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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王光美：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来龙去脉

2009年11月06日 09:25《百年潮》【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453条

两位伟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试验包产到户。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但为慎重起见，没有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态度。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在此期间，陈云、邓小平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此后，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谈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花大力气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71岁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请许多人吃饭。他在给大家递烟时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看法，他决定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统称“四清”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反复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王光美问我搞过“四清”没有，我说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参加过两次“四清”，落实“前十条”和“二十三条”都参加过。王光美又问我，你对“桃园经验”怎么看？当着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虽然一开始没有对“桃园经验”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毛主席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刘少奇在1964年下半年急速升温的“左”倾认识，固然是“反修防修”骤然紧张起来的情势使然，也带有他本人的个性因素和认识角度。

刘少奇“挖修根”的思想，偏重从下往上看，把地、富、反、坏的阶级影响和破坏作用看得过重，把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问题看得过重。他提出的“抓上面的根子”，固然是限于与“四不清”干部相联系的人和事，还没有提到政治路线上来，但也牵扯面很广了，对“四清”运动的“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少奇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是信任和倚重的，他督促他们下去蹲点，是为了让他们增长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对于农村基层干部，他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因此，他虽然也提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反修防修”的重点是放在基层。1964年8月，刘少奇在安徽给干部讲话时说:“我们中国，在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我看出了也不要紧，出了就上山打游击，我们是有这套经验的。假使中央出了什么修正主义，要把全国几十个省都统一起来不容易，总是要打败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小赫鲁晓夫都被他们骗倒了，而你们还不清楚。”[13]受他的这种认识的影响，运动中把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敌人，整得很苦。

刘少奇想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找出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的途径，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他在1964年3月1日与教育部长何为谈话时说:“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后来，他又补充了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这三条办法。”[14]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思想，是刘少奇在1958年提出来的，在“四清”运动中重新提起，是从培养革命接班人和缩小“三大差别”出发，把它当作防止出修正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刘少奇在各地关于“四清”的讲话中，都突出地强调搞好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要大家作为“反修防修”的大计来考虑这一问题。

在全党都处在“反修防修”“左”倾迷误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左”倾认识都在发展，又各有其特点。随着“左”倾迷误的深化，在对修正主义危险性的看法和“防修”的具体措施上，他们的认识分歧渐渐明显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与刘少奇从基层向上看的视角不同，毛泽东“挖修根”的思想，更倾向于从上向下看，更看重党内中央高层会出问题，政治路线会出问题。1964年5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随着“左”倾认识的发展，他越来越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多次同外国党领导人谈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就是党内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人，多次给地方领导谈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多次对中央的一些部门提出批评，还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的概念[15]。毛泽东开始对“桃园经验”是赞许的，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及对运动的部署也都经过毛泽东的同意。也就是说，刘少奇在得到毛泽东赞同的情况下，才能把“四清”运动推得更“左”。但当1964年下半年“四清”出现过“左”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又认为搞过了，要向回扳。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风风火火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他渐渐有了看法。如对刘少奇说调查研究的方法已不适用之类的话，他是不满意的，视为别出心裁。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在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朗化了。这次工作会议要制定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就势必要对当时的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有所阐明。

当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主张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这是刘少奇对“四清”运动性质的基本认识，在“桃园经验”和他的多次讲话中都有反映。这种认识相对更贴近实际一些，从理论上对阶级斗争的矛头上扬有所限制。只是，刘少奇在运动实践中的“左”，使其说服力打了折扣。

毛泽东带着被冷落的情绪参加会议，在他讲话时，刘少奇径自插话表示不同意见，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毛泽东很生气。这种意气的成分联系到他们在“四清”性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骤然加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误解。他在以后的几次会上，不点名地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尽管刘少奇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表示了谅解，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完全按毛泽东的意思进行了修改，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由此而产生的芥蒂，更加重了毛泽东对党内产生修正主义危险的恐惧，毛泽东不再信任中央一线，并把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视线转移到了刘少奇身上。

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下发后，“四清”运动按新的方针重新部署，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过火偏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但是，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更拔高了运动的性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得以在更高层次上升级，成为下一步发动更大规模运动的理论前提。中央高层中阶级斗争矛头向下和矛头向上的两种趋向，终于不能相容于一个统一体内了，向上的趋向带有更强的理论驱动力，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必然要在现实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根据。

刘少奇在会上挨批以后，在“四清”和其他工作上表现得更加谨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左”的认识。他在1965年7月6日工交系统座谈会上讲:“农村、城市四清运动证明，干部绝大多数是可以革命的，只要党号召，提倡就行。”他还说，“地富多年做工，改造得好的，可以赦免，可以参加工会”[16]。这表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已经有了比较冷静的认识，并萌生了要调整阶级政策的想法，这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在已经形成气候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趋势下和在“四清”运动激化起来的党内高层矛盾面前，这些想法已经难以实行了。

刘少奇在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上比较实际，比较正确，但到农村“四清”中又搞得比较“左”。这一逆转，是“反修防修”的“左”倾迷误逐步支配了党内最高层的结果。它使刘少奇一些有价值的设想失去了探索的条件。刘少奇要解决党内腐败现象，解决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的良好愿望，他为干部深入基层，克服官僚主义，与群众同甘苦所做的种种努力，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指导思想下，都不能不产生“左”的效应，一些做法甚至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已经营造起来的“左”的大环境下，他试图阻止阶级斗争进一步上扬的努力，使他也掉进了“走资派”的陷阱之中。这场“四清”运动既是“文革”的预演，也是刘少奇厄运的开场。（本文作者: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注 释:

①刘少奇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

②[12]《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71，599页。

③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7，1116页。

④刘少奇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63年11月13日。

⑤刘少奇在河北省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

⑥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

⑦刘少奇1964年春节期间同王光美的谈话。

⑧刘少奇给王光美的信，1964年3月27日。

[10][13]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

[11]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14]刘少奇关于城市半工半读问题的讲话，1965年11月6日。

[15]毛泽东在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的批示，1964年12月12日。

[16]刘少奇在工交系统四清座谈会上的讲话，1965年7月5日。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