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工程师的故事 -- Swell

姥爷从中朝边境回来之后，进步很快。入了党，一步步的从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到总工程师往上提拔着。但是政治运动也越来越严酷。

他基本上躲过了“三反五反”，虽然家里人问题很多但自己的历史还算清白。 “反右”就没那么幸运了。主要问题就是大家要经常写材料，思想汇报。开始就是正常的思想汇报，后来就要批判封建，资本主义。封建容易，但是资本主义谁也没见过。有的就写的非常夸张，比如“资本主义罪该万死”。姥爷这人有点实在，就基本上抄了点“资本主义是一个阶段，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那些马恩著作里的话。这就被当作“思想不坚定，同情资本主义”的罪状了。再加上家庭出身，基本上这“右派”就要定了。好在当时他的老上级力保，而且当时“五年计划”大量的需要铁路桥梁的设计和改造，最后差不多就是一个“戴罪立功”，“组织会对你密切观察”这么一个结论吧。

小心翼翼做人倒没影响他的工作。通过慢慢的学习现在的力学知识，他发现很多过去伪满时期的设计过于保守了。他提出了一些改进办法，节省了大量钢材。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单位直接放着鞭炮把表彰发到了家里。奖金被他直接买了一个自行车加上缝纫机（可以知道是不小一笔钱了）。

到了文革可就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老上级直接打倒，很快自杀了。他这边的情况，就如我姥姥所说“穆桂英挂帅，阵阵拉不下”。只要政治风气一紧，他就被揪出来，交代，检查。最后定的头衔是“反动学术权威”加“白专路线”。 说实话，听着挺大，其实还好。具体处理办法就是下放到工程队参加劳动。光劳动倒也还好，铁路桥梁设计这么专业的东西还是不能乱搞的。于是劳动一段时间，回去搞搞设计，甚至有时候白天工程队劳动(或者参加交代，检查)，晚上搞设计。本来身体很强壮的一个人累得常常“感觉心要从嗓子里吐出来”。很快，40多岁心脏病就找上了门。抢救了一次活了过来。自己也知道身体是要垮了。

他自己这家庭出身他也心里有数，但是被他连累的家人可就不那么甘心了。姥姥后来到了鞋厂上班，每每因为工作出色要被提拔或者表彰，就来几个政审的人员，让她把家里那些事一一交代一遍。然后提拔表彰落空。所以对她而言，就是一遍遍撕开伤口。弄了几次之后，她再也不想表现了，经常请病假，照今天的话说，躺平了。妈妈和舅舅们一直品学兼优，结果同样的，学校里连个团也入不了，下了乡任凭怎么表现，生产队一推荐（回城，上大学这些事情），上面也不说什么原因，直接就打回来。他们多次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但哪是那么容易划清的。舅舅们渐渐的也都放弃了。在农村学点手艺，将来当个木匠什么的算了。

上面写了很多，听着挺惨，其实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不算什么。姥爷一直还是铁路局的正式员工（铁路局可是一个半军事化的单位）。工资待遇一点没少。三年自然灾害还有钱去买高价粮。我妈妈对三年自然灾害的回忆就是“很饿，吃不饱”。我爸爸的回忆直接就是“饿出了胃病”。主要原因就是他顶天了也就是一个技术人员，离权力一直很远。我的爷爷，当时应该是局长还是副局长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文革开始不久，直接就被造反派抓去，上刑，要求交代问题。交代的第一个问题大概是“走资派”，关于他当年参与土改时给别人划成分过松。但这还好办，他当时也就刚参加革命不久，这事也轮不到他做主。另一条就厉害了，要他交代伪满时坐牢的问题。一听这就是要往敌特上面引啊？当时的人也都是老司机了，打死不认。一看不行换了一招，大冬天的关到柴棚里，不给生火，不给饭吃，让他在里面考虑，交代了就给饭吃。 爷爷当然明白，交代了这辈子就出不去了。直接就是你不给我饭，我还不吃了。我绝食饿死看你怎么办。我的奶奶一个农村家庭妇女，出了事就知道哭。我的姑姑已经上了高中，算是成年人了。直接找到单位，说“旧社会砍头还讲个证据，你们这叫怎么回事”。那边也怕出人命，允许自己家拿个炉子烧火，自己家送饭，但是还是在里面关着。 关了一年半载一看也弄不出来什么，直接就弄到林场劳动去了。他是因为兽医的手艺被“东北民主联军”选中，最后又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养鹿去了。鹿是一种脾气暴躁的动物，经常两只雄性打架就打死一只，于是爸爸小时候还吃了很多鹿肉。

后来文革结束后，当年的造反派头头来爷爷家下跪道歉。说他其实就是找机会报复。报复什么呢？爷爷当年到了农牧局，负责从各县，乡调人进局里工作。一时间都来求他把自己从农村调出去。僧多粥少，就得罪这个人。

他们的转机都差不多在林彪出事之后。文革差不多是名存实亡了。姥爷在工程队的时间越来越少。爷爷还在鹿厂，但是给调成个领导，也算改善一下。

76年唐山大地震，吉林铁路局又一次要冲到前头。局长一看，这要是业务不精是要出人命的。犹豫再三还是点了姥爷的名（也是冒了风险的）。结果姥爷也是幸不辱命。大家冒着把火车一颠老高的余震，一边修铁路，一边往唐山中心走。晚年还心有余悸，“没看到过死那么多的人”。

他这边在救灾，姥姥连找个绳上吊的心都有了。当时不声不响人就没了。这根据当时的经验，就是人被抓走了。想想这么多年小心翼翼最后还是难道一劫，估计这个家算是彻底完了。没敢上吊是因为怕被定为“畏罪自杀”。快一个月之后，单位派一个人到家里，说“XXX因公出差了”，她这心才算放下。

说实话姥爷上的那个学校有点神秘，怎么建的后来去哪了都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唐山铁道学院倒是很干脆，大概是60年代的时候直接把当年的校友请过去照了一张合影，大概就是认定这算是第一批毕业生。当时也没人在乎，我问他都学什么了。他说主要就是政治学习，很多军官来这里进行革命教育。另外就是庆祝游行。一打胜仗了学校就要游行。根据那段历史，看起来他们没少游行。

而就这么不太正规的学也没上多久。革命形势一日千里，需要他们直接投入实践了。他说大多数知识他都是上班之后学的。先就是修铁路。日本人修的铁路主干还在，但是很多支流，窄轨铁路已经被破坏了。而那些铁路往往是修往矿山，林场的。 要恢复生产就必须恢复这些铁路。据他的话讲，铁路无小事。看着就是一个小小的损坏，但是要修复就必须知道它原来的设计具体参数。铁路是每天都在走火车，一个螺丝没拧对，可能一个月后就是一个重大事故。 好在原来的“满铁”资料又详细又全，日本人，国民党都没有带走。直接一边查着资料，一边学习着，一边有充分的实践机会。工作就这么上手了。

顺便说一句，满铁当年的资料之详细，使之都具有了史学价值。我在99年的时候曾经帮助导师接待了一个来自台大历史系的研究生。他研究的题目是“日本侵华史”（可以窥出当时台湾政治氛围于今日的不同），而他来中国是要去沈阳翻阅满铁的铁路日志。从修铁路的进度可以推断出日本侵华的深度和广度。 几十年过去了，不知他的研究如何，恐怕这个题目在台湾也是没人碰了吧。

没等他学多少，更大的考验就来了。抗美援朝开始了。做为吉林铁路局，保障入朝的铁路畅通自然是分内的事情。他和他的同学也都纷纷被派到了中朝边境。在那里他见到了美军的狂轰滥炸，也见到了中国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堆积如山的物资，无数和他差不多从各地赶来的年轻人。恐怕从这时候起，他才真正有了中国的概念。

关于这段故事，他说的不多，估计是具体工作有些枯燥吧。就是炸了修，修了炸。也用不着什么设计，他基本上就直接去当维修工了。 累得时候很累，几天几夜就眯那么一会。但是没事的时候又很闲，一帮人修了篮球场打篮球，还吃到了鸭绿江里的大螃蟹。说其实飞机炸桥其实很难，桥太细了，只能扔一串炸弹希望能蒙到一个。 如果是低空还开着机枪那就有危险，躲得很远也可能被弹片伤到。但是改成高空就不怕了。

姥姥这时候在家里也闲不住了。家庭妇女了好多年，突然觉得自己也可以为国效力。当时国家号召妇女做衣服做鞋。她和几个她的朋友都积极响应，但是聚在一起一聊，都抱怨孩子太小，不能脱手，耽误干活。说着说着，大家发现我们可以把孩子放在一起，轮流看，剩下的不就可以专心干活了嘛。 结果几个人就成立了一个“小幼儿园”。这工作效率一上去，别人知道了也要求加入。结果越来孩子越多，家里已经放不下了，街道顺势就帮忙成立了一个真幼儿园。我姥姥也光荣的当上了园长。倒不是她想当，而是这么多妇女里面，能写字会算账的只有她。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她还被评为了当年的拥军模范，参加了市里的表彰大会。我家里还有那张照片，一张大概8寸的照片，全是人，看不清每个人的脸。唯一清晰可见的，是那个表彰大会的横幅。

当时的他们才二十出头，朝鲜战场的惨烈和“联合国军”的强大，他们知道的很少。 在他们看来毛主席战无不胜，解放军所向披靡, 这些侵略者的失败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些想法和宣传无关，完全是他们的亲身体验。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如落叶般被扫走，多少从小他们害怕的悍匪在公审大会上怂的如一滩烂泥，从前冬天早上一出门就看到冻死街头的流浪汉一朝消失。第一次，他们感受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和有希望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拍的很多电影，纵使再多的飞机大炮的特技不过是讲了一个平行时空里的故事。 人物的气质都不对。反倒是那些老的黑白电影气质抓的很准，就像“上甘岭”里的护士，让她下阵地时一脸的委屈。在我看来这种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才是人们当时真正的气质。

他们这里干的热火朝天，我的爷爷，30不到，则已经是一个老革命了。差不多走遍了周围的大小乡村，特别是山区，牧区。已经是县里的主任，下一步就准备进入县委做领导了。这时市里成立了农牧局，工作太多，需要专门分出一个局来进行管理，于是一纸调令我爷爷全家就进了城。 我的爸爸就在抗美援朝的第二年出生了。家里的第一个儿子。爷爷没有用家谱里的字，而是起名为“治国”，是治理的治。是啊，他做为几代贫农的儿子，社会的最底层，差点因为“反满抗日”被喂了狼狗，如今都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的儿子，自然也是有资格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的。骄傲之情溢于纸上。

奶奶估计想不了那么多，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忙着在市里安家。单位分了一间两个屋子的平房，房子不大，但是院子不小。奶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门前得种一棵树，院子得垒一个院墙。砖是买不起得，就弄一些黄泥，“脱”成泥砖（可以参考电影“牧马人”）。一个高低不平的院墙就垒好了。好多年后，那个院墙成了我的游戏场，当年的小树挂满了山楂，风一吹，满院都是，吃也吃不完。

当年的他们风华正茂，干劲十足。他们自然相信自己的事业同前途就如这年轻的国家一样蒸蒸日上。没人会告诉他们接下来的政治风波会一浪高过一浪，而他们亦不能幸免。

姥爷在长春念着书，太姥爷在县城，省城做着生意。渐渐看出日本人不行了，学校里的日本老师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只剩一个校长了。14岁左右和姥姥结了婚。回到老家住了一阵子。过了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东北“光复”了。

光复之后，国共双方的动作都是很快，我爷爷就是光复后不久就开始被“东北民主联军”选中，介绍参加革命。我的太姥爷也很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把姥爷的一个姐姐（我的一个姑姥）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军医（军衔很高，具体是什么忘了）。东北数十万大军的生死搏杀对老屯里的人来说相当遥远。 从太姥爷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是正统，虽然有点拉跨（居然敢直接开口索贿），但是还是会很快完成戡乱，重回和平。

转眼到了47年，太姥爷期待的和平没有到来，仗却是越打越大。最后不反应也不行了，于是带上两个儿子躲到了长春。开始还只是交战，国军一看不行，就开始撤走一些高级军官。就包括我的那个姑姥爷。他当时和我的姑姥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被姑姥姥在农村婆家带着。坏就坏在他想带着她们一起走，赶紧叫她们来长春和他汇合。结果姑姥姥和两个孩子就被困在了两军中间，当时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卡子”。最后姑姥姥捡回一条命，两个孩子都饿死了。 一看局势不可收拾，姥爷的哥哥用金条买了一张机票，结果机场被炮火封锁了。接下来，长春彻底被围死了。

他们一家来长春毕竟只是暂住，粮食很快就吃光了。接下来用钱买，用首饰换，也很快都花光了。最后没办法，只能让大姥爷和姥爷想办法自己先出去， 老地主自己留下来想办法。其实出去的办法一直都有，也都知道，就是先加入国军，然后再投诚。这时候大姥爷平时的狐朋狗友就有用了。县长的儿子是大姥爷的一个朋友，在国军中当了一个团长。经他介绍，大姥爷和姥爷就入了伍。军服和枪是没有的，只能发一个箍套在袖子上，就算参军了。但参了军总要干点什么吧，姥爷就被分配去了搬尸体。他胆子小，背到树林里一看长官不在直接就扔掉了。

待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和大姥爷一起找到了一个机会，作为国军顺利投诚。终于能吃一顿好饭了。那边也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真把他们当战俘看待，大概甄别一下就准备发上路条，让他们回家。大姥爷和姥爷就被分成了前后两批。大姥爷头一天回家了，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也就是第二天就回家了。

他还在那里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当官的，问有没有人想去上学。姥爷一听就动了心，报了个名就需要考试，到了一个屋子里，有个人往黑板上写了几道题，一人发了张纸让做。他一看就是一些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他当时差不多是上到高中了，所以自然不成问题。不一会做完了。交了上去，那人看了看，对他说“你被录取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学校，要干什么，就这么懵懵懂懂的坐上了火车，去了哈尔滨。到了之后，知道要上的学校是铁道学校。红色学校自然要更严格的政治审查，好在当时还是很松，等一切结束之后，都是几个月了，东北战场尘埃落定，他也终于可以给家里捎个信：一切平安，在哈尔滨念书，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