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武汉7.20事件是中央文革的阳谋 -- 燕人
家园 几个细节问题不精确 王力住在百花一号。
王力住在二号，一号是敬爱的周总理住的。
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
要抓王力的是独立师。２０日凌晨，２９师突然接到“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东湖客舍。寡不敌众，王力被拉到军区大楼之后，张昭剑又亲自救人脱险。
事后，论功行赏，军委专门新成立了17军，下辖29师和独立师等，张昭剑当了军政委。
又过了几年，陈再道他们复出，风水倒转，17军番号被撤销。拆了庙，张昭剑这个方丈自然没得当，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当过什么官。
家园 这个深情可是夸张了，虽然没有邓叶，但是有陈再道啊 诗人，你不能这么说的陈再道啊。
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 事情是两个人都明白怎么回事，不过显然毛主席考虑了更多，我感觉，杨成武基本还是可以的，但是陈再道，就呵呵了。
看来你是不相信我的说法 ，王力和毛主席在东湖宾馆住在一起，但是百万雄师只冲击到了王力，精准的抓走了王力，毛主席却相安无事，这事没有陈再道，谁信呢？
触及到老干的赞美之词就没几个可信的。
顽石按：昨天深夜，有好友推荐35年前叶文福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给我读，我吟诵着，轻轻而又分外沉重地吟诵着……
这饱含深情的诗行，充满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无限的热爱，充满了对以功臣自居的牛金星式的开国元勋愤怒的谴责，充满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极有可能腐朽变质的深深忧虑……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深深打动了我!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将军，不能这样做》经《诗刊》1979年第8期刊发，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全国各大小报刊纷纷转载，引来好评如潮。此事惊动了中央高层，据说邓小平读后，认为作者“站在党和人民对立面的立场上去了”，是给平反工作添乱抹黑。于是在诗文上批道：“诗人，你不能这样写!”结果可想而知，作品被禁，作者遭到批判，而诗中影射的那位将军得到了庇护而毫发未损。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文学界掀起了否定前30年尤其是否定文革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中被定义为“新时期文学”。可以肯定地说，产生于同一时期而引起了广泛共鸣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肯定不属于“新时期文学”，因为它不仅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毛主席对有些共产党人会成为李自成的担忧的正确，也深刻地反映了发动文革的必要，对于那些铁定要翻案的人来说，《将军，不能这样做》毫无疑问是杂音，是逆流，是毒草，是必须要封杀的。
武汉的河友可以说说，梅岭一号距离百花二号多远啊？没错，老百姓不知道毛主席来了，陈再道不知道？你真相信陈再道控制不了保皇派百万雄师吗？
这肯定不可能啊。
如果你老兄的说法成立，和这个是矛盾的啊？
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4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看这个时间顺序，这是王力刚刚到场的说法啊，然后这是安慰造反派啊，所以保皇派不干了，至于你说的大联合，在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啊，作者也的确是有意往这里引。
同时，作者强调百万雄师不知道毛主席来武汉，可是陈再道知道啊，这点太明显了啊。
家园 陈再道为人处事个人私德可以先不论 毛也不会把那些当作首要考虑的因素。
王力在武汉是公开的，毛在武汉是未公开的。
我提邓叶，是因为你说过改开的文革记录是被修改的。我想这段历史与邓叶无关，他们的人不会有意修改吧。陈再道也有对此事的回忆。可以对照其他人的记载相互印证，特别是毛的记录。毛是否在事后仍称陈为同志了呢。
家园 我说的就是这个啊，陈再道也是受益者，当然为尊者讳啊 这个记录必然倾向陈再道啊，必然把陈再道树立为好人，把王力树立为坏人啊。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人甚至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决心要“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一时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发高涨。
这文章这段描写太明显了啊。
叫同志，意思是毛主席改变不了太多，只能让林彪解决到降职了。毛主席本身也是仁慈的，宽宏大量，按照昨天一位河友说的，他是大罪了。
大家也都知道，陈再道在武汉有很大的势力了。这就是军头的厉害。
不是私德问题，他是在危险的边缘做事。不说刺杀皇帝，就说刺杀国家高级领导人，你怎么看啊？
至于陈再道，应该肯定还没想孤注一掷，海外有人说陈再道想逼宫，这个推论并不见得不合理。所依有他们嘲笑的毛主席仓皇撤离，有意思的是周总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很从容，呵呵。
从道理上来说，陈再道掌控了局势（百万雄师为他所用），凭啥和文革造反派联合？武汉就是百万雄师势力大啊，你相信了文中的话就幼稚了。
家园 王关戚倒台和武汉7.20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武汉7.20事件的起因是“支左”拉一派打一派，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释放大批被批斗的地方干部，并勒令对立的造反派解散。最后发展成两派武斗。据不完全统计，6月4日至30日，武汉市在武斗中死108人，伤2774人。
这绝对不是太祖想要的局面。在中央看来，陈在中央一再要求制止武斗的情况下，“百万雄师”仍然继续发动武斗，甚至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撞倒湖北大学围墙，冲进校园，陈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开头太祖还不想动陈，到7.20事件，“百万雄师”联合现役部队直接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这要不算“兵变”才怪。
但王关戚倒台和武汉7.20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王关戚倒台的主要原因是动了外交这块蛋糕。主要是王力7.20被解救后回到中央有点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得去搞外交部，要夺权。最严重的是搞出一个“火烧英国代办处”。这就不得不被抓起来了。而关锋正好适逢其会，和王力决定发的《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个打击面太大，受到的反击也很大。最后就和王力一起被隔离审查了。
而戚本禹本来已经逃过这个关口。但是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王关戚三人当时算是中央里直接支持造反派的激进派。但搞到外交部不能正常运作，就触犯底线了，被拿下是很正常的。
王关戚三人中，王和关虽然被关押却从来没有被正式起诉和判刑。而年纪最小，资历最浅的戚本禹反而被有判处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家园 当年的两个小人物的对话。 ........
当年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应该“名垂青史”。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想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
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id=15378
通宝推：真离,孟词宗,家园 是因为下岗才反对官僚的吗？ 这个理由虽然现实但是还不够啊。
家园 “7.20”、“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代办处”7.20是源 “7.20”、“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代办处”——7.20是源头，是转折点。
外交部不是不可动，造反夺权哪怕军队也有渗透，何况外交部。
毛文革主题思想就是运动、夺权，他一直在利用中央文革小组去鼓动夺权，但同时在军队、外交这样的敏感位置保持“度”。
王力7月18日讲话并无问题，问题是度、是次序，汪东兴说,毛主席对王力在武汉没有先到部队做工作, 而匆忙跑到学生中间发表支一派、压一派的讲话, 很不满意。——若不出7.20，估计这个不满意也不会有。
鼓励外交部夺权不是错，火烧代办处就是越“度”了。两件事碰到一起，所以有毛的当时吟:“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于是总得有替罪羊。
再提醒：毛决定打倒王力，是周搜集了王87讲话（外交部夺权）让杨成武给上海的毛带去，毛思考几天后决定。
家园 二月逆流，毛主席也不得不批判王关戚 “文革”进入1967年后，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全国性动乱急剧蔓延。这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196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在会上，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
毛泽东在得知“大闹京西宾馆”的情况后，想去听听不同的意见。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危害，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并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不久，中央军委拟定了“八条命令”初稿。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会上，文革小组成员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军事机关）”的内容。当天下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碰头会讨论情况。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同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审定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时，删去了第5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的内容。毛泽东审批时加写了一句话：“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批示：“很好，照发。”当天，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这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通称“三老四帅”）、余秋里、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随后，聂荣臻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6个政策性规定文件。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3次简短插话外，既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辞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他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3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做了做检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生前接受笔者专访而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当年，总理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做指示。”
1967年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3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在他看来：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看官方说法，打击老红卫兵还成了老干部的功劳！
家园 老帅们判断毛泽东要纠左，主动配合过头 从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三月十八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批二月逆流的名义，批斗了叶剑英等老帅们。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周恩来牵头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出人意料的是，处理“二月逆流”是雷声大，雨点小，五一节时毛泽东让叶剑英、陈毅等“二月逆流”骨干登上了天安门，批“二月逆流”风叫停了。
许多后人过高评价二月抗争，回避毛泽东、林彪敲打中央文革的背景，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是老帅们判断毛泽东要纠左，主动配合过头罢了。
秋石客的分析，哈哈哈，配合？
这里还有个问题，徐向前和陈毅的互相拍桌子，网上都很少涉及。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讨论要不要在军内开展“四大”运动等问题。会议中观点泾渭分明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老帅坚决反对“四大”进军队。江青、叶群和姚文元等人理屈词穷，顿时落了下风。
江青一伙人也是有备而来，此时连忙将萧华这块靶子抛了出来，攻击萧华破坏大革命运动。
叶群马上跟着表态说萧华一贯反对林副主席，要求他必须公开作检查。这样一来，其他的人立即随声附和，在发言中对萧华群起而攻之，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元帅见这伙人来势汹汹，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只得要求大家对会议内容严格保密，然后匆匆宣布散会。
萧华等人
不料，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几批造反派在当天晚上就冲进萧华家中抓人，准备第二天召开批斗大会。幸亏萧华有所警觉，他从后门跑了出去，连夜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往处躲避。
然而，事情不可能就此结束，第二天的会议刚刚开始，江青就大声地嚷起来：“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开小差了吗？”
此时，一宿没休息好的叶剑英心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义正词严地说道：“萧华昨天晚上到我那里去了，有什么窝藏之罪，由我来承担！”
叶剑英越说越气愤，大手往桌子上用力一拍，震得两个茶杯从会议桌上滚了下来，“咣当”一声摔得粉碎。徐向前元帅此时也站出来支持叶剑英，大声地呵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叶剑英
与会人员没有料到平时比较温顺、和蔼的老帅竟然发了如此之大的脾气。江青一伙人的嚣张气焰顿时被他俩的雷霆之怒给镇住了，在随后的会议中，再也没有谁跳出来提打倒萧华的事情。
据事后医生检查，叶剑英的小指竟然被震得轻微骨裂，可见当时拍桌子的力度之大。这就是著名的老帅“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事件。
会后，叶剑英联合几位老帅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规定军内不得随意抄家、打人等等，毛主席在规定后面批示：很好！照发。然而，仅仅十余天之后，形势再次发生逆转。
2月11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上两种立场再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