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 -- 陈经

赵晓：我们为什么还要向日本学习？

　　那天，中日决战亚洲杯。朋友说，希望中国队赢。我也希望是这样。不过，我希望中国队靠实力来赢。

　　恰恰就在实力方面，中国队与日本队差距明显。日本足球走“脱亚入欧”的路线，请进来、走出去，把包括中国队在内的亚洲各队一天天甩在后面。结果当然不出所料，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坐守主场优势，最后还是输了。

　　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在日本，有人炮制有人相信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一些热血青年，亦正日益表现得对日本满不在乎。

　　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不可自拨。

　　让我们先来看基本数据。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

　　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却掉了个个。2003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GDP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却高达4．3万亿美元，傲列全球第二。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倍。

　　以汇率折算的经济总量比较中难免有误差的成分。然而，改以购买力平价或真实比价计算，大多数的统计结果表明，中日之间经济总量仍相差1-2倍。

　　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4／1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并且以诸多指标衡量，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唐淳风，2001）。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年如今才雄心百倍，喊着口号，迈着步伐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经济结构比较：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亦有很远的距离。

　　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是多少呢？1950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8%，大概与今天的中国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

　　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世界工厂”的牵引。据笔者的测算，2003年中国工业增长对GDP的贡献高达63％。然而，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远称不上“世界工厂”，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

　　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艰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都会困扰中国。

　　日本的人均资源也很贫乏，但日本人懂得通过优秀的加工而扬长避短。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中国也是人均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以2000年为证，中国资源型产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54．5％，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62．0％，采掘和原料工业占重工业的50．5％。

　　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得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同样的资源和能源，日本人竟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来？中国人又喜欢高谈“老子”，讲“天人合一”，可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珍惜何尝比得上日本？！

　　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然而，2004年经济增长甫一发力，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13%，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0%，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

　　事实上，中国应该谦虚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象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订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象日本那样，眼光向内、锐意挖潜，如此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就可以在目前基本保持不变的水平上支撑中国经济翻上好几番。

　　中国劳工多，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一大优势，可是中国却不能高效地利用其劳力，从而大大抵消了这方面的优势。因此，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

　　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国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都说日本坏帐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帐率仅5％，而中国在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显然，同日本相比，中国的投资效率与效益要猛回头。[和赵晓有同感 我要投稿]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历史上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而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

　　事实上，1990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科技兴国方面具有坚韧不拨的决心，也无意中泄露出这个国家富强的秘密所在，那就是科技为本、科技领先。这一指标当然还显示出“小日本”并非一些中国人所想像的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民族，恰恰相反，日本民族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只有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才舍得哪些花大本钱为自己的未来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乃至一般的国民，都显得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和让人失望。中国人更喜欢喊喊“科技兴国”的口号，或者在网上大骂日本人过过嘴瘾，却不愿意花时间去补习科学知识。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全世界的1.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请专利数占全世界的13.48％，批准数占全世界的15.3％。韩国产业银行日前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若以韩国为基准（100）予以换算，则中国为76.5、日本为110.5。

　　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一位伟人说得好：“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做比说要难得多！

从日本人质被害看日本的国民性

友人曾说，日本人的国民性中存在截然相反的两面性。日本人是认真的，认真得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傻。他们又是不认真的，例如，对于日本是怎样被推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道路的，那场战争除给日本国民带来重大伤害之外，究竟给周围国家的人民造成多大苦难，多数人表现的是不求甚解。日本人是善良的，在世界上许多发生动乱的地方，都可看到日本支援者为当地民众而奔走的身影。在日常生活中，好心的日本人可以不惜慷慨解囊，救助被顽童故意伤害的小猫、野鸭之类的小动物。日本人又是冷酷的，不仅经常可见关于父母虐待亲生儿女致死的消息公诸报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久前一对可爱的小兄弟双双被原暴走族成员投入河内活活淹死，这一事件如噩梦一般萦绕在日本社会。最近，日本人质在伊拉克遇害事件更使人感受到日本国民性的冷漠。

国民性的冷漠

今年4月和5月份，曾先后有3名日本民间人士和2名自由记者在伊拉克遭到恐怖组织绑架，尽管事前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国民发出了要求他们撤离伊拉克和不要轻易进入伊拉克访问的警告，但当5人在伊拉克遭到绑架后，日本政府还是做出了最大努力，营救人质。虽然在当地长老会的协助下，5名被绑架者最终得以获释，安全回到日本。但是他们没有少受日本各界与舆论的攻击与批评。不仅许多骚扰电话直接打到他们家里，指责他们遭到绑架是“自作自受”，应由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日本政府也做出要每位被绑架者支付接运他们回国部分机票费的荒唐决定。

而此次发生的日本人质香田证生在伊拉克横遭绑架并惨遭杀害的事件更折射出日本国民性的冷漠。涉世不深的香田今年24岁，他出生于九州地区的福冈县直方市，心地善良的他从小立志要做1名专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男护士。因家庭原因，他高中未毕业就被迫中途退学，后进建筑专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一家装修店做过3年小工。不知是何原因鬼使神差地使他跑到了治安状况每况日下的伊拉克，有人说他是去旅游，有人说他是去找工作，也有人说，他是想去驻伊日军驻地看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香田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香田是仅凭着一股好奇心和热情轻率进入伊拉克的，行前他对那里的治安状况毫无了解。在伊拉克国内，他不仅身着十分扎眼的伊拉克人绝对不穿的白色T恤衫，而且逢人便讲，他是从以色列经约旦来到伊拉克的。他不知道，在以色列加紧以武力手段剿灭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今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以色列是最遭忌讳的地方，更何况是在战斗激烈的伊拉克。作为以派驻自卫队的实际行动支持美军对伊实施军事占领的日本，当地抵抗组织早已把它列入了美国帮凶的名单。香田不加隐讳地说他是从以色列来，说不定早就被抵抗组织作为美国或以色列间谍加以盯梢。据日本媒体最初报道，被恐怖组织斩首处决后的香田身上裹着美国星条旗，从中也可看出恐怖组织的用意。

其实，香田是无辜的。在被绑架之后，他面对摄像机镜头在发出希望日本政府以撤军为条件挽救他的生命的同时，他还表示，如果他能活着返回日本，他将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男护士。然而他一线生存的希望被小泉断然拒绝恐怖组织提出的撤军要求的表态所击灭。从某种意义上讲，香田证生之死是日本政府向伊拉克派兵政策造成的牺牲品。

引发的议论

香田的尸体已在11月3日深夜在无言中被运回他在福冈县的老家。为了让死者的灵魂早日超度，得到安息，人们本应不该再在他的身上说三道四。然而有关香田之死引发的议论却在日本刚刚兴起。

围绕着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带来的教训，日本有识之士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青年问题评论家长山靖生指出，他不赞成仅凭好奇心就轻率进入伊拉克的行为，但也不赞成以“自己负责论”谴责香田的行为，他认为，如果一个青年立志要为伊拉克人做些什么，光凭立志的热情不行，还要有帮助他人的技术。

军事评论家小川和久指出，香田被害事件考验着日本国民的冷静与成熟。以为是日本派遣了自卫队导致了人质被杀的议论是不成熟的表现。即便日本政府接受武装组织的要求，从伊拉克撤军，也不足以消除恐怖组织以日本人为绑架目标的危险。今后，日本政府面临的急迫课题应是如何加强日本在伊拉克周围开展情报搜集工作，一旦有紧急事态发生，就可立即展开救援活动。中东问题专家大野元裕赞成小川的观点。

日本国际志愿者组织负责人熊冈路矢指出，香田之死与美军与自卫队密切相关。正是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毫无必要的战争，彻底破坏了伊拉克的国家体制和秩序，日本采取了支持美国的政策，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这才使一直把日本视为友好国家的伊拉克人反目成仇，因此，日本有必要重新思考派遣自卫队的政策。

京都大学副教授大泽真幸指出，这次事件的背后反映出日本一味追随美国带来的危险，在第三者看来，日本已经成了美国的一部分。事实告诉人们，过度地依存美国，并不会给日本带来安全保障，反而会使日本陷入更危险的状态。为了使日本从追随美国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日本有必要从日本和平宪法和安全保障两个方面展开根本性的争论。

如果说有识之士们的议论大都停留在理性的议论上，那么一般市民的议论也许更能反映日本民众的感情。北海道无业人士杉浦阳子说，“我理解香田想要冒险的心情，但要是我的朋友有这种想法，我定会骂他并阻止他去冒险。”公司职员熊谷一郎说，“我对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却还要把自卫队派往伊拉克的行为表示怀疑。既然自卫队在伊拉克的驻地已变为不是‘非战斗安全地区’，派遣自卫队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希望小泉早日结束对国民的欺骗，撤回自卫队。”爱知县公司职员城所宏子说，“主张人质自作自受的社会气氛让人难以接受。香田的行为也许是鲁莽的，但政府放之不顾的作为应另当别论。派遣自卫队的问题也希望重新考虑。”京都府专门学校学生湖山荣子说，“香田明知有危险还一意孤行，不值得同情；政府说为救援人质竭尽了全力，其实是在耍嘴皮子。”

可怜的香田家人

然而，更令记者关注的是绑架事件发生后日本整个社会反映出来的冷漠与无情。当香田证生被绑架后的图像在日本电视媒体上播放后，日本非但没有像韩国、菲律宾一样掀起要求政府撤军的反战浪潮，香田的家人反倒成了舆论攻击的众矢之的。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11月2日，香田所在的福冈县直方市市役所共收到全国发来的文传180件，其中对香田表示同情的仅为37件，而且大部分是在得知香田被害之后发来的，余下的143件全是对香田进行中伤与谴责的。

更为可怜的是香田的家人。绑架事件发生后，他们除了要经受随时可能发生的香田被害带来的冲击与不安，还要像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行一样忍受不断打来的抗议电话的骚扰。为解救被绑架的香田，事件发生后，香田的母亲与哥哥，也同其他事件中的被绑架家属一样赶往东京，面对各国媒体发表谈话，希望通过媒体的传播将他们请求绑架组织放香田一条生路的愿望传递到绑架组织者耳中。在会见媒体时，香田的家属除了强调香田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之外，丝毫未敢提自卫队与撤军之事，更未敢对政府的派兵政策发半点怨言。他们只是说，“香田证生名字的由来是要证明他平安地活着，希望能如他名字所示，平安地从伊拉克归来。”

在得知香田已被残酷杀害的消息之后，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沉痛打击的香田母亲以便条形式发表谈话说，“香田之死让众多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感到痛心，对此表示感谢与歉意。虽然事情发展成了这样一种结果，但我们还是祈望和平早日降临在伊拉克人民头上。”这表现出了一个母亲的善良与宽大胸怀。然而尽管事态发展到了如此严酷的地步，日本政府却依然不肯放松对香田轻率行为的追究。有消息说，政府将要求香田的家人支付将香田尸体从伊拉克运回国内的运费。有人解释说，因为花的是国民税金。其实这全是骗人的鬼话。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不久前被从印尼雅加达接运回国的被绑架者曾我瞳的家属美国逃兵詹金斯及其女儿受到的不同待遇，同为被绑架者而且是被绑架者家属，他们乘坐的竟然是政府提供的专机，并受到了媒体超于外国元首访日的过热报道。日本政府不仅为詹金斯一家安排了最好的医院和饭店，还从生活上给予了种种厚遇。同是生活在日本同一片蓝天下，香田证生与曾我瞳一家受到的待遇如此不同，一个根本原因是，曾我瞳及其家人对政府尚有利用价值，而香田证生只是给政府增添了麻烦。至于说是出于人道主义，全是骗人的鬼话。

日本社会对香田的苛求，不仅反映出日本政府与民众对弱者的冷漠，也使某些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不攻自破。按照某些政客的说法，包括战犯在内，人死了以后，一切都过去了。人死后的灵魂都是平等的，据说这是日本特有的文化。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给予对因轻率而丧命的香田证生及其家人更多一点宽容和同情呢？

自己人质被杀 日本为何冷漠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梁云祥）

人质事件出现后，日本国内大部分舆论反而出现了很多指责被绑架人的声音。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人为什么对本国国民的生命表现得如此冷漠呢

10月31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宣布，虽经日本政府多方努力，但从26日以来获知被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基地组织”绑架的日本人质香田证生已经证实被杀害。于是，香田证生成为伊拉克战争以来第一个在伊拉克遭绑架而遇害的日本人。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人质事件出现后，日本国内大部分舆论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太多的关注和同情，反而出现了很多指责被绑架人的声音。当然，今年日本可谓多灾多难，在这次绑架人质事件之前，多次台风登陆日本，造成了几十人的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10月23日，日本东北地区的新泻又发生了大地震，灾后工作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这一系列事件转移了日本国民的视线，相对减轻了人们对人质被杀事件的关注。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人为什么缺乏最起码的人道关怀，对遭受绑架并被杀害的本国国民的生命表现得如此冷漠呢？

实际上，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应该说对涉及到其国民生命的问题还是比较关注和重视的。这次人质事件中，日本外务省也派出次官专程前往约旦处理此事。去年2名日本外交官和2名记者在伊拉克遇袭身亡时，日本政府和民众也表示出了极度的关注和同情。那么，为什么这次不同于以往呢？这一点，或许可以从日本国民的国民性方面做一些分析。

日本人历来有一种传统，即崇尚集团主义，也就是说，每个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集体，作为个人，都应该为这个集体增光而不是抹黑，而且在日本人之间，自然地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交往规则，比如在集团内部应该相互协调，尽量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对一些脱离集团而不守规则的个人自然就会进行指责。这一集团主义扩而广之，就可以成为一种国家主义，即国家的利益和荣誉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个人的生命。

此外，日本人对生命的理解，也似乎并不在乎长久，而在于辉煌，这也正是日本人酷爱樱花的原因，因为樱 花灿烂美丽而开放的时间却很短暂，正好迎合了日本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这次香田证生被杀事件，在大部分日本人看来，就是因为香田本人脱离集团而不守规则造成的，他不顾日本政府一再的警告，甚至没有取得自己父母的同意就只身前往伊拉克，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成行的，据说他只带了100美元就去了伊拉克，因此无法入住保安设施较好的宾馆，而只能到处流浪，所以才遭到了绑架。

而且，香田完全是作为个人旅游去的伊拉克，而并不是作为救援人员或者自卫队而代表日本被派往伊拉克的，所以在日本人看来他的死丝毫没有价值，反而为了营救他日本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花费掉了大量纳税人的钱。

这次人质被杀事件虽然也引起了日本政治的一些动荡，比如在野党借此指责小泉政府向伊拉克派兵的决定，一些民间反战组织也要求自卫队撤回国内，但是由于大部分舆论并不同情被绑架者，所以对日本政府并没有造成什么压力，日本自卫队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从伊拉克撤兵。

日本人在灾难面前的雍容与力量

《新华侨报》记者：黄文炜

　　有关伊拉克日本人质遇害事件已经尘埃落定，结局是令人痛心与遗憾的，一个似乎不谙世事、但对未来怀着美好梦想、只是想亲眼看一看伊拉克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日本青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10月31日，遇害人质香田证生的家属通过福冈县直方市政府发表了声明，全文如下：

　　“给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社会各方添了麻烦，让大家担心了，我们心存愧疚，同时内心也满怀感激之情。事已至此，我们只希望伊拉克人民能早日得到和平。”

　　这几句从容道来、轻轻落下的话，让人听了无不动容。忍住失去亲人的痛苦，说出“我们充满感谢”的话语，这是一种怎样的雍容与大度，内心该有多大的力量在支撑着。想起当初韩国人质金善日被杀后，亲人们那撕肝裂肺的惨状，他们甚至把总统卢武铉送来的花圈撕得粉碎，可以想见，至爱的亲人不明不白地被恐怖分子以最原始最残忍的方式处死，他们无论怎样表达自己的悲伤与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遇难的日本人质的家属却选择了把悲伤留给自己的方式，从这里我们也能从一个则面看出高丽与大和两个民族的性格，一个刚烈、一个坚忍，却是同样的执着与不屈。

　　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力量最让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10月下旬，日本的新泻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劫难，37人在天地的摇撼中遽然离开了人间，面对生死离别，日本人还是表现了惊人的镇静与独特的坚毅。有母子三人在驾车途中遇地震后的山体坍方，被埋在地下，经救援人员抢救，只有一位两岁的小男孩获救，母亲与女儿不幸遇难。那位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男人在面对摄像机镜头时，依然露出坚毅的笑容，说：感谢大家的关心与帮助。

　　固然这段时间我们也读到了《日本今年天灾不断有人借机诈骗大发国难财》这样的新闻，但你如果去地震的避难所──可以容纳数千人的体育馆去看一看，说不定会有别样的感动。数千人晚上共宿一馆而井然有序，以家庭为单位小心翼翼地占着一小块天地，从高处往下看犹如错落有致、多彩的阡陌桑田。这就是日本人的牢不可破的集团意识──在灾难中尤其醒目。地震中还涌现了不少“活雷锋”，有理发店为义务理发，有澡堂提供免费洗澡，有蔬菜店把菜分发给大家……

　　地震灾难中的日本人已不是第一次让我们感动了。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素质足以令世人震惊。同样是地震，当洛杉矶发生地震后有人抢劫。在日本，却连个小小的犯罪都没有。地震发生后非常缺水，有商店卖水，政府规定一人只能买一瓶。当有些人不知道这个规定而买得比较多的，事后主动把多买的水退回到商店去或送给没有水的邻人。一切灾难在日本人的团结精神面前显得苍白，这时候，我们才很好地明白团结就是力量的内涵。记得也就是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才首次大幅度赞扬日本的民族性，不得不叹服他们的有条理、有秩序，以及顽强的意志。

　　经历了新泻地震的人们离家避难十多数天后，终于开始了重建家园。小学生们欢快地回到了教室，他们露出最真挚的笑容，说道：“我们都活着回来了，真好。”多象哲学家的语言，一种蓬勃的凤凰涅磐的生气在灾难后孕育而生。

　　日本人面对灾难所表现出来的雍容的气质与深不可测的力量值得我们深深地思量。对日本爱也好恨也好，它总有让你惊叹的地方。

　　8.对员工行为举止高标准严要求

　　学生时代起，老师和长辈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外表可以反映心灵。”外国人说：“一流的企业由绅士和淑女组成，三流企业的雇员仪表行为举止个个邋遢。”中外认识惊人的一致。

　　端庄整洁的外貌让人亲近；也使自己心情舒畅，充满自信。在社会交往中，容易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是提高你地位的最佳方式，无形中，你已经战胜很多对手了。

　　看看丰田公司的骨干，男人哪个不是穿着整洁，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从下到上，标准的绅士打扮；而女雇员则人人略施粉黛，衣着得体，完全的淑女。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行为举止优雅，彬彬有礼是上班第一天的必修课。奇装异服、衣着不洁者被拒绝进入公司，行为举止粗鲁者请到别处去。

　　也许你会问：“我也见过日本大公司的职员有染着黄头发，上班穿着牛仔服的。”我的回答是：“上司会告诉你，别和那些人一般见识，他们没有前途，你要为公司增光，做一个绅士。”

　　在日本工作时，部长要我们随身携带两样东西：口香糖和梳子。以备与客人商谈前进行短暂的形象处理。

　　我当过兼职翻译，参加过一些国际谈判。亲眼见过我方的一些代表团成员由于不注意仪表仪态而被对方看不起的痛心事例。很多时候，我方在谈判前就已经输给其对手一半了。

　　9.要求员工体育锻炼

　　回国工作时间虽短，有一点却很清楚，国内同行个个都相当聪明，绝对优秀，但健康状况普遍不及日本同行。大肚子明显比日本同行多，体育锻炼意识不强。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环节也越来越多，往往是一人负责一环，环环相扣。如果谁身体不好，经常生病，自己不但要受罪，还会增加公司负担。更重要的是，工程进展得不到保证，影响公司经营。

　　为了自我的生存，集体的生存，也为了国家的生存，日本企业便极度重视员工的身体健康，倡导员工参加体育锻炼。

　　在企业内部，工作以外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了。上级有责任向下级、前辈有责任向后辈灌输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重要性的思想，教导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方法。

　　周末一到，上司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我们休息日别待在家里，要多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每次公司员工体检完毕，部长总是打听每人的各项检查指标。“远藤的肺活量比去年增加了，不错。”“小野寺的脂肪率超过全国平均值6个百分点，不像话，给我锻炼。”“对了，向先生，金井可是你的部下哟，你别只管自己，休息日你带上他一块跑步。”

　　因为我长期以来比较重视体育锻炼，每年检查时各项指标都比较好。去年，由于我在仰卧起坐这个项目上的成绩超出日本平均水平很多，得到了部长的特别表扬：“大家看啦，向先生真厉害，仰卧起坐成绩这么好，中国人超过日本人啦，您们要好好向他学习，加油啊。这个周末都打棒球去。”

　　10.正视员工的发泄及正确引导员工发泄

　　长期以来，发泄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不友好、不健康的行为。其实，发泄是人的一种本能。当肉体和精神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人是需要通过发泄来缓解或消除紧张的。无视这种现象不仅会伤害员工的身体健康，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还可能加大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误解。正确引导员工的发泄能显示领导者的管理艺术。

　　体育锻炼是一种非常好的发泄方式，特别是剧烈的、对抗性强的体育项目，如足球、排球、棒球、橄榄球等。

　　卡拉OK的发泄效果相当好。卡拉OK是日本人20世纪的杰作，当初发明的意图除了自我表现以外，还考虑了发泄因素。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日本人在卡拉OK厅唱歌就如同杀猪一样的嚎叫，甚至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但第二天上班却精神抖擞，如猛虎下山。

　　下班后偶尔去餐馆吃顿饭喝喝酒也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方式。大家天天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就算是最好的关系，也难免发生矛盾，产生误解。如果让矛盾、误解积小成大，终有一天会出事的。于是，周末或月末，同事、上下级相邀，外出吃饭喝酒，在谈笑声中，在觥筹交错之中，相互问候，祝愿对方健康，祈祷公司发展，互赔不是。结果，不满和误解得到发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拉近了，大家也不计较以前的言语过失了。

　　结语

　　我以为，本文探讨的十方面内容既体现了日本企业的精神，也构成了日本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的框架，是最行之有效的措施，也是我们的企业比日本缺少的宝贵财富。

　　回国后发现，我周围有大量青年朋友和同事。他们从来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另外，不少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因为历史原因痛恨日本的一切，否定日本的一切，甚至瞧不起日本，不愿意学习其先进的东西。

　　近几年中日关系的恶化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在当今开放的社会，在我们这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志向并在各个方面正加倍努力的国家，抵制日本先进的思想、技术和管理方式只会阻碍自己的进步，满腔的热血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如果不化为实际的行动，将是毫无意义的，而狭隘的爱国主义更会引人误入歧途。

　　以我之见，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勇于承认与对手的差距，尊重对手，毫不犹豫地学习对手的一切长处。如果要让我向勇敢的企业改革者和管理者奉献更精辟的提案，那便是：学习日本，彻底改革。

我们的企业比日本少了什么

www.mba.org.cn 时间：2006年5月8日12:26 来源：《商界》杂志

不知不觉，就在日本学习、工作、生活了10多年，成了地道的“日本通”、“知日派”。

　　最近，受祖国大好形势的召唤及朋友的邀请，我毅然回国发展。回国几个月来，明显感觉到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日本企业差距很大，工作效率也远比日本低。

　　我们的企业究竟比日本少了什么？

　　在我看来，国内优秀企业与国际社会的最大差距不在于人的素质，而在于管理的体制和方法。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日本的很多管理方法和经验是世界上公认最好的。由于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是黄色人种，又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我认为日本经验的价值可能高于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我们应当更多地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验，对于其中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甚至可以采取“拿来主义”。

　　盖楼先打好基础。同样，要学习日本企业管理，最好从其基本的地方入手。在日本企业工作的8年，我以此为出发点，一步一步地探索着日本企业的精神和管理的精髓。

　　1.树立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培养员工顽强的斗志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凡事只要采取认真的态度，就不怕不成功。这句话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一位一同留学的朋友，曾经在勤工俭学期间大骂日本老板。他的工作是打扫洗澡堂。因为日本老板特别讲究干净，要求不锈钢水龙头上不能有指纹，这令他难以接受。“日本人真是吃饱了没事干，吹毛求疵”。一年以后，当他回国探亲时，却不断抱怨家乡的洗澡堂不干净：“还是干净的澡堂洗着舒服，还是认认真真地工作好啊。”他为此感叹不已。

　　我认识一个餐馆的老板，做事一丝不苟。餐馆里有两道菜他特别注意，一道是烤龙虾，另一道是煎神户牛排(一种相当高级的菜)。当客人没有将这两道菜吃完时，他便要切下剩菜的一小块尝尝，以确认到底是菜做得不好，还是因为客人吃饱了而剩下的。如果发现是前一种原因便会立即向客人道歉，并迅速重新做好一份献上。工作结束后还会长时间的反思和检讨：“我今天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差，真不像话，再也不能这样了。”老板这样做，其他的员工也这样做。结果，这个餐馆的服务质量一直是这一带最好的。在经济萧条的岁月里，那个地区的其他几家餐馆都倒闭了，唯他生意兴隆。

　　任何时候都以最认真、最踏实、最兢兢业业的态度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最大限度地做到最好。这就是日本企业的精神。个人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在企业内立足；企业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在行业内立足；国家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在世界立足。

　　许多人认为，日本能创造一流的产品，是因为有一流的技术，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日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技术，但日本人已经创造很多一流的产品了，靠的就是这种态度和精神。日本企业重视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为日本产品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日本企业还重视培养员工顽强的斗志，并认为这是职工能持续地高效率工作的精神支柱。

　　在日本企业工作，有时候会看见这样的情景：已经深夜了，但办公室仍有不少人在废寝忘食地工作。我工作过的一个公司，一线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上写的是“前线”二字，工作人员就是前线作战人员，工程的进展就等于战线的推进。“老子大不了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精神。部长经常说的话就是：“大家记住，我们的精神是：有一流的工作条件也好，没有一流的工作条件也好，都要创造一流的产品，努力，努力，努力。”所以，在日本你会发现尽管前一天深夜离开公司时，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了，但第二天一早，大伙又像上足了发条一样，生龙活虎。

　　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和顽强的斗志就像两个大力士一样，将日本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稳稳当当地支撑起来。

　　2.工作汇报总结力求简短

　　现代社会，会议繁多，进入管理层以后，会议就更多了。给上级汇报，听下级的汇报；今天写设计大纲，明天写工作总结；横向的汇报，纵向的汇报等，让人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所有的汇报总结都长篇大论，不仅时间不够用，说不定人会被累死。而且，冗长的汇报总结也让听取者难于抓住重点，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日本企业对付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采取强有力的手段让汇报总结力求简短。

　　我刚在日本企业就职时，一位部长希望我在写报告时学习两个人，一位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另一位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斯大林要求部下汇报时言简意赅，要使用发电报的语言；而丘吉尔在二战期间，不管战况多么惨烈，国际国内发生了多少重大事件，只允许报告官将每天的所有情况写在一张信签纸上向他汇报。

　　不知有多少次，社长向我们呼吁：“汇报总结只需要精华，多一个字都不要。”有时，社长看见谁的汇报书特别厚，会问：“你有这么多的精华吗，是因为你是天才呢，还是因为你总结能力不够?”一句话，令长篇大论者羞得无地自容。

　　3.培养员工单纯化的思想

　　要让员工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就必须培养单纯化的思想。

　　回国后，一位同行曾经问我：“在日本企业工作时你能把多少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95%”，我回答。“真幸运，我只有40%，也许更少，怪不得你能做这么多工程，既做管理，还能做设计。而我不得不每天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各种关系应酬上、花在与同事和上级的感情联络上、花在琢磨别人的真实意图上。”假设我和他在单位时间内的效率一样，则我一天的工作效率是他的2.4倍。

　　在日本企业，你会发现，大家的思想都很单纯。在工作中，人人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看法，说话直来直去，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不用琢磨说出一句不好听的话或表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企业非常注意培养员工单纯化的思想，尽力将员工的精力最大限度地引导到工作上来，不让公司内部出现复杂的关系网、感情网，也绝不允许记恨或打击报复的现象存在。所以，不管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即将退休的老职工；不管是技术骨干还是人事干部；不管是最高领导还是底层员工；不管是提拔前还是提拔后，人们的思想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想的都是一个问题：怎样把精力百分之百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

　　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也许对以下现象有深刻体会：某某经过多年的锻炼，成熟了，老练了，说话会三思而行了。在对他的进步赞美的同时，人们是否计算过他有多少精力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关系应酬和言语词令上，他有多少闪光的智慧和谋略被埋葬在企业内部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呢？

　　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炎黄子孙到目前为止都是外国籍，在国有企业现有体制下他们还能取得如此成就吗?

　　4.不论奖惩都公开进行

　　奖励和批评是管理的一大技巧，在运用这一技巧时，不论是奖励还是批评，都最好是正式的、严肃的，并且面对大家进行。

　　奖励赞美先进者，批评训斥后进者是理所当然的事。赞美是对先进者的肯定；批评是对后进者的鞭策。但如果将此技巧施展于大庭广众时，会更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人是有荣誉感和耻辱感的。在众人面前，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且刻骨铭心。正式地、大声地在众人面前奖励和赞美受奖者能使其获得最大的满足，舒缓其因工作带来的压力，激励其再接再厉，加倍努力。同样，在坐满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或会议室里严厉地批评后进者和犯错误者，更能使其深刻反省，催促其痛改前非。

　　这便是管理方面的双赢。而众多的旁观者既能从受奖者方面得到好的影响，以其为榜样努力工作；也容易从被批评者上吸取教训，不至于重蹈覆辙。

　　5.合理编制精干的工作小组

　　以我工作过的土木设计咨询公司设计部为例。每个小组由4～5名设计人员组成，在一名主任设计工程师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称为“三三制(即主任设计工程师1/3的时间用于指导工作小组的设计；1/3的时间用于自己部分的设计；1/3的时间用于管理、协调，解决技术难题及平衡工作)五人团队”。

　　从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以这样的小组组成的团体既有强大的战斗力，又比较精干，分工较清晰，人员不容易重叠，便于管理，并且能很好地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各小组负责人既要具有较高的设计水平，又要具有较强的协调、交流和平衡能力。各小组之间实行公平竞争，完全以业绩进行考核。但各小组之间的设计成果毫不保密，一旦哪个小组有好的建议、方法及成功的经验，立即在其他小组推广。既提高了效率，又充分发挥了设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这样的编制和时间分配也使各小组负责人管理任务并不繁重，有充裕的时间自己进行设计和指导小组成员进行设计。各小组中指定一名各方面能力比较强的预备负责人，以备在特殊情况下临时接管负责人的工作和职务。由上级领导指定的具有很高设计水平和协调能力的总监监督总体工作的进展，解决技术难题，协调与各分包公司、上下级公司的关系以及向业主汇报工程进展。各小组负责人每天向总监简要地汇报工作。总监每周定时召集所有的设计人员召开短时间的业务会，公开表扬业绩好的小组及个人，赞美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员，并承诺业绩和合理化建议将作为颁发奖金、评定职称的一个参数，以此激励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灵感，保证工程一直能按高质量、高标准进行。

　　大型工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产品，即使是天才所发出的光芒也是有限的，它是一个团队共同创造的成果。通过合理化的编制、强有力的工作小组以及适时的横向和纵向的协调工作就能集思广益，威力无穷，创造出最好的作品来。

　6.培养员工的追赶意识和追赶精神

　　科学家们发现：在追赶一个领先的目标时，人所展示出的能力可能是没有目标时的数倍。

　　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时，无疑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战后的日本政府迅速制定了国家重振计划，锁定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追赶目标，并在国民中推广追赶意识和追赶精神，强化危机感教育。

　　全国上下群情振奋，斗志高昂。各城市、各公司、各项目组以及每个人都确定了追赶目标；城市与城市比，公司与公司比，个人与个人比；除了与国内同行比，还与国际同行比；比产品质量比吃苦耐劳，比谁先追上目标，比谁更赢得顾客的尊重。

　　为了早一点赶上目标，大多数人会自愿将自己的精力尽量多用在工作上。每当赶上一个目标，便欢呼雀跃，击掌庆祝。集体和集体之间相互鼓励；个人和个人之间也相互鼓励。于是，日本人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日本企业显示出惊人的效率；日本的GDP增长达到了世界最快；日本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日本被公认为最成功的追赶国家。今天的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繁忙、最密集的铁路网络系统；日本的外汇储备雄踞世界第一；日本的海外资产有两万多亿美元；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连续十几年世界最长，但日本人还在各个领域寻找追赶的目标。

　　7.提倡模仿

　　在日本生活时间稍长一点的人也许会发现，日本中小企业人员素质并不高，工作环境和软硬件设施也不比国内同行好，但效率却很高，很有活力。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模仿。

　　中国有一句谚语：照葫芦画瓢。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照葫芦画瓢的人都很笨，没有创新，没有出息。其实，对普通人来说，一生中的创新也就那么一点，大部分还是学习和继承别人的精华，而学习和继承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模仿。

　　拿我在日本的公司来说，大部分雇员的素质不及现在设计院的同事，但设计图和设计计算书的质量仍然很高。原因是他们选用的样本比较标准，雇员也照样本认真做，因此做出的东西质量很高。

　　我在日本从事铁路桥梁的设计，每当新设计规范发行时，“日本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就会发行相应的设计算例或范本。设计算例都是由专家做的，并且经过了反复检查审核，覆盖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堪称精品。这些精品说穿了就是为了教大家模仿用的。

　　每当要进行设计工作时，设计人员便选出相应的算例，然后基本上按照相同的步骤展开工作。通常情况下，按部就班就能完成80%~90%的工作，剩下很小的一部分才请教专家或通过集体讨论解决。

　　一个工程下来，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进步显著，几个工程下来就会在头脑中形成一整套设计思路，并且通过总结还可以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和措施。几年下来，大部分人已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了，优秀者甚至已成了专家。所以模仿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和进步的方法，应该提倡模仿。

我在日本受到三次文化震撼

作者：房宁

初到异国他乡，常会遇上美国人说的“文化震撼”（cultureshock）。的确，不同文化的碰撞，常会让人领悟到一些什么。去年夏天，第一次踏上东邻日本的土地，就时常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文化震撼”，其中有三次给我印象尤深。

　　早就听说东京的夜景美丽壮观，是世界著名夜景之一。到日本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请在日本工作的弟弟陪我上了住友三角街的顶层，这里是东京观赏夜景最佳地点。与纽约、洛杉矶、新加坡等地金光闪亮耀眼的夜晚不同，东京的夜景宛如星河泻地，银灿灿一望无际。看着无数灯光通明的办公大楼，我问弟弟，为什么这么晚了，办公楼还都亮着灯，弟弟答一般公司职员都工作到很晚。在日访问期间，白天我有自己的活动安排，傍晚下班时分，我总在弟弟工作的公司附近与他会合，请他陪我逛逛。有一天我们走岔了，等了很久不见他的踪影，我就进他公司找他。本以为这么晚公司里一定空空荡荡的，可推开办公室的门却吓了我一跳，员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大半屋子的人都还在忙碌着，而这时已经下班一个小时了。出门遇上了找回来的弟弟，我问他，下班这么久了你的同事们怎么还不走？弟弟说，日本人就这样，其实他们也没干什么，只是干活儿干得意犹未尽，还想再找点什么事干干。这使我想起母亲曾对我说起过，50年代刚解放时大家下了班都舍不得走，总想再干点什么，晚上办公楼的灯总亮到很晚。那天乘轻轨火车（日本人这样称电车）返回东京远郊的住所时，已是深夜了，而车厢里竟挤得满满的。望着这群满脸倦意、默然站立的日本“上班族”，我内心震动了———我们的近邻竟然是这样地工作着！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是个富裕的国家，这是尽人皆知的。去日本前听人说日本人生活还是比较朴素的，“吃的少、干得多”。到日本访问时就留意观察。日本人在馆店里吃饭一般多采取“定食”的方式，与我们的“份饭”类似。即使是高档餐厅的日餐一般也是这种形式。一份“定食”种类并不少，高档的“定食”往往有十几种菜，但每种数量却少得可怜，有的菜竟是一颗青梅或一块鸡蛋大小的没油没盐的生豆腐。为了搞清日本人的食量，我专门选择了在中国开设连锁店的日本便餐店“吉野家”进行观察和比较。一连几天中午我都在市区的同一个“吉野家”吃中饭，店里没有桌子，只有“吧台”式台子，一到中午，店堂里便人满为患，长条的台子边坐得满满的。现在的日本中青年人的身材已不是当年“小日本”的概念，他们进门后头也不抬，嘴里咕噜一声，伙计听见后一会儿就把一份“定食”端了上来。东京的“吉野家”比北京“吉野家”一份“定食”的数量要少的多———比茶杯大一点的一小碗米饭，刚刚铺满盘底的一小碟涮牛肉片，一小碗酱汤，外加一小撮咸菜，这就是日本一个中年男子的午餐，真有些不可思议。问起一些在日多年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回答：这用咱们中国话说叫“常带三分饥与寒”，是日本文化的一种特色。从日本回来后，眼前常常浮现出细细地吃完一小份饭后默默离去的日本人的身影。一个富裕起来的民族，竟然还能保持如此的朴素。这种朴素难道不比日本经济的富裕和强大更有力量吗？！

　　盂兰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与弟弟驾车去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伊豆半岛游览。由于是长假的最后一天，返城的车流形成了空前的高潮，从伊豆半岛西部通往东京方向10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几乎全线塞车。日本的道路十分狭窄，我们走的“国道”居然只有上下共两条车道，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对面的来车很少。这样的塞车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简直可以说是蔚为壮观，顺路望去看不到头的车流在一步一挪地缓慢行驶。100多公里的路，我们从下午四五点钟一直走到深夜12点左右。然而就在这全线堵车的100多公里的路上，居然没有出现一个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也没有看到一辆车从空荡荡的下行车道向前超行，甚至没有人鸣笛催促前面的车辆。日本人就那样耐心地坐在车里，一步一停地向前挪动、挪动。100多公里长的公路大塞车，日本人竟然秩序不乱；七八个小时的等待，日本人竟然不急，靠着耐心，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100多公里堵塞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让我们暂时抑制一下对日本人的愤恨，看看这个民族是不是值得全世界学习。

　　说日本人做事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这不稀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时做保洁示范，他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从中舀了一杯水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那才稀奇。

　　说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地上不留一根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这已为世人所熟知。其实这不算什么。首都师大政法教授房宁在日本曾亲历一次堵车，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空出一条无人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挪，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3〕

　　说日本战后几十年，夜里十一时许多办公楼的灯仍然亮着，上班族在无偿加班，这只是小事一桩。比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印尼、东南亚一带深山老林竟还藏着不投降的日本兵（二战结束已快三十年了），那才令人震惊。

　　日本人分派，不论是左派、右派、中派、极左派、极右派，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不走江湖。“日本没有走江湖这个词！”〔4〕

　　2002年4月11日，一个五十四岁的日本男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自焚。三十多年前，他是共产主义的纯真信仰者，那时他崇拜毛泽东。“毛1962年向日本劳动人民发表了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5〕那时他与他的同志们跟警察搏斗，高呼“毛主席万岁！”三十多年过去了，生活在富裕中的他感到信念与现实不符，为理想的破灭而悲伤，就自杀了。据统计，自日本的左翼运动陷入低潮以后，左翼分子自杀的事件每年都要发生几起。

　　极左派赤军尽管罪行累累，在信念上他们却也是单纯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赤军犹如头顶炸了一颗炸弹，他们所崇拜的毛主席“仅在一年前，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誓死进行反美斗争，并对当前革命形势作了严峻的分析：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战争引起革命。但是现在毛本人却与他呼吁打倒的对象——美帝国主义的总头目尼克松秘密接触……百思不得其解”〔6〕。最后他们找出“结论”：该为尼克松访华感到惊慌的不应该是革命人民，而应该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和各国反动派。这说明“美国在印支军事上的节节败北，国内美元流失，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7〕。不如此解释，赤军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

　　赤军骨干坂口宏在狱中咏颂《长征》、《井冈山》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975年重信房子领导赤军武装占领了吉隆坡的美国大使馆和瑞典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释放坂口等七人出境。日本政府答应了这个条件。然而当牢门打开后，“坂口认为出狱对不起死去的战友，拒绝离开日本。1993年他被最高法院判决死刑，1995年执行”〔8〕。

　　左翼分子执着，一般群众也不差。

　　他们中有十年如一日，在内蒙古沙漠义务植树两百万株的“中国沙漠日本绿化协力队”；有二十年救助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之父”；有在中东长年冒着炮火拓宽苏伊士运河的工人；有连续十个小时仰头作业（修复金阁寺阁顶），中间不上一次厕所的工匠；有为了研制碗装面，两年里顿顿吃快速面，最后把胃口吃倒的食品研制人员；有连续八年义务为侵华日军受害者打官司，胜诉后瘫倒在法庭的律师；有耻于领救济金，宁愿双双饿死的不止一对老年夫妇……

让我们再来看恶的一面。

　　在军国主义制度培养下，日本士兵丧失了人性，二战中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欠下累累血债；而当他们败亡时，日本士兵几无一人投降，或自杀或全部战死，亦可悲可悯。

　　塞班岛战役，得到强大海空军支持的十二万美军进攻孤军困守的三万日军。日军打到只剩下三千人，而后这三千人向美军发起了冲锋。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9〕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起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甚至有的赤手空拳，潮水似的涌向美军阵地”〔10〕。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日军最后冲锋的同时，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总共有一万多日本百姓死于自杀。塞班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国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日本士兵在洞穴内遭到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们凄然绝望的敢死进攻，使得美国兵要牢记‘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来越困难”〔11〕。一些士兵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12〕

　　让我们去可怜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日军（不论其死如何“壮烈”）是很难的事，但其中神风突击队确实值得世人悲悯。“神风”全是十七八岁至二十多岁的大中学生，大多数未婚甚至未谈过恋爱。他们刚入伍就“樱花般飘落”，对各国人民还未及犯下罪过。

　　1993年，日本为死于“神风特攻”的一千多名学生兵飞行员举办了题为“学徒出阵五十年——苏醒的殉国学生的真情”的展览。一个前往参观的中国人久久停在一个叫植村真久的神风队员遗像前，心情很复杂：

　　这些年轻、聪慧的生命过早地消失了，像花蕾尚未绽放便在风雨中凋落。说他们是英雄，不如说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将东条英机的牌位与他们的牌位并列在一起，其实是对他们的嘲弄。〔13〕

　　植村真久是立教大学学生，战争末期入伍，昭和十九（1944）年十月作为“第一神风特别攻击队”从长崎飞往菲律宾，战死海上，年仅二十五岁。出击前夜，队友理解他的心情，用军用电话接通了他远在东京的家，使他能够通过话筒最后一次听到襁褓中的女儿素子的啼哭声。在致女儿的遗书中他写道：

　素子这个名字是爸爸给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素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长大了，想念爸爸的时候，就到靖国神社来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头……

　　二十年后，在植村的灵位前，长大成人的素子伴着《樱变奏曲》，为亡父跳起安魂舞……〔14〕

　　读着植村真久的遗书，看到他怀抱婴儿的照片，这位中国人“几欲泪下”。展览还感动了一位俄罗斯人。望着遗像上那一张张稚气的脸，一位来参观的俄罗斯女编辑凄然落泪。“当年是苏联红军扫荡了日本关东军，但来自苏联红军故乡的莫斯科某杂志社副主编卡列娜·德陶卡娜却被日本学生兵征服了。在《莫斯科女儿东京印象记》中卡列娜写道：‘青年学生面对死亡时的表情豪迈坦荡’；‘我理解了什么是大和魂。我又一次深刻认识到拥有那种表情神圣的青年人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民族。’”〔15〕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担任中国战区（国民党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感叹：

　　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交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16〕

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来自何方？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称日本民族是中国田横五百士的后裔。

　　两千多年前，中国人也是一个执着、坚忍、忠贞的民族。其高风亮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诺千金事之多，几可称社会主旋律。说日本人是田横五百士的后裔这当然不可信，然而中国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母国却是千真万确的。

　　赵盾的门客程婴、公子杵臼舍命救护赵氏孤儿，前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后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婴十几年忍辱偷生，直至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为赵家复仇之后，自尽而死。

　　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后，为了使太子丹无泄密之忧，自刎而死。

　　豫让因感激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死后，毁了容，弄哑了嗓子，一次又一次为智伯报仇。三次失败后终被处死，临刑时豫让要求砍赵襄子的衣服，以了心愿。

　　伍子胥亡命之前对妻子割舍不下，妻子毅然而言：“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遂入户自缢。伍子胥逃亡途中，一浣纱女同情他，赠其饭食。只因伍子胥交待了一句“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回头一看，那女子已抱石投河了。伍再逃亡，途中又遇一老渔夫救助渡其过江，也是因为交待“倘追兵来临，勿泄吾机”，老翁毅然叹道：“吾以子含冤负屈，故渡汝过江。子犹见疑，请以一死绝君之疑！”说完，沉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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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同日本的民族性是何其相似？

　　然而日本人学习中国的精神文化，最终遗漏了什么？

　　他们继承学习了古中国的“春秋人格”，畸形发展了坚毅、执着、坚忍、忠贞，却缺乏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成分——善。

　　同样在春秋，卫灵公的两个儿子（太子急子与其异母弟公子寿）“兄弟争死”，奏响了一曲人性的颂歌。

　　更早，商末的伯夷、叔齐提出“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其“不以暴力抗恶”的观念比托尔斯泰、甘地早了三千年，为信守自己的原则，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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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这部分文化基因，没有在日本发扬光大。

　　他们近代学西方文化，也遗漏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爱。

　　愿他们继续反省！

注释：

　　〔1〕根据《杂文报》（2003年8月）文章（评述季羡林《留德十年》）改写。

　　〔2〕金雁：《新饿乡之旅》，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3〕房宁：《我在日本受到三次文化震撼》，2000年3月9日《青年参考》。

　　〔4〕〔5〕〔6〕〔7〕〔8〕燕子：《北田们：日本“68年世代”》，《天涯》2003年第2期，第33、29、32、33、33页。

　　〔9〕宋宜昌：《太平洋大血战》，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页。

　　〔10〕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483页。

　　〔11〕（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华幼中、朱蓉瑛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05页。

　　〔12〕（美）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682页。

　　〔13〕〔14〕〔15〕董炳月：《靖国神社与日本人》，《读书》1999年第四期，第8页。

　　〔16〕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3页。

认真极处是执着 [转]林子明

　　1944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明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滥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1〕。

　　学者金雁在东欧作访问研究期间，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波兰老人。她是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全家人都死在集中营。1992年圣诞节，金雁赶去华沙探望这位孤独的老人。老人十分高兴，穿上圣诞节刚买的新衣给她看，请她吃圣诞节的食品。最后老人搬出一个二尺见方的硬纸箱，里面有一大堆物品：小巧玲珑的圣诞树、老人穿的暖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质大半身羊毛衫、火腿肠、巧克力、饼干、圣诞卡、圣诞饰物……圣诞节所需的吃、穿、用一切都有了。

　　“是谁想得这么周到？”金雁好奇地问。“德国人。”老人递给她一封德国政府寄来的用德、波两种文字写的慰问信。原来德国政府（统一前为西德政府）战后除了对纳粹受害者作出经济赔偿外，每年还“根据专立的档案，按性别、年龄和居住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圣诞节前寄去一封慰问信和一箱老人圣诞用品”〔2〕。这项政策已经坚持近半个世纪了。德国政府还良心债，一还就是五十年。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

　　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办公”。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气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

　　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比德国人更认真？

只有日本人！

• 【共9篇推荐文摘】认真极处是执着，值得深思

加个前提这种逻辑本身就非常可笑，德国日本法国英国也都可以加个前提之后，说自己本来就应该是世界的老大。。。你这种逻辑肯定本身就是中国人的通病之一——做事不认真不重视具体的做事方式以及手段，下结论有自己过于主观想像的成分，过于大国心态等等。这三条其实我也一条不少全占，但对于这件民族性这个问题的分析，我认为我比你更客观一些。

斯大林有没有对宋子文说有关中国的那段话我不知道，我倒是听说斯大林对宋子文说德国和日本的战后崛起是必然的，甚至担心下一次战争能不能打赢，原因还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斯大林认为德国日本的总体民族素质摆在那里，别的一切都可以摧毁，但只有民族素质是不能被夺走的。本来想找给你看，可是google上有关斯大林和宋子文大多有关外蒙的事情（毕竟这个事情重大），所以那段话没找到也没办法。

老兄你写的文章有些地方过于想像，好像只要理论上逻辑符合，历史事实就是那个样子的。你写的那个第七篇文章，就是典型代表。8和9倒写的还可以。

此外，看你能写出那些文章，一定年龄不算小。先不说文章的水平以及对错，但是你讨论问题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 你反驳什么？你的意思是你比斯大林水平还高？ ”这种话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么？前面的我只提到一句话说要反驳你，其它什么也没说，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态度？？？ 不管你年龄多大，还请自己反省一下比较好。

如果需要具体展开讨论民族性的问题，那么我手头就有几篇详细以及客观分析德国和日本的文章，也都不是我写出来的。那些文章给出了那么多有力的数字，那么多文章的引用出处，总要比某些人说空大话要强的多吧？你如果想在你的论点上站住家，那么可否对那几个帖子一驳？让大家来分析你的反驳是否客观以及站得住脚，别的论坛不敢说，河里的朋友大多年龄较长有些见识水平的，我相信大家的总体评价。要光说空的大话谁不会，而且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别的我没发言权，对德国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德国这个国家基本没什么多少希望，十年之内就要靠边站。如果说德国人有什么精英的民族性的话，这些人在二战也都死光了。