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 清徽

要把一种看法定为邪恶需要两个工具：法律和舆论。如果法律条文或准法律条文（来自政府领路人的“伟大决策”）规定赞成和拥护这种看法就是违法，如果社会舆论整天讨论这种看法如何邪恶，如果坚持不懈地使用这两个工具朝同一方向使力气，统一思想只是个时间问题，全社会冲动地喊着绝对正确的口号只是这个努力下的必然结果。

文革是人的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一种看法规定为绝对正确，把另一种看法规定为绝对反动的思想运动。结束这个运动的领路人，用的也是完全相同的工具，只对曾经绝对正确的看法降了温，本来也没打算给绝对反动的看法扶正。因此，很多人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觉得自己没思想了，有人甚至失去了生活目标。

的确，人是有思维的动物。如果人类能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和思维活动，世界就干净了，蓝色就消失了，结果很可能是：人类把自己变成了圈养动物，每次配种活动都需要登记注册。因此，有人说，自由就象性交。

有些经历过文革的大文豪们曾经也很纳闷。为什么自己在文革期间把别人的思想看成是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自己在文革期间写出的文章就是别人想说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在文革期间总对自己不满意，总是怀疑自己的思想革命不彻底？其实，文豪们在那个时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文豪们就小声呐喊，每个人都讲些真话，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不被领导的舆论工具所左右，才能写出一些文章，表露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不是领导的看法。

俺很佩服这些文豪，因为俺思想里的主要内容来自这些个大文豪。是俺自己用北京添鸭的喂养方式，把自己的思想塞得满满地，让思想饱满到无法运动。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俺享受到了充实和满足。俺时常嘲笑野地鸡的生活，不得不自己找食，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这种生活使野地鸡，不拥有严密的思维方法，没有丰富的知识，说出的话一点不正统，很容易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无知和轻率，不能不给人乱交的印象。

乱交是绝对错误的，会得艾滋病，很痛苦，活不久。

魔法胖子兄所说“历史最容易重复它自己的时候，往往正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它“绝不可能”重复自己的时候”自然是至理，在下也并非以为“文革”式运动绝不可能复现，在下以为的是“‘左’式的文革是绝不可能复现于中国的，……相反，文革式‘运动’的危险正在当年的反方向——极左和极右其实仅一纸之隔……”，想来胖兄一定也知道另一句箴言——“历史经常重复，但极少简单的重复”（大意）。

极左与极右的具体观点虽然一般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但有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坚决信奉唯我正确，认为自己支持的意识形态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一旦这种毛病发作，就必然会走向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因为事实不可能与某种书斋里想出来的理论永远相一致，真理更不可能永远被某几个人或某个派别把持。而极端者几乎总是拒绝修改理论以符合实际，不肯承认自己或者自己的派别也会犯错。于是乎，采取对实际情况进行扭曲和篡改，或者最少也是有选择的挑选部分事实而忽视其它，以便于继续支持自己的理论就几乎是必然的了。这种手段自然经不起仔细究察，如果仍不愿改弦更张，补救的方法就唯有挥舞大棒，强行压倒任何不同意见了。文革时期要“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也好，麦卡锡时代要“揪出美国政府及知识界里的共产主义第五纵队”也好，统统是一路货色。——都是挟持某种被当时的社会主流认为是最正确的思想，以唯一正宗的、忠实的传人自居，凡是不完全赞同的人，就将之归为反对XX主义、思想者之列，然后再理直气壮的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以此来宣布已方的全盘胜利。

萨苏兄说的“文革的时候红卫兵都是极左，但现在海外极右的又多是红卫兵变成。思想急转弯可以理解，但做事的方法还是老一套。无论极左或者极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求大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我既然是正确的，那么我的一切你都要支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道理的正确与否反而是不重要的了”实在是一针见血，这就是我所担心的，“左”式的文革固然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复归，但反向的极右式的文革却并非不可能落在我们头上。非常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类似的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的情况。远者如唐代有藩镇之祸，宋代就硬要搞到全国上下谁都不能善战；宋高、秦桧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与敌人苟和，屈膝纳币称臣而不知振作，到了明朝就变成任何时候也不能进行任何谈判、撤退，面子压倒一切。近者，民国时以为“进口药都用不完，自已造干什么”的买办把持国家大权，到了文革，又成了关起门来搞建设，谁主张引进外国技术、资金谁就是搞“洋奴哲学”。可惜的是，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在如今仍然相当有市场，比如说对于对待日本的态度，有人高呼要彻底的对日进行全盘抵制、对抗，亲日（确切的说是不仇日）就是汉奸，也有人认为任何采取措施抗议或是抵制，都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只有负作用的妄动，把抗议日本的行动都贬为极端民族主义或是被官方利用。虽然观点相反，但方法和文风完全一致，换掉几个名词完全可以互相套用。

为什么我说“左”现在倒并不真正可怕，可怕的是“右”呢？因为前次全国上下遇到的极大危害是“左”造成的，至少这两三代人里对老“左”的一套是有免疫力的，也许有很多人想念原来时代的工作稳定、社会治安以及生活水平的平等，但恐怕没有多少人为此乐于放弃现在已有的生活水平及言行自由。更不用说在意识形态上，平心静气的说，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理论已经遭到了巨创，其号召、动员大众的能力已经下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没有广泛的思想基础，何来真正的社会运动？“三个代表”沦为又一场老式的官方单方面宣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右”的东西和人物却在近好几十年里没有全面施展过，现在又抢先利用了“民主”、“自由”之类的口号作大旗，再加上搬来西方另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经验，其短时间内就可建立“地上天国”的许诺，不仔细了解，是很能迷惑普通人的。我得承认，如果不是前苏联在前头跌得那么惨，我当年就不太可能清醒过来。现在客观的说，即使最近左派的声音比从前响了一些，但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传统媒体上，与极右的“自由”派和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在我国，一般是指经济及社会人文领域内）的力量相比，还差得不可以道理计。在思想理论的完整、自洽及打动人心的能力上，更不是搬来了西方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整套理论的右翼的对手。

但理论上头头是道，与实际能不能做到，或者做了后有没有理论上的优良效果经常完全是两回事，比如今天我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英《金融时报》报导中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问题。其中讲到，那位著名教授张维迎先生为这几年大学高收费辩护，声称政府不应该规定大学收费的上限，还抱怨包括他所在的光华管理学院的收费其实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使学校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束缚。按他的说法，正确的做法是从负担得起的人那里收钱，然后提供给付不起学费而又很有实力的学员丰厚的奖学金。如果我们只看文章、看口头，也不能说张教授说得没有道理，但请问张教授自己所在的，他也有很大影响力的光华管理学院，用丰厚的奖学金资助了多少付不起学费的学生？据我所知，光华的收费可不算便宜啊。事实上，一向赞成私有化、提倡尽可能由市场自行决定的《金融时报》在这篇报导里也认为，这种理论上很“诱人”的办法，即使在教育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也只存在于私立大学中，而以公立大学为主的其它国家（当然包括中国），由于高校的财源绝大部分来自政府，这种理论并不合适。因此，高收费造成的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畸形的产业化。事实上，正是由于部分极端的“自由主义”政策得到实际实施后造成的损害，才使得左派，包括所谓的毛派的声音重新开始向舞台中央回归。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力量的平衡还远远没有达成，中国政治的现实仍然是，如果有能颠覆\取代整个现存制度的力量，那只可能是来自制度内部部分既得利益者为谋求非法得益合法化，与得到占据国际主导地位的西方支持的极右翼“自由派”的联盟，基本就是前苏联发生一切的翻版。本来，没有任何现存制度天然就应该是不朽的，“自古无不亡之国”，但是如果现有制度解体的结果却是重复前苏联故事，我是绝对不甘心的，人家可以说是没有想到、没有先例。中国再一头撞进去，只怕直到地球毁灭，都要被当成最大的笑柄。

不会吗？人类历史上太多一时社会全体性冲动，喊着绝对正确的口号，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例子了。文革本身不就是一个典型？！即使今天来说，让人民最大程度的直接掌握权利，让官僚机构最大程度的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这种理想不好吗？有这种理想错了吗？我看没有。如果我们社会的主流不能养成并保持一种态度——对于宣称能迅速解决所有问题，跑步进入完美社会的万灵丹都抱持最大的怀疑。——而是容易被各种大词唬住、吓倒，或是梦想着投机撞上“永动机”、“水变油”那样的好事，那么“前苏联式文革”的危险就远远没有过去。

回到文革博物馆的问题，萨苏兄说：“历史问题一般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根据史实给出结论。一种是给出史实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答案。第一种叫做让历史为自己服务，第二种叫做让历史为未来服务”。老实说，第二种固然更好一些，如果踏踏实实的照第一种方法作，其实也不是很差。问题还有第三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根据结论剪裁历史。这“第三种方式”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警惕、反对的，就如同抗战史，用第一种方式得出结论说国民党的功劳大，或者是共产党员的功劳大，都不要紧，只要不强迫每个人必须要接受就行了。大家完全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达不成一致意见也没有了不起的。但是象文革时那样，把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抗战历史全盘忽略是不可接受的，而现在有些人拼命企图抹杀、甚至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功绩同样也是无法容忍的。这种方法根本不是研究历史，而仅仅是利用历史，而且是最卑劣的利用历史，而我相信，无疑河里的朋友以及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会乐意见到，文革博物馆在不成熟的条件匆匆建立，结果却沦落为这第三种人手中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