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知识分子真是先天跪拜欧美 -- 陈王奋起

1970年，湖南省迅速开展了一个由专业人员和农民相结合寻找不育系的运动。

不久，这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许多农业科研机构、农场、良种场、公社、生产队、大专院校都参与其中，各省成立了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协作网。

1970年10月，李必湖与三亚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当地的一个水沟旁发现了一株野生的花粉败育不育株。当时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为了这一株水稻连夜赶回三亚，并将其命名为“野败”。李必湖发现的这株“野败”，是如今绝大部分“三系法”杂交稻不育系的始祖。

后来，江西省农科院院长颜龙安、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又先后培育出强的保持系、恢复系。

12月，华国锋到韶山，同韶山区党委和韶山大队开会讨论研究生产。他还到涟源、湘乡、桃源等县调查研究，发现了学习大寨的先进典型后，提出：北有安乡，南有新田。还有龙山的洛塔公社，常德的蔡家岗大队，邵东的野鸡坪大队。安乡是湖区、平原区。新田是湘南的丘陵区，自然条件差。野鸡坪大队，怪石林立，田土极少，平均每人只有4分田，亩产200斤，现在增产到1000斤。

湖南每种地貌都有学大寨的典型。

1970年初，省革委会下发文件，及时总结了以上单位在按劳分配、因地制宜、农副业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并在全省推广。这些措施，保证了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健康发展。

1969年，湖南省革委会第129号文件规定“大力推广良种，各地要制订实现良种化的计划，村、队要建立种子队、种子田”。科研单位也不甘落后，派人到海南岛育种。

由此可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出在湖南不是偶然的。

袁隆平带领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杂交组合试验，但都没能培育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雄性不育系来， 科研工作徘徊不前。于是，袁隆平提出了“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以寻求新的不育材料。

　　1970年6月，华国锋在常德市主持召开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科技大会，点名要袁隆平参加会议，并坐在主席台上，还请他在大会上发言。袁隆平向参会代表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的进展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并表示有些愧对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华国锋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袁隆平听后深受感动，也很受鼓舞，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就受到这样的重视，一定要把杂交水稻科研工作坚持下去。

　　1970年秋，袁隆平到海南岛育种。11月23日，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发现一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经过杂交，于1972年3月获得了第一代杂交种子。1971年，湖南省农科院成立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领导的杂交水稻科研组调入了省农科院。1973年秋，杂交稻育成，亩产505公斤，每亩增产50～100公斤，增产率达到20%多。1973年10月，袁隆平在江苏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了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湖南省试种了20多亩，平均亩产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华国锋此时已调入国务院工作，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到试验田里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提出要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生产搞上去。到1975年，湖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杂交水稻超过5000多亩，但因缺少杂交稻种而未能大面积推广。

　　1975年10月，中国农科院和湖南省农科院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认为，应该大力推广这种高产水稻，核心问题是尽快培育出足够多的不育系种子，才能加快杂交水稻的推广应用。他提出利用华南沿海地区的有利气候条件，组织更多的育种人员“扩大南繁”，加速杂交稻种子的繁殖。这个大胆的构想得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支持。省农科院领导决定派袁隆平、陈一吾两位专家进京向农林部汇报，但因某些原因失望而归。

　　此时的陈洪新心急如焚，决定直接去北京找有关领导汇报。1975年12月17日，他们到北京后住在农林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是正忙着应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部领导无暇顾及。陈洪新曾任湖南郴州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相熟。12月20日（周六）陈洪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满满四页纸的信，然后把信直接投到了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

　　华国锋看到信后，即刻安排陈永贵、农林部部长沙风和常务副部长杨立功听汇报。在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认真听取了两个小时的汇报，不时提出问题并作记录。然后，他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他还当场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后来谈起这段往事时，袁隆平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哈哈！！）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1972年底，他被调到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此时，全国正掀起杂交水稻协作攻关的浪潮，作为福建省三明地区（现三明市）南繁领导小组组长，谢华安被选派到海南，从事水稻育种工作。

“很兴奋，也很忐忑，水稻育种在当时是全新领域；在那里全国同行相互交流，可以快速学到最前沿的知识。”一年四季都能种水稻的海南，生活却令人意想不到的艰苦。初到海南，谢华安借住在一个仅有十几平方米的集体仓库里；陪伴他的，是化肥、农药、柴油等各种刺鼻的味道和难以驱除的害虫。

一去就是半年，谢华安收获前沿知识的同时也带回了一双粗糙的手。

踏入育种门槛后，谢华安总想比别人多学一点，因此经常奔波在各个育种基地之间。交通落后，谢华安就用双脚跑遍了几乎所有兄弟单位的育种基地，锲而不舍地拜师取经。

来自江西的水稻育种专家邬孝忠，非常欣赏这位同行后辈的钻研精神；他取出自己选育多年的15粒母本不育系种子相赠。谢华安视若珍宝，1975年，谢华安和同事们利用这15粒种子，培育出“矮优2号”杂交组合。本想着育成丰产优质的良种，可现实却给谢华安当头一击：还没来得及大规模推广，一场毁灭性的稻瘟病扑面而来，枯黄的稻株整片整片地倒下……

怎么办？谢华安没有泄气，反而鼓励同事：“科研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总要历经风雨”。他和同事们总结经验得出结论：育种不仅要高产、优质，还要能抗病、抗虫。他的育种生涯由此刷新：育种目标除了丰产性、适应性、米质好等优良性状外，还要具备抗病、抗虫、抗逆等。

1980年冬，经过无数次杂交试验，谢华安从数以千计的优良株系中，选定了一个具有抗瘟性强、恢复力强、配合力高的株系“明恢63”。“明恢63”配成的杂交稻组合，迄今累计推广面积超过20亿亩，占全国杂交水稻推广面积的49.4%，是应用最广、持续应用时间最长、效益最显著的恢复系。

第二年，谢华安又利用“明恢63”和不育系“珍汕97A”，成功育成了良种——“汕优63”。1986年，“汕优63”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累计增产稻谷700多亿公斤。东南亚一些国家推广种植后，对“汕优63”大为称赞。

位于海南三亚的福建南繁育种基地，是水稻育种的重要阵地。

“过琼州海峡，从晚上7点多开始彻夜排队，到第二天早上才有可能买到票。”谢华安还记得，彼时科研环境艰苦，条件落后，10多个人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挤通铺睡觉，每晚与农机、稻谷、柴油、农药、化肥为伴。早上下田，直到中午才能抽空回来喝口水。半夜还要轮流打着手电筒在稻田里打老鼠。有一次，谢华安在田间不慎踩到蛇，吓得一蹦三尺高，摔倒在田埂上。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做与蛇有关的噩梦。

以“明恢63”为父本配制出来的杂交稻新品种“汕优63”，丰产性高、适应范围广、品种优良、抗稻瘟病。该品种自1986年开始连续16年种植面积居全国首位，累计推广近10亿亩，在世界稻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引入东南亚国家后被当地农民誉为“东方神稻”。

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继“汕优63”后，谢华安领衔的福建水稻育种团队，在超级稻育种、航天诱变育种、优质稻育种、抗稻瘟病不育系选育、两系稻育种、超级再生稻育种和高产栽培等方面，屡创佳绩。

中国的水稻生产有过两次飞跃：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选育和推广矮杆品种，70年代选育和推广杂交水稻良种。在第二次飞跃中，在将杂交水稻从实验室大面积推广到全国各地过程中，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

75岁的颜龙安虽然不再担任江西省农科院院长，但是他仍在领导一个团队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他不是唯一一位为水稻而驻扎在海南岛三亚的院士——每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之间，当内地还是春寒料峭之时，海南的水稻已经抽穗开花。在这个季节里，全国的杂交水稻专家都聚集在南繁育种基地，拿着各种水稻品种进行杂交试验，再将收获的种子带回各地播种。这个已经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传统被称作“南繁北育”，而这群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绰号——候鸟型科学家。

杂交水稻技术于1970年代在中国诞生，自有其历史必然性。

上世纪60年代，在袁隆平发表了有关文章之后，杂交水稻研究被确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为之组成全国范围规模庞大的攻关协作网。数十年来，光是在这一领域就产生了6名院士。

1981年6月6日，当时的国家科委、农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要将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杂交水稻研发团体。前来领奖的颜龙安却得知，奖状上只写着“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没有其他人的名字，奖状与奖章也只有一份。

颁奖大会召开的前一天，颜龙安找到当时主管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农业部党组副书记朱荣，向他们反映情况。“这么多人对杂交水稻做出过重要贡献，怎么都不提名字，变成了一个‘等’字？难道杂交水稻是某一个人发明出来的吗？”随即，科委与农业部就在参会人员的驻地京西宾馆紧急召开了一个协商会，除了袁隆平和颜龙安以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等9家媒体也旁听了会议。会上，袁隆平没有发言。

颜龙安说，虽然方毅对他的意见表示理解，但大局已定。一位领导劝他：“今天晚上，国际广播电台就要向全世界播出‘袁隆平等人获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这条消息了，明天所有的报纸也都会刊载这则新闻，这么大的事情，关乎到国家威望，不好再有什么更改。”

如今，如果找到这个奖的文献记录，就会发现，主要获奖人已明确列出，前4位的排名是：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作为事后补救，颜龙安与其余20多名主要获奖人会后都得到了一张复印的奖状，奖状背面写着每人的工作单位与姓名。同时，国家农业部特地发文，对总额为10万元的奖金做了细致的分配说明。其中，袁隆平得到的奖金仍为最多，为5000元，颜龙安比他略少，为4600元。

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的申报单位是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今年76岁的中国农科院原品种资源所所长娄希祉参与了当年的报奖工作。他说，到1981年，杂交水稻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奖是众望所归。而前三名获奖人的排名“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也是业界比较广泛认同的，只是颁奖时的具体做法可能欠妥，以致令其他人有不平衡之感。

“我国最早研究杂交水稻的还是袁隆平”，谈到杂交水稻历史，武汉大学的朱英国院士开场便是这句话。朱英国的这个说法是基于早期的一篇文章：1964～1965年间，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的农场一带发现了天然的雄性不育株，随后，他将此发现写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第四期。

要想成功，就要先育出只有“单一性功能”的水稻。中国稻作科学的奠基人丁颖曾用人工办法给水稻“去雄”，但实际效果不佳，也未能大面积推广。理想的办法，是找到雄性不育系水稻（简称不育系，即雄性器官功能丧失，但雌性器官仍可授粉结实），这样的水稻适合用作杂交水稻的母本。

因此，那篇由袁隆平单独署名的论文，对中国的杂交水稻和袁本人都意义非凡。

对于1981年的那场争论，国家科委正是通过那篇3000字左右的论文而裁定——袁隆平是国内最早研究水稻杂种优势理论的学者。

根据2011年湖南文理学院李晏军所做的“杂交水稻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评价研究”，“杂交水稻发展的制度动因，主要是体制的推动、政府的直接介入与科研大协作。”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当时就引起了国家科委的注意。在政府的指示下，1967年，由袁隆平、尹华奇与李必湖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全力寻找不育系。

利用不育系来培育杂交水稻并非袁隆平的首创。

在国际上，美国农学家琼斯于1926年首先提出了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的理论。

日本学者则在1917年就发现了野生不育系，并于1968年培育出“三系法”杂交水稻，但由于效果不好，并未在该国推广开。

然而，袁隆平用他的野生不育材料培育出的C系统，找了好几年却始终找不到“丈夫”保持系。此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指示，“将研究交给群众去搞。”李必湖在《我们是怎样研究杂交水稻的》一文中对此有所论述。于是，1970年，湖南省迅速开展了一个由专业人员和农民相结合寻找不育系的运动。不久，这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许多农业科研机构、农场、良种场、公社、生产队、大专院校都参与其中，各省成立了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协作网。

1970年10月，李必湖与三亚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当地的一个水沟旁发现了一株野生的花粉败育不育株。当时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为了这一株水稻连夜赶回三亚，后来他将其命名为“野败”。

李必湖发现的这株“野败”，是如今绝大部分“三系法”杂交稻不育系的始祖。而李后来却与袁隆平分道扬镳，一直留在安江农校，也育成多个杂交稻新品种，官至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即原安江农校）党委书记、怀化市人大副主任。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李必湖如今已无法接受采访。有关他的经历，只能在文献资料中见到。

1970年冬，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被市里派来向袁隆平学习杂交水稻。除了江西，当时已有福建、广东、湖北等多个省份的农技人员跟着袁隆平做杂交水稻。此时，大家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C系统上。颜龙安和助手很快就完成了C系统的杂交工作。一天闲来无事，他看到袁隆平那里有一株“野败”开始抽穗，就顺便向其讨要了一蔸。朱英国记得，包括湖北在内，大约有10个省的农技人员都从袁隆平那里分到了“野败”。

转眼到了1971年春天，各省的农技人员怀揣在海南育成的多种种子包括“野败”回当地播种。但是，袁隆平带回的“野败”在长沙并没有出穗，颜龙安带回萍乡的“野败”却成功出穗了。1972年冬，颜龙安育成“二九矮1号”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并开始向全国提供不育系种子。而袁隆平则比颜龙安晚了将近一年，在1973年秋天才育成“二九南1号”不育系和同型保持系。在这场育种大赛中，颜龙安是成功育出不育系的第一人，因而也被人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朱英国说，也正因为这场“竞赛”有此过程，才有了后来“袁隆平与颜龙安谁是特等发明奖第一人”的争端。

“当时，在所有人带回各省的‘野败’里面，只有我的出穗了。”颜龙安解释说，成功的诀窍就在于遮光处理。“野败”是感光性稻种，三亚属于热带，夏天日照时间比萍乡短，所以带回内地的“野败”就必须做遮光处理。在颜龙安带回的“野败”种子里，只有做了遮光处理的这部分才成功出穗。

有了不育系和保持系，但还没有找到好的恢复系。这“第一任丈夫”的选育也很重要，因为它是杂交水稻的父本，没有恢复系，“三系”就不能配套，不能用于生产。全国的水稻技术人员开始全力攻克这个难关，扩大研究材料，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里进行筛选，找到100多个有恢复能力的品种。直到1973年，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第一个结实率在90%以上的强恢复系，至此，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获得成功。

而袁隆平的研究进展却不是很顺利。1975年以后，他以自己的不育系配成的优势组合“南优2号”，在湖南洞庭湖地区大规模试种。与同类杂交稻品种相比，“南优2号”的确长势最好，穗大粒多，但却有致命缺陷——不抗病。后来，洞庭湖地区几十万亩水稻遭遇矮缩病，颗粒无收，“南优2号”也因此被逐渐淘汰。

1991年版的《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一书列出了23个杂交水稻组合。在1980年之前，也就是第一代杂交水稻品种里，只有“南优2号”为袁隆平的成果。此书由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主编，主要撰稿人第一位即是袁隆平。

杂交水稻研究的上述历程引发了一个争议：第一个能大规模推广的不育系、保持系、强恢复系与优势组合都不是袁隆平做出的，但长期以来他却被公认为“杂交水稻之父”，几乎成为杂交水稻唯一的形象代言人。对此，朱英国认为，不管怎么看，袁隆平都是国内最早开始做杂交水稻的，“野败”也是他的助手李必湖发现的。但颜龙安却有不同意见，“不一定你（袁隆平）搞得早，功劳就归于你，应该允许人家超过自己。如果论贡献大小，他只是开了个头。”

娄希祉是《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一书的统稿者，也参与了当年的大协作。他认为，“杂交水稻的诞生，除了有像袁隆平这样的学术带头人的贡献，主要还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现在人们都不知道当年大协作这个事了，以为这是袁隆平一个人的功劳”，娄希祉指出，这既是媒体舆论的一个误区，也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他解释说，1987年，中国将杂交水稻这个成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科学奖。本来是以中国农科院和湖南农科院为主体来申报，但根据国外的评奖规则，报奖人不能是一个单位，必须要具体到个人。袁隆平是这一领域被公认的开拓者，又是1981年特等奖的第一获奖人，于是，顺理成章地，这次大奖就再次落到了他的头上。

据李晏军的不完全统计，1966一2000年，国家投人到杂交水稻技术研发的直接经费2000万元，间接经费2000万元，但从2000年起，袁隆平所在的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三次得到总理基金的资助总额就达4000万元，相当于过去24年全国杂交水稻研发经费的总和。

1980年代，福建三明农科所技术员谢华安育成了新一代强恢复系“明恢63”,因此他也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明恢63”与颜龙安的不育系“珍汕97”配套，生产出来的种子就是“汕优63”。

尽管比袁隆平小9岁，朱英国在杂交水稻界却称得上是自立门户。1974年，他用海南红芒野生稻与莲塘稻杂交，育出新的不育系“红莲型”，在杂交稻领域，这与湖南的“野败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

但是“红莲型”却生不逢时，这又与其出现的时代背景有关。1972年10月，首届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拉开杂交水稻科研大协作的大幕。从1972年到1982年的11年内，共召开了9次杂交水稻协作会。作为湖北省协作组组长，朱英国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他说，每次的开会地点，多是根据当年哪个地方的杂交水稻长得最好来定。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都是在田里开现场会，大家不仅交流杂交和种植经验，也直接分享育种材料，根本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

“但当时的大协作基本上就是在攻关‘野败型’，我们的‘红莲型’仅比‘野败型’晚出来一年，也给了很多单位，但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朱英国说，除了育种，协作组还要负责杂交稻的推广工作。同时，“红莲型”当时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缺陷，比如育性稳定、纯度、强恢复系难以找到等问题。“但‘野败’之所以能那么快就成功，正是靠全国之力。而‘红莲’的研究长期只有我们一家。”在那几年，就连朱英国自己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研究推广“野败”，顾不上钻研自己的“红莲”。

杂交水稻协作结束以后，朱英国回到武汉大学，在研究力量和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开展研究。直到2000年，他们才克服了“红莲”的上述缺陷，育成一批新的“红莲型”强优杂交组合。这一年，朱英国邀请包括袁隆平在内的全国杂交稻专家开了一个鉴定会。“他们都十分肯定。新的‘红莲型’不育系确实不错，袁先生也表示了支持。”朱英国说。

直到21世纪，已经出生近30年的“红莲型”终于得到了大面积种植，到目前为止，全国累积推广面积已超过1亿亩。

但是，当年集举国之力推广“野败型”杂交水稻时的那种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