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沙岳麓山洪范《禹碑》蝌蚪文符解读思路 -- 张新泉

一、初析

《洪范》已可确定是西周时文献(当然，也有一些争议)。其开篇序文讲叙背景段落，有很高历史研究价值，信息量很大。

与《洪范》文本对应的禹碑蝌蚪文符被解读后，重新译注解读这段序文，很有必要，能获取一些重要发现。研究其中"残缺"的历史信息，给予合理化的推断补全，也很有可行性。

比如，序文中提到的"洪范九畴"，过去历代儒家学者和近现代研究者大多注疏译解为"治国理政九条大法"之类的文句。

然而，从上下文的"(尧帝)不畀(鲧)洪范九畴"、(舜帝)锡禹洪范九畴"而论，洪范九畴应解读为:以蝌蚪文符形式记载了"代天牧民首领必须知晓的九大领域最重要纲领″的金册玉牒。这件名称即为"洪范九畴″的传位宝器信物凭证，意义相当于后世玉玺王印、传位诏书、王冠权杖等等的集合。

尧鲧舜禹时代，既无国，亦无法。治国、大法也就都无从谈起。

从《洪范》文本序文后面具体文章内容而论，开篇洪范五行，水木火金土，讲的是世界观，形而上哲学。

其次则是帝王敬天祭祀时应该注意的仪态，貌、视、言、听、思。

再次才是政治行政方面的内容，所谓洪范八政的"食货祀司空宾师徒"。

食，农业。货，商贸。祀，文化、知识、意识、宗教，后来士之来源。司空，公共事务管理，土木工程、治水土、冶炼等等，也是"工"之起源。

食货祀司(空)，亦即农商士工，所谓四民。

有意思的是，司空这个职司，为颛顼高阳氏→鲧→禹这一黄帝血脉支系世代沿袭。最后，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鲧筑城廓，禹治水铸鼎，启建国称王，开启家天下王政时代。

夏，是搞城建冶炼土木工程起家的，四百年。

商，是搞商贸尚武军事征伐的(赫赫大商，征伐四方。帝国商队、利益在哪里，武士就去哪里？)，六百年。

周，是种田起家的，与天粪斗与地粪斗，八百年。

夏商周，颛顼"绝地天通"，把"祀"单列踢出、剥夺世俗权力争位资格。之后，是按工→商→农来顺序更替地，而并非依"食→货→司空"排序。

从更宏观角度观察，粗线条宏观上规划好山川江河，建起城廓后；就要发展交通商贸往来，搞好外交，布置完军事防务；搞完了，也就是剩下精耕细作，种田积累了。

夏商周，恰好是循此粗线条文明发展路径，展开华夏文明历史画卷。

回到《洪范》文本，后面还有天文历数、医学、社会民俗、地理气候等等。

……

总之，《洪范》文本内容包罗甚广，远非治国理政政治内容一个范畴。涉及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社会民俗、医学、地理气候、天文历数、伦理等等领域，是一篇文明文化总结性质的百科全书纲要。

所以，洪范九畴，其实就是镌刻了至今存世的禹碑上那些(或部分)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是这件特殊宝物的名称。

洪范九畴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则极可能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字系统，也一起构成了华夏文明第一部字典、政典、百科全书纲目。

当然，与《洪范》文本中箕子关联甚大的朝鲜的《大韩平水土赞碑》，及与殷商关联莫明紧密的赵宋皇室后裔族居地的福建漳浦赵家堡《禹碑》，从这两块碑上蝌蚪文符数目来看，似乎都在四十五个字符左右(前者四十八个，后者四十二个)，与《洛书》点线数字之总和相同。而且这两块碑形制也与其它禹碑不同，都明确采用册页式形制。

似乎"金册玉牒"上蝌蚪文符数目，原本应该只有四十五个。它们按《洛书》上的数列分别镌刻于九片狭长玉牒上，再编织成册页形制镶裹于薄金片上。

二、再析

蝌蚪文符在复制临摹刻录到汉代、宋代以来的禹碑之前，在有可能镌刻、铸范于夏鼎之前或同时期，就刻于被称作"洪范九畴"的金册玉牒上。

"洪范"标示了其内容与《洪范》文本有关，也指示了其时代背景与制作工艺。"九"则表明了其构件数目，也指明其内容涵盖九大领域。只有这个"畴″字，似乎有作进一步更仔细推敲的必要。

如果是"筹"，则可直接标示其九个构件的形状，"玉筹"也就可让人一目了然。但用的却是"畴"字，怎么理解呢？

与殷商、箕子家族似有密切联系的福建漳浦赵家堡《禹碑》、《大韩平水土赞碑》，形制为方正册页形状，字符数为四十五个字符左右(前者四十二、后者四十八)。字符数量、排版与其它禹碑大不相同。字符数量，更符合《洪范》文本内容涉及的九大领域关键字眼数目所呈现的"一、二、……八、九"数列之总和，与《洛书》点线图形数目和一致。

而《洛书》点线图形正是方形，布局更近乎"畴″字之示意。

综上，或可推断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上九片玉牒为长短不一的狭长玉片(甚至或有圆形玉片)，各玉牒上所镌刻蝌蚪文字数目以″一、二……八、九"排列。九片玉牒按《洛书》点线数目布局图形陈列，整体组成正方形图案，镶裹于方形黄金薄片。

这样一种组合布局形制，似乎才更贴近"畴″字之意涵。

以上推断，将《洛书》图形、《洪范》文本、蝌蚪文字金册玉牒实物三者密切联系起来，把各种信息串成一条完整线条，比较合理。但是否属实，尚有待相关文字、文物考古新发现。

书法家谢云老先生前不久去世了，他生前自创鸟篆体书法，别具一格，据说就有参考禹碑蝌蚪文字等因素。

窃以为谢老先生之鸟篆或许有借鉴蝌蚪文符外形之处，但与禹碑文字关联不大。因为谢老之鸟篆书法，有自己的造型规则。其规则，当然可断言与禹碑蝌蚪文字造字规则完全无关。

谢老先生之鸟篆，是对现有成熟汉字给予外观上求奇求新美术化之书写方式上的变异。用知识产权术语来套用，它不是发明创造了某个新汉字(发明专利)，而是汉字的实用新型、外观变化(实用新型、外观专利)。

禹碑蝌蚪文字则不然，它很可能是最早期的汉字，是早期人类刚刚直接脱胎于象形绘画表意，初步用更抽象化的简化符号来代替象形绘画表意，是原始造字时代的"发明专利"。

当然，考虑到金册玉牒的特定作用、意义，参考后世同类器物如玉玺王印之类，它们上面篆刻的文字，对于当时常用文字而言，一般有美术化加工，增加仿制难度以保密、强化独特性权威性。所以，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既是汉字最早期的起源性文字，是"发明专利"版的最早汉字，又可能还是早期常用起源文字的美术化"艺术化"加工、变体，也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版的最早汉字。

因为金册玉牒具有类似玉玺王印特殊性质，其持有者地位特殊、其使用场合特殊。蝌蚪文字从被创造出来开始，就是一定要有难以"辨别、模仿″的硬性规定、要求，以便具有保密特性，保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千年来、两千年来，蝌蚪文字之所以难认，亦有这一"先天″因素使然。

从这个角度而论，谢云老先生在现有汉字基础上创造的鸟篆，或许借鉴了禹碑蝌蚪文字当时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技巧，但绝对没有禹碑的造字规则内涵，与禹碑造字规则毫无关联。

蝌蚪文字这种早期文字发明专利、外观专利二合一情形，大大增加了解析其成字造字规则难度。从这个角度而言，谢云老先生的鸟篆也是极好的提醒:欲解析蝌蚪文字造字成字规则，须先褪去其"外观专利"之扭曲掩饰，还其本来。

三、再考证

洪范九畴、夏鼎

1)禹碑蝌蚪文符被解读→蝌蚪文符内容与《洪范》文本直接关联

2)蝌蚪文符从大夏玉册摹刻到禹碑→禹碑、蝌蚪文符、金册玉牒、禹帝、治水事功，向来并提→蝌蚪文符最早载体为金册玉牒。

3)《洪范》文本中"不畀(鲧)洪范九畴"、"锡禹洪范九畴″文句，与文史资料中"帝锡禹金册玉牒"对应→"洪范九畴″即金册玉牒之名称、蝌蚪文符内容概括。

由此，据《洪范》文本，承载《洪范》文本概括纲目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从尧帝的″不畀鲧″与舜帝″锡禹"对应举措中，彰显出类似玉玺王印、传位诏书等等象征天命所在、合法性正统性信物凭证集合特征。

根据《洪范》文本箕子口中关于"洪范九畴"的上下文，虽然已可以推断"洪范九畴"在尧鲧舜禹时代，就是指集合了玉玺王印传位诏书功能的金册玉牒。但这还是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让人感觉总有些别扭，问题出在哪里呢？

金册玉牒有类似玉玺王印的帝位传承信物特征，但在被发覆考证推断前，它与它的这个特征秦汉以来已属末知历史，仅存残缺信息。在金册玉牒存世的夏商周同时期，还有另一件具有相同功能特征的类似宝物，即夏禹九鼎。

夏九鼎的传国宝鼎特征与金册玉牒相同，甚至即便宝鼎已失落二千载，其功能特征也仍为世人所共知。而金册玉牒，至少到宋代虽仍有副本、复制本"大夏玉册"，但却已无人知晓其真实由来、本质意义了。

从《洪范》文本中记录的商周鼎革时姬发、箕子两人对话内容看，这两件宝物，在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那里，其相同本质特征是历代相传并共同知悉、认同，也都给予了极其重视地。

虽然从《洪范》文本中箕子讲述的"洪范九畴"上下文来看，它既是蝌蚪文字内容的总称，也是承载蝌蚪文字的金册玉牒的名称。因为尧帝不畀鲧、舜帝锡禹"洪范九畴"时，还没有禹铸九鼎。从洪范九畴在箕子口中讲述的上下文去推断，他讲的发生在尧鲧舜禹之间关于"洪范九畴"的转让与否，只可能是金册玉牒，而不可能是还没有的禹九鼎。

但是，单从"洪范九畴"字面含义而论，它毫无疑问更切合直接指向范铸了蝌蚪文符的夏禹九鼎！这也正是推断出"洪范九畴″是金册玉牒后，仍让人感觉别扭的原因:它不太合适，夏禹九鼎才更合适。

无论是洪、或是范、或是九、或是畴，无不与夏禹九鼎各种特征重合。

洪标示了时代(洪水时代)与时代主角(夏禹)，范标示了铸鼎工艺，洪范相连甚至也直接可代指夏禹鼎。

箕子与周武王讲解时，是没有什么《洪范》文本可据的。传承至今的《洪范》，反而是后世给予箕子武王谈话记录的篇目名称。他们也不知道镌刻在金册玉牒上的、范铸在夏鼎上的符文，被后世称为蝌蚪文字。

极可能身为商王朝世代主持祭天祭社稷典礼的商王宗室家族族长箕子，他当时口中的"洪范"，甚至可以直接断定就是特指摆在商王朝社稷坛上、姬发与箕子谈话时眼前所见的范铸在夏九鼎上的符文——即后世所谓蝌蚪文。同时，他口中的"洪范"也可同义代指镌刻、范铸了这些符文的金册玉牒、夏鼎。

九与夏鼎的个数相合，也与夏鼎代表的禹定水土后划定天下九州之数相同。甚至夏商王朝社稷坛上的九鼎，本来就是分立在代表九州土地、九块缩微地图五色土之类所组成的高坛上。九畴也就是九州、是夏商王朝社稷坛上九块立有九鼎的九州缩微地图土地总称。

由此，"洪范九畴"，在武王箕子谈话特定的背景下，其实就是夏商社稷坛上的夏禹九鼎。

全面还原《洪范》序文之背景，应该如此:武王伐纣，纣焚鹿台。姬发立纣王子武庚，大体安定了殷商遗民后，前往存放夏禹九鼎的殷商社稷坛。他召见了世代主持殷商社稷祭祀的箕子家族当代族长箕子，两人围绕传国重宝金册玉牒、夏鼎谈到了上面符文的内容意义。这篇谈话，就是《洪范》。

解读了禹碑蝌蚪文字后，知道了蝌蚪文字与《洪范》文本之关系，再从禹碑、蝌蚪文、金册玉牒，和《洪范》文本序文中的有关信息，可推断出"洪范九畴"就是蝌蚪文金册玉牒。这个结论虽然比较合理，但之所以让人感觉仍然别扭，因为还有比"它"更合理的进一步推断结论:即"洪范九畴"就是当时姬发箕子眼前、立于殷商社稷坛上、夏商两代已传承千年的范铸蝌蚪文字的夏九鼎(及其符文)。

之所以在《洪范》文本中，箕子口中的"洪范九畴"只发生于尧鲧舜禹之间，显得与那时根本没有的夏鼎无关。只不过是因为古人记事，收入《尚书》里的文字都极其节约，一字一词往往包罗几个层面。让信息大量缺失的后人、今人读来，倍觉其"佶屈聱牙"。

在姬发、箕子及《洪范》文本记录者这些当时人看来，"洪范九畴"既指眼前社稷坛上禹铸九鼎，也指其上范铸的蝌蚪文符及其内容，还可代指镌刻同样文符的金册玉牒。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地。

但在历史信息大量残缺，社稷坛、禹鼎、金册玉牒都早已无存，蝌蚪文字也已是两千年后宋人刻到南岳山上、已无人能辨识，汉宋明儒及现代人当然都再也无法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洪范九畴既指范铸蝌蚪文字的夏禹九鼎，甚至可还原出其立于殷商"社稷坛″上，并由"九畴"还原出"社稷坛"大致形制，还原出武王"访箕子，作《洪范》"六个字后面的影视剧本场景。

洪范九畴还指镌刻了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甚至也可以还原出金册玉牒本来安置在殷商王朝祭天的"天坛"上。乃至可以还原出箕子让族人秘密携带其远走东北殷商故土后，安坐于社稷坛等候武王。他以一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姿态，引导胜利者周人的视野心神，使之完全注目聚集于仓促间无法挪移、也难以如甲骨那样及时匆匆掩埋的夏鼎上。事后，他谦卑请求远放殷商故土(红山牛河梁祭祀地？)守护祖先灵墓，获得允准，最后被封于朝鲜。

换言之，《洪范》文本记录里，当时侃侃而谈的箕子口中，"洪范九畴″在他意识中既指蝌蚪文符之内容、更特指眼前的夏鼎，也还指已被带走的金册玉牒(所以口中才会有尧"不畀"、舜"锡"之说)。但在姬发及当时周人意识中，"洪范九畴"就只是眼前社稷坛上禹九鼎及其符文了，不包括金册玉牒(或被箕子说作都被焚于鹿台)了。

真实历史情况如何？已经完全难以知晓。只能从与箕子、殷商关系渊源颇深的后世《大韩平水土赞碑》、赵家堡《禹碑》的独具一格特征，及两千年来殷商后裔孔子、儒家在禹碑、洪范、蝌蚪文字相关事件上的各种诡谲表现，从蛛丝马迹中作一点合理化推断。

四、重读禹碑，再解蝌蚪文符

把金册玉牒、夏鼎、洪范文本纳入禹碑蝌蚪文符研究视野后，尤其是失踪已久的夏鼎纳入研究范围，反过来，又再重读禹碑再解蝌蚪文，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原因很简单，夏鼎虽失踪两千多年了，但它的信息并不少。尤其是它与它象征的九州，也有详细的《尚书》相关文本信息留存至今，即《禹贡》。

在初步解读禹碑，发现禹碑与《洪范》文本关联，尤其是禹碑九行九列(左第1列只有五行)排版，正好对应《洪范》内容涉及九大范畴领域后，潜意识里就会把禹碑蝌蚪文符与《洪范》文本划等号。本相只在此中寻，无须他处更求真。

然而，禹碑77个字符九行九列布局与《洪范》文本九大领域的对应常有错位，又让人迷惑。尤其是排在左起第一列的洪范五行边上，第二列九个符号就不是《洪范》文本紧跟在五行内容后的五事、八政。五事、八政(前四个)甚至是77个符号里相对最易辨认的九个符号，但却排到第三列去了。

而第二列九个符号，却又成了九列符号中，从《洪范》文本中最难找到对应关键字眼的一列。

这是解析了禹碑蝌蚪文字识读规则后，最让人迷惑之处。在不知道夏鼎《禹贡》与蝌蚪文字关联之前，第二列九个符号甚至让人束手无策，各种尝试皆难以满意。

现在一旦清楚夏鼎、禹贡与蝌蚪文符之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甚至也可以找到思路。

第二列九个字符，也极可能就是"冀、青、兖、豫、徐、荆、雍、扬、梁"夏鼎禹贡九州的最早夏代文字版本。

如果此说经文字考古实物及相关文字演化研究可证实、成立，则禹碑蝌蚪文字，夏鼎、夏代文字，《禹贡》、《洪范》及《尚书》文本，夏商周历史研究，都可前进一大步。其意义、影响之重大，已无庸多言。

现在看来，似乎很大概率是成立地。

当然，此说成立后，金册玉牒形制基本上也就可以确定了。即它上面应该只有《洪范》文本中最关键四十五个(或五十五个)字符，与《洛书》有明确对应关联。

此说成立后，禹碑、蝌蚪文符的来历就更清晰了。它至少揉合了《洪范》文本与《禹贡》文本，按日本国内的那些所谓禹碑禹迹而论，也许还有《大禹谟》乃至《伏羲八卦》的内容。它应该是以殷商后裔(箕子家族、孔子家族乃至赵宋家族？)秘藏秘传的金册玉牒蝌蚪文符为母本，创制形成于秦汉之后的概率更大。由此，金册玉牒的传承秘密、禹碑《尚书》文本孔子儒家之间的种种诡异，也都可获得一些更合理解读。

一、源起

《尚书洪范》文本与禹碑蝌蚪文符之关联对应被揭示后，很多涉及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及文字汉字起源的根本问题都被牵引出来。

《洪范》据现代考古战国简牍实证及相关学者对于文史资料的研究，已可确定为西周时代文献。但现存所有刻录洪范九畴内容的蝌蚪文禹碑实物，最早源头却只能追溯到宋代。

现在国内外所有"禹碑″之来源，都是那块北宋末年朝奉郎刘跂奉命"临大夏玉册符文变大″于衡山上临摹篆刻而成的"母碑"。明代关于这块禹碑的相关文史资料记载，有确定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细节经过，可靠性比较高。

宋代以前衡山(汉晋时或在今安徽潜山天柱山)禹碑，虽然历代文史资料记录都有一些相关踪迹信息，但终究已无实物留存。其实物或仍在天柱山、衡山某处，或已被埋入地下(如潜山市天柱山附近，很可能就有块被埋入中晚唐宰相毕諴祖墓的刻有奇特篆符文字的石碑)。

文史资料中关于禹碑上蝌蚪文符最早来历，也只是东汉时《吴越春秋》、东晋时《湘中记》等文史资料中略有模糊记述的据说是所谓"帝授大禹"的"金册玉牒"。

宋代这个"大夏玉册符文"，是从哪里来地？正史资料上为何无记录？为何会丧失掉与《洪范》关联，弄得近千年乃至几千年一直无人能解读知晓这些符文？

这里且再从重读重译《尚书.洪范》着手，讨论一下金册玉牒、禹碑或相关类似上古器物以及《尚书》乃至《易经》、河图洛书等等的变化史，捋清楚其中的脉络。

三千多年前的公元前1028年左右，周武王姬发伐纣灭商。纣焚鹿台，大量物品被焚毁。当然，也仍有一些甲骨被秘埋并留存至今。也许还有一些重要青铜礼器宝物也被掩藏，但有些不易毁坏掩藏的更重要重宝重器，还是会被周人掠取劫收。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或许是从伏羲女娲或炎帝黄帝或颛顼帝喾尧舜等等，或至迟是从禹帝夏代传承下来的金册玉牒符文或禹碑或其它类似器物。比如最重要的，更有名的夏禹九鼎。

二、重读

《洪范》开篇有这么一段序文性质的记录讲述其背景: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后面的文字就是讲述洪范九畴具体的内容了)。

在禹碑或金册玉牒蝌蚪文符与《洪范》关联被揭示前，历代儒家学者和现代史学家、研究人员对于这段序文的译读注解，都是从字面上逐字逐词考据引证。

比如，现代有白话译文:

周武王十三年，武王询问箕子。武王问道：“箕子，前世历代帝王庇荫安定下民，使他们和睦相处，有治国常理的规定方法。我不是很了解，你能讲讲吗？”

箕子回答道：“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彻底破坏了水、火、木、金、土五种世界本原物质的秩序结构。上帝震怒，不赐给鲧九大规范，治国的常理因此败坏了。

后来，鲧被流放诛杀，禹继承兴起。上帝把九种规范赐给了禹，治国的常理因此定了下来。"

这一类解读让人感觉有点似是而非，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既不完整也不畅通。虽然《尚书》里的上古文字大多佶屈聱牙，今人释读，这种感受常见常有。

《洪范》既然已可确定是西周文献，以蝌蚪文符刻录有《洪范》关键内容的禹碑、金册玉牒或其它器物也一直真实存在且传承至今，那么，当年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其实际场景很可能就不是箕子凭借记忆干巴巴地背诵。当年的这场对话问答，更大概率乃至完全可以确定，就是针对刻录有传承自夏代乃至上古蝌蚪文符的禹碑或金册玉牒或其它类似器物，从而引发。

现在人们已知晓了禹碑或金册玉牒上蝌蚪文与《洪范》的关系，可以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给予更贴合实际的场景还原，从而重读重译《洪范》，并补全相关残缺信息。

现试将《洪范》这一段讲叙背景由来的序文重译如下:

周武王十三年，伐纣灭殷后，获得了传国神器(金册玉牒、夏鼎，大禹九鼎？)。因为不能识别(鼎？)上面镌刻的铭文符号，武王就召见了世代为历代商王守护看管神器(夏鼎，大禹九鼎？)的箕子家族当时族长箕子，询问神器及铭文来历与内容。

武王姬发:这些就是(夏商以来)历代帝王的传国神器(大禹九鼎)吗？它们上面这些符文就是历代帝王们代代相传的治国理政大道规范？这上面符号都写的是些什么？我怎么一个符号也看不懂啊？箕子你们家族是世代守护掌管它们的，可以给我仔细讲讲它们的来历与内容吗？

箕子:这些确实就是历代帝王传国神器(大禹九鼎？夏鼎)。比如请看这一件(元鼎？)，它上面这五个符号就是水、火、木、金、土。历代帝王先圣先贤认为它们可以概括表示世界万物，是最常见最普遍最本质的东西，也称作五行。

听说千年之前，还在夏启称王建国之先，夏启王的祖父鲧，当时就有继承帝位的资格。但他在洪水泛滥期间，出任世袭司空职位承担主持治水责任时，一味采用筑高堤坝堵水办法应对洪水。他没有研究掌握水、火、木、金、土这五种世界本原物质的特性，违背了五行运转规律，治水也因此失败。天下民众都损失惨重，鲧也丧失了天下的信任拥护。

尧帝因此震怒，认为鲧有大罪过，已经丧失了继位权利。尧帝也就没有将历来帝王先圣先贤们所总结的、传承帝王位时应告知继位者的九条规范传授给鲧，而是将帝位转授给了更受大家拥戴尽职尽责立有大功的舜帝。

舜帝即位后，又追究鲧的罪责诛杀了他。大禹沿袭世职继续主持治水工作后，他就认真研究五行运转规律，因势利导疏通河道平息洪水。舜帝于是秉承上天意志，传授了九条纲要给大禹。禹帝即位后，就把这九大规范镌刻在这些神器(禹铸夏九鼎？)上，它们也就成为了一千多年以来夏代商代帝王们历代传国时最重要的信物、传国神器。

……

这里作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即禹铸九鼎，上面就是镌刻了蝌蚪文符的《洪范九畴》。

三、推定

这个"大胆假设″，不但直接推断了夏鼎上的铭文内容为《洪范九畴》，也隐藏着另一个推断:夏代已有较成熟较成体系系统的文字，即所谓的蝌蚪符文。

作出这个"大胆假设"，只有以下一些并非小心求证后十分可靠经得起验证的证据:

《尚书洪范》篇虽是西周时的文献，但从书中内容来看，其传承应当更加久远。可初步断定，至少可上推到尧舜禹时期即已有相似内容。至大禹铸夏鼎，更是明确镌刻铭符《洪范》。

夏鼎《洪范》在夏商两代世代传授时，或许传授讲解其内容时又有所增修删改。周代建立以来，直到孔子入洛邑问道学习并"述而不作"编纂这些讲解内容，将之列入《尚书》时，可能又有一些笔则笔削则削的加工。

至于现在的《洪范》文本，更是经历过两汉新莽魏晋古文、今文、伪古文等等几派《尚书》儒家学者们的加工，以及隋唐宋明历代儒家各派学者反复考补修订。

夏鼎及复录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与更详细的内容讲解早期《洪范》口头传授文本或夏代商代其它常用文字文本，三者在夏代商代及周代早中期，都是由世袭职位的祭祀或史官之类王族宗室、贵族负责守护统一保管整理传授。

箕子向武王讲解夏鼎及其所镌刻蝌蚪文符来历、内容，经当时在场的周代史官整理成《洪范》文本。在商汤灭夏放桀时，类似情形，可能也有商汤或伊尹等人经历过。

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室逐渐衰微，楚庄王等称霸诸候甚至敢问鼎之轻重。世代掌管周鼎及《洪范》的史官老聃，在传授相关知识给来洛邑求问的孔仲尼之后，也骑青牛出关。他留下一部《道德经》后，便西入流沙。

至此，周(夏)鼎实物及复录传世之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之类器物，与《洪范》讲解文本已经开始有见分离。三者的联系，大概率仅有李耳及道家、孔子及儒家中极少数最核心人员知晓。

到了战国后期，据史料记载秦武王与人竞力，举龙文赤鼎，折足而死。继位的秦昭王攻灭东周后，迁周鼎入秦。但运鼎船只在河水中失控(或被某些殷商后裔等势力中途劫夺)，周鼎最终也被辗转流散，据说最终被没入淮水泗水河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狩天下时，曾大规模组织人员在彭城泗水(今江苏徐州地区一带)河道中找寻周鼎。汉武帝时，山西汾河入黄河后土祠一带，有人献无铭文宝鼎。汉武帝因此改年号、封禅、巡狩天下。

至此，夏鼎与蝌蚪文符金册玉牒、《洪范》讲解文本三者先后彻底分离。

根据《洪范》文本内容可知，这篇内容丰富意义重大的上古先秦文明文化结晶精华性质文献，历来为上古三皇五帝尧舜禹历代首领与夏商周三代帝王们所极其重视，是一部传承有序的字典、政典、百科全书纲领。具有文明文化传承关键、传国至宝的本质属性。它极可能有对应的金册玉牒或鼎盘盝圭等等一类器物，以便保存传承。

《洪范》与夏鼎，都与治理洪水划定天下九州的华夏文明先祖夏禹帝直接有关。铸制背景同为上古部落联盟城邦文明向世袭王政时代转化的关键历史节点，都有传承文化担当文明晶华的重任，都有传国至宝的根本属性特征。洪范九畴还与夏九鼎在数目上也一致，在数字性特征出现极罕见，出现往往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上古时期，这种一致本身也值得注意。

四、周延

夏禹鼎(周九鼎)自秦代汉代从史料中被彻底"漂没"后，就再没有踪迹。至今也无考古实物出土，甚至是否真实存在过，也只能存疑。

金册玉牒则先后疑似在禹帝天柱山祭天、汉武帝巡狩封禅古南岳天柱山、晋代及南朝文人道士游历衡山发现禹碑、北宋未年摹刻今南岳衡山禹碑等等事件中，有文史、方志、笔记等等资料记录。

禹碑实物则自汉晋隋唐尤其是宋代明代以来，一直都有明确时间、人物、实物、发现经过等等越来越详实可证具体记录。

与《洪范》记录文本有关的几个当事人，传授者箕子及其家族当时就被分封或流放到边远的朝鲜一带，周武王姬发两年后就死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少不更事，摄政之周公东征胜利后进行了制度大改革，制礼作乐，以"其命维新"姿态彻底完成了鼎革。"监于夏商二代"、创建出"郁郁乎文哉"礼乐新文明制度体系的周王朝，对于夏鼎及《洪范》文本只在乎其传国属性，对"无文少典"的夏商所珍视的文本内涵规范规则其实并不看重。

当年负责记录的史官，世代传袭直至东周春秋中后期老聃。他再传授给孔子并由后者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成录入儒家经典《尚书》的最重要篇目《洪范》，这即是传世至今的源本。老聃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成为道家祖典后，西入流沙不知所踪。孔子编纂的《尚书》在两千几百年传承历程中，又经历各种散失流离增删编纂疏证注解，成为儒家经典中影响极大争议最多，屡掀汉宋明清各种学案、至今仍难彻底厘清定论、仍有诸多纷乱之根源。

夏鼎蝌蚪文符、《尚书洪范》文本及后来诸多版本、章句注疏正义延申文本，其历史流变复杂，随时间推移由简朴而变得愈来愈繁乱。一如《易经》，从伏羲《八卦》经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至周文王六十四卦《周易》，到汉宋明清，又发展成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太极图等等诸多推演延展衍生。

《洪范》《尚书》、《易经》及先前更简洁之河图洛书，在华夏文明文化体系中的神圣地位及离奇遭寄，颇类似《圣经》之类在犹太文明史上之地位经历。而夏鼎、金册玉牒、禹碑及蝌蚪文符《洪范九畴》，亦颇类似圣杯、约柜、十诫石碑之类的东西。

也许，蝌蚪文符《洪范九畴》与古犹太文符《十诫》《圣经》一样，除了总结经验制定律法规范，还有制作者先圣先贤先祖们集体精神意志的灌注、寄托、外化。两者也分别成为两大文明各自宗教祭祀体系之重要依归、关键元素。

华夏文明之本土宗教道教，教祖李耳自家族先祖即与《洪范》相关，道家内诸多教派之起源，多见"天书"、"神符"之类相关记载。禹碑历次现世，也大多与突然冒出来的某些道士道家人物相关。犹太教、基督天主东正教乃至伊斯兰教，与《十诫》《旧约》之类间关联就更不用说了。

一件寻常刀剑，既是普通武器物品，也是制作者构思、心血、意图乃至精神理念意志灌注寄托所在。这种构思意图乃至精神意志往往能被使用者不知觉地体会到、感染上。所谓"手持利器，杀心自起"。普通刀剑尚且如此具有一点极浅极微精神表达意志感染理念沟通交流功能，干将莫邪欧冶子之类神工巧匠制作的宝剑利刃，自然更甚。至于草薙剑之类的神器，制作者或许就赋予了更多精神意志，成为特定祭祀宗教仪典上有特别功能的器物。

普通人类日常工具用具造物尚且如此，宗教祭祀类器物更甚。而蝌蚪文符洪范夏鼎金册玉牒禹碑、古犹太文符十诫石碑约柜圣杯，其文符就都更是千百年历代先祖智慧之结晶、精神意志之集合、理念信仰之大成。它们能穿透古今时空、沟通同种族血脉神魂意志理念，不足为奇。甚至荡涤神魂，净化心灵，启智益慧，成为各自文明内原生宗教体系最重要元素之源头，也理所当然。

蝌蚪文符《洪范》不但是华夏文化体系上古至夏商治国理政理念之总结集成，亦是华夏文明本土宗教道教及东北、朝鲜等子文明系统宗教，乃至可能还是文明分支美洲印第安人祭祀宗教体系之源头要素。

五、结语

《洪范》文本与禹碑蝌蚪文符之关系被明确揭晓后，重读重译重新审视研究《洪范》当然很有必要。

以上文字仅凭现有残缺相关资料，作了若干″大胆假设"，展示了一种重新解读可能性。由于夏鼎(周九鼎)至今并无考古实物，夏代文字亦鲜少体系性质文物实物，蝌蚪文符又与商周以来所有考古文字文物的文字体系差异明显，所以，这个假设的可靠性毫无把握，只是根据现有残缺信息所作的较合理而又最大胆的推断。它需要更多的考古新成果去证实、证伪。

当然，由洪范禹碑之关联揭示，进而重读洪范，进而发现夏鼎、夏代文字，这可视为洪范禹碑研究可延展范围的上限。作为一种较合理可能性，它也有较大价值意义。

重读《洪范》，还可"发现″洪范禹碑蝌蚪文符与道教之渊源。但更具体细致的关联揭晓证实或证伪，也需要对蝌蚪文符精神意志理念内涵、道教体系内相关元素有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乃至体验，更全面详实比较分析后，才可能有更合理更可靠推断乃至结论。此文仅仅是挑出了一个线头而已。

老聃李耳作为史书明载的最神秘著名人物，来历神秘，来无明影，去无定踪。这在世卿世禄，文化完全为家世明确贵族阶级掌握的周代，极其罕有。

本文采用了李耳老聃家族世代为周王室史官之说。至于李耳先祖家族是来自与周族祖先同地域的陇西，故而老聃最后出关西行其实是归乡？还是李耳先祖家族其实为殷商贵族后裔？箕子分封朝鲜后，周武王任用了一批殷商文化贵族以稳定局势，老聃先祖以记录武王箕子问答、知悉《洪范》而成为周王朝史官从此世袭职守。老聃祖籍其实为殷商故土淮泗宋楚地域？依现有残缺信息，难以判定。

《道德经》中不少名句、哲思，与《洪范》文本似乎不无关联。 比如，禹碑以蝌蚪文符五行"水"字符始，以"弱″字符终。又有刚、克、柔、强等字符。《洪范》文本中有"刚克、柔克、强克"等字句。很容易与《道德经》中"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等句相关联。 因为《洪范》系孔子晚年整编，孔子又曾入洛问学于老聃，故而在《洪范》与《道德经》关系上，有时不免会留给世人一点《道德经》先于《洪范》的错觉。 现今之《洪范》文本，或许甚至就是当年老聃讲解教授给孔子知晓过，才有了仲尼后来的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整编。但《洪范》之内容，无疑早于《道德经》，甚至它还正是《道德经》诸多理念、思想之先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