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瞎扯篇1——内心的小宇宙 -- 回车

蒙古人又回到了大漠，但在科举方面留下两块遗产，一块是普及了基础教育，一块是明确了考试大纲，于是明朝建立以后，自然是老猫上锅台-----熟门熟路。朱熹搞的一些教辅材料在南宋还上不了台面，经元代普及强化以后，俨然成为圣学。

也确实没法不圣，因为考试的标准答案全在里面，而考试又何等重要，考中最低一等生员（生员、举人、进士、庶吉士）的，则“乡邻敬重，不敢欺凌；官府优崇,不肯贱辱”，考中举人的，则可以去“中下”的州县做官，考中进士就更了不得，因为“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至于从进士当中选出名次靠前的庶吉士，则是可以直接到皇帝身边工作。

但是，这种为应试而生的圣学，与其本来面目必然相去胜远，如果儒学在孔子是1.0的话，到朱熹大概只有0.5，到明代剩余个0.2算不错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文化人的知识结构、学术思想、价值观从多元走向单一。

明初很有名的大才子解缙，19岁考中进士，紧接着又被授庶吉士，朱元璋非常喜欢他，经常带在身边，有一天老朱对他说，我俩虽是君臣，但恩同父子，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讲来，结果解缙回去当晚便写了份万言书，万言书开篇不久就说“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然后便长篇大论的劝老朱要读儒家的书。可见解缙虽称才子，年纪轻轻，思想却狭隘至极，可惜老朱杂书还是读的不够，否则他应该像汉宣帝那样斥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儒家极端主义思想在明代的泛滥，其结果确实如宣帝所言的“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朝中一帮儒家文臣，动不动就为名分大义斗来斗去，死去活来，而真到社稷存亡了，又毫无作为，从明代发生的几件大事中可窥一斑。

第一件事是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与玄武门之变一样，实质均为皇家内部的皇位之争，与臣子们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情况完全不同的是，不顾朱棣的招纳，甘愿为建文帝死节者一大把（明灭亡反倒没怎么听说死节之事），灭十族都愿意，人肉炸弹分子大概都没如此的决心，反观玄武门之变，就没一个为太子李建成死节的，原是太子手下的魏征，事变之后太宗吓唬他，说你以前为什么老是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魏征回答说，太子要早听我的话，就无今日之祸了，魏征以后跟着太宗干的挺欢，君臣二人成就了一段贞观佳话。看来，有时并非时代越发展，人的想法就越正确。

第二件事是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大致情况是爱胡闹又没儿子的明武宗暴亡之后，作为堂兄弟的嘉靖继承皇位，于是一帮人非得要嘉靖认明武宗的父母，也就是他的叔伯为父母，而对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他只能以侄皇帝自称，这个要求嘉靖当然不干了，做皇帝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敢认，那还有啥意思，于是双方斗了好几年，斗至最激烈处，反对嘉靖的高喊：“国家养士150年，仗节死义者就在今日”，在皇宫大殿外聚众闹事，可把嘉靖气着了，逮捕、停职、廷杖，据说，廷杖就打死了十几个人。后世的清人在评说这件事时就说：“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可谓一针见血。

第三件事是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立太子的问题。万历不喜欢老大，想立小儿子为太子，于是便与儒家的规矩产生了冲突，这种事在历史上常见，但万历的国本之争闹的动静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持续15年，搞得全国政治治理体系基本瘫痪，倒是成就了历史上最扯淡的团伙---东林党的美名。

这三件大事后人往往从皇帝与大臣的权力斗争角度分析，总是觉得有点牵强，倒是文臣们誓死捍卫儒家的政治正确，或者说儒教分子将宗教的教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能说的过去。

的确可以说，有明一代，儒学从一种经世治国的学术思想已然演变为一种宗教，因为宗教的最大特点就是教义至上，世俗政权的权威还要往后摆一摆，所以无所谓朝代更迭，只要它的教义能通行天下，也就是说可以为教义死，为皇帝、国家死不干，甚至到了南明小朝廷，势如累卵之际，一帮人还在扯名分大义的淡，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演变，起自两宋，经蒙古人的无心插柳，到明朝终成硕果，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性，以及随之带来的僵化保守的应试教育是根本原因。

王安石在科举方面以经义策论替代诗赋取士的改革，其出发点是通经方能致用，诗赋之类的与国无益，而所谓的“通经”，“通”的自然是儒家经典，于是儒家从一种学术思想正式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此外由于“经”乃入仕的敲门砖，而经文又晦涩难懂，很自然的大量的注释解读之类的教辅材料应运而生，情况有点类似于今人不读《资本论》，只读学校里的马哲课本，教辅材料当中集大成者为朱熹的《四书集注》。

蒙古人灭宋过程中，遇到抵抗便屠城，但儒生、道士、和尚、医生、算卦的不杀，在打德安（大概江西九江那一带）时，“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这俘虏里面就有一个叫赵复的儒生，赵复先是“以九族俱残，不欲北。。。欲投水而未入”，后来还是跟着蒙古人到了北方，此前，“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赵复到了北方以后，便将《四书集注》之类的东西也带到了北方，开始在北方流行。

蒙古人成立元朝以后，搞得是“外汉内蒙”，即形式上采取汉家体制，但在内容上仍旧实行草原政权的那一套，这比满人聪明，满人搞的是“外满内汉”，最后搞得老窝都没了。

“外汉内蒙”表现在科举方面，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蒙古人对儒家比较轻视，蒙古人是有国际视野的人，他见过的各种宗教多了去了，所以他认为儒生和和尚、道士以及其它宗教一样，不太明白儒家的另类，居然总是想搞科举做官；二是即使装装样子搞科举，儒生科举入仕的比例非常低，

蒙古人抽掉儒生科举入仕的梯子，差点没把读书人憋死，所以读《元曲》，能够真切感受到读书人对“小桥流水人家”那种极具农耕文明鲜明场景的怀念，感受到断肠人的亡国之恨，好在蒙古人对文化的漠视，也带来对文化这种力量的无知，他们对办学校很开明，社学和农村蒙学在元代很普及，包括市井文化的发展，与儒生们所处的困境关系极大，而这些对赶走蒙古人应该起了不小的作用。

科举的本义是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但是自唐玄宗开元24年将科举从吏部划归为礼部以后，科举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学问荣誉制度，想要做官，还需要吏部的审核，组织部审核与凭个人本事考试完全是两个概念，因此，金榜题名的含金量大大降低，这个本义基本上就丧失了。

到了宋代，科举说是因循唐制，但是具体操作上做了关键的调整，科举虽仍属礼部管辖，但主要负责人是由皇帝亲选的重臣的来担任，并且最后一关由大BOSS皇帝直接镇守成为常制，相当于成立了一个中央领导小组，规格自然在国务院的各职能部门之上，除此之外，最厉害的调整是考中以后可以直接授官，无需再经吏部审核，学而优则仕的大门畅通无阻，恢复了科举的本义。

两宋对科举的重视以及相关科举制度的完善，让文化人迎来了春天，有人统计过，两宋300多年，仅经过御试的正奏名进士就4万多人（正奏名相对于特奏名说的，宋史《选举志一》说“二十一年，御试得正奏名四百人，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特奏名指屡试不中然后特赐出身），规模远远超过前后各代，135位宰相中95%是考上来的，整个官僚队伍基本由考上来的垄断。后世都说两宋的文化最灿烂，科举热功不可没。科举鼎盛，还带来书院和蒙学的兴起，大概与现在的课外辅导班铺天盖地的情况类似,原因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包括活字印刷的发明，估计也是教辅材料满天飞的需求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蒙学中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教材。

如此的科举热为两宋带来什么？好的科举应该是为国家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并带领国家走向强大（抑或复兴）而不是沦亡，而且这个沦亡是整个文明第一次遭遇到的彻底的沦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宋的科举是失败的，不仅如此，还流毒至明代，以致造成文明的第二次沦亡，可谓彻底的失败。

TG早期老是失败，别的不论，有两个现象是明显的，一个是领导以学霸为主，一个是领导写不出好的诗词，对应到两宋科举，也差不多有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官僚队伍被学霸承包了，另一个是王安石变法中，在科举方面将自唐以来的“诗赋取士”改了，科举不再考诗赋，最后一关大BOSS殿试，考议论文（策论）。这一改之后，我们发现两宋名臣基本上都集中在北宋前期，王安石变法以后就没出什么人才，更有一则史料让人深思，言者为两宋之交，一个叫汪藻的人，他说：

崇宁为宋徽宗年号，距王安石科举改革之后差不多30年。

（未完）

三不朽， 指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要说小宇宙，那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奸臣呀、汉奸呀、腐败分子呀，但若没有自己的小宇宙，也干不出这种事情呀，跟套子里的人似得，搞点小事就自己吓死自己了

吴化文那套汉奸前途的讲话，实在是世事洞明，也是牛人哪~~~

快看到墻里了

自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的历朝历代，政治舞台上有三种人一般是跑不掉的，一是皇家以及与皇家有关系的，二是打江山立下军功的，三是通过各种不正经途径上去的（古人谓之杂途），通过正经途径，或者说制度化途径的这个梯子，登上政治舞台的第四种人，从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形成，可以说，这帮人大都是拥有小宇宙的文化人，并且，这帮人自打登上台后，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就牢牢的把住C位，正所谓“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但是，归根到底，如果没有那把梯子，也可能永远都是池中物。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搞了察举制，并在两汉时期成为定制，是文化人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把梯子。察举制最大特点为“乡举里选”，是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这种自下而上的操作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地方上谁家宗族势力大，谁家上人，这一点看曹操的简历就很清楚，曹操20岁便举孝廉，然后出去做官，然后回家拉队伍，没有宗族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再比对现在的村委会选举，能当村主任的大都为当地家族势力大的，古今同理。因为宗族势力大，通过察举制能够派出自家子弟出去做官，自家子弟又利用政府资源壮大自家势力，累代积世，所以到东汉末年，基本上就是豪门望族的天下。

曹操的曹魏政权就是这样起家的，自然深明其中的关窍，所以曹操死后不久，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推出了第二把梯子——九品中正制，开头自然只在魏国实施，其后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与察举制不同的是，九品中正制是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所谓九品就是将人分为九个档次，中正则为代表中央政府确定档次的官员，总的来说，其操作方式属于当政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那种，比较粗暴，文化人自然受不了这个，所以出了很多不合作分子，像竹林七贤之类的，豪门望族也受不了，也不能老杀人，所以到后来，就成为不看人只看家世的局面，出现所谓”寒门无上品”的情况,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因为有了一定的标准，而非此前的没标准，完全靠鉴人术，但对整个社会来说造成了阶层固化，阶层当中又固化为就那么几家。不管怎么说，九品中正制确定的自上而下的选官思路从此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变过，要变的只是具体的考试内容，也就是选官的标准问题，指挥棒是牢牢的掌握在中央。

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是第三把梯子，起因应该就是解决自上而下选官的标准问题。科举制其实自隋就有推出，但没有真正实施过，真搞起来的是唐代。唐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很复杂，各个时期又有变化，粗略的说，主要是三块内容，一块考死记硬背（明经），一块考议论文（策问），一块考诗赋。唐初主要考议论文，太宗时期增加了死记硬背，大概是为了考试政策向豪门倾斜，因为考死记硬背，就是将典籍经文以及注释，随便抽出一句来，扣掉其中几个字，让考生填空，出题人为了增加难度，拉开成绩，要出一些比较生僻的句子，这样一来，谁家书多，谁读书早无疑占优势。到了武则天时期，考试政策的方向又一变，向寒门倾斜，增加了不限题材的“杂文”（玄宗时期干脆明确为诗赋），而且还动不动搞殿试，因为是自选动作，能够最大程度的反映考生的个人才华，加上武后亲任考官（武后称帝，骆宾王写檄文骂她，武后读之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可见武后的文学水平不低），应该说这套办法确实好，也确实选出了不少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开元盛世与此有极大关系，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通过加试“杂文”以及殿试上来的这帮人，又有才，升职又快（随才授任），其风头几乎将其它所有通过正经或不正经途径上来的盖过，致使当时“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者，谈者所耻”，所以结果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到了玄宗时期的开元24年，玄宗下诏，将科举从吏部划归礼部管辖，相当于从组织部划到宣传部或者中科院，这一槽糕之举其实就是将科举变成了单纯的学问名誉制度，另外在用人路线上采取“因循资格”，所谓“因循资格”，顾名思义，就是在选人用人上只看其官场资历，不看才能和业绩，也不管怎么上来的到此，这第三把梯子算是名存实亡。都说安史之乱是唐自盛转衰，可是强盛如斯的大唐，怎么就说乱就乱了？原来祸根起自20年前。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