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镇反将领平反录 -- 西塞罗

前面的话

一、闲话镇反

在谈到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时，人们多会提到大跃进、文革等。而第一场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往往会被忽视。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从模式、走向、力度等方面给以后的历次运动树立了一个典范。首先，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建国前主要还仅限于党政军内部或部分地区（如肃反肃托等），现在则扩展到全国所有的角落。其次，与历次改朝换代后大赦天下、休养生息的做法不同，新政权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采取的是无情打击的做法。这个思路在以后历次运动中均加以沿用。

镇反运动是在建国初期，社会尚不稳定，且新解放地区爆发大规模土匪叛乱的情况下启动的。1950年3月和7月，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镇反的对象主要包括土匪叛乱分子、地主恶霸分子、会道门首领、特务分子、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但实际打击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在旧政权内做过一官半职的、在地方上稍有名声的人物多遭牵涉。一般来讲，解放较早的省份由于以前在土改中已经干掉不少，加之比较安定，因此杀的比较少，比如辽宁省公布的数字是处决八千余名。新解放的诸省（如两广、两湖、四川、云贵、河南等省）由于匪患等不安定因素，一般都不少于几万人，一般平均每县都要处决几百人，有的多达上千人（如河南南阳县仅1950年就枪决了1100余人）。

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由于中央的特别督促，也杀了不少。比如，1951年天津拟定了全年杀掉1500人的计划，得到老毛称赞，并批转上海、南京等学习天津的做法，“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毛泽东1月下旬明确地针对上海的情况提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2月12日，毛泽东再度电示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人称：“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目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由于毛泽东的三令五申，华东及上海方面的领导人终于放下一切顾虑，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下决心定出了一个年内在上海分批处决近3000人的计划来了。1951年3月15日，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这一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毛泽东对此当即表示欣慰。3月24日，他满意地批示道：上海这次的计划总算“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他同时鼓励上海方面称：“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到1951年底，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公开枪毙的人犯总算达到了1800名以上，接近了2000之数，公开宣判的人犯已接近10000名。

在镇反过程中，人民的情绪也逐渐达到高潮甚至疯狂。广州社情委员会报告中称，“过去杀的几批45名、51名，及71名，群众还有些反映杀得太多，可是这次大张旗鼓的杀了将近200名，反而很少听见说杀的多了。”每天游街示众、刑场枪毙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使人不禁联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的奇观。

镇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虽然没有正式公布确切数字，但存在的一些说法是值得注意的。如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包括关管者，按此比例处决者应小于一百万。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杀了七十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八万人。”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着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这个数字应包括土改中打死的人数和镇反前的处决人数，一般我们所讲的镇反不包括土改）。国外的说法从一两百万到一两千万（这个数字显然夸大很多）。

在镇反中处决了的人，是否都是非杀不可的呢？我想起朋友dazui讲述他的家乡（信阳地区一个县）镇反情形，那也许是在许多个乡村里重复的故事。1950年底的一天，县里将500多名在旧政权里做过保甲长以上官职的人的全部抓捕，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挨个被提到台上接受群众判决，如台下有喊打喊杀声响起，则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有“民愤”，拉到一旁（如果不幸有个仇家和对头，可就惨了），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两三天时间。最后有300多人被机枪扫射，平了“民愤”。其中一个在日伪期间做过保长的七十多岁老头，病在床上，家里就让他的儿子顶替他跟民兵去开会，结果儿子成为了“民愤”的牺牲品，老头闻讯也一命呜呼。

不少地方处理这类事情，由于任务重、时间紧，很难对一个人进行详细的调查，因而非常草率。枪毙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仅举几例，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被誉为“民主人士”，但在镇反中被残酷打死。上海的铁路老工人程阿鸿，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这时被人检举还参加过有国民党背景的“正气社”，且上海解放后不满新政权，发牢骚，被上海市法院据此于1951年4月下旬判处死刑，最后报到负责政法的潘汉年那里，改判徒刑廿年。曾任国民党时期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指导组妇女股股长的吴月明，只因曾为国民党上海工会骨干分子，又不坦白登记，虽无明显劣迹，亦被判处死刑，后经潘汉年批复，改判徒刑十五年。这样例子比比皆是。

一般来讲，经过镇反运动，地方上在旧政权中担任过保甲长到市县长一级的人物大多均落入杀关管的下场，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从肉体上也不存在了，更谈不上“复辟”了。这对我党而言，无疑是有很大益处的。但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上看，一大批社会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的消失，其影响则是长久的和深远的.......

二、镇反中被处决而后平反的前国民党将领

在国内出版的大型综合民国将领传记不少，比如九千将领、黄埔军校人物、民国军人志、民国人物寻踪等等，各省市地县也有不少人物志、地方志、文史资料等，资料不可谓不多。在这些将领传记中，不知大家可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十年代几年初死去的人物数目远远高于其它年份的平均值，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镇反。有些人可以查到是镇反镇压，或受镇反牵连狱死、自杀等。还有更多的人物则是语焉不详，不提死因，非常可疑。在这个时间段，少将以上的将领去世者不下数百人，但在传记中指明被镇压的不过百余人，一小部分指明是“病逝”，更多的人以含混不清的“去世”、“逝世”、“死”、“殁”、“卒”等忽悠过去，有的干脆只注生卒年份。

总而言之，在镇反中被处决的前国民党将领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由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后两类大多未予平反。实际上，后来被定性为“错杀”而予平反的将领人数据说占到被镇压总人数的80%以上，可见其谬差之远矣。相对来讲，这些人还算幸运的，还有平反昭雪的结论，众多无辜被杀的下层人士恐怕就很难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与其多说点闲话，不如来点干货。下面整理了可以查到的几十名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有些还在查，得费点日子了。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镇反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见仁见智，在于自己。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