功动员了公众的支持，但是宪章主义者毕竟未能成功实现自己的诉求，致使激进主义运动的势头也大为衰减。与此同时，宪章主义者对于男性普选权的强调又将公众关注从工厂女工以及童工身上转移到了成年男性身上，包括手工匠人、建筑工人以及其他非工厂工人。从1838年开始并且于八年后取得胜利的反《谷物法案》运动同样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地形，无形中让工人与工厂主结成了反对地产士绅阶层的同盟——至少在这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上这两个团体确实站在同一边。此外许多工厂主开始尝试采用家长主义的管理手段，进一步缓解了劳资关系。这种做法在某些最早期的纺织制造商那里其实很时兴，例如阿克莱特与斯特拉特的工厂都是这样经营的。不过同时期的许多其他制造商都很反感这种做法。

纺织工人依然还在抗议纺织厂的工作环境，但是他们的斗争并不比煤矿工人或者其他通过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的斗争更加突出。纺织工人的处境虽说略有改善，但依然往往十分恶劣；童工的年龄虽然略大的一些，但是雇佣童工的做法依然广泛存在到了二十世纪。尽管如此，自从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中产阶级改革家与观察家的注意力还是从纺织厂转移了开来。围绕着纺织厂及其催生的工厂体系的各种问题逐渐降级成为了关于劳工权益与用工规范的泛化讨论，听上去也没那么可怕了。等到1849年夏洛蒂.勃朗特出版《谢莉》的时候，工厂体系当中的激烈斗争在她看来已经是陈年旧事了。不管怎么说，大型纺织厂毕竟推动了社会改良。

此时巨型棉纺厂已经引领了组织生产的全新形式，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并且促使人们以全新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除了最坚定的辩护士之外，所有人都承认巨型工厂在问世之后极短时间内就造成了深重的人类苦难，受苦之人不仅包括工厂里的工人，还包括被这些工人顶替掉的人们。但是工厂也向许多人许诺了更美好的未来。恩格斯写过一篇从未发表的文章，后来成为了《共产党宣言》的行文基础。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宣称，“大规模工业的特质在当前社会导致了一切苦难与一切行业危机。但是只要换一套社会组织方式，恰恰正是同样的特质将会摧毁上述苦难与灾难性的行业波动。”无论如何，伴随着洛布兄弟的工厂以及早期纺线厂首次出现的非凡社会发明代表了通向全新世界的大步跨越，工厂巨兽将会朝着我们当今的现代化世界飞奔而去。

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记者们、批评家们，政府调查委员会们，小说家们甚至诗人们——这些人几乎全都出身中上层阶级——留下了关于工厂体系的海量文字。相比之下，工人本身对于工厂体系的评价却少得可怜，因为绝大多数工人要么是文盲，要么几乎没有机会或者能力以恰当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使其在当时就能获得大量关注或者能够历经百年流传至今。为了重现工人阶级对于工厂体系的态度，我们必须主要查看他们的行为而非言语。

不过工人阶级确实为英语增添了一个全新的单词：“卢德主义者”。今天“卢德主义者”一词被广泛当做口头语，用来形容恐惧科技的人们以及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进步的人们。这样的用法其实脱离了原有的语境。这个词原本形容的是一群工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这些人在1811-1812年以及1814-1817年之间袭击了英格兰中部与北部的多家纺织厂以及多位纺织厂主，捣毁了厂里的机器，并且宣称自己听从奈德.卢德将军（此人的头衔偶尔也可能是上尉或者国王）。

通过捣毁机器来抗议与施压的做法在英国由来已久，早在卢德主义者之前就有人这么做，在他们之后同样不乏其人。仅仅在纺织行业当中，已知最早的破坏机器事件就能追溯到1675年——当时遭到袭击的对象是纺丝机——针对棉纺机器的袭击也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此起彼伏。哈格里夫斯与阿克莱特早期安装的机器都曾遭受过暴民的破坏。阿克莱特因此将克罗姆福德工厂区设计得易守难攻，依靠厂房位置、护厂高墙与大门来限制外人进入。但是卢德主义者代表了破坏机器历史上范围特别广大、威胁性特别显著并且特别引人入胜的章节，远非此前任何同类行为所能相比。

卢德主义者在发动袭击之前一般会寄送威胁信，要求工厂雇主满足特定要求，否则就要破坏机器与厂房。有一封1811年的威胁信留存至今，收信人似乎是一位名叫爱德华.霍林斯沃兹的袜子商（信件原件有污损，下文是誊抄之后的结果）：“先生如果您不扯（撤）下针织机或者不再只用石（实）物夫（付）工资或者只（制）做完整衣服我们的人就要（拜）访你机器并且对付你……”落款是“奈德.卢（德）”。

利用针织机制作袜子、蕾丝以及其他编织品的编织工是最早一批投入行动的卢德主义者。他们有时也拥有自己的织机，但是大多数时候都要从大商人手中租赁织机。为了削减劳工成本，大商人们一方面提高织机租金，另一方面又引入了织幅更宽的织机，这些织机制造的不是单一物品，而是大片的针织品，之后经过裁剪缝纫制成包括袜子在内的廉价商品。此外很多商人还开始用实物而不是现金来支付工资。这些做法不仅降低了编织工们的收入，还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手艺遭到了贬低。于是他们就在神秘的卢德将军的旗号之下集结了起来，专门针对宽幅织机与削减工资的商人。在1811年这一年间，诺丁汉郡、兰开斯特郡以及德比郡约有一千余台针织机被毁，当局最终不得不立法规定破坏针织机要处以死刑，这才堪堪遏制住袭击势头。

卢德国王麾下的第二支部队由来自约克郡西雷丁地区的“起绒工”组成。起绒工是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工种，负责对羊毛制品进行最后一道加工程序，让织物表面起绒，还要拿着又大又沉的双手剪刀修剪平整织物表面。现在毛织品可以在拉绒厂里起绒，用裁剪机进行修剪，这样一来起绒工这个技术要求很高并且报酬丰厚的行当就受到了淘汰的威胁。起绒工们先是试图用法律诉讼以及议会游说的手段来遏制新机器的进逼，但只是徒劳而已。于是他们就拿起武器针对容纳这些机器的工厂发起了袭击。三百多名卢德主义者成功捣毁了利兹附近的一家工厂，罗福德某工厂附近的武装冲突则导致二百多名卢德主义者死亡（这一事件也是《谢莉》情节的原型）。不久后又有一位特别招人恨的工厂主遭到了刺杀。为了恢复秩序，政府派出上千军队占领了西雷丁。

接下来在兰开夏爆发了第三轮工人暴力，这其中包括粮食骚乱以及针对运用蒸汽动力织布机的工厂的袭击。针对工厂的袭击——其中有一起袭击的参与工人数量达到了上百人，行进队伍最前头举着稻草扎成的卢德将军人像，这些工人烧毁了一位工厂主的住宅，然后就遭到了军队的射击，至少有七名抗议者死亡——反映了机械化对于手工织工的冲击。一开始工厂体系让手工织工很是兴旺了一阵，因为纺线机提供了充裕的廉价棉纱，对于织工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从1820年到1840年之间，英国的手工织工数量大约超过了二十五万人。但是这个黄金时期的持续时间很短。向织工们供应棉纱并且收购成品的企业家们甚至早在动力工厂构成切实竞争之前就开始压低工资了。他们一旦动手之后，工人的工资与生活标准立刻遭受了可怕的下行压力，大规模的贫困——乃至食不果腹——降临到了织工及其家庭的头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历史上从未有过比起英国手工织工的逐渐灭绝更加可怖的悲剧。”织布流程纳入工厂生产的过程不仅只在英格兰造成了众多伤亡。印度总督威廉.本汀克也报告称，在1834-1835年期间，“棉布织工的枯骨漂白了印度的平原。”

卢德主义者虽然是涉及工业化的大部分辩论的焦点，但是大多数时候与十八世纪晚期崛起的巨型工厂却没多少联系，就算有也都是间接联系。针织制袜业一般都在中型作坊里进行，毛织品加工一般也用不着大型工厂，只有针对动力织布机的袭击才会侵入工厂巨兽的领地。另外，卢德主义者一般更关心针对特定雇主的具体抱怨而不是抽象地反对一切技术。一部分捣毁机器行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界所谓的“通过暴乱来进行集体议价的传统”，也就是通过破坏财产来迫使雇主提高工资或者作出其他让步。许多卢德主义者也会操作机器，尽管是手动机器，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工厂生产的棉纱来维持生计。

与其认为卢德主义表达了反对机器或者工厂体系的情绪，倒不如将视角放的宽一点。十九世纪上半期遍地狼藉的工业化进程致使工人们——这里所说的是工厂里的工人，这些人是卢德主义者的直接竞争者，与他们并没有什么互动——遭受了各种恶劣待遇，工人们也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卢德主义只是这其中的一类活动而已。工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形式的抗议活动，部分原因在于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遭到了阻碍。工人在工厂以及城市居住区的高度集中致使他们达到了进行政治讨论与发动劳工组织的临界质量，但是采取行动的宣泄出口却很有限。

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人都无法直接参与执政。就在工厂作为关键社会体制逐步兴起的那几十年里，英国的女性以及工人阶级男性始终无权投票。工人们确实一直在试图矫正议会人员组成，提议立法，发动集体签名请愿，在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言，派遣代表团去游说政府成员。但是所有这些做法总体而言并没有什么结果。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主义者们大规模动员民意呼吁向全体男性赋予普选权并且对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但是这些呼声未能引起任何反响。*

*【这一时期不仅工人无权投票，而且出身工厂所在地区的议员在议会当中所占比例也严重偏低。】

政府还严重限制了工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施压要求提高工资以及改善工作环境的能力。在十八世纪晚期，一方面最早的工会雏形开始成长起来（成员都是不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的前车之鉴致使英国统治阶层对于任何类型的激进主义或者大规模民众活动都充满了恐惧，因此议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工人组织的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1800年的《联合法案》。在1792年到1815年之间，英国政府在全国各个工业区修建了155座军营。

尽管受到法律限制，工人们还是成立了各种公开与隐蔽的组织，反复举行罢工，还发动了游行与大规模示威。十九世纪最初十年，英国工厂工人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罢工，有些罢工活动足有上千名纺线工人参加。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加以应对，逮捕监禁领头的活动家并将其流放到殖民地，还有若干卢德主义者遭受了绞刑。1819年，六万余名抗议者在曼城集会要求民主改革，由当地制造商、商人以及店主组成的武装部队向和平抗议的人群发起冲锋，导致十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卢大屠杀。政府的应手则是推出了越发高压的立法，禁止五十人以上公开集会。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的罢工、破坏机器活动以及民主改革宣传活动有增无减，三十年代还涌现了一轮旨在立法限制工时的大规模运动。1842年，纺织厂工人与煤矿工人当中爆发了范围极广的罢工。这次罢工又被称作塞子暴乱，因为工人们取下了蒸汽机上的塞子，使其无法运作。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纺织工人开始成立规模更大且更稳定的工会（尽管大多数时候依然局限与特定地区），有些工会还发动了大规模长期罢工，尽管一般而言并不成功。在第一批巨型工厂树立起来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工厂里的工人们依然缺乏任何有效的政治或者组织手段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塑造自己所在的社会。

经常有人鼓吹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社会远比欧陆更加自由，有些学者认为这正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这里起飞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工人们、尤其是工厂工人们来说，英国远远算不上是一个自由社会。至少就工人阶级看来，工厂是在集权政治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工人们无权投票，无权集会，无权集体议价，无权随时辞职，无权随意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一项措施最能体现政府对于新兴工业体系的支持：政府会用袭击无生命物体而不是人的罪名——或者说破坏机器罪——来判处工人绞刑。尽管工厂体系日后会被歌颂成为全新一类自由的胜利，但是最初滋养这一体系的养料却是针对工人权益的限制，而正是这些工人的劳动使得工厂体系得以存在。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巨型工厂都需要借助政府的压制力量才能在未经开垦的土地上生根。

尽管厂房与机器看上去确实十分神奇，但是十九世纪上半期关于工厂的讨论、辩论与纷争主要还是集中在工厂带来的更广泛社会变革上面——所有这些变革被人们统称为“工厂体系”。工厂体系其实是个很粗略的术语，用来形容与工厂带来的全新生产模式相关的一切事物，包括必须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环境，以及工厂对于现有经济与社会安排的影响。库克.泰勒与新兴制造商们站在一边。他意识到，鉴于英格兰“早已挤满了各种体制”，飞速发展的机械化工厂生产必然会“致使一切现有社会机制陷入混乱脱节……恰似一名巨人挤进了早已密不透风的人群，致使最远处也会感到痛苦与骚动。被这名巨人挤开的人们又会去挤开别人……因此即便在制造业并未落地的地区也能感受到工厂体系的存在；各个阶级都不得不为这位陌生人腾出空间来。”

对于许多工厂体系的批评者甚至一部分该体系的支持者来说，针对劳工尤其是童工的剥削成为了他们评判新体系的关键。尽管农闲时期无所事事的农业人口对于制造商来说确实大有帮助，但是工厂的规模还是使得招工与留人都颇为不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许多当地人都不愿在工厂干活，不愿接受令他们很不习惯的密切监督以及相伴相生的纪律约束。话又说回来，工厂主手下的大部分岗位也不想招收成年男性，而是更愿意招收女性与儿童，因为后者工资更低，而且还不像接受过学徒培训的成年男性那样骄傲而又狡猾。机械的力量在工厂里消灭了绝大部分对于重体力劳动的需求，在纺织行业尤其如此。全新的棉纱制造器械更需要时刻不停的监督，从而随时接续断裂的线头，取下缠满的线轴，以及应对各种一旦出现就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工作需要灵巧的手指与警醒的心智，但是并不需要多少蛮力。因此工厂主雇佣的劳动力大都年纪很轻而且一女性为主。根据乌尔在1835年的估计，此时英格兰棉纺厂工人当中有三分之一还不到二十一岁，在苏格兰这个比例则达到了一半。还有相当多的工人年纪简直小的不像话。克罗姆福德工厂最小的工人只有七岁（尽管工厂主最喜欢雇佣的童工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在某些纺织厂里，仅有的几名成年男性都是监工。今天在美国人们往往将工厂与孔武有力的男性气概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工厂出现之初却是一片主要被妇女儿童占据的空间。

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第一次走进工厂的工人肯定会觉得极其可怕：运转不休的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污浊的空气里飘满了棉纤维粉尘，许多棉纺厂都会将室温加热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从而降低棉线断裂的可能性，润滑机器的鲸油与动物油（石化时代还尚未到来）外加上百名工人的蒸腾汗水散发着刺鼻恶臭，工人无不面色苍白肢体孱弱，监工一个个好似凶神恶煞，用皮带或者皮鞭维持着毫不留情的纪律。在织布车间里，几十台织布机隆隆作响，每一台织布机的梭子都在以每分钟六十次左右的速度来回飞奔，工人们根本听不见彼此说话的声音。早期工厂大都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工人们也要两班倒，一班十二三个小时（期间有一个小时的工休吃饭时间）。德比纺丝厂率先推行了这套体制。童工同样也要遵守两班轮替制度。每周只有周日是休息日，因此一周工作七十小时十分常见。为了避免童工在工厂里打盹，成人监工会用皮带、巴掌甚至木棍来打醒他们（尽管此类虐待行径的普及程度向来很有争议）。

或许并不意外的是，早期工厂主往往很难在厂房里装满自觉自愿的工人，因此他们就将目光转向了不情不愿的工人。济贫院——孤儿与赤贫者的最后容身之地——成为了童工的主要来源。教区官员会将这些孤儿出让给工厂主充当学徒，赋予工厂主监管这些孩子的全套法律权威，并且用刑法来对付那些胆敢逃跑的孩子们。在约克郡，工厂当中70%的劳动力往往都是所谓的教区学徒。在新兰拉克，早在罗伯特.欧文接管之前，厂里年龄最小的学徒只有五岁。由父母签约送进工厂的学徒要是胆敢逃跑同样会遭到监禁，签了定期合同的工人在截止日之前辞职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此外1823年通过的一条法律进一步规定旷工同样会遭受三个月监禁。换言之，国家公权力帮助新兴的工厂体系集结了必需的劳动力。更有甚者，政府与工厂雇主完全可以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为工厂主经常担任当地治安官，自己手下工人开小差的案件都要交给他们来审理。由此可见，在法律意义上失去自由的劳工不仅种植了棉纺厂所需要的棉花，还在工厂体系最初几十年的发展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今天的流行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惯于将工业革命与个人自由以及所谓的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工厂体系刚刚出现的几十年里，这一体系却不仅会被人们视为全新形式的自由，还经常被人称作全新形式的奴隶制。当时有一位著名新闻出版商与禁酒活动家约瑟夫.利夫希——他本人也是一位工厂主——这样描写他小时候在工厂里见过的童工学徒：“将他们纳为学徒的体系如此可怖，只有西印度的奴隶制才能与其相比。”特罗洛普在《迈克尔.阿姆斯特朗》一书中写道，沦为学徒的贫儿“生活悲惨，劳累困苦，其处境远比黑人奴隶所遭受过的任何境遇更加严苛。”这部小说采用的是奴隶获救叙事，讲述了女主人公——某富有工厂主的女儿——历尽艰辛试图解救迈克尔.阿姆斯特朗摆脱恶毒的学徒奴役，离开与世隔绝的工厂，最终逃出生天的故事。

基于奴隶制的比喻显然反映了十九世纪最初二三十年里围绕奴隶制本身的激烈辩论，这场大辩论最终导致大英帝国于1834年全面废除了奴隶制。不过这些比喻也确实表明了时人眼中工厂劳工的处境多么可怖，以至于那么多社会观察家都毫不犹豫地将工厂体系与奴隶制划上了等号。有一位笔名“棉纺专职记者”的作者写道，纺线车间酷热难当，工人根本没有休息时间：“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就算也要在烈日炙烤下劳作，至少偶尔还有些许微风吹拂，他的四周是广阔的土地，还能获得慢慢耕地的时间。英格兰的纺线奴隶看不到开阔的天穹，也无福享受来自天堂的清风。”在特罗洛普的小说问世之后又过了几年，恩格斯也留下了一段关于英国纺织工人的文字。在恩格斯看来，“他们遭受的奴役要比美国黑人更加悲惨，因为他们遭受的监视更加严密。”此外他还悲叹道，就像奴隶制的情况一样，工人的妻子女儿也经常不得不被迫满足工厂主的“卑劣欲望”。恩格斯还在其他著作当中将工厂体系之下的工人比作“诺曼贵族皮鞭之下的萨克逊农奴”。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小说《西比尔，或者两国的故事》当中借书中人物之口声称：“自从诺曼征服以来，这个国家还从未有过这么多处境堪比牛马牲畜的劳工阶层成员。”1830年，社会改革家理查.奥斯特勒在《利兹水星报》上发表公开信，就此展开了旨在缩短工厂工时的十小时运动。这封信的题目就是“约克郡的奴隶制”。*

*【不仅只有工厂体系的批评者会将英国工厂工人与西印度奴隶相提并论，奴隶制度的辩护者们同样会采取这套话术。他们辩称奴隶的处境其实要比工人更加优越。】

在罗伯特.骚塞看来，工厂体系与奴隶制的关系并非源自特定的虐待行径，而是源自工厂体系的本性。他用罗伯特.欧文的新兰拉克工厂来举了个例子。骚塞承认，早在欧文急转掉头正式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之前，这座工厂人道对待工人的做法就“在同类工厂当中堪称尽善尽美”。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欧文其实是在自欺欺人。他是一家大型体制的合伙所有者与全权管理者，这一体制与种植园没有本质区别，仅仅出于偶然才有些皮毛差异：他手下的劳工碰巧是白人，法律保护这些人终止为他服务的自由。但是只要他们依然还在为他服务，就必须接受他的绝对管理权，因此这些人的处境其实与那么多黑奴大同小异。”骚塞相信，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工厂体系也倾向于“摧毁一个人的独立性格与家庭生活”，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宛如恶鬼一样骇人。他在游历了一家曼城棉纺厂之后写道，“假如但丁打算将地狱的某一层塞满儿童，那么这里的场景很有资格为他提供全新的酷烈折磨形象。”

鉴于棉纺厂工人的生活环境，一部分工厂制度的批评家们——以及一部分奴隶制度的辩护人们——开始质疑自由劳动力与奴隶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曾任财政大臣的塞缪尔.马丁在1773年写道，英国的劳工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奴隶”，既不能“减轻自己的负累”，也无法“增加自己的工资”。欧文则这样质疑工厂劳工的身份：“除了看上去挺像以外，他们怎么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劳工呢？……他们还有什么其它选项呢？在这里除了饿死的自由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其他自由呢？”这条批评指向了市场关系扩散的核心，而市场关系的扩散正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

除了虐待工人之外，破坏环境也是针对工厂体系的主要批评角度之一。关于曼城以及其他工业城镇的叙述反复提到了满目乌黑的市容与污浊的空气。1845年，苏格兰地理学家休.米勒这样描写曼城的景象：“这座城市为来访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覆压在头顶半空中的瘆人阴霾。”库克.泰勒也写道：“我牢记着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我将目光投向这座城镇……看到如林的烟囱喷吐着大团大团的蒸汽与浓烟，形成一道墨黑色的帐幕，紧紧笼罩了整个城镇。”泰勒注意到，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迫使所有条件允许的人家全都搬到了城郊居住。1839年受命管辖英格兰北部地区——也包括曼城——的查尔斯.詹姆斯.纳皮尔少将形容曼城就好比“在人间现形的地狱入口”。贫富悬殊，道德败坏，污染肆虐，可以说这座城市整个就是“一根大烟囱”。水污染就像空气污染一样严重。休.米勒描写道，艾文河饱受染料、生活污水以及其他垃圾的玷污，“与其说是一条河，倒不如说是一道粪汁的洪流，河里的生灵早已死了个精光。”上文提到的特技演员萨姆.斯科特正是从五层楼顶一头扎进了这样的河水当中。或许这一特技的最令人惊叹之处并不在于他高空坠落未伤性命，而是他居然挺过了河里毒汤的戕害。此外，棉纺行业造成的环境破坏远远不止局限于棉纺厂的所在地区。棉花种植意味着毁林造田，这一做法导致了飞速的土壤流失。这也是美国将棉花种植园（以及黑奴劳工）从东海岸搬迁到密西西比河谷的原因之一。驱动蒸汽机所必需的煤炭开采同样污染了河流且破坏了地表。

或许针对工厂体系最著名的批评——至少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人牢记的批评——仅用寥寥几行字就生动体现了工厂体系对于大自然的玷污。1804年，威廉.布莱克在诗歌当中控诉道，“暗黑的恶魔作坊”在英格兰的“苍翠青山”与“优美草场”上留下了一道道污痕。这段诗文后来成为了他的长篇诗作《弥尔顿》的序言的一部分，并且在1916年搭配上了音乐，起名叫做《耶路撒冷》。如今整个英语世界都在传唱布莱克的诗文，从教堂到足球场都不例外。布莱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在直接控诉已经成为英格兰城市生活特色的漫天黑霾。在布莱克的伦敦住宅附近就有一座大型蒸汽动力磨坊，在他成诗前不久的1791年刚刚毁于火灾（有人推测是愤怒的工人蓄意纵火导致的）。不过对于布莱克来说，将工厂与“恶魔”联系起来的因素不仅只有黑烟。在这位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眼中，工厂象征着精神层面的堕落。工业化之前的英格兰也曾有幸能赢得上帝的微笑，如今却沦为了一片恶土。这个比喻代表了一整套布莱克决心推翻的生活方式，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在英格兰的苍翠大地上”建设一座新耶路撒冷。

城市贫困人口经常被描绘成为工厂造成的另一类玷污，无异于人类沾染原罪之后的再一次堕落。棉纺工业的运作机制致使工厂所在地区总会聚拢大量人口。从1801年到1851年，兰开夏的人口就将近翻了一番，从163310人增长到了313957人。恩格斯在1845年这样写道：“这片曾经僻陋荒芜的沼地如今成为了人口密集的工业区。”例如曼城、格拉斯哥、博尔顿与洛克戴尔这样的工业城镇“就像蘑菇那样飞快生长起来。”从1800年的95000人到1841年的310000人，曼城与邻近的索尔福德的总人口翻了三番还不止。1830年，仅兰开夏一地的棉纺工人数量就突破了十万。*来自英格兰其他地区的农村移民构成了大部分工厂劳动力，来自苏格兰与爱尔兰的移民数量同样十分可观，那里的农村贫困同样迫使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

*【到1881年，兰开夏人口再次翻番，达到了630323人。】

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人阶级社区在工厂附近纷纷涌现了出来。这些社区就像工厂本身一样也是令人不安的新生事物。以前还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工人汇集在同一地区。泰勒写到：“工厂体系的最惊人特色就是大量人员会在特定地点骤然聚集起来……假如我们的先祖见到了无数工人组成的人潮每天晚上从（曼城）联合大街的工厂当中倾泻而出的景象，必然会集结治安官，要求特别警长宣誓就任，宣读镇压暴乱法令，动员军队，很可能还会发生致命的冲突。”泰勒之所以这么害怕，不仅仅因为工厂工人人数太多，还因为他们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社会群体，是某种不被社会所了解也不受社会控制的全新存在。“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习惯都是全新的，完全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形成的，几乎无法受到外界源头的指导，更不用说受其指挥了。”

恩格斯几乎在同一时期创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这一时期英国工厂工人悲惨处境的最生动描写：他们一贫如洗，衣不蔽体，家徒四壁，室内与街头都充斥着污秽恶臭（曼城的助理济贫法律专员形容工人居住区的街道“铺满了垃圾与粪尿，与污泥搅和成了厚厚的一层，简直无处下足，遍地都散发着无法忍受的恶气。”）。就像布莱克一样，恩格斯也将工厂体系下工人的悲惨生活与理想化的工业化之前生活景象进行了对比：农舍里的个体织工们自给自足地栖身在一个“田园诗一般”的世界当中，终日享受着“宛如草木那样宁静的幸福生活”。非要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完全置身于智识与政治意识的领域之外。在恩格斯看来，新兴工人阶级的赤贫困境还不是唯一让他感到惊骇的因素，另一项他感到恐惧的因素就是工厂工作本身：工厂工作意味着不得不紧跟机器的节奏来进行的生产活动，意味着监工们强行要求的“铁一样的纪律”，还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厌倦”。“日复一日、从早到晚地违心从事一份自己厌恶的工作，任何人都碰不上比这更恶劣的命运。”*

*【写下这段话之前不久，恩格斯刚刚从自家在曼城开办的棉纺厂辞职。他极其厌恶为家族工厂卖力，但后来还是回归了工厂的管理岗位并且干了二十多年。】

不过归根结底，恩格斯还是抱有类似泰勒的观点：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厂里这一现象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集团。不妨将这一集团称作“无产阶级……正是机器生产的应用导致了他们的降世。”在恩格斯看来，城市化“将无产阶级锤炼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具备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与世界观。”史学家E.P.汤普森这样总结了十九世纪英格兰的流行情绪：“保守派、激进派与社会主义观察家们固然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但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条等式：蒸汽动力加棉纺厂等于新兴工人阶级。”对于以恩格斯为代表的许多人们来说，这个新兴阶级的出现意味着历史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影响力极大的著作，这本书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后世了解曼城与工业革命的重要窗口。然而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却没有立刻引起多大反响，因为这本书最早是以德文出版的。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886年，美国才首次推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至于这本书在英国得到出版的时间还要等到1892年。】

当然，工厂体系在其一手挑起全国大辩论当中也少不了自己的辩护人，这些辩护人尤其围绕着保护童工与女工的努力而展开论述。这一努力起始于十九世纪初，主要的诉求是限制工时。颇有几位辩护人声称童工与女工当前的处境没有任何问题，就算真有也不是工厂主的责任。比方说安德鲁.乌尔——马克思戏称他是“歌颂自动化工厂的品达”——就辩称毛纺厂里操作“粗纺机”（这种机器的作用是为下一步的精纺预备毛纱）的童工之所以挨打完全是成年粗纺工的过错，因为粗纺机是人力驱动的，因此操作粗纺机的工人可以偷懒，这样一来为了追赶进度就难免殴打自己的童工助手。动力机械设定了不容懈怠的工作节奏，因此也就杜绝了童工挨打的现象。后来有人告诉他蒸汽或者水力工厂里照样存在殴打童工的现象，于是乌尔干脆来了个死不认账，声称在他造访曼城与周边工业区的工厂期间“从未见过哪怕一起针对儿童实施肉体训诫的案例，也从未见到情绪低落的儿童……这些灵巧的小精灵干起活来好似玩耍，天性习惯让他们的动作看上去格外灵巧且赏心悦目。”

W.库克.泰勒倒是承认工厂工人的穷困处境，也承认“未成年劳工是极其可悲的现象”，不过他既不肯责备工厂体系也不肯责备工厂主，而是认为源自英法长期冲突与贸易限制的经济衰退才是罪魁祸首。夏洛特.勃朗特在《谢莉》一书中也应和了这种观点（书中故事的背景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泰勒认为还有一种现象比未成年劳工更糟糕，那就是“未成年饥荒”。“我宁愿见到男孩女孩们在工厂里挣得果腹的口粮，也不愿见到他们在路边挨饿，在人行道上发抖，或者干脆被一车一车地运进感化院。”泰勒一直公开反对向进口粮食加征关税的《谷物法》，在他看来解决工厂弊病的关键在于推行自由贸易，从而扩展海外市场并且降低国内粮食价格。就像泰勒一样，托马斯.卡莱尔也认为工厂体系的弊病并非其固有的组成部分：“棉纺行业追求的结果是为赤裸的身体提供衣物，达成这一结果的手段是让人的才智与努力取得压倒物质的胜利。煤烟与绝望并不是工厂体系的本质，而是可以与之分离的疥癞之患。”时至今日，自由派的核心理念依然认定工厂取得了堪比普罗米修斯的胜利，这一胜利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的进步，与之相关的一切弊端都能得到洗清与摒除。*

*【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相信工厂体系的崛起体现了人类的进步。在他们看来，工厂为一套全新的社会体系打下了物质基础。这套社会体系不仅将会更加民主平等，而且生产力也会更高。】

改良派不顾工厂体系的弊病，依然坚持为其辩护。与此同时另一批辩护者们则压根反对一切试图监管工厂的努力。1833年，人们围绕一份旨在限制工厂童工工时的法案展开了辩论。时任财长安特罗普勋爵反对这份法案，唯恐新规定将会削弱英国的竞争力，并且削减国际市场对于英国纺织品的需求，以至于反而伤害到原本打算保护的弱势群体。还有些工厂辩护人反对监管的理由是财产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

其实有一项潜在论据可以为工厂提供很有力的辩护：工厂里的工作环境再糟糕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糟糕到哪里去。不过这条论据基本没什么影响力，尽管就许多方面来说的确属实。泰勒略微讥讽了一下支持《谷物法》的农村士绅阶层，声称务农人员的工作条件要比工厂工人更糟糕。乌尔则声称大部分手工匠人的处境都要比“那些在工厂里照料动力机器并且备受痛惜的劳工们”更加糟糕，对于童工来说煤矿矿坑里的环境也要比纺织厂更加恶劣。从根本上来说，恩格斯其实也并不反对这个论断角度。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处境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工厂里的工人，还记录了煤矿工人、家政工人、制陶工人以及务农劳工的悲惨处境。在恩格斯看来，“最受压迫的工人”其实还并不是受雇于工厂的工人，而是“不得不与正在取代手工劳动的新兴机器相竞争的工人”。

史学家约翰.格雷研究过关于工厂监管的辩论。他的研究彰显了工厂如何象征了工业化导致的更广泛变革。当时很多人都在试图改善往往十分糟糕的工人处境，尤其是女工与童工的处境，工厂则成为了这些努力的焦点。与此同时，工厂以外的工人们——这些人的工资往往更少，工作条件往往更恶劣——却全然遭到了忽视。工厂体系的新奇特性吸引了人们对于工厂劳动力遭受剥削现象的关注，而务农劳工、家庭生产者以及佣人（担当佣人的女性数量几乎是纺织厂女工的一倍）长期以来遭受的剥削却基本得不到政客、记者与作家的留意。这些人历来对于下层阶级没什么兴趣。

1802年、1819年、1825年、1829年以及183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工厂法案》，但是这些法案的监管对象仅限于棉纺厂里的童工，全然没有顾及绝大多数成年英国工人的处境。而且由于缺少有效的强制执行机制，这些法案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在1833年法案辩论期间——这份法案倒是的确带来了切实的变化，终结了雇佣九岁以下童工的做法，限制了工时，并且禁止让年龄较大的童工值夜班——一个皇家委员会支持针对工厂进行监管。他们采取这一立场并非因为工厂就一定是童工劳作最繁重的场所，而是因为在“采用特定施工结构、不会与私人住所相混淆的建筑里”实施监管更加可行，而且与其他工作地点相比，工厂里的计时“就像军事纪律一样规范”。正是因为纺织制造业如此集中在著名的大型工厂里而不是分散就业，才更容易针对工作环境进行监管与改进。围绕着纺织厂劳工展开的官方调查与漫长议会辩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记录，格雷在查阅记录的时候注意到：“在确定需要加以干预的问题时，人们全然回避了针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任何系统化批评，而是将确认问题的行为与一项美好的愿景联系了起来。根据这一愿景，监管到位的工厂无异于社会与道德改良的发生地以及经济进步的象征。”因此大型工厂不仅承载了生产力日益增长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愿景，还肩负着以下的理念：即将被冠以资本主义之名的经济体系完全可以变得更加人道。

并非所有人都这么乐观，比方说恩格斯就不敢苟同。他这样评价1833年的法律：“这一法案极其虚伪地为中产阶级的蛮横贪欲披上了一层体面正派的伪装。”他一方面承认这一法案确实遏制了“制造业当中最过分的恶行”，另一方面又指出法案当中的好几项条款在实操当中都毫无效力。比方说法案要求童工每天要接受两小时教育，恩格斯则指责工厂主们惯于雇佣没有教师资质的退休工人来给孩子们上课。从更深刻的层面上来说，恩格斯就像马克思一样相信剥削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质，而纺织厂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先头兵。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坚信苦难不可能与工厂体系相分离；对于工人们来说苦难就是工厂体系的本质。

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抽象分析：资本如何得到创造，如何四处流通，如何实现再生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活动如何进行。今天的研究者们往往将这本书当成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整体描述与批判。但是《资本论》其实是一本深深植根于具体时间与地点的书。这本书的写作地点是纺织业一家独大的英格兰，因此棉花在《资本论》当中可谓无处不在：马克思利用棉花加工的例子来解释剩余价值之类的关键理念，他利用棉纺制造业从传统意义上的手工生产向动力机器生产过渡的例子来阐述更广泛的历史发展，他从棉纺工人入手来检视全新的阶级关系，棉纺工人遭受的剥削尤其令他怒不可遏。马克思将围绕着规定工作日界限展开的各种斗争——也就是“全体资本家即资产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当成了《资本论》的论述核心。在他看来这场斗争是决定工人受剥削程度的主战场。围绕着英格兰棉纺厂监管的全国辩论同样将工时问题当成了核心，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留下了大量关于这场辩论的详细文字。*

*【马克思特意将《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起名为“工作日”，这一章专门讨论了资本如何像“吸血鬼那样渴求活劳动的鲜血”，并且详细讨论了《工厂法案》。恩格斯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分析了该法案的细节。】

每当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需要为他的理论举例子的时候总会转向棉纺厂。比方说以下的段落就很典型，他在这段文字当中详细解释了自己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马克思试图用实例来帮助读者们理解“这一新奇的基本原则”：“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该厂拥有10000个走锭精纺纱锭，用美国棉花纺32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1磅棉纱。飞花占6％。因此，每周有10600磅棉花被加工成10000磅棉纱和600磅飞花。1871年4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7又3/4便士，因此10600磅棉花约为342镑。10000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每个花费1镑计算，共为10000镑……”接下来他整整花了半页纸的篇幅来详细阐述自己的计算过程。这段内容毫无抽象之处，而是棉纱制造常规流程的详尽内幕——当然，这其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恩格斯。恩格斯在自家部分持股的曼城棉纺厂花了将近二十年从事管理工作，对于棉纺行业可谓了如指掌。*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中，以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批评家的思想当中，棉纺厂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批评家们在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向某一种特定的生产形式与某一群特定的工人赋予了显著的特殊地位，他们认为这两者代表了未来的社会形态，尽管当时前者依然仅仅占据了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后者在工人阶级队伍当中也远非主流。

*【正如学界反复指出的那样，恩格斯在从事棉纺厂管理工作的那几年里不仅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提供了详尽的业内经营资料，还为他提供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经济支持。】

近来的学术界已经戳穿了工厂体系源自寥寥几名天才发明家与创业者的理念，不再认为仅凭几名个人的力量就能改变一切。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更加细腻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图景，这些变化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尽管如此，工业革命依然是一场当之无愧的革命，而且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同时代的观察家们毫不怀疑棉纺厂及其强加在人们头上的变革意味着在科技、经济以及社会层面上与过去一刀两断。自从十八世纪晚期以来，工厂、工厂村镇以及制造业城市就吸引着欧陆、北美以及英国本土的观光客、记者以及慈善家们。工厂观光的吸引力部分源于新奇，W.库克.泰勒是一名爱尔兰制造商的儿子，此人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游历了兰开斯特的工业区。他这样写道：“蒸汽机是史无前例的事物，纺线机全然没有祖先，动力织布机没有继承任何遗产。它们突然出现在人世间，恰似密涅瓦从朱庇特的脑髓当中一跃而出那样。”

无论坐落在乡间河谷还是拥挤的城市，工厂建筑的规模总会令观光客们瞠目结舌。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写道，接近新兰拉克工厂的路程感觉就像“来到了蒙希克的浴池”——这里提到的浴池是当年古罗马人在葡萄牙南部修建的。就像许多其他观察家一样，骚塞同样搜肠刮肚地试图寻找历史先例来帮助自己理解眼前的新生事物。工厂的外观之所以让他感到惊讶，是因为厂房建筑“看上去太规整了……倘若在天主教国家里，从远处看去很容易就会误以为是修道院。”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35年访问曼城时将工厂比作“巨大的宫殿”——这个比喻在当时很常见，毕竟同样规模的世俗建筑并不多。有一位游历英格兰北部的德国访客写道他“还以为自己来到了埃及，因为这么多工厂烟囱……笔直指向天空，恰似方尖碑一般。”在骚塞访问新兰拉克之后过了三十年，马克思这样写道：“正当他们看似投身于自我与外物的革命之际，正当他们着手创造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之际，恰恰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期……（人们）焦虑地召唤出了古代的精灵为自己服务，并且借用了它们的名号、战吼以及行头，从而通过渊源悠久的伪装与挪用的语言来展现世界历史的全新篇章。”

厂房里的机器甚至要比厂房建筑本身更令观光者们目眩神迷。在《迈克尔.阿姆斯特朗》一书中，特罗洛普这样描写了参观工厂的访客们眼中的景象：“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机器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与赞叹。这些机器硕大、美丽而又精巧，它们的运转无休无止而又整齐划一，它们的力量充沛强健，它们的动作准确果断，看上去如此庄严宏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向每一位观察者心里注满了对于科学神力的无限赞叹。”不过与此同时特罗洛普还悲叹道，客人们对于机器旁边的童工全都视而不见：“陌生人们造访工厂不是为了看他们，而是为了欣赏意气昂扬而又完美无缺的英国机械。”法国社会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弗洛拉.特里斯坦这样描写自己在英国见到了一台蒸汽机：“在这头怪兽面前，你的眼睛与耳朵都无暇顾及其他一切事物。”

工厂里的现代化景象总能看得观光客们两眼发花。为了延长工作时间，十九世纪初期的工厂主开始在工厂里安装煤气灯，仅仅这一项奇景就吸引了远近各地的访客。在《艰难时世》当中，狄更斯形容“焦炭城”工业区的清晨“就像妖精的宫殿那样熠熠生辉”。工厂以及配套库房的体量甚至还催生了全新的娱乐形式。1837年，有一位萨姆.斯科特从一座五层楼高的曼城仓库顶端一跃而下，跳进了旁边的艾文河。这一壮举吸引了无数观众前来观看。活着上岸之后他又在博尔顿重复了自己的表演。另一位特技演员詹姆斯.杜坎.怀特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用更惊险的演出吸引了更多观众。他在工厂烟囱之间拴上绳子，然后用滑轮从一头凌空滑向另一头。他号称这一举动让自己成为了世上最快的人。

棉纺厂最早出现在河谷与村镇附近。这些地区原本也有不少小型商业与民居建筑，但是就规模而言完全无法与工厂相提并论。当然，英国并不是从没见识过大型建筑，比最大的新建棉纺厂更大的建筑也有不少。例如大教堂就远比棉纺厂更大。十七十八世纪之间英国的城市地区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全新的大型建筑：医院、军营、要塞、监狱、大学、仓库、船坞等等。但是这些大型建筑的内部空间安排是为了进行全然不同于制造业的活动。为了适应大规模生产、动力机械与大量工人，必须采用全新的建筑设计、改进后的建筑技术以及性能更强的建筑材料。为了满足棉纺工业的特定需求而问世的技术革新很快就扩散了开来，在接下来二百年里塑造了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建筑环境。

阿克莱特显然仿照着洛布兄弟的工厂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座克罗姆福德工厂。这座工厂同样有五层楼高。根据史学家R.S.费顿的记述，这座工厂的“狭长布局，建筑高度，窗户排列……以及相对连贯的大面积内部空间都成为了十八世纪余下时间里以及十九世纪的工业建筑的基本设计范式。”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修建的第二座工厂有七层楼高，120英尺长。他在附近修建的第三座工厂有150英尺场，屋顶还有一座瞭望塔。

阿克莱特工厂的内部用木质梁柱支撑。鉴于棉线极度易燃，而且厂房内部的空气当中充满了棉纤维粉尘，极易发生火灾并且毁坏木质梁柱。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杰迪戴亚.斯特拉特的儿子威廉修建了一座以铸铁为柱，以铁皮裹木材为梁，地板下方以砖拱为支撑的工厂，旨在尽量减少火灾的破坏力。不久后，斯特拉特的朋友查尔斯.贝奇设计了一座五层楼高的麻纺厂，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全铸铁框架建筑，也是日后无数钢骨建筑的先驱。如今的摩天大楼全靠钢架结构才得以存在。铸铁梁柱很快迎来了一系列技术改良。用铸铁取代木材不仅有助于防火，还增加了房梁得以延伸的长度，使得厂房可以容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问世的大型自动纺纱机。为了提升多层工厂内部的温度——高温能够降低棉线断裂的可能性——阿克莱特与斯特拉特父子都仿照洛布工厂的先例设计了复杂的室内热空气循环系统。

动力织布机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变得越发普及起来，但是想要将它们安装进现有的工厂却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机器在运行时震动极大，安置在一楼以上的楼层很不安全。因此惯常的做法是在纺线厂旁边修建一座一层楼的织布车间。为了解决这些占地面积巨大的结构的室内采光问题，织布车间的屋顶采用了联排的斜坡屋脊结构，每一道屋脊在斜坡的背面一侧都开了窗户，从而让非直射的阳光照进厂房里。这种所谓的锯齿状屋顶很快就成为了一切工业建筑的标志性特征，如今依然能在大西洋两岸的工厂厂区里频繁得见。

早期纺织厂依靠复杂的传动轴与齿轮组合将水轮的动力提供给每一台机器。水力其实是一种既廉价又高效的动力源，前提是水流不能中断。换句话说水力工厂必须建在例如德温特河这样的大河附近。就算如此有时河水也还是不够用，因此包括阿克莱特在内的一部分工厂主开始尝试利用蒸汽机——蒸汽机最近刚刚得到过改进，用来抽取煤矿地下渗水——将河水提升到水库里，从而保证水轮常转。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合适的水力工厂选址附近往往人烟稀少，劳动力供应不足（阿克莱特一开始选择克罗姆福德是因为这附近有一家铅矿，他希望能雇佣矿工的妻子儿女进厂做工）。*使用蒸汽动力直接驱动纺线与织布的机器虽然成本更高，但却使得工厂可以修建在城市地区，一方面劳动力存量更大，另一方面工厂主也不必专门修建宿舍了。

*【这座工厂虽然修建在德温特河沿岸，但是驱动水轮的却并不是河水，而是这座铅矿排出地下渗水的排水沟以及一条溪流。】

从技术角度来说，将水力工厂改造成蒸汽动力工厂并不特别复杂。但是这一改变的影响却极其深远。首先，蒸汽机需要锅炉，而锅炉需要烧煤，于是煤炭工业迎来了极大发展，以至于成为了驱动工业革命的另一股力量。其次，蒸汽动力工厂严重损害了自然环境，一方面是因为采煤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锅炉排放出了大量煤烟。狄更斯在《艰难时世》当中形容工厂的蒸汽机“隆隆作响”，“震颤不休”，无数活塞上下运动，“宛如哀愁发疯的大象正在上下摆头”，此外锅炉还会喷出“浓烟组成的怪蟒”。黑烟与遭到污染的空气不仅成为了曼城以及其他纺织生产城市中心的象征，也象征了工业革命本身。*

*【尽管早在1789年英国棉纺厂就首次使用了蒸汽动力，但是水力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依然是最常见的动力源。到了1870年，工业普查表明棉纺业消耗的蒸汽机动力超过了其他任何行业。】

电梯是另一项最早出现在棉纺厂里的发明。这项发明巧妙地解决了在多层建筑当中快速运送人员与物资的问题。十八十九世纪交替之际，斯特拉特在自己的若干座水力工厂里安装了原始的水力提升装置。1834年，由威廉.菲尔伯恩设计，位于斯托克波特的一座大型水力工厂在厂房两端各自安装了一架蒸汽动力电梯。这项发明如此新颖，以至于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语言来描述它。时人干脆将电梯井称作“竖直隧道”。*

*【英国社会改良家埃德温.查德威克在他的第一份工厂兴建报告中形容电梯是“一个由蒸汽驱动，能够上升与下降的房间”】

菲尔伯恩是设计创新得以扩散开来的头号功臣。他的公司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条件量身定制一座设备齐全只待运营的工厂。“资本家只需说明自己手头具有怎样的资源，自己的制造事业具有怎样的性质，预定选址在哪里，以及工厂究竟靠水力还是煤炭驱动，他就会提供全套的设计、估算以及报价。”菲尔伯恩的公司在世界各地都修建过工厂，例如他在伊斯坦布尔附近为土耳其苏丹修建了一座毛纺厂，还在孟买附近修建了一座纺织厂。

最能体现英国纺织领域创新精神的例证就是斯特拉特父子位于贝尔坡的“圆形工厂”。这座三层楼高的环形石质建筑共有八个分区，显然遵循了塞缪尔与杰里米.边沁兄弟提出的圆形监狱构想。环形中央是一栋监督站，一名监督员可以在这里观察整栋建筑内部的活动，从而实现了边沁兄弟倡导的持久监控理念。斯特拉特父子之所以采取边沁兄弟的设计，原本的考虑或许是为了尽量扫清火灾隐患，因为监督员可以关闭任意一个分区的屋门，将火灾势头隔离在内，从而保护厂房的剩余部分。*尽管圆形工厂并没有多少直接效仿者，但是持续监督的理念却将会日益成为工厂体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今时代。

*【这座工厂于1803年兴建，于1813年完工，一直存在到了1959年才遭到拆除。拆除过程中有四名工人不幸身亡。】

以大型工厂为出发点，各种变革越过厂房墙壁向外扩散了开来。工厂主们必须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层面上开发出一系列手段，从而保障工厂生产的进行。仅仅是将人力物料运进运出位于农村地区的厂房就是一项极大的挑战。阿克莱特刚刚来到克罗姆福德的时候，距离厂房选址最近的一条可供轮式车辆通行的道路也有好几英里远。直到1820年，这家工厂还需要用驮马将小包装生棉从码头驮回工厂。这一年工厂主们沿着德温特河集资修建了一条新路。就算工人们每天都要步行五六英里来上班，厂区周边依然凑不齐足够的人手来填充全部岗位。因此许多早期工厂主都会为工人修建住房，有时甚至干脆新建一座村镇，配备教堂、学校、酒馆与集市。*

*【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修建的工人住所如今依然有人住。这些联排住宅全都配备了阁楼，方便织工干活。织工的妻子儿女在阿克莱特的工厂里干活，织工本人则会购买工厂出产的棉纱。】

这么多人都聚集在几近与世隔绝的工厂厂区附近，想要喂饱他们也是个难题。有些工厂主干脆操办起了自己的农场为工人提供食物。当时工人的薪水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会以现金形式发放，其余的部分当中有些用来抵消产权归工厂所有的住所的租金，另一些则以实物或者代金券形式发放，代金券可以在工厂内部开设的商店里（俗称“汤米店”）换取食物、煤炭以及其他日用品。汤米店里的商品与主流市场相比往往质次价高，致使工人们长期满腹怨气。

非现金薪酬还解决了工厂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通货短缺，不足以支付全体雇员的工资。当时英国的小额硬币流通总量不足以应对庞大的薪金需求，这一现象在工厂出现之前极其少有。工人囤积货币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工厂主们必须因地制宜。有些人向工人发放代币，有些人在外国钱币上加盖表示新面值的印记再发放出去，还有些人干脆自行印制货币，希望当地商人乐意接受。

尽管这些挑战全都很难应对，但是在最大的难题面前都只有相形见绌的份，这个难题就是维持生产纪律。安德鲁.乌尔是新兴工厂体系的领头倡导者之一，在他看来工厂运营人员面对的最大障碍就是“训练人们舍弃自由散漫的工作习惯，认同复杂的自动化生产所必需的不可变更的规章制度。”当然，就像一切工作那样，采用人力机械的家庭制造业同样需要纪律，但那是另一类纪律，工作的节奏与完成特定任务所需的时间相吻合。就像务农一样，家庭制造业也是闲一阵忙一阵，在梳棉、纺线与织布等等步骤之间穿插着家务、农活、其他劳作与休憩。尤其是许多家庭制造业的工人都会在所谓的“圣徒星期一”（有时还有“圣徒星期三”）给自己放假，用这一天来处理杂事，从宿醉中恢复过来或者喝个痛快，与朋友们交际，或者干脆偷懒，总之这一天没几个小时用来干活。1819年，一位证人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回想起了手工纺线的时光：“一般来说每周的头一两天时间我们都拿来喝酒，快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则会连续工作十好几个钟头将进度赶回来。”

家庭生产的自主权往往会遭到浪漫渲染，其实这份自主权只有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有福消受。妻子、儿女、学徒与雇工对于自己的时间安排都没有多少控制权。他们时刻受到外部纪律的制约，这些纪律不仅规范了他们的劳动周期与节奏，还决定了生产流程的一切方面。这里的纪律发生在家庭内部，根植于这些人对于一家之主的顺从。纪律的执行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很严苛，但依然以任务为导向，面向市场的生产活动会与满足家庭需要的生产活动以及其他杂务交替进行，运气好的话或许还有一点娱乐时间。

相比之下，工厂生产需要的是几十乃至上百名工人协调一致，日复一日地同时开工与收工。工厂设计了繁复的厂规厂纪以及针对违纪行为的罚款处分体系，监工监督着工人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在工厂里都干了些什么。有些工人的行为是由他们所操作的机器所决定的，机器的运转周期要求他们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完成特定的动作。有人声称按照机器的节奏工作压力极大，乌尔则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精纺生产当中有一个工种叫做穿线员，也就是负责将断裂线头接起来的童工。在乌尔看来，这份工作每做一分钟倒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无事可干，因此十分轻松。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对此则有不同看法。在乌尔发表意见十年后，恩格斯这样写道：“照管机器——比方说持续不断地连接断裂的线头——需要工人投入全副注意力，不允许他的头脑被任何其他事物所占据……操作员毫无机会起身活动身体或者进行任何肌肉运动……服务于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无异于最严苛的酷刑折磨。”马克思也在《资本论》当中写道：“在手工制造业当中工匠利用工具，在工厂里则是机器利用工人。”

假如就像大卫.兰德斯指出的那样，“工厂是一类全新的监狱，钟表是一类全新的狱卒，”那就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鉴于工人们都没有钟表，如何才能让他们守时呢？工厂出现之前，工人们从来不必守时或者将自己的工作进度与特定时间点对应起来。为了施行这种全新的时间纪律，有些工厂会在早上敲钟叫醒所有工人。在城市地区，工人们会自行雇佣“叫醒工”来提醒自己起床。每天清晨叫醒工都会手拿长杆敲击二楼卧室的窗户，确保工人们及时出门。日后叫醒工将会成为兰开夏音乐厅当中常见的演唱题材，这些歌曲也为这个词赋予了延续至今的另一层含义。*

*【英国的最后一名叫醒工直到1973年才在博尔顿退休。】

棉纺制造商们为什么要采取工厂化生产呢？他们的工厂又为什么会成长得那么大呢？无论在第一座大型工厂兴建的时代还是近几年的学术界，这都是一个争议热烈的话题。关于工厂诞生的常规叙事往往主张科技驱动力的作用。换句话说，工厂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系列改变生产范式的发明，例如阿克莱特的纺纱机。但是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机械技术革新、社会组织形态变迁与生产规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直来直去。

首先，早期的机械化纺纱设备并不必然需要工厂化的环境。阿克莱特的第一台原型机体积并不大，而且可以用人力驱动，摆在农舍里就能纺纱。早期的珍妮纺纱机与骡机也是一样。阿克莱特之所以主张集中化生产，原因显然并非出于技术考量，而是为了方便自己收取专利费用。在他看来，如果各家各户都用他的机器在家门后面生产，那么他就拿不到钱了。因此他只批准纺锤数量不少于一千支的生产单位使用他的机器。只有大型水力棉纺厂——就像他自己修建的工厂那样——才能具有这样的规模（因此他的纺线机也被称作“水架机”）。即便如此，阿克莱特依然不遗余力地试图保守自己的商业机密。1772年他在写给斯特拉特的信中声称，“从今后我决心再也不让外人进工厂参观了。”

其次，尽管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大型工厂在英国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景观，但是却依然不是英国纺织业的最主要生产模式。非工厂化生产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纺织业的各个领域继续发展壮大。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许多英国纺织品制造商依然采取两手抓的经营方式，一方面依靠工厂纺线织布，另一方面也没有抛弃家庭织工的网络。更有甚者，十九世纪的一大部分时间里，典型的英国纺织厂的规模都很小。1838年英国棉纺厂的平均用工数量是132人，毛纺厂则只有39人。1841年，英国的纺织业心腹地区兰开夏共有1105家纺织厂，其中只有85家的用工人数超过了500人。

再次，工厂也未必非得遵循洛布/阿克莱特的单一生产商独占一整座动力装置的模式。好些工厂里都容纳着大量使用人力器械的工人。此外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纺织厂都经常将厂房空间与动力租借给好几家较小的雇主。1815年，三分之二的曼城棉纺公司都仅仅占据某座工厂车间的一部分面积。斯托克波特的一家工厂里足足容纳了二十七位个体工头，他们手下的雇工数量合计达到了250人。这套体系在金属加工厂里尤其常见，工匠们会在工厂里租用单独的工位与蒸汽动力源。一位史学家这样写道，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毛纺业的“常见特色依然是同一家工厂的房间与动力的多重分包与转包。”有些工厂甚至从建立之初走得就是吸引小型生产商的合作路线。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丝织业开始使用蒸汽动力的织机，不过蒸汽动力却为了适应家庭生产而采取了不同于工厂的形态。蒸汽机会修建在织工集中居住的村庄里，每家每户都有几台织机，蒸汽动力通过传动轴送进居家房屋内部。

总之，在第一家大型水力棉纺厂建成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科技、生产规模与商业组织形态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组合。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单一实体拥有且运营一整座蒸汽动力或者水力工厂的模式才成为英国纺织业的主流。即便到了此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根据当时标准衡量的大型工厂——用工人数超过一千的工厂——依然是例外而非惯例。在当时人们眼中，这些工厂不仅在商业与科技方面走在前列，同样还是社会组织方面的开拓者。

那么大型工厂的所有者究竟为什么选择要做大呢？为什么要选择集中化大型工厂的生产模式呢？伟大的英国数学家与发明家查尔斯.巴比奇在1832年出版的著作《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一书中专门拿出一个章节讨论了这个问题：“论大型工厂的起因与后果”。巴比奇先从明显之处入手：使用机器往往导致产量显著提升，其结果就是“大型工厂的建立”。身为社会分工的领先研究者，巴比奇主张最有效率的生产单位人数规模必须是最有效率的生产流程分工所需要的人数的倍数。维修工人与财会人员也是生产流程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效能在小型工厂里往往得不到充分发挥。此外将生产各个阶段集中在同一栋建筑内部可以节省运输费用，并且由单一实体来负责质检工作，降低发生疏漏与错误的可能性。

说了这么多，究竟怎样才算大呢？巴比奇阐述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保证生产效率所必需的工厂规模下限，但他并没有指明决定最佳规模的因素。在棉纺业当中只需寥寥几名工人就足以操作一台纺纱机或者织布机。在实务层面上，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里，巨型棉纺厂看上去并不具备任何中小型棉纺厂无法取得的经济优势。十九世纪后期的开拓性经济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注意到，“就某些行业而言……只要一座工厂达到中型规模，大型工厂通过机器经济取得的优势就会在它面前几乎全部化为乌有……在棉纺与印花布纺织行业里，就算相对较小的工厂也能在竞争当中不落下风，从来都有能力采用最出名的机器完成每一道工序。反过来说，所谓大型工厂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家挤在同一屋檐下的小型工厂而已。”

在巴比奇成书之后，利兹记者爱德华.贝恩斯应和了巴比奇对于采用工厂模式的一部分解释，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几点。在他看来，集中化生产有助于技能娴熟的监工在生产过程的每一步进行更有效的监督，有助于减轻浪费与盗窃物料的风险，最后还能促进生产各阶段的配合，从而避免“运转不畅的最极端困境：一班工人未能完成他们的分内任务，因此依赖他们的另外好几班工人只能干等着。”总而言之，集中化使得制造商能够更有效地监督与协调大量个体劳动力。在外包体系当中，这些个体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将会在四面八方的家庭环境里工作，出力全凭自觉。

试图解释工厂体系崛起的学者们进一步引申了贝恩斯的结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工业革命的史学家们依然强调科技是变革的驱动力。比方说在大卫.兰德斯196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篇幅极长的章节。章节一开篇他就写道：“在十八世纪，一系列发明改造了英国棉纺业并且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工厂体系。”新机器开启了提升生产力与增加利润的可能性，也激发了一系列往往十分突然的组织与社会形态变迁，包括大型工厂的崛起以及与之相伴的工业革命。

就在兰德斯即将完成自己的著作时，学术界迎来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一潮流驱使人们重新思考了工厂崛起的故事。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工厂体系的崛起并非因为工厂具有科技优势，而是因为工厂体系更便于监督劳动力。监管人员可以迫使集中工作的工人以更大的强度工作更长的时间，对于分散的工人则做不到这一点。产品质量将会更加一致，盗窃与侵占的痼疾也会得到抑制。所以最早的工厂才会在采用动力机械或者改变生产模式之前就将工人们集中在同一个房顶之下。其他学者则挑战了工厂生产的集约优势源自劳动力重新组织的解释，转而强调了巴比奇、贝恩斯与马歇尔曾经注意到的事实：将原本由外部人员完成的多重生产流程集中在由单一公司管理的单一场所有助于削减库存，能够降低交通成本，并且更有利于生产活动始终与不断变化的需求保持一致。

在上述各位学者为了采用工厂模式的原因而展开辩论时，还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反对了工业化必然意味着与过去做法一刀两断的理念。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起初发生了一场没那么惹人注目的“原型工业化”，为日后更激烈且更为人关注的变化打下了基础，后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工业革命。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与企业家们早就将无数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整合成为了越发壮大的网络，将产品销往越发广大的市场并且积累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位于城市的制造业搬迁到了乡下，因为农闲期间的农民提供了现成的劳动力来源。因此早在动力机器与大型水轮工厂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基于农村的大规模制造活动。这样看来，工厂迈出的这一步尽管看似极富革命性，其实却并没有那么不得了。

不过就算将新老两派关于工厂体系崛起的各种解释都整合到一起，以下这个现象的根源依然说不明白：早期棉纺厂在极短时间里就达到了如此骇人的规模，步入了雇佣1000至1500名工人的区间，但在那之后它们的成长就停止了，接下来的新建工厂往往要小一些。在工厂出现之初，伴随水轮动力的经济考量或许让大型工厂很有吸引力，因为合适的建厂选址相对稀少，投资者还需要修建水坝与水渠来确保水流不断。在新兰拉克这座全英国最大的水轮工厂，工人们不得不在石头上开凿出一条一百英尺长的水渠来驱动水轮。蒸汽动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史学家V.A.C.加特勒尔指出，尽管有些蒸汽动力工厂的规模同样很大——或许是为了尽快抢占市场份额——但是自从第一轮棉纺厂修建热潮过去之后，接下来的入局者们往往并不觉得与先行者们比拼规模是明智之举，一味求大的收益很有限，同时风险却又不容忽视，更何况管理能力的限制往往意味着大型工厂的生产效率反而会更低。

或许工厂规模并不仅仅反映了经济计算。在当时，英国的大部分财富的存在形式都是土地所有权或者政府债券，因此修建大型工厂也是树立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比方说阿克莱特就在克罗姆福德工厂的附近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城堡。这位曾经的理发师很快就成了一名慷慨的大家长，为组成自己手下大部分劳动力的童工们修建了一座教堂以及一所学校（上学是强制性的），还经常赞助成年工人的节庆活动。阿克莱特还采取过其他极尽豪奢的手段来彰显自己的发明与工厂象征着怎样瞩目的社会地位提升，例如借给德文郡女伯爵五千英镑偿还赌债。阿克莱特的儿子一方面继续经营家族的工厂，另一方面斥重金投资地产与政府公债，还向士绅阶层甚至贵族提供贷款，从而成为了全英国最富有的平民。斯特拉特家族的社会地位尽管在起步阶段要比阿克莱特家族更贴近建制派，但是也遵循了类似的发迹路线。弗朗西丝.特罗洛普在1849年的小说《工厂少年迈克尔.阿姆斯特朗奇遇记》当中描绘了大型工厂能够怎样彻底改变其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在她的笔下，书中的工厂主马修.道雷爵士在自家工厂附近置办了一座庄园，在庄园里能看到远处工厂“阴森的烟囱尖顶”。巨型工厂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生产方式，还催生了一个腰缠万贯并且试图打入统治精英集团的工业家阶层。这一现象还将会在日后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